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 | 陈星灿：安志敏先生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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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08 13:43 来源:安志敏先生纪念文集

一

安志敏先生1924年4月5日出生于山东省烟台市，2005年10月26日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81岁。

1928年，先生4岁时举家迁往辽宁大连，在大连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光。1941年4月初中毕业，5月迁往北平，升入艺文中学（今长安中学）高中。1944年，先生从艺文中学毕业，升入中国大学史学系。次年，在中法大学文史系旁听裴文中先生讲授史前考古学，在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实习；同年，抗战胜利后又结识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日本著名考古学家鸟居龙藏教授，时相过从，获得教益。这是先生学习考古学的开始。1948年6月大学毕业，旋即为燕京大学历史系兼任助教，协助裴文中先生史前考古学的教学实习，并负责史前陈列馆的整理工作。次年2月，代裴文中先生讲授史前考古学。9月入北京大学史学研究所，成为考古组的研究生。1950年4~5月，26岁的安志敏先生，参加了尚未正式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发掘队的实习，8月辞去燕京大学历史系助教，10月成为考古研究所助理员，并参加了考古研究所成立之后组织的在河南辉县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接受系统的考古学田野训练，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职业考古生涯。

进入考古研究所工作之前，安志敏先生曾师从裴文中、鸟居龙藏、齐思和等考古学和历史学名家，进入考古研究所工作以来，梁思永先生是他的导师，又跟从夏鼐先生到河南辉县、郑州、成皋、洛阳、渑池和湖南长沙等地参加调查和发掘，亲炙夏鼐先生的教诲，接受了严格、系统的考古学田野训练。先生一生的研究，坚持走田野考古的道路，虽然以新石器时代考古为主，但也旁及旧石器时代和历史时代，其视野之开阔，领域之广博，研究之深入，跟他所受的专业训练和他的师从当有很大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担着繁重的全国范围内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任务。安志敏先生边学边干，逐渐成长为一名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中坚分子。“文化大革命”之前，他所参加和主持的考古工作，遍及黄河、长江和东北各地。除了上述河南、湖南的田野工作之外，举其重要者如下：1952年主持河北唐山贾各庄战国墓地发掘；1953年主持河南陕县考古调查；1954年调查河北怀来大古城遗址、曲阳商代遗址；同年及次年参加洛阳中州路发掘，调查河北唐山大城山龙山文化遗址；1956年主持黄河三门峡水库复查、刘家峡水库普查及河南陕县庙底沟和三里桥的发掘；1957年主持陕县上村岭和后川墓地发掘，调查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1958年主持调查青海湟水流域及兰青铁路沿线遗址；1959年任安阳发掘队队长，主持发掘殷墟遗址；1961年主持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晚期洞穴遗址发掘；1962年调查内蒙古海拉尔松山细石器遗址；1963年出任考古研究所东北队副队长兼第一组组长，主持调查内蒙古赤峰、宁城和辽宁沈阳、鞍山、海城、盖县、抚顺、大连、金县、锦西、朝阳、喀左一带的史前遗址，次年主持旅顺双砣子、将军山、岗上、楼上、卧龙泉和尹家村遗址发掘；1965年春天主持沈阳郑家洼子遗址发掘；同年8月至1966年6月，风华正茂的安志敏先生，“参加山西永济干樊村四清运动”；1966年7月~1971年7月，“在北京、河南信阳东岳和明港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1]。虽然“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直到先生晚年的1997年，他还不断深入田野工作第一线，但由他主持的考古工作，基本上结束于郑家洼子的发掘，那一年他41岁。

田野工作是安志敏先生考古研究的基础。在坚持田野工作、及时完成考古报告之余，先生对不少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综合和专题研究，使他享誉国际，成为有国际影响的中国史前考古的权威学者。从1950年先生入所算起，到1956年短短的七年间，先生发表的各类研究论著多达37篇（部），优异的成绩使先生在1956年被擢升为副研究员，成为其时考古研究所最年轻的高级研究人员。

除了繁重的田野和研究工作，安志敏先生还是新中国考古教育事业的开拓者。1952年，28岁的安先生刚从北京大学史学研究部毕业，就参加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教务处，担当起新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陶器和田野考古的授课工作。次年，又参加了第二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授课并辅导在郑州二里岗、洛阳烧沟开展的田野实习。从1953年开始，先生参加刚刚组建的北京大学史前考古学教研组，为本科生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直到1957年以后北大有了自己的专业教师，他才结束这项工作。此外，他还在河北、陕西等省的考古训练班或集训班上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学。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先生又招收了多届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不仅讲授《考古学概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等课程，还亲赴田野第一线指导研究生的实习。为中国考古人才的培养尽心竭力，做出了杰出贡献。

1972年安志敏先生奉命从河南明港回所，筹备《考古》和《考古学报》的复刊事宜，并与夏鼐、王仲殊先生组成三人小组，负责两刊的编辑工作。1978年成为《考古》主编。同年先生晋升为研究员并担任第一研究室主任。1982年~1985年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还担任考古研究所第二届（1979）和第四届（1994）学术委员会会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84）等职。1979年，先生参加在西安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秘书长和常务理事，同年被推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和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全新世分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被推选为德意志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1990年当选为亚洲史学会评议员。安先生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1986）编辑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兼新石器时代部分主编，他也是总结新中国考古成就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一书的编辑委员会成员。

安志敏先生兼通日语和英语，曾先后访问过埃及（1958）、叙利亚（1958）、阿尔巴尼亚（1962）、埃塞俄比亚（1973）、伊朗（1977）、罗马尼亚（1977）、德国（1980、1985、1987）、日本（1981、1983、1984、1989、1990、1991、1992、1993）、意大利（1985）、英国（1986）、韩国（1995、1998）、美国（1996）和我国香港（1991、1994、1996、1997，2002）、台湾（1999）等地，和国际学术界有着广泛的交往和联系。1991年12月至1992年5月，年近七旬的先生担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为中日考古学界的学术交流谱写了新的篇章。

二

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方面，安志敏先生着力最多，取得的成就也最大。自1921年发现仰韶文化以来，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成为中国考古学界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仰韶文化自西而东，龙山文化自东而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三四十年代的主流看法[2]。但是，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尽管尹达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怀疑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包含着不同时期的堆积[3]，但一直到50年代初夏鼐先生率队再次发掘仰韶村时，还曾提出所谓“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的看法[4]。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主要是通过由安志敏先生主持的庙底沟和三里桥遗址的发掘完成的。他们在庙底沟等遗址发现，仰韶和龙山文化不仅有层次上的区别，在文化内容上也互不相同，并不见所谓“混合”的痕迹。庙底沟遗址发现的晚于仰韶文化的遗存，在面貌上既不同于仰韶文化，也与所谓“河南龙山文化”不同，而介乎两者之间。由此安志敏先生提出“庙底沟第二期文化”的概念，认为它属于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存，“具有由仰韶到龙山的过渡性质，最低说明了豫、晋、陕一带的龙山文化是由仰韶发展而来的，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上提供了有力的线索”[5]。

这个现在看来平平常常的结论，却是几代人数十年摸索的结果，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它对于我们澄清仰韶文化的概念和内涵，全面审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进而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是中国最早发现的两个史前文化。与讨论两者关系密不可分的，是两者各自的分区和分期研究。安志敏先生是根据新的考古材料，最先明确提出两种文化的分期和分区研究的。考古界所熟知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的概念和“典型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的概念，就是由他率先提出的[6]。在5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论文中，先生不仅对这些不同地区的龙山文化给予不同的命名，而且分析它们之间的异同，辨析它们的源流，使龙山文化的研究逐步引向深入。经过类型学的比较分析，他明确指出，河南、陕西和山西的龙山文化，是继承了仰韶文化而继续发展的，至于“山东等地区的龙山文化则可能另有来源”，但又特别提出“至于最近所发现的许多缺乏灰陶或具有彩陶的遗存可能是它的前身”[7]，这也就是认为山东龙山文化另有来源，以新沂花厅村、滕县岗上村和宁阳堡头等为代表的遗存（即后来我们熟知的大汶口文化），当可能是它的前身。

自30年代以来，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就是纳入龙山文化的范围之内加以考察的。梁思永先生曾经把龙山文化划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三个地区[8]。随着田野资料的积累，安志敏先生又把这三个地区扩大为沿海地区、中原地区和江浙地区，同时根据文化特征的分析，对各区内部进行了划分。比如中原区就被细分为豫东、豫北、豫西和陕西地区。长江下游虽然暂时仍被列入龙山文化，但通过分析，他认为可能存在两类性质不同的遗存，可能代表不同的时代，但无论如何，它们都可能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既不是仰韶文化，也不是龙山文化，后者虽可能受龙山文化影响，但并不属于龙山文化，却可能是由前者发展出来的，敏锐地觉察出长江下游地区史前文化的特殊性和土著性[9]。在稍后关于《干栏式建筑的考古研究》一文中，他更进一步提出，“当中原文化的影响没有到达这里以前，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广阔地区的土著文化，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保持了某些共同特征，除‘干栏’式建筑以外，尚有许多其他因素，当它逐渐被中原文化吸收或融合之后，便形成了汉文明的一部分因素。探索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远古文化的性质、类型和消长过程，为我们今后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10]同理，通过文化因素的分析，安志敏先生又指出黄河上游地区的齐家文化，“虽然近于陕西龙山文化，但也具有它自己的特点”。尽管他觉得这种区别的性质（究竟是文化之间的区别还是文化内部的区别），还有待于研究[11]。实际上，尽管当时因为发现上的局限性，还不可能对各地史前文化的谱系做出更明确的分析，但是安志敏先生通过类型学的考察，已经充分认识到各地史前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这一点从他对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特别是甘青地区远古文化的分析上，已经充分表现出来[12]。

因为安阳后冈三叠层的发现，一般认为商文化是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两者之间毕竟还有不少区别。安志敏先生不仅详细指出两者的异同，更明确指出“殷代文化与山东、河南龙山文化之间，未必有直接承袭之关系”[13]。五十年代中期在郑州发现“洛达庙层”以后，先生率先指出以“洛达庙层”为代表的、广泛分布在豫中、豫西一带的叠压在二里岗下层之下的这种文化遗存，介乎龙山文化和二里岗商文化之间，虽把它列入“商代早期文化”中，但又明确认为寻找传说中的“夏”文化，这种遗存“便是今后值得注意的一个对象”[14]。所谓以“洛达庙层”为代表的文化，就是后来学术界所熟知的二里头文化。在同一篇文章中，安先生还明确指出，西周文化很可能是继承陕西龙山文化而发展的，因此他说“大体上可以这样假设：古代史上的夏、商、周的产生与发展都与龙山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5]，这些说法多数都为学术界所接受。

无论就田野工作的数量和发掘面积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要考古工作都可以说集中在黄河流域，这些工作逐渐在考古学上建立起仰韶一龙山一商文化的连续发展谱系；70年代后期裴李岗文化发现之后，为仰韶文化找到了源头，无形中更强化了中原地区古代文化的土著性和连续发展性。因此，安志敏先生成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发祥地”学说的主要建构者和坚定支持者。如上所述，他虽然承认周围地区古代文化渊源有自，即不少地区有所谓“地方性文化”的存在，但直到先生晚年，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50年代他说“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我们的祖先在这块肥沃黄土原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这里不仅是从旧石器时代以迄于新石器时代人类的活动中心，甚至如传说中的‘夏代’，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统治王朝，也是在石器时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连续不断的发展与悠久的历史传统，是值得我们引以为骄傲的”[16]。在总结新中国前三十年新石器考古成就的论文里，安先生又说，“总之，把黄河流域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心，并不排斥其它地区也有古老的遗存和悠久的文化传统，以及它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积极贡献，不过由于黄河流域先进文化的影响和推动，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以中原为核心，特别是进入阶级国家以后，则表现得更加突出”[17]。1996年，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的《中国后期新石器文化》一文中，他这样说：“黄河流域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心之一，特别是以中游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尤为重要的地位。新石器时代的农耕经济在这里经过长期的繁荣和发展，在仰韶文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龙山文化，又进一步奠定了商、周国家出现的基础。至少这一系列继承发展，脉络清楚，同时也不断同周围地区进行文化交流和影响，在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当然也吸收了中原地区以外的许多文化因素。从而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心，已成为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古代文化，始终对周围地区起着推动和影响的作用，特别是进入阶级国家以后，这种核心作用就变得更加突出，为中国的统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8]。

如果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安志敏先生强调黄河流域特别是中原地区的核心作用，还主要是基于该地区考古工作多、文化谱系相对清楚、文化的连续性比较显著的话，那么80年代中期以后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就跟当时出现的“满天星斗”等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的某些矫枉过正有很大关系[19]。在这一点上，安先生从不讳言他是一个“保守”的考古学家。在“文明”的定性上，他信奉有关经典作家的定义，认为“文明”与“文化”不同，“文明”标志着国家的出现，因此他认为二里头文化显然不同于还处在氏族公社的龙山文化，它有巍峨的宫殿建筑，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以及陶器、铸铜作坊的存在，甚至还有了文字，表明这个时期国家已经出现了。但他又指出“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把上述的遗存同传说中的夏代或者夏文化联接起来，因而夏文化的探索还是个尚未解决的问题”[20]。反对在二里头文化和夏文化之间或龙山晚期文化之间画等号，表现了一个严谨考古学家一以贯之的学风。这些看法，不仅广泛流行于国际学术界，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学术界的主流看法，影响深远[21]。

三

中国史前文化的年代和关系问题，是安志敏先生——特别是他的后半生——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论文里，他已经把某些考古学文化绝对年代的判定寄托在刚刚发明的¹⁴C测年上[22]。1972年第一批¹⁴C数据公布，他便在《考古》上发表了《关于我国若干原始文化年代的讨论》[23]、《略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问题》[24]；80年代又发表过《碳-14断代和中国新石器时代》[25]、《碳-14年代和中国考古学》[26]、《中国晚期旧石器的碳-14断代和问题》[27]等一系列论文，安志敏先生是国内最早利用碳素测年讨论我国史前文化的考古学家。

通过对第一批¹⁴C年代数据的分析，安志敏先生一方面证明仰韶文化可以早到距今6000年以前，其年代甚至比中亚或者欧洲的某些具有彩陶的遗存还要早，因而“宣判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彻底破产”。另一方面却也肯定“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仰韶文化，是我国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而周围地区具有彩陶的新石器文化，如马家窑文化、青莲岗文化以及屈家岭文化等，都与仰韶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年代上则晚于仰韶文化。继而兴起的龙山文化，分布范围愈加广阔，虽然所呈现的地域性上可能分成不同的文化或类型，但它们的共同特征愈来愈明显，说明在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它们有逐渐趋于一致的倾向”[28]。如前所述，由于发现和认识上的局限性，安先生过分强调了黄河流域特别是中原地区的重要性，好像一切“先进”的东西，都是从中原向外影响所致，这与中国考古学界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主流认识是有区别的[29]。但是，安先生毕竟是一个严谨求实的考古学家，他在讨论年代的时候，虽然没有分区，但基本上是按照黄河中游、黄河下游、黄河上游、长江下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的次序讨论的。他不仅根据新的年代数据，澄清了不少过去的错误说法，比如肯定良渚文化的年代并不比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晚；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从远古时代起就孕育着优秀的古代文明等等，而且肯定了各地区文化的土著性，肯定在中原仰韶龙山文化的系统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文化系统存在。这是在综合新的考古材料基础上，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和关系问题的重新审视，也可以说是在新的碳素测年数据基础上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第一次认真梳理。

1979年，在总结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成就的综合性研究论文中，安先生更是明确把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北方草原、黄河上游、黄河中游、黄河下游、长江下游、长江中游、华南和西南八个地区加以描述和分析，在强调中原地区重要性的基础上，也肯定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他用仰韶文化的“变体”来描述红山文化，用龙山文化的“变体”来描述青龙泉三期文化甚至齐家文化，说明这些文化都受到仰韶或龙山文化的强烈影响，但他却也从自己的分析中看到，越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就越强。他这样说：“辽阔的祖国大地上，分布着各种类型的新石器文化，它们有着不同的来源和发展关系，由于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往往会出现新的文化类型，并逐渐扩大它们的分布范围，最后呈现融合统一的发展趋势。”[30]“在全国范围内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在文化面貌上有渐趋一致的倾向。例如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分布广阔，虽可划分为不同类型而各具自己的特征，但它们之间在文化面貌上的共性毕竟是主要的。不仅龙山文化如此，像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甚至于东南地区的山背文化、石峡文化和县石山文化等，也都有一定的共性，如鼎、鬶、盉、豆、簋、杯、壶等陶器的形制虽有所变化，但其主要风格比较接近。”他不赞成张光直先生提出的“龙山形成期”或“似龙山文化”（Lungshanoid culture）的概念，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来源，绝不是用一个名词所能全部概括的。事实上，上述迹象正反映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诸文化遗存的交流影响及其融合统一的趋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31]。如果说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更强调各地区史前文化的独立发展[32]，张光直先生的“交互作用圈”理论更强调各区域之间史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33]，那么安志敏先生的综合研究则在承认区域史前文化存在并因各文化交流日多而出现融合的基础上，更强调中原史前文化的进步性，强调中原史前文化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和影响。严文明先生的“重瓣花朵”理论[34]，就是在吸收苏、安研究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实，就安志敏先生的综合研究来看，他对中国史前文化区的认识，与其他诸家并无多少区别，他对中原地区重要性的肯定，大部分还是因为当时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序列更完整，年代更久远，历史上中国最早的夏商周王朝中心都在中原地区，而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与这三个文明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缘故。晚年他对裴李岗文化的讨论，对细石器起源问题的讨论，更强化了他对中原地区远古文化古老性和连续性的认识[35]。如果把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和“多元一体论”看成两种范式的话，新范式已经孕育于旧范式之中，两者之间并无截然分开的鸿沟，而毋宁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了。

四

安志敏先生对远古文化的远距离联系和交流问题，也做出很多开创性的贡献。除了讨论国内各文化区之间的交流，比如讨论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史前文化的关系[36]、马桥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37]、商周文明同北方地区青铜文明的关系[38]等外，还对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日本列岛的影响，发表了《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39]、《江南与古代的日本》[40]、《记日本出土的鬲形陶器》[41]等多篇论文。他认为中国到日本的东海航线，可能早在汉魏以前就开始了，东海航道应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路线之一。日本的稻作农耕、干栏式建筑、玦形耳饰、漆器、鬲形陶器和印纹陶甚至环壕聚落、坟丘墓等，都与江南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这些观点，虽然先生自谦为还属于假说的范畴，但已引起中日两国考古学界的广泛注意。

安志敏先生长期致力于研究黄河流域远古文化，从晚期旧石器文化到商文明，他都发表过不少论著，始终反对“中国文化西来说”。但是，如何解释中原地区青铜器和铁器出现较晚这一考古现象，他晚年发表了几篇重要的论文。在《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青铜文化遗存》[42]、《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43]里，他重申80年代初的观点[44]，即认为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和红山文化的“‘所谓’铜器的实质或所属时代的论据尚欠充分，大都值得商榷”[45]，提出“铜器的起源，很可能是通过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例如偏处西北部地区的齐家文化，早期铜器的发展便远胜于中原地区，可能是首先接触到铜器的使用，并影响及龙山文化。在古代文化的交流影响中，并不排斥外来的因素，至少早期铜器的突然出现，便是典型的一例”[46]。他还认为铁器也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他说：“我们可以设想，最初导源于西亚的青铜器和铁器，首先影响到新疆地区，然后到达黄河流域，这标志着新疆处于金属文化东传的中心环节，有关生产技术的传播及其交互影响，自然是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过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毕竟出于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产生根本性的变化。金属工具作为新兴生产力的代表，终于在商周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因素，并对亚洲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47]。这种说法虽然还有不少环节有待证实，但已引起广泛的注意。这说明晚年的安志敏先生并不保守，让事实说话，一切以事实为依据的书生本色，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

五

对中国考古学许多问题的专题研究，是安志敏先生一生坚持不懈的追求，有不少是具有开创性的。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他就发表过《殷墟之石刀》[48]。50年代他又根据新的考古材料，撰写了《中国古代的石刀》，全面收集出土材料，系统考察石刀的发展历史，提出两侧带缺口的石刀和长方形石刀流行于仰韶文化，半月形石刀和石镰开始于龙山文化，有柄石刀则可能是模仿金属工具[49]。而《古代的糙面陶具》一文，对新石器时代至于汉代的遗址与墓葬出土的糙面陶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某些跟盥洗用品共存的可能是搓洗手具，其他绝大部分标本可能是刮治皮革的用具，而非制陶工具[50]。这些早年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史前农业的发展是安先生一生关注的课题。在石刀研究的基础上，1949年他即根据此前发表的考古材料，发表过综合性的研究论文《中国史前之农业》[51]，晚年又发表过《中国史前农业概说》[52]、《中国史前的农业》[53]、《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和东传》[54]等多篇论著，系统总结中国史前农业的发展和成就，提出“中国是自成系统的另外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史前的家畜以猪、狗为主，也不像西亚那样以山羊、绵羊为代表，这也表明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农业体系”[55]。他认为犁耕开始很晚，“以畜力破土的所谓犁耕农业，新石器时代还远远没有出现”；镰的发展也自成系统，跟西亚那种镶嵌石刃的石镰完全不同，总之，中国史前农业的谷物、家畜、农具以及生产活动等，都自成体系，并对邻近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6]。

与农业起源有关的动植物的起源问题，也一直受到先生的关注。在这个方面，他对新石器时代出土的花生[57]、高粱[58]等植物种子，都进行过有理有据的质疑。他还认为钱山漾遗址出土的蚕豆和芝麻之类的遗物，也不能作为史前农作物的证据[59]。他的怀疑来自于他广博的学识和所受到的严格的科学训练。考古虽然是一门发现的学问，但如果没有广博的世界文化史的知识，没有国际眼光，仅仅盯着自己的那一点发现，是很容易犯错误的。先生研究中国考古，视野往往兼顾朝鲜半岛、日本、西伯利亚、中亚和东南亚等地，把中国的材料放在世界文化的背景里加以考察。安先生一生对许多问题提出过质疑，也为此得罪过不少学者，但他襟怀坦白，表里如一，知无不言；他的质疑也不一定都正确，但这对某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无疑是具有推动作用的。

有关史前文化的专题研究，还可举出许多来，比如《“干栏”式建筑的考古学研究》[60]、《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61]、《略论新石器时代的一些打制石器》[62]、《中国古文献中的磨制石器》[63]等等，关于区域考古学文化的专题和综合研究更多，涉及北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岭南地区、西北地区和青藏高原等广大地区，比如《关于华南早期新石器的几个问题》[64]、《中国辽东半岛的史前文化》[65]、《中国西部的新石器时代》[66]、《良渚文化及其文明诸因素的剖析》[67]、《“唐汪式”陶器的分析》[68]、《香港考古的回顾和展望》[69]、《闽台史前遗存试探》[70]等等，不少都是大家熟知的名作。这些论著，或提出问题，或试图对某些文化现象做出归纳和解释，就探讨的范围之广，涉及的问题之多，中国当代考古学家罕有其匹。

六

安志敏先生对旧石器时代考古和历史时代考古也发表过很多研究论著，除了安阳小南海的发掘报告之外[71]，他还详细讨论过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问题，在否定所谓“细石器文化”概念的基础上，指出细石器传统最初流行于黄河流域，并影响到我国广大地区以及东北亚洲和西北美洲一带。黄河流域由于农业经济的出现，细石器传统很快居于次要地位，我国北方地区以及亚、美的部分地区，则由于渔猎经济的存在，细石器传统的延续时间很长，成为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晚时期的一项主要文化因素[72]。把细石器作为一种技术传统而不是文化，明确指出以细石器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不仅分布广泛，而且分属于不同文化系统，这对我们深入探讨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源流是非常重要的。

80年代以来，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出土过不少手斧形石器。手斧本来是欧洲、非洲和亚洲西南部旧石器时代早期最具特色的一种工具。因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发现极少，所以过去一般把该地区纳入所谓“砍砸器文化”（chopper-chopping tool culture）传统。因此，对于中国发现的手斧形石器怎样解释，就成了80年代以来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界一个不大不小的话题。安志敏先生综合考察了这种手斧的特征和分布情况，提出“原手斧”的概念。他认为这种以砾石和石片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完全不同于以石核工业为代表的典型手斧——阿舍利工业传统，因此用原手斧的概念并不表示它是手斧的前身，“只是表明属于不同的传统，同时还可用来代表这一特殊工业的砾石石器的组合或群体”[73]。他还认为，在中国“砾石石器和石片石器属于两个系统，以原手斧为代表的大型砾石石器传统，主要分布在华中、华南一带，华北则仅限于局部地区，与以周口店文化为代表的石片石器传统并存”[74]。原手斧的概念对于认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特殊性，是一种很重要的工具。

安志敏先生自学生时代起，就对历史时代考古发表过不少意见，虽然后来专攻新石器时代考古，但对历史考古的兴趣始终未断，直到先生晚年还发表过不少论著。仅收入先生《东亚考古论集》的就有讨论楚汉金币问题的《金版与金饼》[75]、释读马王堆帛画的《长沙新发现的西汉帛画试探》[76]、对20世纪20年代蒙古国诺音乌拉匈奴墓出土汉绢铭文加以解释的《新莽锦铭试释》、根据同墓出土漆耳杯讨论汉哀帝改元的《汉建平改元问题》[77]、根据山东沂南北寨村一座画像石墓的图像讨论其年代的《论沂南画像石的年代问题》[78]、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讨论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族属问题的《关于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的族属问题》[79]、根据朝鲜人民共和国大安市德兴里高句丽广开王永乐十八年（408）的一座纪年壁画墓讨论相关问题的《朝鲜德兴里壁画墓及其相关问题》[80]等文，皆自成一家之言，不少为学术界所接受。其中的《新莽锦铭试释》和《汉建平改元问题》，写成于先生初入大学的1945年初，其搜集材料之勤，对国外考古界动态了解之多，对中国古代历史知识掌握之丰富，说明如果先生专攻历史时代考古学，也一定能够做出很大的贡献。

打通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的藩篱，对新、旧石器时代和历史时代考古均发表过不少论著的中国考古学家，除先生之外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人。如前所述，这跟先生广博的兴趣和永不停歇的求知欲有关，恐怕也跟他的师承有很大关系。先生晚年写过不少文章，追念作为师长的裴文中、梁思永、夏鼐和鸟居龙藏等前辈学人[81]。这不奇怪，这些世界级的考古学家，不仅学有专攻，而且各自有其不同的学术渊源，安先生的研究取向和所取得的成就，多多少少都能看见这些前辈的身影。

安志敏先生一生勤奋，从1945年发表第一篇文章起，总共发表300多篇（部）论著。他参与编写或主编的报告就有《辉县发掘报告》（1956）、《三门峡漕运遗迹》（1959）、《庙底沟与三里桥》（1959）、《洛阳中州路》（1959）、《双砣子与岗上——辽东史前文化的发现和研究》（1996）等多部，许多论著被翻译成英文、日文、德文等外国文字发表，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但是，先生自知考古学是一门发现的学问，而且学无止境，所以当他1998年选编自己的《东亚考古论集》时，很诚恳地说：“回顾五十多年来，参加过一系列的田野工作和写过近三百篇作品，但质量不高，微不足道。特别是随着考古成果的日新月异和认识的不断更新，不少已成为瞬间的历史陈迹。”[82]这是何等的胸襟！正反映先生作为一个纯粹的学人，已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

从1945年发表考古学的第一篇文章算起，在长达六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安志敏先生堪称中国考古学界的常青树。他考古不止，笔耕不辍，求真务实，表里如一，淡泊名利，心无旁骛，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作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考古学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先生的考古学生涯及学术成就，是20世纪中国本土考古学成长、发展和壮大的缩影，值得我们珍视。

[1]参见本集《安志敏先生年谱》。此年谱经安志敏先生审定，此前曾发表在邓聪、陈星灿主编的《桃李成蹊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04年，第1~X页）上。

[2]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3]尹达：《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论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中的错误》，见氏著：《新石器时代》第84~11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此文重写完成于1937年7月7日，但直到1947年才在《中国考古学报》第二期上发表。

[4]夏鼐：《河南渑池的史前遗址》，《科学通报》1951年第2卷第9期。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鼐文集（上）》第336~34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5]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第10期。参见安志敏：《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第63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收入文集的所有引文，均见本论文集及1998年出版的《东亚考古论集》，特此说明。

[6][9][13]安志敏：《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文化》，《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8期。

[7]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引自《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第63页。

[8]梁思永：《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参见氏著《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第145~152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10]《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引自《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第222页。

[11]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参见《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第65页。

[12]安志敏：《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考古通讯》1956年第6期。参见《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第80～88页。

[14][16]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引自《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第67页。

[15]同[14]。另见安志敏：《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历史教学》1960年第8期。参见《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第69~79页。

[17]安志敏：《三十年来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考古》1979年第5期。引自《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第16页。

[18]参见安志敏：《东亚考古论集》第71页，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

[19]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5期。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2~5页；《论环渤海的史前文化》，《考古》1993年第7期。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72~77页。安志敏：《中国文明起源始于二里头文化——兼议多源论》第677~679页，《夏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

[20]安志敏：《中国后期新石器文化》，引自《东亚考古论集》第67页。

[21]1979年安先生为纪念建国三十周年而撰写的《三十年来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曾被张光直先生翻译为英文，发表在Early China（5，1979~1980）上；在张先生流传甚广的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3ed.）上，除了介绍安先生的有关学说，还附有安先生个人的照片和介绍。

[22]比如早在1956年讨论仰韶文化的年代时，他就提出“绝对年代还有待科学方法来进行分析（例如放射性碳素等），暂不作无根据的推测”。参见安志敏：《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文化》，《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8期。

[23]《考古》1972年第1期。

[24]《考古》1972年第6期。参见《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第20~32页。

[25]《考古》1984年第3期。

[26]《碳十四通讯》第2期，1984年。

[27]《人类学学报》第2卷4期，1983年。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115~120页。

[28]《略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问题》，《考古》1972年第6期。引自《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第30页。

[29]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参见氏著《史前考古论集》第1~17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30]安志敏：《三十年来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考古》1979年第5期。引自《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第14页。

[31]安志敏：《三十年来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考古》1979年第5期。引自《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第16页。

[32]苏秉琦、殷伟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参见《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第225~234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33]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参见氏著《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第151~18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34]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或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参见氏著《史前考古论集》第1~17页。

[35]安志敏：《裴李岗、磁山和仰韶——试论中原新石器文化的渊源和发展》，《考古》1979年第4期。参见《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第33~47页。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参见《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第101~129页。

[36]安志敏：《中国辽东半岛的史前文化》，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78~88页。

[37]安志敏：《记二里头的鸭形陶器》，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135~137页。

[38]安志敏：《西周的两件异型兵器——略论商周与我国北方青铜文明的联系》，《文物集刊》第2集，1980年。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161~167页。

[39]《考古》1984年第5期。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210~217页。

[40]《考古》1990年第4期。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218~222页。

[41]《考古》1995年第5期。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223~226页。

[42]《考古》1996年第12期。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140~145页。

[43]《考古》1993年第12期。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146~153页。

[44]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参见《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第233~248页。

[45]安志敏：《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考古》1993年第12期。引自《东亚考古论集》第146页。

[46]安志敏：《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引自《东亚考古论集》第152页。

[47]安志敏：《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青铜文化遗存》，《考古》1996年第12期。引自《东亚考古论集》第145页。

[48]《燕京学报》33期，1947年。参见《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第163~171页。

[49]《考古学报》第10册，1955年。参见《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第172~194页。

[50]《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参见《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第195~203页。

[51]《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1949年。参见《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第256~278页。

[52]《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

[53]《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12~20页。

[54]《文物》1999年第2期。

[55]《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引自《东亚考古论集》第18页。

[56]《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引自《东亚考古论集》第18页。

[57]安志敏：《“花生化石”的剖释——兼论我国历史上的花生栽培》，《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1期。

[58]安志敏：《大河村炭化粮食的鉴定和问题——兼论高粱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栽培》，《文物》1981年第11期。参见《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第249~255页。

[59]《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14~15页。

[60]《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参见《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第204~223页。

[61]《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参见《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第233~248页。

[62]《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2卷第2期，1960年。参见《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第147~153页。

[63]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132~134页。

[64]《文物集刊》第3集，1980年。参见《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第48~57页。

[65]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78~88页。

[66]《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89~100页。

[67]《考古》1997年第9期。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127~131页。

[68]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154~160页。

[69]《考古》1997年第6期。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20~28页。

[70]《福建文博》1990年增刊（总16期）。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29~36页。

[71]安志敏：《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堆积的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第1~27页。

[72]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参见《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第101~129页。

[73]《人类学学报》第9卷第4期，1990年。引自《东亚考古论集》第44页。

[74]《人类学学报》第9卷第4期，1990年。引自《东亚考古论集》第48页。

[75]《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169~187页。

[76]《考古》1973年第1期。《东亚考古论集》第189~195页。

[77]《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3~14期，1989年。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196~198页。

[78]《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199~203页。

[79]《文物》1964年第5期。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204~207页。

[80]《博物馆学研究》1986年第1期。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227~231页。

[81]安志敏：《裴文中教授和中国史前考古——纪念裴文中教授诞辰90周年》，《第四纪研究》1994年4期。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242~244页。安志敏：《梁思永先生和中国近代考古学》，《文物天地》1990年第1期。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238~241页。安志敏：《为考古工作献身的人——沉痛悼念夏鼐先生》，《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245~246页。安志敏：《中国考古学的新起点》，《文物天地》1990年第5期。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234~237页。安志敏：《追怀鸟居龙藏先生》，《文物天地》1993年第1期。参见《东亚考古论集》第247~249页。

[82]《东亚考古论集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