陈雪梅 吴辉：古代陶瓷商品运输中的保护措施
陶瓷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国国内区域间贸易的重要商品，在物流过程中如何安全和便捷地装运是陶瓷生产流通中的重要一环。与此相关的古代文献零碎、稀少，多集中在宋代以后文人的笔记小说之中；另一方面，考古发现的相关资料也不多，所以对这一问题学术界一直关注不多。
通过梳理有限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我们总结出古代陶瓷运输的几种保护措施，各具特色，其中有些措施体现出古代商人的智慧和创造性。
以数个大小相同的瓷器为一组，用绳子十字交叉捆紧，或将绳子编成简单的网兜。这种方法虽未见于文字记载，但现在仍偶有所见，简单易行，适合短距离运输，可能从古代沿袭而来。
现代绳子捆扎瓷器
这是用于陆路运输的一种方式，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装运方法，过程繁琐但十分精细，文献记载见于明代沈德符编撰的《万历野获编》，内容如下：
“余于京师，见北馆伴当、馆夫装车。其高至三丈余，皆鞑靼、女真诸虏及天方诸国贡夷归装所载，他物不论，即瓷器一项，多至数十车。予初怪其清脆，何以陆行万里？既细扣之，则初买时，每一器内纳少土，及豆麦少许，叠数十个，辄牢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则豆麦生芽，缠绕胶固，试投之荦确之地，不损破者，始以登车。临装驾时，又从车上掷下数番，其坚韧如故者，始载以往。其价比常加十倍。”
这段文字详细记载了明王朝周边政权在朝贡结束返回时从中国购买及装运瓷器的情况。他们在每件瓷器内部都填上少量的泥沙和豆麦，按一定数量把瓷器叠装捆扎成一组，放在潮湿的地方频频洒水。一段时间后，豆麦发芽生长，柔软的植物根系填充了瓷器间空隙，幼苗的生长又使瓷器缠绕胶固为一体。这一过程完成之后再将各组器物向干燥之地投掷，不破损者，才可装运。通过这种装运方式首先确保将质地最坚硬、品质最有保障的产品留下。同时潮湿的泥土和柔软的植物根系作为瓷器间的间隔物，可以防止运输过程中的摩擦碰撞。
南海Ⅰ号沉船发现的瓷器叠摞、大小相套现象
这种方法见于宋代朱彧的《萍洲可谈》，记载较为简略，似乎并不能完全反映装运的全部程序。
“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外国虽无商税，而诸求，谓之献送，不论货物多寡，一例责之，故不利小舶也。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佔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海中不畏风涛……”
大小相套多见于水路运输，商人将运货船进行功能划分，居住生活区面积狭小，每人仅数尺，其余的地方存放货物，货物以瓷器为主。瓷器装运时大小相套装成一摞，类似于窑中的套烧。但如果仅是这样简单的套装并不能保障瓷器的安全，遇到风浪较大的海域或者极端天气势必会造成瓷器的破碎。故按常理推断还应有其他的保护手段，可能会采用上述陆路运输类似的捆扎法，依据瓷器的大小用绳子编网捆扎，在空隙处填上干木屑、干草充实，船舱“无少隙地”，使瓷器紧密排列在一起，不至于晃动也就不会轻易受到磕碰，这样才会“不畏风涛”。
景德镇的竹篓包装
（景德镇陶瓷包装历史博物馆馆长赵水涛先生提供）
近年来水下考古发现了比较有趣的瓷器装运方式，根据对出水瓷器痕迹的观察，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陈克伦先生总结了这种方法：“运输外销瓷是一个专门的技术活，瓷器用竹篓子抓紧便安全了。有时，承运人还会在竹篓子里撒上几把绿豆，将瓷器泡在水中时，长出来的绿豆芽缠绕了瓷器，便起到了保护作用。”
这种方法具有典型的南方特色。第一，南方竹子种类丰富，产量大，人们很早开始利用竹子，擅长用竹子编织各种生活必需品，用竹子编织竹篓装瓷器可谓就地取材，物尽其用。用竹篓装运瓷器与用绳子捆扎原理相同，但是竹篓能装下绿豆而不遗漏应该是一个相对密封的容器。第二，南方河流密布，水系发达，出海方便，河道通航条件好于北方，窑址多位于依山傍水之地，适合采取水运。
箱子装运瓷器在历史文献和档案中多有记载，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有两条史料记载箱子装运瓷器所需要的工具和具体装运方式。据《江西大志·陶书》“解运”条记载：
“装箱用棉花每十斤价银四钱，大黄纸每百张价银八钱，中黄纸每百张价银一钱二分，糊箱口、箱面斗方纸每百张价银七分。解运黄红绫包袱每尺价银三分；蓝绫册壳每尺价银三分；黄红夹板木，漆作造用，不用价；朱红册匣木，漆作造用，不用价；黄红绒绳二条，每条长一丈八尺，重一两五钱，共银一钱二分。”
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明确记述瓷器是如何装运的，但从为装运准备的材料可以作大致的推测，首先根据器物大小用相应纸张包裹，依次放入箱子中，这样在瓷器之间、瓷器与箱子之间必然会产生缝隙，必须用其他东西进行填充，采用的就是质地柔软对器物不易造成损害的棉花压紧填实，箱口糊上方纸密封，使器物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因路途颠簸造成破损。然后对每箱所装运的瓷器进行登记造册，册簿放入专门的匣子之中，随器物一起运到京师以备核查。船上箱子排列好后用夹板固定，使其不会因船体的晃动而滑动，船与箱子连成一体，能最大限度经受住各种风浪和湍急河流的考验。陆路运输则用绳子将箱子固定在车上。
另外据荷属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
“古代中国商人先在精细雕刻的大小不等的檀木箱子中填满优质茶叶，把瓷器埋入茶叶之中，然后将檀木箱子放入钉在船舱地板上的大木箱子里，四周用次等茶叶塞满，内外两层茶叶填充的异常紧密，即使在海上遇到大风浪也可高枕无忧。货船到岸后商人将茶叶筛选打包卖给茶叶商，小檀木箱子当成首饰盒卖给古玩店，大檀木箱子卖给欧洲人当茶几、壁橱等。檀木箱子和茶叶的利润有时比瓷器还要高。”
这是一种极具商业智慧的装运方式，将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两大商品有机结合。箱子、茶叶、瓷器全部都是商品，根据其价值的高低有针对性地销售，不存在运输空间的浪费。
《陶冶图说》中清代景德镇茭草、装桶场景
当代景德镇的茭草、竹篾包扎（赵水涛先生提供）
此法见于清代督陶官唐英的《陶冶图说》。外面用木桶或竹编篾笼包装，里面瓷器用纸或草包裹。选用不同包装材料取决于瓷器价值差异：上等瓷器用纸包桶装，次之草扎桶装，相对低等的瓷器则“只用茭草、竹篾包扎”，“将茭草置于内，竹篾横缠于外”。
黑石号瓮装法
这种装运方法在黑石号沉船上发现，装运瓷器的大瓮来自广东官冲窑，其形体硕大，坚硬结实，非常适合装运一些器形较小、规格统一的器物。装运时，一个摞一个，一圈圈套放在大瓮中，然后在空隙中填充稻草或茶叶，口部密封。一些名贵的瓷器则放置在靠近船头的地方，金银器则放在船舱的夹层中。
这种方法与荷属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的中国商人装运瓷器的方式基本一致，都是在确保瓷器安全的同时，最大限度利用空间，使得规模不大的黑石号能运载6万多件瓷器，以及茶叶和其他贵重物品。但有一点不同的是，中国商人的装运箱子采用名贵木材精制而成，成为一种奢华的家具，本身具有很高的价值，这是黑石号上大瓮所不能比拟的。
古代商人在陶瓷装运保护的问题上展现出高度的创造性，最大的原则便是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比如竹子在南方随手可得，因此对广大南方窑口来说，竹篓装运瓷器不失为一种经济实用的方法。北方窑口则用绳索捆扎与豆麦相结合的方式，豆麦产于北方，甚至在路途中可作为牲口的饲料，价格相对低廉，而且用量又不会太大，容易获取。
同样是运输瓷器，朝廷官府运输瓷器显然要奢华许多，不惜工本，不用考虑经济收益。财力雄厚的商人出口瓷器的箱装法需要巨大的成本投入，首先请能工巧匠用珍贵的木材做华美的箱子，再购买等级不同的茶叶充塞空隙等，这显然需要不菲的投入，如此大的投入自然不会运输普通瓷器，运输的是高档瓷器或西方订制的瓷器。普通商人则用竹篓装运和固定瓷器，这种装运成本要低廉许多，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当然其中的利润空间也随之减少。稍有财力的商人可以采用瓮装法，大瓮属于陶器，价格不高，但是能有效提高货船的运载量又能很好地保证瓷器的安全，通过有效的保护大大增加运量，这在长途贸易中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