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前：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

（1）人类社会的首领是如何出现的？他们又是如何维系自身并改变社会的？

（2）社会不平等是如何出现、发展、维系以及消失的？为什么会如此？又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

（3）为什么市场制度（贸易交换）会出现、持续、演进以及偶尔还会失败？

（4）人类成员中是如何形成不同规模社会组织的？这些组织又是如何限制其成员行动的？

（5）小型人类社会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发展成为地域与人口规模更大、政治上更复杂的社会？

（6）史前与历史城市遗址的系统调查如何反映推动城市化的社会与人口机制？

（7）冲突——内部纷争与外部战争在复杂文化演进中的作用是什么？

（8）社会多样性为什么能够存在？

（9）社会与环境多样性对于社会弹性的产生有怎样的作用？不同规模的社会分别有着怎样的影响？

（10）我们是否可以建立适用于不同文化的社会崩溃或衰落模式？崩溃或严重衰落临近之时，是否存在警示信号？

（11）意识形态如何构建（structure）经济、政治与礼仪制度？

（12）是什么样的机制与原因导致现代人扩散到全球？

（13）环境、人口、聚落组织、人类流动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14）人类是如何在极端环境中生存的？由此产生了怎样的文化与生物适应？

（15）人类为什么要迁移？为什么移民有时会极力维系其身份，而有时又会选择融入其他的群体？

（16）现代人行为起源过程中，生理、社会文化与环境因素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17）人们是如何形成身份认同的？其长期与大规模的总体影响是什么？

（18）景观的空间与物质重构以及体验是如何影响社会发展的？

（19）人类活动如何改变地球的生态体系？人类是何时成为地球生态体系的主宰的？

（20）史前与历史上是什么因素推动或限制人口增长？

（21）史前与历史上什么因素在推动人类健康与福祉的发展？

（22）为什么狩猎采集者要去管理动植物？什么情况下动植物的管理导致了驯化？

（23）为什么农业经济会起源、扩散与强化？生产能力、人口与革新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24）人类是如何应对突然的环境变化的？

（25）人类如何感知气候与自然环境的长期与短期变化并做出反应？

几位学者的文章发表后不久，科布（C. R. Cobb）在《美国古物》上发表文章，评论该文，认为学术界不够关注历史过程，忽视了考古学研究的社会与政治意义。作为一名中国考古学者，看到这样一份答卷，首先感受到其强烈的跨文化色彩与普世主义，几乎没有考虑到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关联的影响。由此而产生怀疑，这份调查是否只针对主张过程考古学的考古学者，或是非过程考古学的学者没有给予回复。毕竟相对于庞大的欧美考古学圈，只有181份回复太少了。作者的调查很可能只限于资深学者，而这个群体的年龄普遍较大，受过程考古学的影响更深。普遍性与特殊性本是辩证的关系，仅仅从逻辑上说，只研究一个方面的问题肯定是有欠缺的。更进一步说，考古学本身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其研究与特殊性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文化”，除了有功能性，还具有象征性，这就决定了考古学必须要考虑历史、社会、文化关联，还需要考虑到人本身的能动性。也就是说，在这个层面上，考古学研究必须考虑特殊性，只有把握特定的关联，才可能理解物质遗存及其所传递的历史信息。例如玉文化，虽然世界其他地区历史上也有用玉的现象，但不普遍，也没有发展成为像中国这样的持续的文化传统。因此，在研究玉文化的过程中，离开了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背景，那么它就是不可理解的。《美国古物》的调查只关注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无疑有所欠缺。这意味着其学术体系出现了知识盲区，也许因为在全球帝国的氛围中，研究者已经习惯了去研究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同时，25个大问题具有非常强的跨学科色彩，并不像是考古学的问题，将之视为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大问题也是可以的，没有充分考虑到考古学的独特性。考古学作为通过物质遗存研究人类过去的学科，如果没有古代物质遗存，考古学研究就很难开展了。如今大规模的盗墓、国际走私、建设性的破坏等等严重威胁到考古学未来的生存空间。如此严峻的挑战，居然没有人提及，也是有些不可思议的。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特贡献，不仅在于通过调查、发掘获取考古材料，还在于整理、分析考古材料，并解读考古材料，了解物质遗存与古人活动的关系。决定考古学存在可能的不仅有作为研究起点的物质遗存，还有后续工作中的关键环节。对当代考古学研究者而言，如何去有效解读考古材料仍然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当然，随着高精度田野考古工作越来越多，多学科分析手段的加入，以及理论研究的发展——能够提供可以参考的模型，解读材料会越来越容易。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项任务涉及大量信息的汇总与对应，其研究路径比较清晰，未来适合采用人工智能来处理。未来的25年，如果人工智能技术取得很大突破的话，一些考古学的工作很可能被取代。这将影响到许多考古者的工作与生活，是不能不考虑的。

再者，考古学的使命是重构历史，但考古学通过解读考古材料所得到的历史事实并不能自动构成历史，需要有人来编撰。谁来编写就必然涉及主体性的问题，即编撰历史要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绝对的客观历史是个乌托邦，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编撰过程与考古学的阐释密切相关，阐释的标准是丰富性与创新性。越是多样，越是可能代表更多人的利益，而不是特定群体的利益；越是能够创新，就越有可能与时代更好地结合。这个方面的工作是人工智能所无法取代的，因为它无法离开人的主体性。《美洲古物》的调查没有关注到这个影响考古学基本使命的挑战，也许因为被调查的群体相信阐释是唯一的。

最后，尽管问题似乎都是普世主义的，但仍然可以感受到浓重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色彩。身份、环保、市场等在西方社会具有政治正确意义的问题受到特别的关注。考古学的发展是其所处内外关联的产物，西方考古学也不例外。外部关联中的时代背景、社会思潮与相关学科发展对考古学所关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影响。给调查予以回复的研究者是欧美社会的成员，他们无法不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从内部关联来看，这个群体对考古学研究的能力又是非常乐观的，乐观到甚至认为考古学可以去回答哲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研究才能回答的问题，如：为什么社会多样性能够存在？意识形态如何构建经济、政治与礼仪制度？这样的问题通常都不是考古学能够回答的，而是由能够直接观察这些现象的学科来研究的。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遗存，从物质遗存到社会多样性、到意识形态，还需要很长的推理链条，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考古学需要完成由物到人的推理。完成技术、生业层面的推理相对容易，进入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就较为困难了，这是考古推理的阶梯。从根本上说，考古学还是一门人文学科，因为考古学最终的关注点是人本身。从科学到人文，是一个认识层次不断深入的过程，课题应该具有层次性，逐步展开探索，才更有可能解决。

尽管上面对这份调查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但不否认它仍然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普遍与特殊、科学与人文、整体与部分、历史与现实等都是辩证思考的对象，这份调查对普遍性、统一性问题的关注，对科学视角的强调，无疑值得肯定。以重大课题为导向的原则，对于学科在部分领域的发展也将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要讨论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自然免不了要考察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了解中国考古学现实状况的来龙去脉。在此基础上，再去考虑未来中国考古学的课题选项，在纵横比较的框架中来把握，或可能更准确地确立未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

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金石学。如今回头看时，这句话只是部分正确。一方面中国的确有历史悠久的金石古物研究传统，到北宋时已经形成了一门宗旨明确的学问，到了清朝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发展程度。金石学家面对他们心仪的古物时如同晤对古代圣贤，他们希望直接从物那里获得文献上没有直接表达的东西，我们现在或可以称之为“文化精神”。正所谓“观其器，颂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随着现代考古学从西方引入中国，中国金石学传统已然中断，知识阶层中不再流行金石古物研究。从现代考古学的角度来看，金石学是落后的，应该被淘汰。事实上，金石学是一种人文的研究，与现代考古学并不必然矛盾。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考古学非常缺乏这种直面古物的体验，缺乏对物质所代表精神内涵的理解。遗憾的是，现代考古学几乎完全取代了金石学。中国考古学在根源上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也失去了其自身的人文传统。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于一个半殖民地的社会背景中，早期的创建者既有西方学者，也有跟随其学习或是从西方留学回来的中国学者。其中存在的一种张力，一直影响至今。安特生在发现仰韶遗址的彩陶之后，认为其来源可能是西亚与中亚，因此他把后续的田野工作安排在甘青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西来说”更像是现实的写照，现代考古学正从西而来，研究者将其扩展到了史前时代。中国本土学者对此天然地反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初始使命就是要为中国文明的由来正本清源。与此同时，“古史辨派”的研究注意文献历史存在不同朝代层累的篡改与阐释，可能早已远离历史真实。依托于文献的早期中国文明历史的合理性受到极大的侵蚀。要证明早期中国文明历史，需要更加扎实、直接的证据。中国现代考古学承担起了这一重任。

有趣的是，引入现代考古学的初衷更可能是要解构文献支撑下的早期中国文明，至今部分西方学者仍然不喜欢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倾向，无法接受历史文献的作用。然而，随后开展的殷墟遗址的考古发掘，尤其是大量甲骨文字的发现，充分印证了文献所记载的商代先王世系，并没有解构早期中国文明，反而肯定了文献记载的准确性。自此考古材料与文献的相互协作发展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特色，如今，即便是文献记载中语焉不详的“五帝时代”，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它并不是空穴来风。简言之，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之时就带来两个重大课题：一是探索中国文明的由来，扩展而论，还包括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由来；二是让探索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这两大课题一直持续到现在。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考古学学习苏联考古学，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重建中国上古史，旧石器时代主要依据“劳动创造人”的理论，文明起源研究高度强调国家组织起源的重要性，在后续的历史研究中，遵循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基本社会发展史框架。考古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是要去进一步揭示这样的历史发展规律。开拓者如郭沫若早在30年代就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商代历史，50年代成为了趋势。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理论是针对人类社会现象而言的，而非物质遗存。从物质遗存到人类社会现象还需要一系列的考古学研究，否则就成了推理上的大跃进，即“以论代史”。其实柴尔德的研究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只是不那么明显而已。50年代，中国的考古发现并不多，经过科学发掘的遗址很有限，系统分析与研究的遗址就更少了。因此，当时所提出的带有“革命性”的课题是无法完成的。不过，考古学参与了当时历史学“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①，考古学以实物物证的形式参与讨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苏秉琦提出构建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构想，在此之前，夏鼐就考古学文化的定名展开过探讨。以考古学文化理论为中心，以田野考古发掘材料为基础，建立中国史前史的时空框架，在此基础上，再去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即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研究路径，由此构成了此后二三十年中国考古学的主要课题。在此之外，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与西方考古学的交流增加，就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考古学，学术界内部产生了分歧。以俞伟超为代表，支持“新考古学”，翻译相关学者的论文，其观点与海外华裔学者张光直相呼应；以张忠培为代表的另一派，坚持考古学的中国本位，坚持物质遗存研究的考古学本位。现在回头来看，双方的主张都有其合理之处，也都有自身的不足。中国考古学在完成史前史的时空框架之后应该怎么办？必定要延伸到古代社会生活更深层次的领域，要把研究拓展到这个层次，必定需要考古学在透物见人的推理上有新的思路与途径。从这个角度讲，俞伟超的主张是合理的。不过，当时理解的“新考古学”还不是真正的“新考古学”（后来称为过程考古学），对过程考古学还有误解。张忠培的合理之处在于，发展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不符合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与现实，但没有回答下一步中国考古学如何发展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学术交流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不少新方法与新理论。其中得到较为充分应用的是科技考古与聚落考古，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开始走向功能化，在关注文化谱系研究的同时，越来越关注古代社会的具体运作过程。这些研究都能与中华文明探源的重大课题结合起来。过去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华文明探源始终是中国考古学具有主导性的研究课题，先后经历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级重大项目的支持。人力物力的投入是其他课题所无法比拟的，学科内外的关注度也独领风骚，因此可以说，中华文明探源的考古学研究代表中国考古学在理论、方法与实践上所展现出来的发展水平。考察中国考古学关注的热点，除了注意国家支持的重大项目之外，另外一个窗口就是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分析过去近十年考古学的立项项目，可以发现大部分还是与考古材料的发现及整理相关，不过，即便是在这些项目中，大部分也会将其主题与文明化进程或社会复杂化进程联系起来。

当然，不同考古学的分支关注的重点还是有差别的。在旧石器考古领域，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现代人的起源、细石叶技术、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人类演化与环境变迁之间的联系等是研究的重大课题。80年代以前，中国旧石器考古主要还处在材料积累阶段，且由于缺乏有效的断代方法，主要依赖古动物群断代，能够系统开展的研究不多，代表性的成果就是有关周口店遗址的研究，包括石器以及有关遗址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80年代以来，上述重大课题的研究逐步展开，发现多处年代为距今200万年前后的人类活动证据，绝对年代测年技术普遍应用，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成为可能。旧石器考古研究热点中的热点还属现代人的起源，非洲起源与多地区说仍在争论之中。更为困难的是，人类生物演化上的研究与石器文化的研究还不能匹配，如中国北方石片石器技术、南方的砾石砍砸器技术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甚至到了新石器时代。如果存在现代人的扩散与替代，为什么在石器文化上没有表现出来？

历史考古领域，其研究主题一直较为稳定，包括古代物质文化（玉器、陶瓷、青铜器、石窟寺等）、礼制、城市考古等；近年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外文化交流考古成为研究的热点。受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影响，历史考古与艺术史研究的交叉渗透增加。

归纳起来说，中国考古学关注的重大课题也是学科内外关联的产物，存在“民族”与“革命”主题的交织与波动，前者是立，后者是破，两者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建立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自主学术体系。“三中”问题是在这个终极目标导引下的具体呈现，在新石器—原史（夏商周）考古领域取得较为明显的成功，形成了学科的文化历史考古范式，80年代初该范式走向成熟，并对旧石器考古、历史考古领域形成了强大约束。随后，有关考古学发展方向的争论出现，反映中国考古学已经开始不满足于当下的研究层次，要从物质遗存中探索更深层次的内容。当前，中国考古学仍然以文化历史考古范式为主导，学科发展存在一定的瓶颈，学科的创新与开拓能力不足，未来发展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重大课题对学科发展的引领性是毋庸置疑的，而重大课题的提出则是由学科所处内外关联决定的，西方考古学如此，中国考古学同样如此。因此，在讨论未来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时，首先要弄清楚学科所处的内外关联。从外部关联来说，我们经常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描述当今世界，而实际上这个描述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的，因为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并没有这样的大变局，生活依旧，世界秩序依旧。新世纪中国的迅速崛起出乎很多人的意外，也包括我们自己。崛起并非天降好运，而是在正确的地方努力所致，这是可以总结出来的经验。面对未来，会有更多的艰难险阻。从改革走向深水区到西方的“脱钩”围堵，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需要自己开辟道路，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超越自身的约束，超越西方，“超越”应该是新的时代精神。作为时代精神，它针对的不仅是中国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

从考古学发展内部来看，经过百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当前，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考古学的教育与研究队伍大规模扩充，为学科发展带来了大量的生力军。国家高度重视考古文博事业，并提出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目标。这些构成了未来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基础与强大动力。反过来说，面对已经形成的结构，要想取得更大的发展，同样必须以“超越”引导学科发展。仅以考古学的教育为例，其超越的方向可以包括：超越高校范畴，与各个层级的研究机构合作；超越考古学本身，与更多相关学科合作；超越中国的范畴，从世界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从中国的角度去看世界。在当前考古学教育已经形成较为完备体系的背景下，只有实现上述超越，中国考古学的教育才可能真正做大做强。

随着中国各个方面进一步的发展，一个可以较为确信的趋势是，中国考古学必将走出中国，去关注世界范围的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去关注世界？是否意味着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也将与欧美考古学一致呢？如果我们的问题与西方完全一致的话，更大的可能性不是因为巧合，而是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视角，把西方的视角当成了自己的视角。这就涉及中国考古学的主体性问题，中国崛起的主要标志应该就是我们能够肯定的自己的主体性，不再人云亦云。过去百年，中国学术一直都在寻求建立自身的主体性，但这个目标至今还没有完成，因为“古今中西”问题仍然困扰着中国学术界。当中国学术界不再关注“古今中西”问题时，也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了中国学术主体性的构建。考古学是整个中国学术体系的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是无法独善其身的。建立起主体性，意味着我们会珍视自身的文化、语言、表达，意味着我们会关注自身的立场与利益，一个没有“中国”的中国考古学是虚幻与可笑的。这也就是说，在我们确定未来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之时，需要超越当前对学术主体性的认知。

超越西方体系，建立中国考古学的主体性，不是说中国考古学在西方考古学之外另立一套体系，而是要在此之上，在充分吸收其有用之处后，根据自身特点做出创新。这里并没有什么或中或西之类的选择，只有学习、借鉴与创新。超越西方体系，不等于中国考古学要取代西方，或是成为西方，而是要汲其精华，去其糟粕。就这个基本态度或方法而言，不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都是如此。超越西方体系的前提就是要肯定中国主体性，就考古学而言，就是要肯定中国文化，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要研究中国文化，它的由来与发展过程。过去三四十年里，我们强调“三中问题”，正是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只是既有的“三中问题”研究的层次还不够，对中国文化本身意义的关注还远远不够，更多地关注物质遗存材料的形制特征，这从大大小小考古报告详细的文字描述就可以看出来。这也是笔者强调发展“文化考古”的起因，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回归人文的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这个体系要按照上述路径建立起来。它意味着不仅要超越当前中国考古学侧重文化历史与社会考古（或称功能主义考古）的研究，还要超越西方考古学中文化历史、过程与后过程考古等诸多范式的争论，它应该是一个具有整体性与包容性的体系。

解决中国考古学的问题必须要从世界范围来看，超越中国是未来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不二选择。当前比较文明视野成为研究中国文明不可或缺的角度。学术界目前已经认识到比较文明视野的重要性，要了解中国文明的特色，必定还需要了解世界其他文明。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比较薄弱，系统的相关著作翻译、国际合作交流（引进来、走出去）、培养专门的研究人才等都在开展中。“一带一路”的考古已经在一些国家与地区展开。我们甚至可以预期，还将会开展西方考古学的研究，专门研究欧洲与北美，就像现在他们研究中国一样。世界视野是一种方法，只有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这一物质遗存，才能更好地发现其功能与意义，如邓聪的石拍研究。细石叶技术、陶器、农业的起源等方面的研究都是如此，将其放在世界范围全人类的发展背景中来看，就更可能获得准确的认识。当然，这里还需要避免一种定见，即文化传播论，文化并不必定会传播，独立发展的情况比比皆是；传播也并不一定会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反思文化传播论实际是指我们的研究需要超越既有的文化历史考古的范式。这个范式在建立史前史的时空框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所有的理论都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用文化历史考古的理论方法来解释文化变迁，往往不得不依赖传播论。传播论流行的高峰是在19世纪，有些遗憾的是，该理论在中国考古学界仍然比较流行。不是说文化不存在传播，而是传播本身是需要解释的。为什么会传播？为什么会接受？史前时代，尽管交通不便，人类社会之间通过彼此接触的社会网络，直接或间接仍然可以获得一些信息。对于有的地区而言，有时候一点点新信息就可能带来文化上的重大变迁，而在另外一些时候，虽然有不少新信息到来，但文化仍然不会改变，明清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文化传播往往只有在存在区域文化互动圈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影响，而不是在任何条件下。传播论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有效解释。

超越传播论，需要范式的拓展，意味着研究范围、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拓展，需要我们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分期与材料描述，不再局限于以重建过去为目标，不再局限于以聚落考古与科技分析为主要方法，还需要拓展出去，解释文化变迁的机制，理解文化意义，展开具有创新性的阐释。文化不仅仅是功能性的，帮助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文化还是能动性的、象征性的，是人表达自身的途径。超越既有范式并不容易，因为范式形成之后，会有相应的实践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实践领域，往往与具体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导致变化非常困难。当年过程考古学诞生之后，就遇到这样的困难，主要开创者宾福德受到过排挤与打压。但是，学科一旦实现了范式的超越，那么就可能给学科带来一次飞跃性的发展。

未来的中国考古学还需要超越考古学内部的分裂，贯通考察中华文化发展的研究。考古学的三个分支，旧石器—古人类考古、新石器—原史考古、古典-历史考古，各有其源头，适用不同的理论方法。学科内部的裂痕导致难以贯通考察文化的发展。中国历史时期的文化是否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中华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特征是如何体现的？都期待有突破性的研究。

当前的考古学研究极度强调考古材料，而中国考古学的特色在于历史文献的丰富、文化意义的连续性，应该鼓励能够结合以上多方面材料的研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研究上要能超越考古材料，能够从历史、文化背景关联中更好地理解考古材料，透物见人，而不是把研究局限在考古材料的特征分析上。

当代考古学高度崇尚科学分析，研究越来越细，学科发展呈现出日渐支离的趋势。从辩证思维的角度来思考，有分则必要有合。考古学终究是一门研究人的学科，终究要回到其人文属性，回归人的整体性与主体性应该是学科发展的必然选择，比如结合科学分析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化精神。整体把握与科学分析是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没有科学分析，整体性的把握往往会失之粗疏；而离开了整体性，也就离开了人本身。

随着未来中国考古的发展，中国考古学终将会超越中国范畴，关注考古学的全球性问题。《美国古物》所列的25个大问题中，大部分我们也是可以去研究的，比如：史前与历史上是什么因素在推动人类健康与福祉的发展？人类社会不平等是如何起源的？社会组织是如何逐步走向复杂的？为什么文明与社会会衰落、崩溃？战争、冲突在复杂社会的起源与发展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如此等等。当代许多社会问题都有历史乃至史前的根源，中国考古学研究应该逐渐关注这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也有利于不同学科的交融与发展，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增强。同样是研究这些涉及全人类的大课题，我们需要超越西方，不要像西方考古学那样垄断话语，建立仅以西方为中心的带有殖民性质的世界体系，而是真正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相互尊重，命运与共，合作共赢。

考古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是学科发展内外关联的产物，不是由某个人的主观意愿能够决定的。同时，我们从考古学的实践中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时期内考古学研究中真正具有引领性的重大课题并不多，甚至只有一个。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之前，中国经济有望重回世界巅峰，政治上也会来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文化也将完成转型。这最近的25年，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学科的外部与内部背景关联都存在一个瓶颈需要突破。努力打造具有创新与开拓能力的自主学术体系是现实发展的需要，既不可能闭门造车就能够获得，也不可能照抄西方的方案。就中国考古学本身而言，这个瓶颈就是当前的体系还缺乏自身的主体性，还缺乏充分的理论建构，尤其是理论创新。建立自主学术体系需要鼓励理论探索，推动理论构建，补齐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中相对薄弱的一块。自主学术体系的形成意味着摆脱依附，打通理论、方法与实践之间的阻塞或疏离，并形成学术体系的自主创新机制。实现这一步并不容易，但无论多么艰难，必须实现，而且终将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