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vs马？谁是更适合中国牛马打工人体质的出行工具.....

代步工具，无疑是现当下人们赋予车最重要的属性。但古人赋予车的用途，并不仅限于此。

车强，方为万乘之国；车美，需持国工之道；车礼，彰显等级威严。天子驾六、车马随葬、戏车弄索、鸣銮赫奕、羽盖逍遥……中国古车曾走在车舆发展的“快车道”上，留下了华夏文明的行进轨迹。

这一切还得从牛车的历史讲起。

▲ 江苏南京象山东晋墓出土的陶牛车及俑群。

魏晋南北朝，慢悠悠的牛车“席卷而来”，一跃成为上流社会的交通工具，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墓葬的壁画、画像砖上都可见牛车的身影。

牛车，也掀起了一波新的审美潮。

 

 

徒步上班有损国家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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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82年4月11日，南朝齐的开国之君萧道成驾崩了。国有大丧，百官纷纷进宫哭吊尽礼，一时间车乘拥挤，填塞街陌。可众目睽睽之下，住在几里外、已有80高龄的侍中王琨，却选择步行而来。

这反常的举动当即引来了朝臣的非议：“故宜待车，有损国望。”——你应该坐车来，这样徒步有损国家威望。王琨其实并非不知，只是那天正好碰上“牛不在宅”，家里没畜力拉车。

没有牛，难道不能换用马车吗？牛车莫非是什么特别的象征？

▲ 古人云：“古者必有命民，然后乃得衣缯彩而乘车马。”只有得到君主授官命职，方有乘坐车马的资格。与车马有关的器物，也便彰显着主人的身份等级。图为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藏西汉鎏金青铜当卢。摄影／动脉影

想寻找问题的答案并不难。历仕南梁、北齐、北周、隋朝的学者颜之推在他的著作《颜氏家训》里，如此形容梁朝时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城内的出行风尚：

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

梁朝虽在502年取代齐朝，不过齐梁皇族皆为兰陵萧氏，可谓一脉相承，并将南朝文化推向巅峰时代。而那时的建康，城中竟毫无马匹的踪影。大臣周弘正用一匹矮小的果下马，便被视为“放达”，也就是不守礼法。甚至于，敢乘马的大臣还会被弹劾。

而历史的耐人寻味正在于此，倘若往前倒推几百年到汉朝，牛车与马车的地位则会截然相反。

西汉宣帝刘询出身坎坷，父母皆死于巫蛊之祸。据班固《汉书》载，地节三年（前67年），宣帝找到了失散已久的外祖母王媪。只是，由于王媪是坐着牛车去见外孙的，遂被长安百姓讥讽为“黄牛妪”。这说明，汉朝时候坐牛车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史记》写得更直白，在形容秦亡后天下疲敝的样貌时，用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例子。天子都备不齐由四匹同样颜色马拉的车子，将相们只能乘牛车。

这样的观念终汉一世几乎不曾改变，只在某些特殊时期有例外。

 

牛车守“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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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舆服志》说：“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之末，诸侯寡弱，贫者至乘牛车。”因汉武帝削弱诸侯王的势力，那些封地窄小、入不敷出者，只能改用牛车节俭度日。学者丁邦友在《汉代物价新探》一书中，列举了汉代河西边境一带的物价，当地的马价基本在4000钱到15000钱之间，而牛多在3500钱以下，差异相当明显。4000钱是什么概念？西汉晚期的地方郡县，俸百石的小吏月薪只有1000钱。常年养马的花费，实非普通人所能承受。相反，汉宣帝时的大司农田延年，曾一次征集民间牛车三万辆作运沙之用。可见百姓家中牛车的数量远比马车多。

这不由得让人好奇，牛车难道是从诞生之初就受到歧视了吗？

▲ 河南安阳隋代麹庆夫妻合葬墓墓门门额上的石刻纹样，其居左的位置为牛车出行图。

考诸古籍，周秦文献《吕览》中就有了“王亥服牛”的传说，称商朝的祖先王亥驯牛以驾车。而以考古出土的实物来说，1978年河南安阳殷墟王陵区M19祭祀坑也挖出了双牛挽车。这说明，在商朝晚期，牛车确实已经出现了，但相比于殷墟马车的数量，实是九牛一毛。

商朝的造车技术可能跟驯马一样是外来的。或许，那些将战车带进商朝的部族，是看不上牛的，进而影响了上层贵族们对用牛驾车的印象。可生活在金字塔顶端者，并不能要求其他人也保持这般的“风骨”。

所以，即便马车占据了最高地位，牛车依旧保留了一席之地。从出土的秦代简牍来看，配备牛车还是官吏们待遇的一部分。比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里的《金布律》就提到，“都官有秩吏离官啬夫……十人，车牛一两，见牛者一人”。意思是说，每十个人分配一辆牛车，同时还分配一位看牛的守卫。

▲ 牛车亦盛行于北朝，在新疆、甘肃等地均出土了与牛车有关的文物，图为 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供图／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北齐壁画博物馆。

牛车地位在汉末悄然提升，如《晋书》有言，“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而这种现象的源头，在于价格的微妙变动。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朝廷设置“騄骥厩丞”之职，掌管从各郡国调集的好马。谁知，地方豪强趁机哄抬马价，“马一匹至二百万”，疯涨了上百倍。于是，皇室被迫改变习惯。三年后，黄巾大起义爆发，接下来又是汉室分裂为三国，战争节奏加快，能负担养马成本的人越来越少，牛车取而代之也正在情理之中。

 

随世风兴亡的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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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以这些人的经济实力，想保持用马车的传统不是什么大问题，那究竟是什么致使身在高位者愿意接纳牛车呢？这就不得不提东汉一朝的儒学大兴了。

▲ 上图描绘了牛车出行时的盛大仪仗。绘画／蒙阳

当时道德和舆论对人仕途的影响很大，像汉末的许邵兄弟常在每月初一发表对当世人物的评议，即名动天下的“月旦评”。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价，也是他厚着脸皮从许邵那里求来的。而在曹氏掌握大权后，负责选官的崔琰等人“尚俭节”，故而将清廉作为提拔人才的标准：“吏有着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长吏过营，形容不饰，衣裘弊坏者，谓之廉洁。”于是为了打造自身勤俭的形象，营造方便升官的舆论环境，士大夫们甚至故意弄脏衣服，藏起车马，上班还自带工作餐。马车被归入奢侈一流，而牛车这个从前被人瞧不起的“平替”，自然就成了大家的首选。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乘坐牛车慢慢地不再是短暂的“权宜”，反而逐渐演化为国家典仪的一部分。西晋出现了多种皇室专用的牛车，当时称为“犊车”。又如御衣车、御书车、御轺车、御药车之类的货车，皆“并驾牛”。皇帝“出朝堂举哀”，会乘坐驾牛的画轮车。有“勋德”的诸王三公，会配置“皂轮车”——这种车由四头牛拉动，“上加青油幢，朱丝绳络”，是君王礼重的标志。

▲ 深圳博物馆收藏的唐代铜牛车，双辕结构，棚顶饰以束带，制作考究。

风俗相因，牛车成为了身份的象征，贵人们如果弃牛使马，无异于自甘堕落。

巧的是，西晋末年晋室南渡，再次为牛车的盛行创造了条件。江南并非是出产骏马的地方，而且蜀中当时被“成汉”政权占领，东晋无法通过联通四川与敦煌的“青海道”获得西域良马，间接导致牛车的地位更加稳固。

江南与中原之间长久的战争，令全天下都笼罩着不安的氛围。为了在短暂的人生中尽可能享受，士族的心态也变了，越来越沉迷于风流雅事。《颜氏家训》对当时“贵游子弟”的观察入木三分，说他们“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牛车行驶平缓，明显会适合这些贵人们展现优雅的举止。

▲ 晋朝时期贵族的出行。

有趣的是，南梁建康令王复，有一次偶然听到马的嘶吼声，吓得心惊肉跳。惊魂未定之余，他竟脱口而出：“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这样的猛兽，应该叫老虎才对，怎么会被称作马呢？如此情境，谁想恢复古制、启用马车，无异天方夜谭。所以，难怪当年王琨宁可靠两条腿走，也不换马车入宫。只是，倘若遇上紧急事件，牛车速度慢的硬伤便暴露出来。

那么，该怎么克服呢？

这一点当时的人并不是没有考虑到。事实上，西晋就存在经过训练后堪称健步如飞的牛。《晋书》记载，兖州刺史苟晞很热衷于讨好朝中权贵，每每得到什么奇珍异宝，都要以最快速度送到洛阳。这里面应有不少难得的食材，而兖州距离洛阳有500里之遥，他十分担心长途跋涉耽误了食物“鲜美”。于是，苟晞特意买了一头千里牛，“每遣信，旦发暮还”，似乎真的实现了洛阳至兖州当天往返一次的迅捷。牛车是否能有如此神速，固然不乏史官添油加醋之嫌，但不妨碍我们想象当时利用牛车的盛况。

▲ 晋朝陶牛车及俑群。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件事，发生在东晋开国功臣王导身上。

王导的妻子曹氏，嫉妒心强又性情暴烈，因此他娶了妾室后，只能秘密安排她们到别馆居住。某天，王导听说夫人知道自己金屋藏娇的地点，十分害怕心爱的宠妾受辱，他居然“以所执麈尾柄驱牛而进”，也就是弄了个“牛车漂移”前去通风报信。后来，司徒蔡谟还拿此事打趣王导，说等朝廷赐你“九锡”的时候，都不用拿别的东西，光给你短辕犊车、长柄麈尾两样就行了。

▲ 王导画像。

对肤柔骨脆的江南人来说，奔驰的马与慢悠悠的牛之间，无疑后者最对大家的胃口。

有趣的是，牛车渐渐向北席卷，甚至引领了敌国的驾乘潮流。能征善战的鲜卑人，开始跟着南朝雅士一起，大批启用牛车。北魏宗室元仲景，因常驾一赤牛，得了个“赤牛中尉”的外号。

 

北齐“武安王”徐显秀的壁画墓中，东壁就绘有牛车出行之场景。该车由一赤牛拉动，车轮金黄，车身黑色，车棚前檐较长且有垂帘，当为通幰车。类似的图画还出现在北齐“东安郡王”娄睿墓西壁，可见鲜卑王朝的牛车之风属实不虚。

▲ 唐代三彩牛车。供图/陕西历史博物馆

牛车在隋代和初唐时期，依旧不乏实例。右骁卫大将军、定襄县主之夫阿史那忠墓里的牛车出行图就相当著名。只是，似乎在唐玄宗之后，独领风骚500年的牛车，日渐淡出了上层社会的舞台，几乎和东晋以来的门阀政治一并死亡了。

昔日优游岁月的象征，倒在了蓬勃的新时代门槛前，是如此的突然和让人不解。传统的消亡，可能真的只在那么一瞬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