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栋洋：湖南沩水流域的考古调查

沩水系湘江下游左岸支流，位于湖南省中部。沩水流域西以雪峰山余脉扶王山与资水为界，东抵湘江河口段左岸，南邻湘江支流涟水、靳江河，北邻资水、桃花江、志溪河和烂泥湖撇洪河右岸诸河。天然状况下流域面积为2430平方千米，河道出口段人工改道后又纳原湘江一级支流八曲河（流域面积331平方千米），流域面积扩大为2761平方千米。

据《宁乡青铜器》（炭河里遗址管理处等编著，岳麓书社，2014年）一书介绍，沩水流域出土青铜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中期。目前尚见最早的实物是1938年月山转耳仑出土的四羊方尊。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沩水流域出土商周铜器达300多件，其中宁乡炭河里城址所在的黄材盆地及周边地区是出土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宁乡一带出土的商周铜器不仅数量多、种类丰富，而且以动物象生形铜器和大型铜铙为代表的器类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在中原和其他地区较为少见。因沩水流域出土的商周铜器种类丰富、组合齐全，学术界以往多将湘江流域出土的商周铜器统称为“宁乡铜器群”。这使沩水流域长期以来成为国内外学术界高度关注的区域，也是湖南省内考古工作起步较早的区域。

调查工作概述

沩水流域的考古调查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后期，主要是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开展的文物普查以及围绕具体青铜器出土地点开展的考古调查和小规模试掘。

1959年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宁乡县流沙河镇和横市镇的调查可看作沩水流域考古调查的肇始，继而1963年湖南省博物馆高至喜先生以宁乡黄材出土铜器（卣、鼎）为线索调查发现了炭河里遗址，1983年益阳市博物馆和宁乡县文物管理所以出土铜铙为线索，经调查清理和试掘发现了转耳仑遗址。

1985—1988年，以第二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为契机，长沙市文物工作队（今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长沙市所辖的宁乡县、望城县和长沙县共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34处、商至西周遗址8处、楚文化遗址18处。对辖区内先秦时期遗址分布情况和文化面貌第一次有了相对全面的了解和掌握，也为日后开展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以及专项调查打下坚实基础。

第一阶段的调查主要是以沩水上游出土的商周铜器为线索，对出土点开展的定点调查，缘于第二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开展，开始对流域内先秦遗址点的分布情况和文化内涵有了相对全面的了解。

第二阶段：1994—2009年，通过对遗址所反映的商代和西周早期文化的研究，以此来寻找与出土青铜器的切合点，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湖南商周考古的主要工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4年夏，由省市文物考古机构联合组队在黄材盆地西北部以炭河里遗址为重点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专题调查。这次考古调查，为日后炭河里遗址开展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奠定了基础，炭河里城址的发现及其年代、文化面貌的确定，又成为破解“湖南商周青铜器之谜”的关键。

2001年在炭河里遗址考古发掘期间，考古队又组织专门力量对遗址周围胜溪、寨子、栗山三个村内的台地进行了调查勘探。由于黄材水库大坝建造时在黄材盆地西部胜溪、寨子两村取土范围很广，对炭河里遗址周围台地地貌破坏极大，许多商周时期的遗址点可能遭到破坏，因此除胜溪村新屋湾遗址点外多数地点仅发现商周时期的遗物，未发现明显的地层堆积。

2009年为配合宁乡灰黄公路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发现了大树堆、河边上两处遗址点并开展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湖南商周考古整体工作思路的转变，第二阶段工作开始带着明确的学术目标，以重要遗址为依托，以点带面在重点区域内开展专项考古调查和针对性考古发掘。

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为系统掌握沩水流域先秦时期遗址分布情况，构建和完善沩水流域先秦时期文化序列以及探寻“宁乡铜器群”出土背景的更多线索，进而探索炭河里文化发展源流，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12年启动了“沩水流域史前至商周时期考古调查专项课题”。自课题启动以来，先后在沩水中上游、楚江、乌江等区域开展了系列考古工作。

其中2012—2013年在塅溪、涓水以及楚江上游的调查主要采取以点带面、选定一个已知遗址点为中心，进而覆盖遗址周边区域的做法（如2012年转耳仑遗址及周边区域的调查、2012年九牯洞遗址及周边区域的调查、2013年罗家冲遗址及周边区域的调查）。这种方法虽然较一般文物普查或区域调查更为细致全面，对遗址文化内涵的认识也相对深入，但耗时较长、效率略低，更适用于大遗址考古，对以流域为单位开展的区域调查而言，无法在短期内摸清流域内遗址分布的整体情况，因此并不完全适合。2018—2019年在开展楚江流域调查时，调查组根据设定的工作目标调整了工作思路，结合流域内低山丘陵植被茂密、能见度低的实际情况，在调查时放弃了海拔200—400米之间的低山丘陵区域，以道路、河流所分隔的区域为基本地理单元，重点对河流两岸分布的台地和地势低平的山前岗地进行详细调查。共发现遗址41处，其中30处为新发现的遗址点，获得了重要收获，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2020年开展的乌江流域考古调查继续沿用楚江流域探索的经验和做法。

在此期间，为配合炭河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2016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炭河里遗址东部黄材河两岸调查发现了钟家湾、新屋湾两处遗址点，并于同年4—7月组织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收获。

第三阶段可看作是第二阶段的后续和延伸，是近年来在国内尤其是南方地区相继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成功实践的影响下，首次把沩水流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通盘考虑制定调查方案。根据考古工作的实际进展，将调查重点由炭河里遗址本体转向遗址群外围，以构建沩水流域文化序列、探索炭河里文化发展源流以及聚落层级结构为主要学术目标。

实践与探索

沩水发源于雪峰山余脉，流域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西部为低山，东部丘陵与平原交错。中上游主要由低山丘陵、山间盆地、河流阶地构成，沩水上游（黄材河）所在的黄材盆地和楚江中下游及乌江上游所在的山间盆地地势相对平坦开阔。沩水出宁乡市区后进入下游，地势变得开阔平坦，海拔高程在25—45米，在宁乡市东北部和长沙市望城区西北部形成水系丛生，河网、湖泊遍布的平原地貌。从目前的考古调查发现来看，这几处区域是沩水流域先秦遗址点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

沩水流域属于高度开发的稻作水田农业区，南方水田地区由于地表可视性差、暴露遗存有限，采集遗物的概率较小，一直是考古调查如何有效开展的难点区域。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开展的区域考古调查将地表踏查、地下钻探、地球物理勘探及地质调查等多种方法相结合，摸索出一个多层次、多学科交互的区域考古调查方法。湖北的考古工作者在大洪山南麓陶家湖—笑城区域考古调查中，针对调查区域稻田分布较广、可通行度与可见度较低的情况，采取重点观察田埂的调查方法。江西抚河流域考古调查中，调查者针对不同地形，制定不同的调查方案，针对植被茂密的山地和地势较低的河谷稻田，采取抽样试掘和抽样勘探的方式。沩水流域第三阶段的考古调查（尤其2018年以后的调查工作）酌情吸收和借鉴了上述成功的经验和做法。根据流域内地貌形态的微观差异，将其分为两类：一是地势略高于四周的沿河二级台地或山前岗地，二是地势低平的沿河一级阶地（台地）。前者主要采取地表踏查和断面观察相结合的调查方式，重点了解遗址的年代和堆积层次，并以遗址所在台地或岗地的自然边界来计算遗址面积（即遗址面积上限）。后者主要利用台地上分布的水塘、田坎（埂）等断面进行铲刮清理，采集器物标本，了解堆积层次，对于没有断面可供观察清理的区域主要采取钻探的方式进行调查，并以钻探确认的文化层堆积分布范围作为遗址面积的计算依据。

收获与认识

综合近年调查发现及以往考古成果，目前沩水流域共发现先秦时期遗址点98处，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址点50处，商周时期遗址点58处，年代待确定者5处，有18处遗址点包含两个以上时期的遗存。根据遗址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可将其大致分为五个时期：堆子岭文化时期、岱子坪一期文化时期、石家河文化时期、夏商至西周和春秋战国。

遗址类型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台地遗址，主要分布于沩水及其大小支流以及团头湖周围的台地上（以二级台地或山前台地为主，少数为一级台地）；二是岩山山坡遗址，目前仅发现1处。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许永杰教授在《“华县渭南模式”的创建与实践》一文中指出：发掘、试掘和调查相结合操作的“华县渭南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考古学的两个模式之一，意在构建区域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这一操作模式在考古工作稀少的“空白地区”进行效果尤好。这样的模式对于沩水流域而言无疑也是合适的，而且沩水流域的考古工作历程也基本践行了该模式。为了破解“湖南商周青铜器之谜”，湖南考古工作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沩水流域以黄材盆地为中心开展专题调查和主动性发掘等工作，其中炭河里城址的发现基本解决了“宁乡铜器群”的归属问题，并由此命名了“炭河里文化”。为了探索“炭河里文化”的发展源流，构建和完善沩水流域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启动了第三阶段的考古调查工作，并重点发掘了罗家冲遗址和花草坪遗址，调查试掘了转耳仑遗址和九牯洞遗址。通过花草坪遗址和罗家冲遗址的发掘，结合早年发掘的岱子坪遗址初步构建了沩水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转耳仑遗址、九牯洞遗址的试掘以及罗家冲遗址夏商时期遗存的发现，为认识沩水流域夏商时期土著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线索。向家洲遗址和新屋湾遗址东周遗存的考古发掘，则可以补充沩水流域战国时期编年序列的空白和缺环。

不足与后期工作展望

根据目前的调查发现，我们已经注意到沩水流域遗址分布存在早晚不对称的现象，在石家河文化时期遗址数量迅速增加，商至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延续了这种分布态势。石家河文化时期之前的遗址点较为少见，堆子岭文化前后时段均存在空白和缺环，对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尚需进一步研究。

由于流域内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薄弱，缺乏开展社会复杂化研究的基础材料，更无法准确回答流域内社会复杂化起始的时间节点，对石家河文化之后至炭河里文化之间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认识还较为模糊。

当下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已从物质文化史研究转向复原重建古代社会，不管是调查还是发掘，聚落考古已成为田野考古的主要方法之一。聚落形态研究则是建立在准确和精细分期基础上的聚落空间共时性分析（【美】戈登·威利著，谢银玲等译，陈淳审校：《聚落与历史重建—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中文版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目前沩水流域不管是文化分期还是聚落形态研究的局限和不足，主要是因为与考古调查相结合的针对性发掘严重不足。

沩水流域的考古工作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步，考古调查大体经历了点—面—流域的发展过程，应该说每一阶段的调查工作都取得了重要收获，都为下一阶段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当下第三阶段的考古工作仍在持续开展，结合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我们认为后期的工作应继续以聚落考古理念为引领、深化多学科合作、加强新科技手段的应用，持续开展精细化考古工作（即再次回归到点、面）。重点加强以下几项工作：第一，继续加强流域内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进而开展区域社会复杂化（文明化）进程研究；第二，对目前发现的商时期遗址点进行重点复查，选取重要遗址点在系统勘探的基础上开展针对性的试掘或发掘工作，强化对该时期文化面貌、聚落布局和聚落形态特征的综合研究；第三，加强流域内越人遗存的田野考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