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地区汉至六朝墓葬出土鎏金铜棺饰研究
葬具是葬俗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是人们死后的归宿，可深刻反映当时当地人们的经济、人文发展水平及精神信仰。因此，对葬具的研究是葬俗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流行的葬具主要有木棺、石棺、陶棺、铜棺等。随着葬俗的不断发展，人们越发重视对葬具外表进行装饰，出现了饰棺行为。关于饰棺的目的，郑玄认为：“以华道路及圹中，不欲众恶其亲也。”[1]
从葬具装饰角度来看，秦和西汉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东汉以后葬具装饰则代表了另一个时代的风格[2]。公元前316年，秦国军队南下，灭巴、蜀两国，将包括三峡地区在内的古代巴蜀地区置于秦国统治之下。西汉建立后，沿袭了秦对这一地区的统治策略，即羁縻政策和大规模移民[3]。三峡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整体上呈现出由秦文化、楚文化、汉文化、土著文化杂糅并存向大一统汉文化演变的趋势，这一历史进程于西汉中期前后正式完成。文化面貌的剧烈改变给三峡地区带来了新的丧葬习俗，而用铜质鎏金器物装饰木棺则是其最重要的表征之一。三峡地区最早于西汉中期出现鎏金铜棺饰，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逐步发展、繁盛，至六朝时期大幅度衰落。
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三峡地区出土的部分鎏金铜棺饰，并对其发现和图像内涵等进行了研究，包括丛德新[4]、张勋燎[5]、蒋晓春[6]、李梅田[7]、苏奎[8]等。但既往研究主要着眼于巫山地区出土的两汉时期圆形和柿蒂形棺饰，着力于对纹饰的解读。本文拟扩大地域的广度、延展时间的跨度，充分收集、整理三峡地区西汉至六朝时期出土的鎏金铜棺饰，通过系统梳理确定各类鎏金铜棺饰的类型和年代，讨论其流行时间、流行区域和文化内涵的异同，并对其来源和使用方法等问题进行初步分析。如有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出土与发现
二、器类与年代
A型 盔形。钉帽平面呈圆形，剖面弧度较大，似头盔状。根据钉帽顶部的形制不同分两个亚型（图二）。
图二 A型泡钉
1. AaⅠ式（涪陵渠溪口M2∶4） 2. AaⅡ式（万州大丘坪M22∶83）
1. BaⅠ式（万州金狮湾M1∶35） 2.BaⅡ式（巫山瓦岗槽99M7∶3）
3. Bb（云阳打望包M4∶31） 4.Bb（巫山双堰塘M711∶21）
Ba型 钉帽弧度较大。可分二式。
Ⅰ式 钉帽弧度较斜，钉较长。如万州金狮湾M1∶35。
Ⅱ式 钉帽弧度近圆，钉较短。如巫山瓦岗槽99M7∶3。
Ba型泡钉的变化趋势：钉帽弧度由较斜变为近圆形，钉由长变短。
Bb型 钉帽弧度较小。西汉中晚期出现，到东汉中期其形制变化不大，如云阳打望包M4∶31、巫山双堰塘M711∶21等。但钉的形制不同，有菱形钉、锥形钉等，范线也有一字形范线和“U”形等不同形制，但不具备时代意义，不同形制的泡钉在同一座墓中有共出现象，说明不同制作工艺在被同时采用。一种为菱形钉一字形范线，如巫山瓦岗槽99M19∶5；一种为菱形钉“U”形范线，如巫山高唐观M18∶16；一种为锥形钉，不见范线，如巫山高唐观M18∶60。
C型 扣形。钉帽略弧，径小如扣，帽径一般在1-2厘米左右。可分二式（图四：2、3）。
图四 C型、D型泡钉
1. DⅠ式（丰都汇南M22∶20） 2.CⅠ式（巫山麦沱M40∶14）
Ⅰ式 钉帽较小，钉较短。如巫山麦沱M40∶14。
Ⅱ式 钉帽略大，钉较长。如云阳走马岭03M1∶77-2。
C型泡钉的变化趋势：钉帽由小变大，钉由短变长。
D型 蝉形。钉帽如蝉形，边缘有四乳钉状足。可分二式〔图四：1、4〕。
Ⅰ式 素面，或用阴刻线条刻划出蝉的头部、翅等细节。如丰都汇南M22∶20。
根据两端形制的不同，可分为二型〔图五〕。
图五 璜形棺饰
1. AaⅠ式（云阳走马岭03M13∶10） 2.AaⅡ式（巫山高唐观M18∶20）
A型 两侧均为龙首。根据龙首的形制可分为两个亚型。
Aa型 龙首粗短，鼻较圆。可分二式。
Ⅰ式 器身弧度较小，眼部无镂空。如云阳走马岭03M13∶10。
Ⅱ式 器身弧度较大，眼部镂空。如巫山高唐观M18∶20。
Aa 型璜形棺饰的演变趋势：器身弧度变大，眼部以镂空形式表现。
Ab型 龙首较长，鼻较尖。可分二式。
Ⅰ式 器身弧度较小，眼部无镂空。如云阳走马岭03M1∶11。
Ⅱ式 器身弧度较大，眼部镂空。如云阳故陵M8∶75。
Ab型璜形棺饰的演变趋势：器身弧度变大，眼部以镂空形式表现。
根据两端短柱高度的不同，可分为三型（图六）。
图六 球形管棺饰
1. AⅠ式（云阳张家嘴M5∶28） 2.AⅡ式（云阳李家坝M14∶113）
3. BⅠ式（云阳走马岭03M13∶11） 4.BⅡ式（云阳大凼子M3∶37）
5. BⅢ式（云阳故陵M8∶73） 6.CⅠ式（忠县将军村黄桷树包M183∶3）
A型 短柱较矮。可分二式。
Ⅰ式 短柱直径较大。如云阳张家嘴M5∶28。
Ⅱ式 短柱直径较小。如云阳李家坝M14∶113。
A型球形管的演变趋势：两端短柱直径变小。
B型 短柱略长。可分三式。
Ⅰ式 短柱敛口，直径较小。如云阳走马岭03M13∶11。
Ⅱ式 短柱直口微敛，直径较大。如云阳大凼子M3∶37。
Ⅲ式 短柱敞口，直径较大。如云阳故陵M8∶73。
B型球形管的演变趋势：两端短柱口部由敛口变为直口微敛再变为敞口，直径变大。
C型 短柱较长。可分二式。
Ⅰ式 短柱直径较小。如忠县将军村黄桷树包M183∶3。
Ⅱ式 短柱直径较大。如云阳打望包M4∶34。
C型球形管的演变趋势：两端短柱直径变大。
根据有无纹饰，可分为二型（图七）。
图七 璧形棺饰
1. AⅠ式（云阳走马岭03M3-1∶23） 2.AⅡ式（渝中临江支路M3∶22）
3. AⅢ式（云阳走马岭03M13∶22） 4.AⅢ式（云阳马沱M40∶35）
A型 纹饰简单。可分三式。Ⅰ式饰有柿蒂纹，无孔。如云阳走马岭03M3-1∶23。
Ⅱ式 饰有两周凸弦纹，有孔。如渝中临江支路M3∶22。
Ⅲ式 饰有一周凸弦纹或素面，有孔。如云阳马沱M40∶35及云阳走马岭03M13∶22。
A型璧形棺饰的演变趋势：纹饰由复杂变为简单，由无孔（单独使用）到有孔（配合泡钉使用）。
B型 纹饰复杂。可分为两个亚型。
Ba型 纹饰呈左右构图。如巫山龙头山M4∶4。
Bb型 纹饰呈整体画面。如巫山双堰塘M705∶9。
（五）柿蒂形
根据形制和尺寸的不同，可分为三型〔图八〕。
图八 柿蒂形棺饰
1. AⅠ式（云阳佘家嘴北区M6∶93） 2.AⅡ式（云阳佘家嘴北区M4∶94）
3. AⅢ式（丰都二仙堡2003AM2∶17） 4.AⅣ式（丰都槽坊沟M1∶9）
5. AⅤ式（秭归老坟园M6∶2） 6.BⅠ式（万州礁芭石M17∶19）
A型 四瓣柿蒂为桃形，且等长，尺寸较小。可分为五式。
Ⅰ式 柿蒂圆润。如云阳佘家嘴北区M6∶93。
Ⅱ式 柿蒂较瘦长。如云阳佘家嘴北区M4∶94。
Ⅲ式 柿蒂更加瘦长。如丰都二仙堡2003AM2∶17。
Ⅳ式 柿蒂较圆润，中部镂空。如丰都槽坊沟M1∶9。
Ⅴ式 柿蒂较扁。如秭归老坟园M6∶2。
A型柿蒂形棺饰的演变趋势：柿蒂由圆润变为瘦长，再变为更加瘦长，再到较为圆润，中部镂空，最后演变成较扁。
B型 四瓣柿蒂为桃形，一对角变长，另一对角变短，尺寸较大。可分二式。
Ⅰ式 柿蒂圆润，尖部较短。如万州礁芭石M17∶19。
Ⅱ式 柿蒂较瘦长，尖部较长。如万州金狮湾M12∶55。
B型柿蒂形棺饰的演变趋势：柿蒂由圆润变为较瘦长，尖部变长。
C型 四瓣柿蒂等长，两角内卷。如云阳洪家包M5∶41。
（六）四神形
图九 四神形棺饰
1. AaⅠ式（巫山土城坡ⅠM6∶18） 2.AaⅡ式（巫山土城坡ⅢM45∶8）
3. AbⅠ式（巫山土城坡ⅠM6∶20） 4.AbⅡ式（巫山麦沱M47∶91）
5. B型（巫山龙门口ⅠM23∶72）
（七）人形
图十 人形棺饰
1. A型（巫山麦沱M47∶110） 2.B型（巫山龙门口ⅠM23∶76）
（八）阙形
图十一 阙形棺饰
通过对上述不同类型的鎏金铜棺饰整理发现，各类器形之间有相对稳定的共存关系，结合出土鎏金铜棺饰的墓葬年代，可据此将其分为七组，分组情况如［表二］。结合墓葬本身年代及鎏金铜棺饰型式的演变方向，可对其进行分期。
上述七组共存关系中，从器物式别来看，第二组与第三组、第四组与第五组具有较为明显的共性，据此，七组可整合为五段：第一段为第一组，第二段为第二组、第三组，第三段为第四组、第五组，第四段为第六组，第五段为第七组。
再通过鎏金铜棺饰类别的演变情况考察可知，第一段与第二段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具体表现在，泡钉、球形管、柿蒂形棺饰的类型增多，新增璜形棺饰等。第三段与第四段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表现在球形管消失，璜形、柿蒂形棺饰发展出新的型式，璧形棺饰大量流行，新增四神（玄武）、人形及阙形棺饰等。第四段与第五段之间存在的差距表现为，前段流行的器物大部分均不见，仅存少量泡钉。因此，可将上述所划分的五段鎏金铜棺饰分为四期，第一期包括第一段，第二期包括第二段、第三段，第三期包括第四段，第四期包括第五段。
第一段出土鎏金铜棺饰的墓葬年代为西汉中期，故第一段鎏金铜棺饰年代为西汉中期，上限不排除可早至秦代；第二段出土鎏金铜棺饰的墓葬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第三段出土鎏金铜棺饰的墓葬年代为东汉早期至东汉中期；第四段出土鎏金铜棺饰的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第五段出土鎏金铜棺饰的墓葬年代为蜀汉至两晋。
综上所述，三峡地区出土的鎏金铜棺饰各期年代为，第一期为西汉中期，第二期为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第三期为东汉晚期，第四期为六朝时期。
三、分区与特点
通过梳理不同区县出土鎏金铜棺饰的数量、类别、形制、时代等信息，结合各个区县的自然地理因素、文化背景，可进一步划分出三峡地区鎏金铜棺饰的几个不同流行区域，在分期研究基础上对各区流行器类及棺饰分布变化做历时性考察，可了解各区之间的势力消长。
第一期（西汉中期）：
A区（渝中、合川）鎏金铜棺饰仅有渝中区临江支路M3出土有AⅠ式璧形棺饰+AaⅠ式泡钉+AⅠ式柿蒂形棺饰组合。B区（涪陵至云阳）鎏金铜棺饰较多，有AaⅠ式、AbⅠ式、BaⅠ式泡钉，AⅡ式柿蒂形棺饰等，开始出现CⅠ式球形管棺饰+AⅡ式璧形棺饰的组合。C区（巫山至巴东）仅有少量AⅠ式泡钉、AbⅠ式泡钉（图十二）。
〔图十二〕 第一期棺饰组合
第二期（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
A区（渝中、合川）暂未发现鎏金铜棺饰。B区（涪陵至云阳）继续流行AaⅠ式、AaⅡ式、AbⅡ式、BaⅠ式、BaⅡ式、Bb型泡钉，新出现CⅡ式、DⅠ式泡钉，AaⅠ式、AaⅡ式、AbⅠ式、AbⅡ式璜形棺饰，AⅠ式、AⅡ式、BⅠ式、BⅡ式、BⅢ式、CⅡ式球形管棺饰，AⅢ式璧形棺饰，AⅢ式、BⅠ式、BⅡ式柿蒂形棺饰等，其中以Aa、Ab型璜形+A型、B型、C型球形管+AⅢ式璧形+B型泡钉的组合最为流行，部分墓葬为BⅠ式柿蒂形+AaⅠ式泡钉或BⅡ式柿蒂形+AaⅠ式泡钉。C区（巫山至巴东）继续流行AaⅠ式、AbⅡ式泡钉，新出现CⅠ式、DⅠ式、DⅡ式泡钉，AaⅡ式璜形棺饰，AⅢ式、Ba型、Bb型璧形棺饰，Aa式Ⅰ、AaⅡ式、AbⅠ式四神形棺饰等，其中较为完整的组合有两种，分别为Aa型璜形+AⅢ式璧形+Bb型泡钉及Aa型璜形+Ba型璧形+Bb型泡钉（图十三）。
图十三 第二期棺饰组合
第三期（东汉晚期）：
A区（渝中、合川）鎏金铜棺饰仍然较少，仅有AaⅡ式、Bb型泡钉。B区（涪陵至云阳）继续流行AaⅡ式、BaⅡ式、Bb型、CⅡ式、DⅠ式泡钉，AbⅡ式、B型璜形棺饰，AⅢ式璧形棺饰，新出现Ba型璧形棺饰、CbⅠ式柿蒂形棺饰等。棺饰组合为Ab型璜形棺饰+AⅢ式璧形棺饰+Bb型泡钉，也见有AaⅡ式泡钉+Bb型泡钉+DⅠ式泡钉+B型璜形棺饰+Ba型璧形棺饰的组合。C区（巫山至巴东）器形、数量均十分丰富，流行AaⅡ式、Bb型、CⅡ式、DⅠ式、DⅡ式泡钉，AaⅡ式璜形棺饰，Ba型、Bc型璧形棺饰，AaⅡ式、AbⅡ式四神形棺饰等，新增Bb型璧形棺饰，Ca型、Cb型柿蒂形棺饰，B型四神形棺饰，A型、B型人形棺饰，A型、Ba型、Bb型阙形棺饰等。棺饰组合为AaⅡ式、Bb型、DⅠ式泡钉+AaⅡ式璜形棺饰+Ba型璧形棺饰以及AaⅡ式、Bb型、CⅡ式、DⅡ式泡钉+Ba型璧形棺饰+AaⅡ式、AbⅡ式、B型四神形棺饰+A型人形棺饰+B型阙形棺饰两种〔图十四〕。
图十四 第三期棺饰组合
第四期（六朝时期）：
A区（渝中、合川）和C区（巫山至巴东）本期已不见鎏金铜棺饰出土，仅有B 区（涪陵至云阳）在丰都、忠县等地出土有AaⅡ式泡钉、Bb型泡钉、AⅣ式柿蒂形饰。C区（巫山至巴东）出土少量Bb型泡钉、AⅤ式柿蒂形棺饰。
四、相关问题
三峡地区是古代巴国的核心区域。战国晚期及西汉初期典型巴文化墓葬如涪陵小田溪墓群[79]、云阳李家坝墓地[80]、九龙坡冬笋坝遗址[81]等，均无鎏金铜棺饰的发现，说明无论是巴人高等级贵族墓葬还是一般平民墓葬，都没有使用鎏金铜棺饰的习俗，并非本地的固有传统。西汉中期以后，三峡地区已经融入汉文化圈，有的墓葬虽然仍保留了某些巴蜀文化因素，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巴蜀文化已在巴蜀地区消失[82]，无论是墓葬形制还是随葬品都已汉化，到西汉晚期已经成为汉文化大家庭的一部分[83]。
因此，三峡地区第一期出现的“柿蒂形+泡钉”鎏金铜棺饰组合的来源仍要从其他地区汉文化中寻找。许卫红统计了两汉时期葬具上的四叶蒂形金属装饰（即本文所指柿蒂形棺饰），这一器物广泛分布在中原汉文化的分布区，其分布地点以陕西、河南、山东、江苏等最为集中[84]。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这类器物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北至内蒙古[85]、辽宁[86]，西至青海[87]，东至江苏[88]，南至广西[89]，基本与汉朝统治区域重合。其中，时代较早的出土于宁夏盐池县张家场汉墓群，为西汉初期，发掘者认为该墓地为汉代居延县城的墓葬区[90]。然而西汉早期，这类棺饰更多在陕西关中发现，例如西安荆寺二村M2[91]，西安北郊青门M6、M9[92]，米脂卧虎湾M100、M143、M171[93]，咸阳二〇二所M2、M5[94]，宝鸡苟家岭M1、M4、M5[95]，西安东郊国棉五厂M5[96]，西安长安区西甘河村M5、M9、M11[97]等，全国其他地区尚不见西汉中期以前的材料。因此，可以认为使用鎏金柿蒂形棺饰+泡钉组合的习俗应起源于汉朝核心区域——陕西关中地区，西汉中晚期以后才在全国各地均有分布，成为当时流行全国范围的一种丧葬习俗。同时，这一时期在广西合浦[98]、贵州赫章可乐[99]等地出土鎏金柿蒂形棺饰的墓葬还出土有璧形棺饰+泡钉的组合，说明了上述器物也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流行的木棺装饰物。
截止目前，三峡地区发掘的汉代墓葬数量应有数千座，而出土鎏金铜棺饰的墓葬仅一百余座，说明鎏金铜棺饰尽管分布较广，但仍然只有少部分人群能够使用。渝中临江支路M3墓葬规模宏大，带有斜坡墓道与排水系统，随葬器物包括大量鎏金铜器、银扣漆器以及大量钱币，发掘者认为墓主很可能是巴郡郡守级别官员或其家属[100]。丰都二仙堡BM9为一座中小型土坑墓，墓内出土有一枚铜印，印文为“扜关右尉”,说明墓主曾身任守关的重要职责。据《津关令》记载，“扜关”为汉代重要军事要塞，位于今重庆市奉节县[101]。《史记·楚世家》记载：“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距之。”[102]有学者认为，扞关与扜关、江关实为同一关隘，但传世文献讹为“扞关”,本应写作“扜关”[103]。说明“扜关”由于位置险要，战国至汉代是长江干流上控制巴蜀地区连接江汉平原的交通要道。汉代关津的长官为关都尉，后置左右辅都尉。二仙堡BM9墓主曾任守卫扜关的右都尉，属于较高级别的地方军事官员。因此，使用鎏金铜棺饰的墓主除了因盐业而生的地方豪族之外[104]，还应包括部分地方行政、军事官员。
随着汉代启殡下葬习俗与时人神仙思想的变化，鎏金铜棺饰的使用方式及其文化内涵也随之发生改变。西汉时期，许多地方还保留着先秦时期的埋葬礼俗，棺椁制度以及使用棺束悬棺下葬的方法十分常见，例如长沙马王堆轪侯家族墓便是沿用先秦丧葬礼俗的典型[105]。江苏泗阳陈墩M1出土了保存完好的棺椁及鎏金铜棺饰，为西汉中晚期泗水王的亲属或高级贵族墓。其木棺上有宽0.18米的东西向3周、南北向4周丝织物棺束。在横、竖条棺束的交界处，用鎏金柿蒂纹泡钉钉死〔图十五〕[106]。在靠近棺的东西两端，仍残留有兜住棺底的两周绳索，应是“悬封”棺木下葬时所使用[107]。渝中临江支路M3出土时仅见有柿蒂形棺饰和泡钉，不见极易腐坏的棺束、绳索等，但结合前文提及的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同一时期柿蒂形棺饰和泡钉的发现，可以认为柿蒂形+泡钉组合的棺饰主要作用在于固定棺束，当然由于柿蒂形本身的特殊性，其也应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比如李零先生认为其应命名为“方华纹”,象征着四方[108]。
图十五 江苏泗阳陈墩M1木棺及棺饰
图十六 山东临沂金雀山M14木棺纹饰及铜钉
[1] 李学勤《仪礼注疏》卷四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61页。
[2] 许卫红《秦至西汉时期木葬具的装饰》，《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21卷第1期，第55页。
[3] 白九江《怀柔远人：秦国羁縻巴蜀的内涵与比较》，重庆巴文化研究会、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巴渝文化（第5辑）》，成都时代出版社，2021年，第98页。
[4] 丛德新、罗志宏《重庆巫山县东汉鉴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98年第12期，第77－86页。
[5] 张勋燎《重庆、甘肃和四川东汉墓出土的几种西王母天门图像材料与道教》，载氏著《中国道教考古(第二卷)》，线装书局，2006年，第755－803页。
[6] 蒋晓春《有关鎏金棺饰铜牌的几个问题》，《考古》2007年第5期，第74－83页。
[7] 李梅田《略谈巫山汉墓的鎏金棺饰——兼及汉代的饰棺之法》，《文物》2014年第9期，第71－75页。
[8] 苏奎《东汉四灵柿蒂形铜棺饰的类型与内涵》，《中国美术研究》2020年第4期，第42－51页。
[9] 前揭丛德新、罗志宏《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第77－86页；苏奎《东汉鎏金银璧形铜棺饰的图像与信仰》，《四川文物》2021年第5期，第52页。
[10] 重庆市博物馆、合川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重庆合川市南屏东汉墓群群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2期，第43－64页。
[11] 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临江支路西汉墓》，《考古》1986年第3期，第230－242页。
[12]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涪陵区博物馆《涪陵渠溪口墓群2013年考古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470页。
[13]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涪陵区博物馆《涪陵吴家石梁（大院子）墓群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下）》，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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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丰都二仙堡墓地》，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4、49、52、68页。
[17]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丰都县文物管理所《重庆丰都马鞍山墓群2013～2014年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6期，第21－23页。
[18]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丰都槽坊沟墓地2003年度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四）》，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295、2308、2326页；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丰都槽坊沟墓群2011、2012年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一辑）》，第341页。
[19] 原发掘报告中作者认为是两晋时期，本文根据瓷盘口壶、四系罐等判断准确年代为西晋。
[2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丰都汇南墓群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 803－804页。
[2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市文化局、丰都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市丰都县汇南墓群2000年度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3年第4期，第7页。
[22]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丰都镇江汉至六朝墓群》，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595、621、372、482、501、509、520、61、282、107页。
[23]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丰都县文物管理所《重庆丰都县火地湾、林口墓地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3年第3期，第66页。
[24]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丰都卡子堡墓群2010年考古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一）》，第335页。
[25] 重庆市博物馆、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重庆市文化局、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丰都杜家坝一号墓2000年度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下）》，第1631页。
[26]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峡考古队、重庆市忠县文物管理所《忠县崖脚墓地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706－707页。
[27]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忠县文物管理所《忠县花灯坟墓群2002年度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二）》，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456页；资料整理中，待刊；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市忠县将军村墓群汉墓的清理》，《考古》2011年第1期，第51页；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重庆市文物局、忠县文物局《重庆忠县乌杨镇汉晋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2017年第20辑，第42页。
[28] 北京大学三峡考古队《重庆忠县石匣子东汉大墓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十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19页。
[29]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万州金狮湾墓群》，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5、57页。
[30]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礁芭石墓地第二次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中）》，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60页。
[31]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万州区博物馆《万州大丘坪墓群2004年度发掘报告》，待刊。
[32]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重庆市文物局《万州柑子梁墓群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中）》，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253页。
[33]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西南民族大学、万州区博物馆《万州熊邵福墓群2011、2012年度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82页。
[34]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万州武陵墓群》，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1页。
[35]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开县图书馆《四川开县红华村崖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第40页。
[36]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云阳走马岭》，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52、97、79－81、125－127、30－32、144、173、189、209页。
[37] 厦门大学三峡考古队、重庆市文化局“三峡办”、云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2000年云阳巴阳镇佘家嘴墓群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下）》，第1525－1527页；厦门大学考古队《云阳佘家嘴遗址2002年度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二）》，第928－929页。
[38]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局、云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云阳马沱墓地2001年度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72页。
[39]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重庆市文化局、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打望包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上）》，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17页。
[40]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博物馆、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大凼子墓群2003年度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三）》，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981、1985页。
[41]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张家嘴墓群2011年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一辑）》，第178页。
[42]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37号岩坑墓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08－309页；四川大学考古学系、重庆市云阳县文管所《云阳李家坝遗址Ⅳ区汉六朝墓葬发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99－433页。
[43]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云阳余家包遗址2000－2001年度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二）》，第820－821页。
[44]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四川大学考古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重庆市文物局、云阳县文物管理所《重庆云阳风箱背一号汉墓》，《考古学报》2018年第4期，第513－540页。
[44]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湖北省长阳博物馆《云阳富衣井墓群2014年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二辑）》，第154页。
[45] 该墓在发掘简报中作者判定年代为东汉晚期，蒋晓春在《有关鎏金棺饰铜牌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其为东汉中期，本文从之。
[46] 中国历史博物馆故陵考古队、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故陵楚墓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407页。
[47]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博物馆、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三坝溪墓群（遗址）2003年度第二次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五）》，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3031、3035页；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博物馆、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三坝溪墓群（遗址）2003年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三）》，第1966页。
[48]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镇江博物馆、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石家包墓群2002年度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二）》，第980－983页。
[49]福建省博物馆、云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云阳营盘包墓群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上）》，第488页。
[50]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云阳晒经》，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78－79页。
[51]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绵阳博物馆、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洪家包墓地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上）》，第458－461页。
[52]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瓦岗槽墓地2001年度考古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上）》，第170页；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重庆市博物馆、巫山县文保所《巫山瓦岗槽墓地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165页；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瓦岗槽汉代墓地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第130－131页。
[5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高唐观墓群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上）》，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15页。
[54]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古城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一辑）》，第89页。
[55] 武汉市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巫山土城坡墓地 2006 年度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8年第3期，第6页，原报告中无线图，查巫山县博物馆馆藏资料得知该墓出土有鎏金铜泡钉；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土城坡墓地Ⅲ区东汉墓葬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08年第1期，第48－54页；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巫山土城坡墓地2004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9年第2期，第41－54页。
[56]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院、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龙头山墓群2003年度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编《重庆库 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四）》，第2844 －2846页。
[57]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重庆市巫山县汉晋墓群的发掘》，《考古》2016年第2期，第73页。
[5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双堰塘遗址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87 －9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双堰塘遗址 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
[59]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水田湾东周、两汉墓葬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上）》，第142页。
[60]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巫山县神女路秦汉墓葬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第2期，第62页。
[61] 原发掘简报中为龙形棺饰，经查询巫山县博物馆资料应为朱雀形棺饰。
[62]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博物馆《巫山上西坪古墓地2002 －2003年度发掘简报》，前揭重 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三）》，第1858 －1859页。
[63]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巫山麦沱墓地》，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50、135、209、59、289、49、224、151、179 －182页。
[64]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重庆市文物局《巫山胡家包墓地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 集·2000卷（上）》，第313页；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胡家包墓地2003年度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 市水利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四）》，第2753页。
[65] 重庆市文化局、中国文物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巫山县文管所《巫山江东嘴墓群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 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224页。
[6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秀峰一中战国、两汉墓地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 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上）》，第204页。
[67] 原发掘报告中未注明是否鎏金，经查巫山县博物馆资料得知。
[6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巫山琵琶洲遗址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 卷》，第186页。
[69] 原发掘报告中未注明是否鎏金，经查巫山县博物馆资料得知。
[70]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化市文物处、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水泥厂古墓群2003年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 利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四）》，第2804页。
[7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怀化市文物事业管理处、重庆市文物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下西坪古墓群勘探发掘报告》， 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上）》，第235页。
[72]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巴东老屋场墓群发掘报告》，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 （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30页。
[73]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巴东宝塔河古墓发掘报告》，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 （第三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50页。
[74] 恩施博物馆《巴东官田包墓地发掘简报》，前揭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三 卷）》，第425页。
[75]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巴东县雷家坪六朝墓地发掘报告》，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湖北库区考古报告 集》（第四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30页；恩施自治州博物馆《巴东雷家坪遗址2006年发掘简报》，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 公室、国家文物局编《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六卷）》，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48 －251页。
[76]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秭归卜庄河》，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78页。
[77]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秭归台子湾遗址发掘简报》，前揭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湖北库区考 古报告集（第一卷）》，第482页。
[78]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秭归老坟园墓群发掘报告》，前揭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湖北库区考古 报告集（第三卷）》，第65页。
[79] 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涪陵县文化馆《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第61－80页；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涪陵地区文化局《四川涪陵小田溪四座战国墓》，《考古》1985年第1期，第14－17页；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涪陵地区博物馆、涪陵市文物管理所《涪陵市小田溪9号墓发掘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86－196页；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市文物局《涪陵小田溪墓群发掘简报》，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下）》，第1339－1376页。
[80]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第244－288页；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发掘报告》，前揭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348－388页；四川大学考古学系、重庆市云阳县文物管理所《重庆云阳李家坝巴文化墓地1999年度发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27－480页。
[81]前西南博物院、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巴县冬笋坝战国和汉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1期，第11－32页；冯汉骥、杨有润、王家祐《四川古代的船棺葬》，《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第77－95页；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
[82]罗二虎、李映福《中国西南考古——新石器时代至西汉》，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522页。
[83] 蒋晓春《从重庆地区考古材料看巴文化融入汉文化的进程》，《文物》2005年第8期，第76页。
[84]许卫红《论汉葬具上的四叶蒂形金属装饰》，《文博》2003年第2期，第49－56页。
[85]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额济纳旗文物保护研究所《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红庙汉墓群发掘简报》，《草原文物》2018年第1期，第47页。
[86]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普兰店市博物馆《辽宁普兰店姜屯41号汉墓发掘简报》，《边疆考古研究（第10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41页。
[87]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一一五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2期，第19页。
[88]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后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9期，第36页；江苏泗阳三庄联合考古队《江苏泗阳陈墩汉墓》，《文物》2007年第7期，第40页；南京博物院《江苏仪征烟袋山汉墓》，《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第484页。
[89]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第26－27页。
[90]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盐池县文体科《宁夏盐池县张家场汉墓》，《文物》1988年第9期，第23页。
[9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南郊三爻村汉唐墓葬清理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第18页。
[92]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郊青门汉墓发掘简报》，《文博》1998年第4期，第28－29页。
[9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陕西米脂卧虎湾战国秦汉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3期，第39－40页。
[94]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二〇二所西汉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第7－8页。
[9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陕西宝鸡苟家岭西汉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1期，第4页。
[96] 呼林贵、孙铁山、李恭《西安东郊国棉五厂汉墓发掘简报》，《文博》1991年第4期，第11页。
[97]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市长安区西甘河村古墓葬发掘简报》，《东方博物》2013年第4期，第29页。
[98]前揭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第26－27页。
[99]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第222页。
[100]前揭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临江支路西汉墓》，第241页。
[101]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83－84页。
[102]《史记》卷四〇“楚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720页。
[103]杨建《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3－46页。
[104]前揭李梅田《略谈巫山汉墓的鎏金棺饰——兼及汉代的棺饰之法》，第73页。
[105]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墓》，文物出版社，2004年。
[106] 前揭江苏泗阳三庄联合考古队《江苏泗阳陈墩汉墓》，第40页，图三。
[107] 前揭江苏泗阳三庄联合考古队《江苏泗阳陈墩汉墓》，第40页。
[108] 李零《“方华蔓长，名此曰昌”——为“柿蒂纹”正名》，《中国国家博物馆刊》2012年第7期，第35－41页。
[109] 高崇文《试论先秦两汉丧葬礼俗的演变》，《考古学报》2006年4期，第457页。
[110] 前揭李梅田《略谈巫山汉墓的鎏金棺饰——兼及汉代的棺饰之法》，第74页。
[111] 李娇《汉墓中的西王母信仰与生死观研究》，《常州文博论丛》2000年第6期，第62页。
[112] 张勋燎《东汉墓葬出土的解注器材料和天师道的起源》，载氏著《中国道教考古(第一卷)》，线装书局，2006年，第298－306页。
[113] 张勋燎《重庆巫山东汉墓出土西王母天门画像棺饰铜牌与道教》，安田喜宪编《神话、祭祀与长江文明》，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46－169页。
[114] 毛倩《巫山地区两汉墓葬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56页。
[115] 临沂市博物馆《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第44页，图一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