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学习苏联博物馆建设发展经验的同时，中国文博界专家学者借助各种对外文化交流平台，通过学习考察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瑞典、芬兰等首批与新中国建交的东北欧国家的博物馆事业，为新中国博物馆事业出谋划策。相关探讨客观上规划了一种不完全等同于苏联模式的博物馆发展思路，是当代中国博物馆思想史和中欧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内容。
一、引言
1949年10月至1951年5月，新中国同1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迈出了打破美国遏制和孤立新中国政策的重要一步。首批建交国包括12个欧洲国家，其中社会主义国家有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资本主义国家有瑞典、丹麦、瑞士、芬兰。这也在客观上决定了这一时期主要与东北欧国家对外交流。
“一五”计划期间，博物馆界的对外交流逐渐活跃，向苏联学习是其主要体现。一方面，博物馆界代表团访苏络绎不绝且多有考察体会发表；另一方面，博物馆界系统译介苏联博物馆学文献。但值得注意的是，1954年至1957年期间，文博界在向苏联学习的同时，还通过各种对外文化交流平台，赴其他已建交之社会主义国家及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参观考察博物馆事业。这一时期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博物馆事业在内的社会文化生活尚能保持一定独立自主性，并不完全等同于所谓苏联模式；而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国亦是华约组织观察员，双边交流相对处于“蜜月期”；至于与瑞典、芬兰、瑞士、丹麦等中立国之文化交流，受意识形态影响亦相对较小。这就为新中国博物馆界进一步开阔视野、借鉴经验提供了新的窗口。
本文根据现有史料，以1954年至1957年期间文博界专家学者考察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瑞典、芬兰六国博物馆事业时的心得体会为基础，试析新中国文博界在“以苏为师”的同时，以百花齐放心态学习借鉴欧洲国家博物馆领域有益经验的心路历程，以期为中国博物馆思想史和中欧文化交流史的深化研究提供新视角。
二、1954—1957年文博界参访东北欧六国博物馆概况
文博界赴东北欧六国学习考察博物馆事业的时间要早于官方组织的赴苏联学习考察活动。目前已知的首个官方博物馆工作者代表团由中央文化部组建。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文化部邀请，该代表团于1955年7月26日至9月13日访苏，旨在全面了解俄罗斯文博事业方针、政策、组织领导、机构设置及不同类型博物馆业务内容与管理方法等。而在此一年前，博物馆专家即已远赴保加利亚等国家参访。
文博界学习考察东北欧六国博物馆事业，主要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一是配合新中国文化外交，文博专家学者作为中国文物外展代表团成员，赴展览举办国学习考察博物馆事业。
二是文博专家学者作为嘉宾，应邀出席相关国家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其间学习考察展览举办国博物馆事业。
三是文博专家学者接受国家下达的专项出访任务，赴相关国家专门学习考察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工作。
四是派往相关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学习期间，作为研学内容之一，参观考察所在国博物馆事业。
当时文博界学习考察东北欧六国博物馆事业的成因和出发点各不相同，但其共性是学习考察时间较长。除留学生外，相关专家学者出访时间动辄以月计算，因而参访博物馆数量与类型较多，交流座谈较为深入，对于相关国家博物馆事业的了解亦较为深刻。这也为专家学者对于东北欧六国博物馆事业获得相对扎实的感性认识打下了基础。
三、学习考察获得的感性认识
考诸史料，除了较为详细地了解和向国内介绍出访国博物馆事业管理体制、机构队伍及参访博物馆概况等出访报告“规定动作”外，文博学者着重从专业角度获取了若干具有借鉴价值的感性认识。
（一）博物馆建设方面
中国文博学者在学习考察东北欧国家博物馆事业时，对于开放式的露天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印象深刻。瑞典斯德哥尔摩斯康生露天博物馆共有包括农庄、民宅、手工业作坊、市场、教堂在内的历史建筑物187处。李文信自述：“我刚走进时以为误入了背街小巷，细看外面都有说明牌，才知道这就是陈列品。”
杨伯达在保加利亚参观考察了大量故居博物馆后，对于“修旧如旧”“原状陈列”的原则深表赞同，同时认为：“成立故居博物馆除了以某人、某事的最后结论作为依据以外，而且还有赖于最熟悉情况的目击人和足够的遗物。假若不具备最后两个条件，要想筹建故居博物馆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王一平、陈建平、潘絜兹等人在波兰先后参观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博物馆，认为：“像奥斯维新那样大的集中营，把它照原状保留，并且有计划地组织陈列，给观众以那样深刻的反法西斯的教育作用，也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种形式。”
（二）陈列展览方面
文博界在参访东北欧国家博物馆时，对其陈列展览的细节处理与人文体验有切身体会。瑞典地处北欧高纬度地区，昼短夜长，日光较弱，斯德哥尔摩历史博物馆和北方博物馆的展厅特别是展柜照明力求均匀柔和，强弱有别，凸显展品轮廓，便于参观，李文信认为：“这些细致的灯光处理，对于处于斯堪狄那维亚自然条件下的博物馆是非常必要的，也是他们陈列设计上的特点。”
（三）社会教育方面
中国文博界学者在学习考察过程中还接触到了东北欧国家博物馆以人为本、面向各层次公众的社会教育方法。李文信在参访体会中专门提及瑞典斯德哥尔摩历史博物馆，“馆前大路旁设有广告塔，塔内陈列有几种美丽的陶瓷器模型，塔上安有灯彩文字，昼夜向群众宣传。这一点，是别的博物馆所没有的”。
四、为新中国博物馆事业出谋划策
对东北欧六国博物馆事业具有一定的感性认识之后，文博界专家学者结合参访体会和国内实际，剔除个别不符合中国国情和超出现阶段落实能力的做法，总结归纳了若干条值得学习借鉴的有益经验，并提出了相应的意见或建议。
（一）应注意精兵简政、提高效率
武伯纶和罗哲文在学习考察中了解到，捷克斯洛伐克马尔金民族博物馆陈列展览面积“较北京历史博物馆大几倍”，但工作人员仅18人。该国一般博物馆人员编制均在10人左右，而许多纪念馆仅有一个管理员和一个服务员。该国博物馆领导都参加布展等实际工作，有的博物馆研究人员兼职讲解员，会计兼职售票员。他们认为：“这种干部不分大小、深入实际的工作态度和方法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以博物馆形式推动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利用
李文信对于瑞典和芬兰等国依托旧城历史街区创设的露天博物馆、依托古堡等古建筑创设的再生型历史博物馆赞许有加，同时痛感“现在我国农村不断发生破坏古墓葬和遗址事件，通都大邑也有拆除古代建筑和毁灭文物的新闻”。他认为新中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亟待加强，而通过设立博物馆促进建筑遗产有效保护与活化利用不失为良策。二战后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改变其社会基础的同时，也改变了许多庄园及宫殿建筑群的功能，一般这些宫殿及庄园建筑都成了博物馆等群众教育或娱乐设施。杨伯达认为，这样使得陈列内容与建筑的历史、形式得到了呼应和联系，结合成一体。“这种利用建筑本身的纪念意义加强博物馆陈列的思想性和教育作用的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陈列展览应注重科学性和专业性
李文信指出，瑞典和芬兰两国博物馆的文物展品具有较强的时代系统性、地域完备性和科学性，“可以充分看出，他们的陈列展出是在有计划的考古发掘、资料搜集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有计划的发掘搜集研究工作，值得我们注意”。保加利亚博物馆主管机关负责人苏克曼捷娃在与杨伯达座谈时指出，当前某些保加利亚博物馆的陈列中存在着展览会偏向，不像博物馆而像展览会，产生这种缺点的关键在于相关博物馆没有陈列展览设计方面的专业人员，对于博物馆而言，应该使观众看到富有吸引力的实物资料，用实物本身来说明问题。杨伯达认为：“这些意见虽然不够完整，但却是很宝贵的，对我们博物馆工作来说是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的。”
（四）应注重外国文物艺术品征藏和藏品国际交流
李文信指出，瑞典和芬兰博物馆中多有外国文物艺术品的搜集和陈列，瑞典人类学、远东、埃及三个博物馆甚至是专门搜集陈列外国物品的，因此想到“我们若为了不孤立的进行中国历史研究，给大、中学校师生外国史教学上的参考，备艺术家、建筑师的创作观摩，把我国历史科学研究领域扩大，就有必要早日考虑成立搜集陈列外国文物艺术品的博物馆，或在有条件和必要的博物馆中，建立外国文物艺术的搜集陈列部门”。王一平和陈建平亦提及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绝大多数博物馆都注意收藏和陈列世界各国的艺术品和历史文物，尤其几个大型的国家博物馆，大都专设各国艺术部门，有的还专设东方艺术部，有的正准备专设中国部，因此认为：“这对各国文化艺术交流和增进友谊都是有好处的，我们也应采取措施，加强这一工作。”
（五）社会教育应面向不同层面公众
王一平和陈建平在与罗马尼亚博物馆界交流及实地参观时，了解到有的罗马尼亚博物馆遇到观众咨询但现场暂时无法解答的情况，“则约定于若干日内，将经研究后的答案置于陈列品旁，请询问者到时自行来阅览，我们以为这些办法是值得参考的”。他们同时指出，华沙历史博物馆“经常与中等学校的历史教师举行座谈，及时了解历史教学上的需要，博物馆为学生开辟专题陈列室，以辅助学校的历史教学”。此类做法“虽属一般，但他们大都踏实的作到，并得有好的效果，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胡继高和刘祖熙有感于波兰罗兹市考古与人文博物馆利用邮电局橱窗布置文物模型和宣传画，认为这一点值得中国学习。
（六）应加强馆藏文物科技保护
王一平和陈建平参观考察了波兰华沙、克拉克夫、格但斯克等地博物馆附设之文物修复机构，“大多技术精巧，设备完善，对油画、雕塑、织物、玻璃画、陶瓷、铜器等均能妥善修复和保护”。他们在罗马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的修复工厂里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不单配备有很高技术水平的修理人员，而且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设备，如各种光学设备、化学实验设备等等，解决了许多十分困难的问题，这方面是很值得我们参考学习的。”同时认为，新中国不仅应派专人赴波兰和罗马尼亚学习，还应约请两国专家来中国讲授，“一些必需的科学技术设备，也应当择要逐步添置，以适应我国文物修复工作的需要”。
（七）应及时抢救保护民间艺术和传统技艺
杨伯达在参访索菲亚人文博物馆后，对于保加利亚高度重视民间艺术和传统技艺抢救保护与展示弘扬，并在博物馆内设工业和手工业企业联络处，推动相关企业将民间艺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做法感触颇深。认为目前中国正在集中人力和物力进行重工业建设，还不能大规模开展人文学研究和搜集工作，但是保加利亚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件工作不允许开展得太迟。“当前我国建立人文博物馆的条件可能还不具备，或者还可以暂缓一下。但是为了积累经验，我想指定一、两个力量较强的地方博物馆开始试验， 进行有重点搜集并组织陈列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各地志博物馆有必要普遍进行这一工作”。
五、余论
东北欧六国博物馆事业有着鲜明的特点和优势。本文简要回顾归纳了1954年至1957年间中国文博界参访东北欧六国博物馆的体会。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东北欧六国博物馆，既秉持固有传统，亦将具象表达、微观叙事与民生关切、沉浸体验有机结合。相较于苏联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北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博物馆，在“高大上”方面虽然有所不足，但胜在细节处理和人文关怀，给予中国文博界深刻印象。20世纪50年代中期，向苏联学习对于中国博物馆事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其意义毋庸置疑。我们亦可以揣测，前贤们当年希望将苏联博物馆模式与东北欧博物馆的有益经验相结合，既保持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正确，也兼顾大时代里的家国情怀，综合两者之长。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奇诡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新中国与除苏联之外的东北欧国家在博物馆交流方面的窗口期短暂打开后又匆匆关闭。学习借鉴包括北欧中立国家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博物馆工作经验后来遭到批判，被暗指为复辟资产阶级博物馆学的阴谋诡计。随着中苏交恶，中国对华约国家的态度亦发生明显变化，视其为潜在的安全威胁。历史证明，基于国外有益经验的前瞻性、开创性发展对策的引入、消化与落实，往往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博弈过程。只有在适宜的政治、社会氛围中并获得相应的经济与科技支撑，他山之石方能真正琢己美玉。尽管如此，开拓者们抓住一切机会和短暂窗口期为新中国博物馆事业引智献策、谋划发展的崇高理想与敬业精神，仍然值得后辈铭记与重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