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雷少等：《我国古代海盐业的最早实证——宁波大榭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7年12月29日第8版；《我国古代海盐业的最早实证——宁波大榭遗址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综述》，《中国文物报》2017年12月29日第5版；《海岛之光——浙江宁波大榭遗址的考古发现》，《大众考古》2019年第6期；雷少：《我国古代海盐业的最早实证——宁波大榭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港口》2017年增刊第2期；宁波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编著：《海岛之光——大榭遗址出土文物精品图录》，宁波出版社，2021年，第1~8页。
[2]雷少等：《浙江宁波北仑、象山近现代制盐工艺调查》，待刊。
[3][英]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主编，陈胜前译：《考古学：关键概念》，“实验考古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3页。
[4]岳占伟、荆志淳：《实验考古是探索古代技术的重要方法——以殷墟制陶和熔铜实验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394页。
[5]宁波大榭开发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宁波大榭开发区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3、63页。
[6]岙，读音“ào”，是我国浙江、福建等沿海一带所称的山间平地，多用于地名。
[7]这是1986年舟山地区盐业公司进行盐业资源调查和区划时的划分成果。参见朱去非主编：《舟山市盐业志》，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年，第24~25页。
[8]朱去非主编：《舟山市盐业志》，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年，第36页。
[9]宁波大榭开发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宁波大榭开发区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55~656页。
[10]栗文静：《浙江宁波大榭岛全新世环境演变及史前制盐环境适宜性探讨》，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该文所称的“榭北盆地”，即本文中的“北岙平原”。
[11]栗文静等：《浙江大榭史前制盐遗址人工土台的堆土特征及来源分析》，《古地理学报》2018年第6期。
[12]Zheng T., Lei, S., Wang, Z., et al. Prehistoric seasalt manufacture as an adaptation strategy to coastal flooding in East China.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23, 302:107966. 中文译稿参见本期《浙江宁波大榭遗址四千年前的制盐手工业：史前海岸带社群对海平面上升的适应策略》。
[13]料僵石，也有写成姜石或礓石，在我国黄土中均有较多的产出，是黄土中的一种钙质结核，多似食用生姜，故名。它的矿物成分主要由方解石、石英和粘土矿物组成，主要是在黄土形成过程中，围绕着石英等难风化物质，在长期外生淋滤作用下形成的。参见刘东生等：《黄土的物质成分与结构》，科学出版社，1966年，第47~71页；刘墨庄等：《姜石矿物成分的研究》，《河北医药》1984年第5期。
[14]周雪琪等：《宁波大榭遗址出土制盐相关遗物的科技分析》，黄骅市博物馆等编著：《盐业考古与古代社会研究：手工业考古·黄骅论坛——以盐业考古为中心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201~210页。
[15]Zheng T., Lei, S., Wang, Z., et al. Prehistoric seasalt manufacture as an adaptation strategy to coastal flooding in East China.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23, 302:107966. 中文译稿参见本期《浙江宁波大榭遗址四千年前的制盐手工业：史前海岸带社群对海平面上升的适应策略》。
[16]白广美先生认为海盐晒制技术始于元代福建盐场，郭正忠先生则认为可上溯到宋金时期。分别参见白广美：《中国古代海盐生产考》，《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郭正忠：《我国海盐晒法究竟始于何时》，《福建论坛》1990年第1期。
[17]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22页。
[18]除了白广美一文外，还可参考朱去非：《唐宋海盐制法考》，《盐业史研究》1991年第1期；郭正忠：《略论宋代海盐生产的技术进步——兼考〈熬波图〉的作者、时代与前身》，《浙江学刊》1985年第4期；刘淼：《明代海盐制法考》，《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9]白广美：《中国古代海盐生产考》，《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20][日]吉田寅著，刘淼译：《〈熬波图〉的一考察》，《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4期。但有学者认为历史上并不存在直接使用海水煮盐的方法，可参见朱去非：《唐宋海盐制法考》，《盐业史研究》1991年第1期。还有学者认为文献中记载的“取海水炼盐”并非直接取海水煮盐，实际上是“海潮积卤法”，可参见郭正忠：《略论宋代海盐生产的技术进步——兼考<熬波图>的作者、时代与前身》，《浙江学刊》1985年第4期。
[21][法]魏井仁等著，史宝琳等译：《盐业技术：从中国长江流域到世界背景》，《南方文物》2018年第1期。
[22]白广美：《中国古代海盐生产考》，《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23]白广美：《中国古代海盐生产考》，《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郭正忠先生将淋卤方法归纳为刮咸淋卤法、晒灰取卤法和海潮积卤法三种，可参见郭正忠：《略论宋代海盐生产的技术进步——兼考〈熬波图〉的作者、时代与前身》，《浙江学刊》1985年第4期。
[24]白广美：《中国古代海盐生产考》，《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25]《熬波图》载：“办盐各随风土，浙东削土，浙西下砂等场止是晒灰取卤……浙东把土刮，浙西将灰淋。”（元）陈椿著，李梦生等笺注：《熬波图笺注》，砌柱承柈图第三十八和海潮浸灌图第十七，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54、64页；浙江省盐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盐业志》，中华书局，1996年，第71~78页；《宁波盐志》编纂委员会编：《宁波盐志》，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29~35页；朱去非主编：《舟山市盐业志》，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26]盐泥，是浙江沿海民间对海涂上含盐量高的泥土的俗称。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所著《煮海歌》云：“年间春夏潮盈浦，潮退刮泥成岛屿。风干日曝咸味加，始灌潮波塯成卤”。其中所描述的“刮泥”，便是指在大潮过后的低潮期间，刮取海边滩涂上含盐量高的滩泥。参见张利民：《象山海盐晒制技艺》，浙江摄影出版社，2014年，第82~83页；雷少等：《浙江宁波北仑、象山近现代制盐工艺调查》，待刊。
[27]关于使用草木灰淋卤的考古证据和研究成果，可参考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等：《山东寿光市大荒北央西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5年第12期；浙江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浙江省洞头县九亩丘盐业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5年第1期；王青：《淋煎法海盐生产技术起源的考古学探索》，《盐业史研究》2007年第1期；崔剑锋：《山东寿光双王城制盐遗址的科技考古研究》，《南方文物》2011年第1期；彭鹏：《鲁北莱州湾沿岸商周时期制盐工艺初探》，《南方文物》2012年第1期。
[28]张利民：《象山地名中的盐文化》，《中国盐业》2016年第5期；雷少等：《浙江宁波北仑、象山近现代制盐工艺调查》，待刊。
[29]硫酸钙微溶于水，碳酸钙难溶于水，碳酸钙的溶解度小于硫酸钙，比硫酸钙先发生化学沉淀。经过较长时间，硫酸钙会向碳酸钙转变。所以外峙岛晒盐田在晒盐过程中所产生的白色废渣，从原理上来说，既然含有硫酸钙，那必定就包含碳酸钙。此外，晒盐田的卤水直接来自海水，而大榭遗址的卤水则来自海水和盐泥的混合，这可能也是导致二者卤水杂质主要成分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
[30]在制盐过程中有一道工序是清除卤水的杂质，否则制出的盐会因为含有害杂质，口味不好，甚至不适宜用来加工和制作某些食品，如古人常做的腌鱼和腌菜等。参见李水城：《中国盐业考古》，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5~28页。
[31]宋代以来文献中关于制卤工艺的记载，其中获取盐泥的“灰场”“亭场”或“摊场”，绝大部分是经过人工彻底改造后的场地，而非自然海涂，反映了较为成熟和先进的制卤方法，适用于官方组织的盐业生产。而笔者在大榭岛所了解到的制卤方法，是民间自发组织的小规模生产，利用的是自然海涂来获取盐泥，相对来说更为原始一些，参考价值也更大。
[32]（清）顾炎武著：《肇域志》江南九卷，下吴淞江，清抄本。
[33]根据大鱼潮汐表中北仑港的历史记录，当天是小潮，考察的时间正处于满潮期间，参见网址https://www.chaoxibiao.net/tides/48.html。
[34]郑其炉，大榭岛
头村人，1950年生，12~14岁曾在头村晒盐三年，当时制盐工艺为板晒法。
[35]晾晒盐泥的步骤和注意事项，与甘肃礼县盐官镇井盐生产中的“拌土”环节十分相似，其原理是将土壤作为承载盐分的载体，相当于现代化学分析上用的固体吸附剂。这些吸附剂需要反复晾晒、打碎、翻动、耙细，以增大吸附面积，增强吸附能力。因为固体吸附剂的吸附能力与吸附剂的粒度关系最大，粒度越小表面积越大，吸附力越强。所以在晾晒阶段要反复加工，使含盐土壤的粒度越细越好。参见陈芳芳：《没落的民间记忆——甘肃省礼县盐官镇盐神庙及其庙会考察研究》，《民俗研究》2009年第4期；王都留：《甘肃礼县盐关井盐工艺中的化学原理》，《化学教学》2013年第1期。
[36]泥溜，或称土溜，是当地盐工对以泥土为原料所建造的淋卤坑的俗称。《新唐书·食货志》载：“暵旱则土溜坟”，说明唐代已经有了“溜”的名称。这种淋卤坑在宁波余姚盐场称为漏碗，舟山岱山盐场称为溜碗，名称虽有不同，但大同小异，实为原理相同的淋卤设施。大榭岛在清初至新中国初期一直隶属定海县管辖，因此本地人对淋卤坑的俗称与舟山地区一致，这也间接说明他们所用的淋卤方法很有可能来自舟山地区。参见（宋）欧阳修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第四十四，武英殿本；林振翰编：《浙盐纪要》，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66~70页；浙江省盐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盐业志》，中华书局，1996年，第73~74页；宋良曦等主编：《中国盐业史辞典》，“灰坑”条，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173页。
[37]关于废弃盐泥的处理，除了直接倾倒以外，还可以重复利用来继续淋卤。如《余姚六仓志》载：“一曰摊泥，以咸泥置漏碗中，俟其咸卤沥出，乃掘土堆积漏碗四周，谓之淡泥，亦曰生泥，至堆积既多，遇天气晴和或西风发动时，挑至田间重铺田面，海潮来时由湾口迤逦而入沟渠，水中咸分即为砂土吸收，日晒风吹水汽蒸发，俗所谓盐花是也。”参见杨积芳总纂：《余姚六仓志·卷八·盐法》，民国九年（1920年）印行。转引自王清毅、岑华潮编：《慈溪文献集成（第一辑）》，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122~123页。
[38]由于大榭岛的开发建设已有时日，海边地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已找不到保存较为原始、人工干预较少的滩涂作为实验场地。经过多次调查，最终选定穿鼻岛门登村这片保存较为原始的滩涂作为刮盐泥的场地。
[39]根据大鱼潮汐表中北仑港的历史记录，当天是小潮，采集盐泥的时间正处于干潮期间，参见网址https://www.chaoxibiao.net/tides/48.html。
[40]实验所取海水盐度未测量。参考舟山市年平均海水盐度分布图，其中大榭岛东南侧海域的海水年平均盐度约为22‰。参见朱去非主编：《舟山市盐业志》，附图1-1，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年。
[41]卤水的新鲜度、透明度等与盐的颜色、质量直接相关，卤水澄清的标准是以透明度来衡量，透明度在10厘米以上才可保证颜色洁白。参见朱去非主编：《舟山市盐业志》，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年，第78页。
[42]由于测量数值已超过仪器的最高刻度，因此测量结果并不准确。如果以1.060作为参数来计算，按照海水密度与盐度的换算公式：1305（1.06-1）+（25-17.5）×0.3=80.55‰，这个数值结果明显偏低。
[43]实验期间并未及时测量不同阶段所收集卤水的波美度，最后收集的卤水波美度也未及时测量。这里的波美度是当时进行煮盐实验时所测得的数值，这时卤水已静置封存9个半月。一般卤水达到20波美度左右时煮盐的效率最高，而本次实验所得卤水浓度明显偏低，可能与采集的盐泥中盐分含量不高，以及收集卤水时将先流出的浓卤与后流出的淡卤混收在一起有关。
[44]曹洋、雷建红：《黄骅大左庄隋唐制盐作坊的制盐工艺及生产性质初论》，《考古》2021年第3期。
[45]原文记载如下：“凡取卤煮盐，以雨晴为度，亭地干爽，先用人牛牵扶刺乃取土，经宿，铺草籍地，复牵爬车聚所刺土于中上成溜，大者高二尺，方一丈已上，锹作卤井于溜侧，多以妇人小子执芦箕，名之黄头，舀水灌浇，盖从其轻便，食顷，则卤流入井。”参见（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一三〇，钦定四库全书本。
[46]原文记载如下：“先此周筑土圈如柜，长八九尺，阔五六尺，高二尺，深三尺，名曰溜。溜傍即开一井，深八尺，溜底用短木数段平铺，木上更铺细竹数十根，复覆以栽冒以草灰，然后挑取场灰，填实溜中，用足踏实，再以稻草覆灰，仍挑潭中海水，多泼草上，使缓缓潜渗入井中成咸卤，可汲煎矣。”参见（明）汪砢玉著：《古今鹾略》（卷一）《生息》，清抄本。
[47]原文记载如下：“凡淋煎法，掘坑二个，一浅一深。浅者尺许，以竹木架芦席于上。将帚来盐料（不论有灰无灰，淋法皆同），铺于席上。四周隆起，作一堤垱形，中以海水灌淋，渗下浅坑中。深者深七、八尺，受浅坑所淋之汁，然后入锅煎炼。”参见（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42页。
[48]李水城：《中国盐业考古》，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5~147页。
[49][美]安德列·严科夫斯基著，马赛译，李水城（校）：《传统技术和古代器物：菲律宾中部保和（Bohol）岛的制盐业和陶器生产的民族考古学研究》，李水城、罗泰主编：《中国盐业考古（第二集）——国际视野下的比较观察》，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60~188页。
[50][日]江上幹幸：《東部インドネシアの製塩琉球列島における製塩考察のための民族資料》，见《塩の生産と流通ー東アジアから南アジアまで》，雄山閣株式会社，2011年。转引自曹洋、雷建红：《黄骅大左庄隋唐制盐作坊的制盐工艺及生产性质初论》，《考古》2021年第3期。
[5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彩版九至十二，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32页；陈芳芳：《没落的民间记忆——甘肃省礼县盐官镇盐神庙及其庙会考察研究》，《民俗研究》2009年第4期；屈胜文、解维汉：《最后的盐井》，《西安晚报》2010年6月20日第16版。
[52]（元）陈椿著，李梦生等笺注：《熬波图笺注》，裹筑灰淋图第五，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1~22页。
[53]关于此类涂泥圆坑的原始功能，发掘者燕生东将它们认定为工棚的柱洞，不过这个观点已被大多数学者所否定，参见燕生东：《山东寿光市双王城盐业遗址2008年的发掘》，《考古》2010年第3期；崔剑锋：《山东寿光双王城制盐遗址的科技考古研究》，《南方文物》2011年第1期；彭鹏：《鲁北莱州湾沿岸商周时期制盐工艺初探》，《南方文物》2012年第1期；李水城：《中国盐业考古十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编：《考古学研究（九）——庆祝严文明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上册）》，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373页。王青则将这种遗迹直接认定为淋卤坑，参见王青：《山东盐业考古的回顾与展望》，《华夏考古》2012年第4期。
[54]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吉林大安市尹家窝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8期。
[55]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吉林大安市尹家窝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8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寿光市双王城盐业遗址2008年的发掘》，《考古》2010年第3期；浙江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浙江省洞头县九亩丘盐业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5年第1期。
[56]孙智彬：《重庆忠县中坝制盐遗址的发现及相关研究》，李水城、罗泰主编：《中国盐业考古（第三集）——长江上游古代盐业与中坝遗址的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2~53页；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等：《山东寿光市大荒北央西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5年第12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寿光市双王城盐业遗址2008年的发掘》，《考古》2010年第3期；彭鹏：《鲁北莱州湾沿岸商周时期制盐工艺初探》，《南方文物》2012年第1期；浙江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浙江省洞头县九亩丘盐业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5年第1期；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吉林大安市尹家窝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8期。
[57]陈芳芳：《没落的民间记忆——甘肃省礼县盐官镇盐神庙及其庙会考察研究》，《民俗研究》2009年第4期。关于盐官镇的制盐工艺，也有学者将其称为“撒卤晒咸法”，参见牛英彬、白九江：《中国古代淋土法制盐技术的发展与演变》，《盐业史研究》2019年第3期。
[58]Pauline Sebillaud（史宝琳）、刘晓溪：《尹家窝堡遗址；探索东北已知发现最早的土盐制作遗存》，《吉林画报》2016年第7期；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吉林大安市尹家窝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8期。关于尹家窝堡遗址的Ⅵ号土包堆土来源，《吉林画报》一文明确指出是淋卤之后的盐土，但是《考古》中的简报并未提及，仅在结语部分介绍了采集自各类遗迹和附近近现代盐场、地表土壤样本的X射线晶体学分析结果，表明现代地表和遗迹填土主要为该地区常见的碱土，其中是否有来自地层堆土的样品，简报中并未明确交待。
[59]崔剑锋等：《山东寿光市双王城遗址古代制盐工艺的几个问题》，《考古》2010年第3期；崔剑锋：《山东寿光双王城制盐遗址的科技考古研究》，《南方文物》2011年第1期。
[60]王炜林等：《陕西白水县下河遗址大型房址的几个问题》，《考古》2012年第1期；孙天强等：《苏羊遗址白灰面的制作工艺研究》，《光谱学与光谱分析》2021年第6期。
[61]目前所检索到的资料中，在良渚古城遗址内古尚顶东坡发掘的灰沟G9，沟内填土的第⑦、⑧层中包含少量“礓石块”，但是否与大榭遗址的“料僵石”相同，因未见到实物，暂不清楚。可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166页。浙江省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近三分之二地区广泛发育着巨厚的中生代火山岩系，其余主要为侵入岩，而石灰岩含量相对很少，且主要分布在浙西、浙北古生代沉积岩地区，浙南有零星出露。参见陈桥驿主编：《浙江地理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26页；浙江省地质矿产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地质矿产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第256页。
[62]（元）陈椿著，李梦生等笺注：《熬波图笺注》，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65~97页；（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41~242页。
[63]杨积芳总纂：《余姚六仓志·卷八·盐法》，票引、建筑，民国九年（1920）印行。转引自王清毅、岑华潮编：《慈溪文献集成（第一辑）》，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122~123、127页；林振翰编：《浙盐纪要》，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82~88页。
[64][英]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编），陈胜前（译）：《考古学：关键概念》，实验考古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5页。
[65]正如陈伯桢先生所言：“实验考古学的工作必须反复多次测试，同时严格控制实验中的各种变数，否则准确率将会大打折扣。”参见陈伯桢：《中国盐业考古的回顾与展望》，《南方文物》2008年第1期。
[66]贺云翱：《“实验方法”在考古学中的运用——考古学者的“利器”之六》，《大众考古》2014年第1期。
[67]李水城：《中国盐业考古》，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