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楼与文化名楼的思考

标志性建筑承载着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名楼建筑更是一个城市骨骼上的界点。如果认为地域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独特标识，那么历史名楼就是找回城市的个性与灵魂的一个标志景观。地域文化不能复制与移植，一方水土一方情，北方阔大伟岸与南方玲珑柔美有着很大差别。强行对地域文化进行移植，只会造成城市价值认定的偏执与迷失。历史名楼同样不仅仅是砖石木材或钢筋水泥搭成的筑，它脱身于经典建筑文化，有着时代的印记。其中凸显的理念是，城市的文化品位同精神底气密切相关。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历史文化名楼[1]绝大多数是于毁灭后在不同时期经历“重建”“复建”或 “仿建”的（图1）。按照文化遗产国际标准和传统说法，大多历史文化名楼不能进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行列。 

首先应厘清“复建”与“重建”的概念。在文物保护界，“复建”是对古代建筑的复制，必须依据“四原”原则，即按照文物的原形制、原结构，采用原材料、原工艺开展。“复建”强调“原真性”，所用数据都应来自原文物的真实信息。也就是说，“复建”的建筑可被归为文物。“重建”与 “仿建”对原真性和“四原”原则没有硬性要求， 因而建成建筑只有与文物本体相似的外形，却完全不具备任何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价值。但是在各地实 践中，文物价值认定往往模糊不清，如重建后的北京永定门城楼，既偏离原址又偏离中轴线，这就是 “复建”与“重建”“仿建”本质上的区别。 

罗哲文先生最早提出，中国古建筑因采用木结构而具有特殊性，只要按照原形制、原材料、原结构、原工艺进行认真修复，其结果依然具有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不应被视为“假古董”。也就是说，复原、重建的古建筑不能以假古董视之，北京新复建的永定门便被归为文物，因其 正符合 “四原”原则。其原意是指修复工程，却常被借用来为“复建”乃至“再建”正名，定义重新设计建造的仿古建筑仍然是文物。该观点无疑背离了“古建文物是实物的史书、历史的见证”等基本价值，因此备受争议。

按照文化遗产代表性建筑必须满足历史真实的根本性原则，历史文化名楼的改建必须保持其原真性，遗址类名楼尤甚。如要建立纪念馆性质的文化名楼，应搜集汇聚各类文物，使具有古代元素、符号在这里得到体现。为了保存历史文脉，传承文化，借文物遗址或文化遗产地的名气重新创立一个文化产业品牌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如专注于挖掘商业特质或旅游收入，就另当别论了。“复建” 或“重建”工作开展得好，便需找到与当地旅游文化市场的最佳结合点，并与其他城市文化景点连成一串，构成一个新文化内涵及其丰富的文化长廊，也许能成为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的一个支点。

每一座城市都应有其独特记忆，没有灵魂的城市就是一座死城。同样，每一座城市也可以有自己的文化名楼，沿海城市都有望海楼，沿江城市都有望江楼，北京沿着永定河还建了一个永定楼，各地还有风雨楼、晨曦楼、晚霞楼等，名称百花齐放， 均想彰显自己的文化主题（图2）。

近年来，历史名楼再造问题得到国内外的关注与讨论。文物古迹真实性要求和标准并不承认再造概念，但其却大范围存在于中国各个城市。名楼 建设如火如荼，已成为一种城市文化现象[1]。笔者赞同用“文化名楼”代替“历史名楼”，不必强求为非古迹的文化名楼戴上“历史名楼”的帽子。

2 名楼再造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平衡问题

名楼再造所遇到的理论（规范标准）和实践 （再建过程）之间的矛盾，也许是“文物古迹”概念诞生以来争议最为广泛、时间牵扯最久的问题。

1964年所颁布的《威尼斯宪章》成为当今世界文物修复理念的基础。出于对时间不可逆性以及文 物古迹修复材料真实性的崇拜，重新再现文化遗产遭遇了“假冒”“伪造”等的否定和抑制。“复建”“重建”“仿建”等再建问题从此被官方主流话语划为禁区，讨论不足，且远未达成共识。

全球范围内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导致文物古迹数量不断减少，以古建筑为代表的文物古迹再造的呼声不断扩大。然而极端民族主义和政治诉求的高涨，使得理论认识匮乏与实际应用需求产生矛盾，同样也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其中真实性问题争议较大。

“复建”“重建”“仿建”后的古迹遗址是否具备文物性，其已经完全消失的部分本身是否具有文物保护的意义，此类问题的讨论相当普遍。原有定义不清晰，术语不明确，现有理论框架局限性太大，思考角度很难推陈出新。

国内新建或再造的历史文化名楼工程遍地开花，但都以“修缮”的名义完成报批手续。项目名称曾专门由“修复”改为“修缮”，避重就轻之意图不言自明。北京故宫博物院建福宫花园于清末被火烧后的复原恢复工程，虽然经过严格的勘探调查与文献考证、图像资料研究，但其最终复建结果仍与原貌有差异，从性质上来说为复建工程，许多新建元素也被融入其中。清光绪年间重修被英法联军烧毁的颐和园，原址新建的文昌阁与乾隆年间原物完全不同，仅保留十字形的平面形制，当时就被定为重建。如今圆明园的景观重现又遇到此类“再建”问题，争议极大。

按20世纪50年代恢复工程实测图来看，山西大同南城门十分矮小。为使其得到高端展现，选择清代县志中古代文人意会的“城图”进行放大设计，追求夸张效果，如今建成的城楼超出当时省府规格，是典型的新建工程。

在国外，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波兰首都华沙是一座新城，被誉为“欧洲伟大的复制之城”。“二战”前，面临德国战争的威胁叫嚣，波兰人出于对祖国建筑文化遗产的热爱，集中力量为华沙古城的主要街区、重要建筑物都进行测绘记录，并将图纸资料全部藏入山洞里。房屋街道在战时受到损毁，其形象资料却得以保存。

在“二战”中，纳粹德军为了报复华沙犹太人抵抗，于1944年8月摧毁了这座城市，全城85%的地段被荡平。战后波兰人民拒绝了苏联建设现代主义首都的规划建议，凭借着战前精确的测绘图纸和照片资料，对华沙历史中心风貌进行全民恢复。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波兰人自发归来，30万人参与重建、复建老城建筑的工作，不仅精确恢复主要建筑立面，还于其内部开发改造设计新功能（图3）。

1978年，波兰政府提出将华沙历史中心列为世界遗产的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最初评估中曾对其物质层面的真实性提出质疑。随即各方就文化遗产的价值及真实性概念进行大辩论，最终确认华沙历史中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浴火重生”的复建行为。1980年，华沙历史中心破例进入世界遗产，为世界古城做出榜样。

华沙老城复建代表了波兰人民的“民族意志”， 成为在历经磨难后存续自身文明的重要载体。即使20世纪下半叶，有效性修复技术也不影响欣赏7个世纪来的风貌。华沙老城获得的极高评价无疑具有开创意义：华沙的真实性在于其1945年至1966年间的复建行为本身，而不在于其所还原的那座古城[2]。

2005年成功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黑）遗产点——莫斯塔尔旧城和旧桥地区[3]（图4），原是15—16世纪和19—20世纪的奥匈 帝国时期开发成为土耳其的边境城镇，一直以来因其 古老的土耳其房屋和旧桥而闻名。旧桥地区融合了前-奥托曼、东部奥托曼、地中海和西部欧洲的建筑风格，自古就是不同种族和信仰的混居地带。

建于16世纪的旧桥曾是联结雷特瓦河两岸居民的重要枢纽，是一个典型的多元文化城镇建筑。在1990年间的冲突中，莫斯塔尔旧城包括旧桥在内的众多建筑被蓄意摧毁。2004年完成的复建工程由UNESCO牵头，这一工程被认为是协调和解、国际合作的象征，也是不同文化、种族和宗教社会之间和睦相处的标志。莫斯塔尔旧城和旧桥地区凭借此“新的价值”而成为世界遗产，它是2005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正式将《奈良文件》作为对真实性阐释的附件而纳入后，对遭受武装冲突或自然灾害而毁坏的整座建筑的复建，也是第一个申遗成功的复建案例，它让世界人民见证了此类建筑遗产的独特风格魅力[4]。

华沙是对某个历史事件的见证，莫斯塔尔是当代意识形态的具象化代表。欧洲有几百个城市与它们的经历类似。但华沙和莫斯塔尔是原材料、原形状、原工艺的保存性复建，意义非凡。体现了对遗产地非物质属性价值的评判，特别是对当代社会复建、重建层面历史文化价值的进一步认知。

这些现实问题或案例似乎在中国文物行业及文化遗产界都未得到很好的理解。涉及历史文化名楼也存在许多不明不白的模糊规避。黄鹤楼、鹳雀楼、滕王阁等究竟算是历史名楼还是文化名楼？算是文物还是仿古新建筑？摆在人们面前的这些问题尚未进行理论的讨论。

一座历史文化名楼应是凝聚一个城市的文化积淀、时代追求、价值取向，堪称城市的文化表情和文化地标。无论是历史名楼还是文化名楼都不应阁楼一面。目前复建及仿建的一些名楼在设计建造上随意性、粗率性、克隆性突出。假古董不如真遗存，没有独特的美学追求。

笔者认为历史名楼或文化名楼的再造至少应有如下标准：

（1）再造过程中，应保持阁楼的独特性，突出其时代特点、地域文化和朝代历史，不该照搬套用使千楼一面。

（2）历史名楼或文化名楼应有其自身的文化内容，不可勉强用几幅字画充门面。至于是否应该装电梯没有明确规划和标准规范。

（3）建造文化楼阁应注重其艺术价值、文化内涵与公众接受的统一，维持城市环境与文化空间的契合度。一些地方建造文化楼阁求快求大，如北京永定河畔园博会新建永宁楼、西安汉城湖畔新建大风阁、宁夏中卫黄河楼、 河北迁安轩辕楼等，缺乏创意和精神内涵。

（4）历史名楼及文化名楼均是独立的生命体，应考虑人类的文化需要及地域文脉。文化名楼不能建成现代化的高层建筑，应与历史建筑及其环境相协调，以保护名楼周边地区的历史肌理及历史风貌。

（5）应对历史名楼进行活态保护，但目前对历史名楼的保护修复标准不统一。名楼保护要有具体内容，提供专家咨询，不能大而化之，笼统搪塞。在保持历史建筑的高度、体量、外观、风貌等特征的基础上合理利用，丰富业态，活化功能，实现保护与利用的统一。

3   用学术智慧解答舆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