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博物馆发展历程中,依托考古遗址的博物馆是较早出现,且广受关注的分支。近期学者提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命名,强调此类博物馆与考古实践的紧密关系。本文试以南越王博物院的三处考古场景展示为例,尝试探索考古遗址博物馆对象与考古学方法论的关系。
在中国博物馆发展历程中,考古遗址博物馆是较早出现的一个分支。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依托考古遗址建设的博物馆,并有“遗址博物馆”的提法。以往学界总结其内涵,普遍认为其对象为遗址,但对遗址内涵有分歧。近年,中国博物馆协会编《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史前遗址博物馆》明确提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命名,“将考古发掘的工作和研究成果进行形象化表达”,认为此类博物馆与考古实践紧密相关。
“考古遗址”的表述,明确了博物馆依托的基础是考古实践的空间单元——遗址,强调了考古遗址博物馆与考古实践活动的密切联系,启发我们对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对象进行新的思考。
考古学的对象是遗存,按其存在的特性分为遗迹和遗物。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对象就物质层面而言亦当包括遗迹和遗物。同时,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对象还包括考古实践过程中运用考古学方法论对遗存进行认知所形成的考古知识,如遗存的复原、空间结构、文化内涵等。
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所依托的南越国宫署遗址发现于1975年,至2009年历经多次发掘,发掘面积达1.6万平方米。现有南越宫苑馆、南汉宫殿馆、古代水井馆三处遗址展示区,露明展示南越国时期的曲流石渠、食水砖井,南汉国时期的二号宫殿基址等重要遗址,包括宫殿、房址、走道、石渠、水池、水井等多个类型的遗迹现象,展示其出土的陶、瓷、石、木、金属等多种材质、功能的遗物。本文试以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的三处考古场景展示为例,通过考古遗存与考古知识的展示利用实践,尝试探索考古遗址博物馆对象与考古学方法论的关系。
一、南越宫苑馆地层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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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遗存
2004GEIT7关键柱保留的堆积,在遗址中具有代表性,反映所在区域南越国时期至清代的堆积状况(图1)。
图1 南越国宫署遗址2004GEIT7关键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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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方法论
考古地层学是考古学最基础的方法论之一。1931年梁思永主持发掘安阳后冈遗址,根据土色、土质划分地层,以地层为单位收集、记录出土遗物,根据地层出土遗物判断地层的文化性质,根据地层堆积的次序判断文化的早晚关系。这一工作标志着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形成。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考古地层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考古层位学,通过地层与遗迹等堆积间的关系(层位关系),更深入细致地认识遗存相对年代关系。在历史时期考古中,遗存往往需要与古代历史王朝相对应,用遗址中大面积分布的地层作为时间刻度有一定的必要性。南越国宫署遗址是秦以来的王宫与官署所在,其遗迹以较高等级建筑基址为主,遗址的大部分地层包含大量的残碎建筑构件,地层实际是早期建筑的废弃堆积或晚期的垫土,通过地层学的方法理解、把握遗址的整体堆积过程有一定意义,且在博物馆展示过程中,地层自下而上堆积的现象较为直观,更利于观众感受遗址整体的时间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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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展示方式
露明展示2004GEIT7关键柱。在遗址上设置栈道和观察平台,使观众可以近距离观察遗址堆积。标识关键柱上地层及其他堆积单位的编号,以表示其层序,标识地层及其他堆积单位的所属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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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展示提升
在地层堆积展示点西侧,设置触摸屏与全息薄膜。以触摸屏互动、全息幻影成像为载体,用三维动画再现南越国宫署遗址相关遗迹从建造、使用、废弃、埋藏,到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全过程,普及探方发掘法、考古地层学的知识。通过关键柱的三维模型,呈现相关堆积单位的立体结构,同时展现堆积所对应年代的重要遗迹、遗物(图2)。
图2 地层堆积全息幻影成像互动展示
二、南汉宫殿馆建筑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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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遗存
南越国宫署遗址东部出土南汉国二号宫殿第一进殿北庭院、东廊庑及叠压上的北宋广场、南宋建筑基址等遗迹,它们平列或叠压,相互独立又互有联系,梳理其年代、结构与组合关系对考古学研究及陈列展示均有重要意义(图3)。
图3 南汉国二号宫殿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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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方法论
“堆积”是考古学从地质学引进的术语。考古学借用了“堆积”的概念来表达遗址中可直接观察到的物质增加的现象,将堆积物单元称为“堆积单位”,按单位的成因与性质区分为“地层单位”与“遗迹单位”。
堆积单位的相对早晚与堆积单位的次序有相关性。考古层位学主要研究堆积单位在堆积序列中的位置以及堆积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堆积单位的叠压、打破等关系研究遗存的相对年代。
南汉宫殿馆所展示的建筑遗迹中有两组典型的层位关系。
第一组是展馆南部展示的三个不同时代建筑地面叠压的现象,由上而下、从晚及早分别是南宋建筑基址叠压北宋官衙广场,北宋官衙广场叠压南汉二号宫殿前广场。考古学一般用“系络图”描述其堆积关系:南宋建筑基址→北宋官衙广场→南汉殿前广场,这组层位关系涉及的三个遗迹单位都是由物质增加作用形成的,殿前广场下尚未发掘,暂推测系依托较早期地层建成;官衙广场则在殿前广场之上垫土平整,然后铺砌地砖;建筑基址则在官衙广场之上夯筑地基,地基之上再修筑磉墩柱础,铺砌地砖。这三个遗迹单位的层位关系是典型的叠压关系。保留下来的三层地面是南汉、北宋、南宋古人重要的活动平面,其局部重叠现象使观者有时空交织的感受,极具考古趣味。
前文我们从堆积形成的角度,认为遗址可以分解成若干“堆积单位”。在打破关系中,“界面”是打破单位施于被打破单位的终止面。在叠压关系中,叠压与被叠压单位间的“界面”是叠压建筑行为的初始面,也就是其所依托的“地面”。建筑遗存中普遍存在的硬化地面、石板、地砖、柱础、排水设施、步石等硬质迹象是堆积间的特殊分界面。在叠压关系中,原生的硬质建材既是被叠压单位使用过程的地面,同时也是叠压单位建筑行为所依托的地面,两者是两个时代、两种行为共享的地面。在打破关系中,原生的硬质建材属于打破单位建筑行为的一部分,可视为遗迹单位的一部分。对建筑“地面”辨析,对大型院落所遗留的分散遗迹单位横向关系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组是南汉宫殿馆的主要展示遗迹,包括南汉国二号宫殿殿前广场、第一进殿(图4)、第一进殿北庭院、东廊庑。这组堆积单位均露头于宋代地层下,叠压唐代地层。它们层位相同,层位关系属于平列关系。在层位学理论体系中,平列是一种特定的堆积关系,指堆积单位同一地层下开口(露头)、打破(叠压)同一地层。平列关系中的诸单位年代不早于所打破(叠压)地层,不晚于叠压它们的地层。在特定情景下(如聚落、建筑群落)平列关系是共时性研究、空间结构研究的突破口,尤其是叠压在同一地层(地面)之上的平列单位,需要重点关注。
图4 南汉国二号宫殿第一进殿堂基址出土情景
这组平列关系的堆积单位叠压唐代地层,其始建地面即为这些单位的垫土与唐代地层的界面,而殿前广场、北庭院、东廊庑的铺砖地面则是其使用面。同时,殿前广场与第一进殿台阶之间有礓礤斜坡相连,东廊庑与第一进殿之间有门址,北庭院与东廊庑之间有礓礤斜坡相连;第一进殿虽无地砖保存,据门址可以判断地面应与东廊庑持平,大致与考古发现的夯土面相去不远。因此,虽揭露面积有限,仍可判断上述堆积单位属于同一座大型院落中的组成部分。根据这一院落遗址的规模、出土建筑构件规制、文献记载可以判断这一院落是南汉宫殿。2022年,南越王博物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怡涛团队合作对南汉国二号宫殿展开建筑复原研究,初步复原方案中,二号宫殿位于南汉兴王府中轴线(今北京路)的东侧,属东一路建筑,当为文献所载“昭阳殿”。据二号宫殿第一进殿的磉墩分布及开间规律,推知第一进殿面阔5间,符合唐五代时期宫殿建筑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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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展示方式
露明展示多个建筑平面。在南汉二号宫殿东廊庑与其他单体建筑相接处设置贴近建筑地面的低位栈道,以南汉地面为参照基准使观众有步行于宫殿之内的感觉,更易于想象南汉宫殿的建筑空间。重点标识展示磉墩、柱础、礓礤斜坡、门址等关键遗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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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展示提升
根据南汉国二号宫殿建筑基址对南汉宫殿进行想象复原,制作三维模型。利用MR混合现实技术(图5),通过OELD透明屏、旋转平台和眼球追踪系统,以空间测距传感器实时追踪最佳位置,将复原模型与真实遗址进行透视匹配,形成复原建筑模型在遗址空间上准确定位的混合现实效果。展馆开放期间,安排特定的演绎时间,在南汉国二号宫殿第一进殿北庭院上播放大型场景演绎影片,整体展示南汉宫殿建筑及南汉兴王府复原研究的新成果(图6)。
图5 南汉国二号宫殿东廊庑MR混合现实技术展示
图6 南汉国二号宫殿场景演绎影片效果
三、南越宫苑馆弯月形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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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遗存
南越国宫署遗址南部发现的南越宫苑中有石构水池(蕃池)与曲流石渠组成的流水系统。石构水池位于宫苑北部,呈长方形斗状,池壁铺石板,池底碎石铺就,面积约4000平方米,石渠与石构水池相连接,由东北曲折向西,尽头处接木暗渠,长约180米。渠壁近直,由石块垒砌,渠底由不规则砂岩石板密缝铺就,呈现为“冰裂纹”。其中东端转弯一段,内弯一侧石壁沿石渠走向,外弯一侧则向外拓展呈弧形,整体平面呈弯月形,且底较深作池状,称为“弯月形石池”,应是为营造特殊景观而特设(图7)。
图7 弯月形石池出土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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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方法论
考古遗存的阐释除运用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以外,还有情景分析的方法,“观察考古遗存的出土环境,利用考古遗存间的种种共存关系,发现遗存联系形式的必然性,从而得出遗存性质与功能的认识,并进而重建历史”。
南越宫苑中的“曲流石渠”弯月形石池的复原研究充分体现了情景分析方法在遗存阐释研究中的应用。
石池内有两列东西向的竖立石板,均由四堵大型石板组成,石板部分埋入池底以下,其下垫有枕木。两列石板的两侧有两根截面为八角形的石柱,竖置于池底石板之上,石柱与池底石板相接处,不见固定构件或装置,柱头上有凸榫。池内有两层使用过程中形成的淤土堆积:第1层出土有瓮、罐、盆、盒等生活用陶,筒瓦、板瓦、瓦当、砖等建筑材料,龟等动物遗骸,植物种子等;第2层出土少量生活陶器及建筑材料,蚌、鱼、龟等动物的遗骸,其中龟的残骸最多,遗址中绝大多数龟的遗骸出自于此,出土阔叶类树叶,梅、杨梅、橄榄、桃果核等植物遗存。池内淤土之上还有一层红烧土夹杂炭屑堆积(发掘报告编为宫苑遗址的第10层),属宫苑的废弃堆积,出土提桶、盆、器盖等生活用陶,筒瓦、板瓦、砖、鸱尾、石箅、渠壁石块等建筑材料,以及铁棒、铜箭镞、铜簪、铜盖弓帽等器物。
石柱有凸榫表明其上部有未保存下来的建筑。竖立的石板下部有枕木,说明其具备承重功能。石柱、石板出土时为竖立状态,且下部不见支护构件,表明上部建筑本身较为稳定,推测上部建筑在池外另有承重结构。池内堆积中,使用时的淤土堆积及废弃后形成的堆积中均出土较多瓦件及鸱尾等构件,推测上部有用瓦铺筑的屋面,废弃堆积的红烧土、炭屑应与汉军攻入番禺后纵火,木构建筑被焚毁的历史事实有关。石池较石渠其他部分更深,石池内第2层集中出土龟、鱼等动物遗骸,表明石池内、石柱和石板之间是石渠内动物聚集栖息之处。
推测石池之上原有跨水建筑:石柱与石板的不稳定结构表明池中结构为该建筑的次要承重结构;石池内出土的瓦件说明建筑有瓦铺屋面;石池毁弃堆积中的烧土与炭屑证明其上建筑存在木质结构;石柱、石板之间有淤土,淤土中出土水生动物遗骸说明石池之中、建筑之下有活水与石渠相通。汉代考古遗存有不少与沿水建筑相关,中原地区东汉墓中常见的被命名为 “水榭”的模型明器,多表现为四面环水的多层高楼建筑。与弯月形石池上跨水建筑不同,画像石图像中,见有一类跨水修建的由重拱、立柱承托的无墙壁木结构亭屋,梁思成称为“亭榭”。“亭榭”之下有舟船,周边有车马,似乎更可能构筑在自然环境之中,而非园林之内。唐代以来文献常见园林中的“水榭”。《旧唐书·裴度传》详细描述了裴度宅第园林中的水池造景,有“风亭水榭”之语。唐诗中也习见“水榭”意象,大多为借园林之景抒发情感。弯月形石池上的建筑应与园林中的小品建筑“水榭”更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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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展示方式
南越王博物院对弯月形石池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展示。
首先,在文物安全与保护的基础上,对遗迹本体尤其是池上石柱、石板进行露明展示,围绕石池外侧设置近距离、有高低落差的栈道与平台,观众可以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向观看石池。其次,在南越宫苑馆楼顶、石渠遗址正上方1∶1复原石渠,并引流水,植花木,养鱼龟,复原宫苑情景。弯月形石池是其中重点展示区域,想象复原了水榭,登之临水,可赏造景、生物(图8)。
图8 再现弯月形石池与水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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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展示提升
展馆开放期间,安排特定的演绎时间,在遗址现场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情景复原展示。通过三维建模仿真等技术模拟曲流石渠流水动态效果,配合声控特效,在曲流石渠遗址之上重现两千年前南越宫苑曲溪流水、鸟鸣清幽、生意盎然的园林景致。在弯月形石池遗址现场设置可升降的半透明全息纱幕,通过高流明工程投影机进行场景复原,模拟复原水榭的景象,并在水榭之上想象演绎陆贾使越、赵佗受封的历史故事(图9)。
图9 弯月形石池上的数字化场景演绎
四、小结
通过上举三个遗址展示场景可知,考古遗址博物馆所展示的对象包括且不限于考古遗存与考古知识。考古遗存主要包括不可移动的遗迹与可移动的遗物。一定数量的遗迹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集合即为遗址。遗物虽属可移动文物,但被尽量保存、展示于依托其所出土遗址的博物馆。考古知识是通过考古学方法论对考古遗存进行认识与实践的成果。考古学重视实践,重视对遗存的感性认识。考古遗址博物馆通过露明展示,使观众得以近距离“接触”考古遗存,获得对遗址的直观感受,获得对时间与历史的“真实感”。而考古知识则属于理性认识,观众无法通过直接观察考古遗存获得,需要考古遗址博物馆对考古知识进一步阐释。
南越宫苑发掘区地层堆积展示的考古知识是运用考古地层学与年代学,根据地层堆积的次序所获得的遗址较大尺度的年代序列。南汉国二号宫殿系列建筑遗迹展示的考古知识是运用考古层位学梳理出纵向叠压的不同时代地面,横向平列且属于同一院落建筑的遗迹及其使用地面,呈现出遗迹的空间关系与结构。曲流石渠的关键部分弯月形石池展示的考古知识是运用考古阐释学方法论,分析石池的考古情景,判断石池之上原有木构建筑应为园林中的水榭(表1)。
表1 南越王博物院三处遗址场景展示的对象、困境与提升路径
考古遗存是具象的物质,考古知识则为抽象的次序、结构、空间、情景。考古实践过程中,田野工作获得遗存,室内整理与研究运用方法论认识遗存形成考古知识,遗存与考古知识学理上天然关联。但在考古遗址博物馆中,作为展示对象的遗存与考古知识的联系则面临挑战:由于遗存的特性及考古学的局限性,遗存仅体现古代物质文化的局部与侧面;对露明展示的遗迹往往有所侧重,不可能展示所有堆积单位及其层位关系,如此展示的单位不可避免脱离考古背景;抽象的考古知识难以直观呈现,也难以表现运用方法论形成考古知识的逻辑过程。近年,数字化技术在考古遗址博物馆中推广应用,遗存及其时空信息、考古背景、历史情景得到整合,虚拟现实、场景复原能够在考古遗迹上实现,抽象的考古知识能够以直观、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现,遗存与考古知识有望构建有机联系,其中考古学方法论的融会贯通是关键。考古遗址博物馆是考古学与观众互动的空间,考古学方法论应用、理解、阐释与普及是链接考古学与观众的重要途径,从业者既需要掌握考古学方法论,参与考古学研究实践,又要在研究的基础上,对考古成果进行解读,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