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发展简史

依托考古成果，展示中华文明

——考古百年背景下的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

作者：吴健 李岗

2021年对中国考古学科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以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为起始，中国现代考古学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已发展成为“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也经历了形成、发展和飞跃的阶段，并成为博物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考古遗址博物馆通过“将考古发掘的工作和研究成果进行形象化表达”，让这些考古发现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在实现考古遗址的有效保护，推动考古学科发展，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提高社会和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前，中国考古学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考古遗址博物馆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在这种新形势下，整理总结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短暂但波澜起伏的发展历史，形成对考古遗址博物馆全面、系统、科学的认识，从而把握发展机遇，充分体现考古遗址博物馆自身价值，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更坚强的支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发展阶段

（一）开创时期（20世纪50至70年代）

1951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在周口店遗址参观时，极具前瞻性地提出在此建立正式的陈列馆，以展示周口店的研究成果，普及人类进步的知识。

1953年，中国科学院拨款筹建，同年9月，“中国猿人陈列馆”正式成立并对公众开放，虽未冠“遗址博物馆”之名，它却是我国第一座建在考古遗址区范围内的展示建筑，创造了考古遗址出土文物就地、就近展览的先例[1]。1994年，更名为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并于2002年再次更名为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

周口店遗址博物馆  图自官网

半坡遗址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发掘的史前遗址，在我国史前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半坡遗址挖掘期间，现场举办了一个面向公众的考古成果展览，引起了空前的社会反响。展览活动延续了将近一个月，参观人数累计达10万余人次。

半坡遗址出土文物展  半坡博物馆

鉴于良好的社会影响，于1958年在半坡遗址发掘原址上兴建了西安半坡博物馆，展出半坡新石器时代的房屋、沟壕遗址以及出土的石器、骨器、陶器等，并设有辅助陈列室。半坡遗址博物馆成为中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考古遗址博物馆，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考古遗址博物馆之一，开创了我国遗址博物馆建设的先河[2]。

值得注意的是，1955年“遗址博物馆（site museum）”一词才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博物馆管理和策展（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杂志上[3]。可见中国遗址博物馆的建立早于“遗址博物馆”英文专业名词的出现，中国学者对遗址博物馆的认识和实践位于世界前沿，具有前瞻性。博物馆学家苏东海曾评价说：“那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半坡遗址博物馆①那样，建造这么宏伟的大厅把部落遗址科学地涵盖起来。”“中国博物馆的实践与研究早于世界水平[4]。”日本学者小川光旸评价中国的遗址博物馆实践是“划时代”的[5]。

受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和西安半坡博物馆的影响，这一阶段又陆续建立了一些考古遗址博物馆。如1959年成立的定陵博物馆，1978年成立的昭陵博物馆等。虽然这一系列“超前”的博物馆建设为我国遗址博物馆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这一时期遗址博物馆大多都是考古发掘后期或结束后，各方面认为该成果确实具有重要意义，需要用博物馆的形式将发掘完毕的遗址保护起来并展示给公众，或者是在遗址保护管理机构文物陈列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示工作与考古工作的关系较为被动，基本上挖什么展什么，考古发掘和研究者与考古遗址的保护展示以及传播存在脱节。在遗址博物馆研究方面则是实践在前，理论思考并未跟上。1966至1978年间，中国博物馆整体发展几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遗址博物馆研究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停滞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遗址博物馆研究才陆续开展起来。

（二）发展时期（1979－200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文博事业发展重新回到正轨，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也进入了高速发展期。这一时期遗址博物馆数量陡然增多，展示方式和手段也有了很大变化，整体质量也有了很大提升。

1979年10月1日，为了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采取边发掘边展出的方式，将一号俑坑正式对外开放，成为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发展历程的重要转折点。1989年9月27日，秦俑三号坑展厅建成开放。1994年10月1日，秦俑二号坑展厅建成开放，1998年，陕西省政府决定整合秦始皇陵园和兵马俑博物馆，设立一个统一的机构负责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遗址保护管理和展示利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即现在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逐渐发展成为世界著名博物馆和旅游目的地。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成功带来了遗址博物馆的建设热潮，我国先后出现了一批极具特色的遗址博物馆，如1988年成立西汉南越王博物馆、1993年成立河姆渡遗址博物馆、1994年成立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1997年成立三星堆博物馆、1995年成立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1999年成立汉阳陵考古陈列馆、2001年成立王府井古人类文化遗址博物馆等。

这一时期考古遗址博物馆的飞速发展，与考古工作的蓬勃开展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后，各地纷纷恢复或成立考古科研机构，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得到极大提升。

关于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课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以古代都城和陵墓为核心的历史时期考古学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由于配合基建工程的考古发掘量激增，考古遗址的发掘数量不断增多，新的考古发现和重要考古成果大量涌现，也使建立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机会大大增加。

与上一时期不同的是，考古工作对于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的主动性逐渐增强。一些考古机构和考古项目负责人，在重要考古遗址的发掘之初或者发掘过程中，就开始规划或设想如何保护和展示考古遗迹，甚至在考古遗址具备保护和展示条件后，才开始实施考古发掘工作。

例如秦兵马俑二号坑遗址，就是在建成保护展示厅后进行的发掘工作。这种转变使考古工作不仅仅是为考古遗址博物馆提供展示对象，也为博物馆的后续发展提供坚定的支撑，并使考古遗址博物馆发展质量有了较大提升。

（三）飞跃时期（2005年至今）

2005年是南通博物苑创办100周年。博物馆学界总结百年经验，稳步迈向第二个百年。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也有了质的飞越。据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全国博物馆名录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备案博物馆共有5788家。其中以“遗址”“陵”“墓”为关键词可搜索到的相关博物馆就有122家，约占全国博物馆总数的2.1%，而实际的数量和比重只会更高。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文物保护理念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将大遗址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最具代表性的综合物证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将其保护和利用上升到“有利于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美化城乡环境、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高度。

2005年，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设立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用于大遗址保护和开展大遗址本体保护示范工程。在“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连续颁布大遗址保护专项规划并设立大遗址保护国家项目库，先后有150余处大遗址被列为国家重要大遗址保护专项。在几部规划中，建设考古遗址公园逐渐被作为重要考古遗址保护利用的模式，而且均明确要“建成一批特色鲜明、具有较高展示水平的遗址博物馆”。

在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下，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一批重要的考古遗址，如牛河梁、高句丽、大明宫、二里头、大运河等，在多年来考古工作的成果基础上，建成了高水准的考古遗址博物馆；一些早期建成的考古遗址博物馆，例如良渚、金沙、三星堆、汉阳陵等也借此得到改建、扩建或提升，并率先发展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同时，由于考古遗址公园在改善区域环境、带动旅游等方面作用日益突出，各地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积极性不断提升，考古遗址的保护展示，也逐渐从行业行为转变为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

迄今为止，国家文物局已评定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其中26处建有博物馆；另有67处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立项名单，其中29处建立了博物馆。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建设情况已经成为遗址公园评定的一个必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遗址公园已经逐渐成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升级”形态或模式。

较之传统的考古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不仅在对遗址的整体保护和展示阐释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与考古学的关系也更加密切。

一方面，考古工作成果为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和信息，同时为后续发展不断提供新的内容和素材；

另一方面，遗址公园的建设也完善了遗址考古工作的保障体系，为考古工作持续深入开展提供了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模式提升了社会公众对考古学的认识和理解，加强了社会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带动了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质量和教育服务水平的提升。

二、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理论探索

（一）定义与特点 

考古遗址博物馆是“遗址博物馆”的一个类型。通常意义上的遗址博物馆是指“用以保护和研究人类历史所遗留的非移动性文化遗产和自然界的遗迹。其中包括城堡、村落、住室、作坊、寺庙、陵园以及有纪念性的旧址和古生物化石现场等。并以收藏和陈列遗址出土物为主，使之对公民进行科学、历史、文化知识传播的宣传教育机构[6]”。

目前，我国博物馆学界主要按照藏品和陈列内容将遗址博物馆分为历史类、自然类，其中历史类又细分为历史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博物馆、石窟遗址博物馆、生产遗址博物馆和近现代旧址博物馆等。

考古遗址博物馆实际上是属于狭义范畴的遗址博物馆。是指“在遗址保护区划内，以遗址保护为前提，以遗址价值展示为目的，对文化和自然意志本体及（或）其附属的可移动文物进行保护、研究、收藏和展示的专门机构[7]”。

本文所论述的考古遗址博物馆主要指遗址经过考古发掘之后在遗址地建造的博物馆[8]。对遗址进行考古工作是考古遗址博物馆建立和开展各项业务的基础，因此严格来说不包括古建筑、石窟寺等。

考古遗址博物馆是进行遗址保护、研究和宣传教育的重要场所，坚持原址保护原则，在发掘现场以最小的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保存了遗址、遗存的原有面貌。考古工作中的学术资料和科研成果是讲好遗址故事、增加遗址观赏性的重要依据。

博物馆专业人员在考古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藏品、展品的考古信息进行挖掘，深入研究其蕴含的考古信息，从而为展览奠定理论和知识基础。总之，遗址博物馆直接展出重要考古遗存，还原考古发掘现场，更直观生动地向观众讲述遗址故事，传播知识和文化，拉近了公众与历史的距离。

（二）研究与专业团体  

目前对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研究，主要还是包括在遗址博物馆的范畴和框架之下。由于遗址博物馆学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球都缺乏可借鉴的先例和规范性的定义。

小川光旸认为，“就遗址博物馆而言，如果想从美国或欧洲寻找学习榜样，那简直是毫无意义的[9]。”虽然我国早在1958年就出现了“遗址博物馆”的名称，但相应的理论探索并未跟上实践的步伐。

从1985年张文立的《遗址博物馆科学研究的探讨》[10]一文开始，关于遗址博物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才不断开展起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张理智的《遗址博物馆研究——兼述陕西遗址博物馆》[11]和吴永琪等主编的《遗址博物馆学概论》[12]两本专著对遗址博物馆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针对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专门研究才逐渐出现，到21世纪初，随着大遗址保护政策的推出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概念的提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活跃期。

1998年10月20至24日，由11家史前遗址博物馆发起，在西安召开了首届全国史前遗址博物馆学术研讨会，同时宣布成立“史前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这也是我国与遗址博物馆相关的第一个学术团体。

2018年11月24日，中国博物馆协会史前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2018年年会暨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跨湖桥遗址博物当选为新一届主任委员单位。截至2020年，该专业委员会有委员单位39家，先后举办了23次学术研讨会，发表学术论文700余篇，出版《史前研究·2004》《跨湖桥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史前遗址博物馆》丛书23册等。

2009年10月，中国博物馆协会考古与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在西安成立，秘书处设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由考古与遗址类博物馆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团体组成，这是一个更加强调考古工作与博物馆建设运营密切关系的学术团体，以促进考古与遗址类博物馆的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考古与遗址博物馆事业发展为主要目的。

截至2020年，该专委会共有成员单位49家，先后举办了12次学术研讨会。先后编辑出版《中国博物馆学会考古与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论文集》《中国博物馆协会考古与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2011－2013年年会论文集》《中国博物馆协会考古与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2014－2016年年会论文集》等3部学术成果图书。

（三）博物馆建筑原则与特色  

博物馆建筑是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博物馆功能的重要手段之一。建立在遗址之上或邻近环境的遗址博物馆则对博物馆建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体现在馆址的无选择性、要求环境的适应性、建筑形式受遗址制约性和参观条件的重塑性。与其他类型相比，遗址博物馆的建筑设计要遵循以下几个重要原则：

1.将遗址保护作为第一要义。

保护遗址安全应该是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的起点，首先要遵循最小干预原则，避免建筑施工中对遗址造成的破坏。针对不同类型遗址面临的保护问题，遗址博物馆建筑要为遗址定制保护方案，特别要注意如何在温湿度变化剧烈的情况下保持遗址本体周围良好稳定的环境条件。目前中国遗址博物馆建筑主要采用开放式或封闭式的遗址保护性建筑方案[13]。另外，如何让建筑融入遗址区的环境，消隐建筑的体量，达到建筑与环境浑然天成的效果也十分重要。

2.将遗址考古信息与博物馆建筑相结合。

要研究遗址的文化信息，适度地转化为建筑语汇加以利用，进而形成遗址博物馆的特色[14]。例如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屹立在湘湖边，博物馆主体建筑呈现出“独木舟”的形状，与跨湖桥出土的独木舟和“勇立潮头”的常设展览主题交相辉映。又如大明宫丹凤门遗址博物馆，建筑外观根据丹凤门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采用仿唐门阙建筑的形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复原研究性质。这种形式既完整展示了门阙遗址的原貌，又有助于观众理解唐代建筑的结构和形态。

3.将空间设计、展线组织与考古遗址相结合。

对遗址的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展示遗址信息和价值，因此遗址博物馆建筑应该尽可能为观众参观创造良好的条件[15]。首先要考虑参观流线的连续性，将博物馆参观和遗址现场衔接起来，同时让游客尽可能接近遗址遗存，能够近距离进行欣赏。其次，要利用建筑空间的形态和氛围与展陈内容相呼应，让遗址遗存成为观众注意力的焦点。

三、考古遗址博物馆未来发展

近年来，结合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全国各地新建和即将竣工开放的遗址博物馆约有50座。遗址博物馆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当前最具吸引力的博物馆种类之一，也势必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博物馆事业充满活力的增长极。

（一）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已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当前，大遗址的保护利用已成为支撑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方面。2021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安阳殷墟、汉长安城、隋唐洛阳城和重要石窟寺等遗址保护，开展江西汉代海昏侯国、河南仰韶村、良渚古城、石峁、陶寺、三星堆、曲阜鲁国故城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2021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更是把大遗址保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作为重点工作任务，并提出用“考古成果实证我国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目标。同月，国家文物局还发布了《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进一步提出了“一流遗址博物馆创建项目”拟支持10-15处高水平遗址博物馆。这些战略决策都将成为考古遗址博物馆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支撑。

（二）考古遗址博物馆逐步融入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

据统计，2019年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共接待游客4234.9万人次，仅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接待量就高达903万人次，在中国博物馆参观人数排行榜上位列第三，仅次于故宫博物院和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圆明园、大明宫、金沙、良渚等考古遗址博物馆成为城市文化地标和旅游热点，并为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在成功案例的示范下，各级政府对于大遗址保护利用以及考古博物馆建设更是热情高涨。纷纷支持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并统筹考虑考古遗址周边的土地利用、产业布局、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配置，以期带动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增长。

（三）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教育功能继续加强。

近年来，《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片和《国家宝藏》等节目的红火，反映了公众对文化遗产及其相关知识的热切关注和渴求。这种渴望源自成年观众自身对文化知识的需求，他们希望通过参观博物馆、接近文物来提升自我的知识文化素养。而考古遗址博物馆也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以研学、夏令营、移动课堂等方式开展面向青少年的公众考古活动，让青少年在直观、充满趣味性的展示中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感。

（四）考古遗址博物馆与考古学的关系更加紧密。

我国考古遗址资源丰富，特别是近年来考古工作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被作为一项重要文化事业和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随着各级政府对考古工作投入的不断增长，考古遗址的重要成果也将不断涌现，同时考古技术的进步也为遗址的发掘和保护提供了更好的手段。这都成为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的不竭之源。

（五）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建设资金将更加充足。

我国GDP已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二位，且历年GDP总量增长率始终保持在6%以上的较高水平，虽然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仍是世界上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0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5588亿元，其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4233亿元，同比增长3.6%②。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支出的提高，将持续为遗址博物馆的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四、结 语

2021年10月17日，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对考古工作和广大考古工作者提出了殷切希望。考古遗址博物馆未来的发展方向也由此明确：就是要把考古发现和成果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展示出来，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更坚强的支撑。

中国考古学走过了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半个多世纪的共同发展过程中，考古遗址博物馆和考古学形成了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紧密关系。考古的发现和成果是遗址博物馆最根本的工作对象和保护展示的主体，而遗址博物馆的持续发展，必须依靠考古工作的新发现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

当前，在国家领导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考古遗址博物馆也必将和考古学一起站上新的历史起点，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