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经过百余年的探索发现和研究求证，为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文化自信、自觉，以及人类文明的比较互鉴提供了独特的实证性支撑。新时期中国考古不仅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考古发掘之后的大众化和公共考古的社会责任，更应充分发掘研究对象与视角方法等方面的特色优势，抓住历史机遇，建设中国学派，为探索人类文明从多元到一体及可持续发展的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与认知贡献独特的中国力量。
近年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壮大，逐渐产生诸多考古学科以外的重要影响，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对考古发现和考古成果发生兴趣，也有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愿意投入面向公众的考古普及工作；越来越多的考古遗址被定为各级保护单位，建设遗址公园或遗址博物馆，加以保护、展示和综合利用，与所在地方的文化建设、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媒体、各级领导乃至中央高层都开始关注和关心考古，人员编制、经费投入等大量增加；考古工作的相关法律法规日益完善……中国考古曾经多次被预言进入了黄金时代，可能在考古从业人员的感受中，大约当下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
每一个学科都有其公共性和社会价值，都有走出象牙塔的必要，但对社会的价值与作用却各不相同。就中国考古来说，其目的既非证经补史，也不是证明中国人种有多特殊，文明有多伟大，而是让我们更加全面、科学、深入、系统地认识自己的来路，以历史启迪未来，增强文化自信和自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与其他文化、文明展开交流对话，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当中国考古学步入黄金时期，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成为时代共识之时，我们的确有必要在国际与国内大背景下，深入系统地梳理并思考过往与未来的中国考古学的基础是什么？发力点在哪里？特色何在？学派何为？
中国考古的中国特色是毋庸置疑的。这首先就在于中国考古面对一个非常独特而体系宏富的研究对象，这个对象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尤其是具有时空广阔、系统丰富的优势，在世界国别考古中都是独一无二的。百年来的中国考古已经揭示了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文化和文明具有约两百万年的根系，从直立人甚至使用奥杜威石器技术的能人开始，就有古人类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生存繁衍。现代人从南方沿海和北方草原地带迁徙而来后，不但这里成功实现南北会师，融合发展，而且和多样环境中生存的更早期的古人类也发生过较其他地方更多的交流融合，甚至较多地保留着主要活跃在欧洲和西亚的尼安德特人基因。不同族群古人类能够较为充分地融合发展，是由东亚丰富多样的地理环境及其塑造的人类适应和生存方式的多样性与包容性所决定的。在距今万年左右全新世到来之际，早期中国人因地制宜，率先驯化了旱作的粟、黍与水作的稻米作为主要农作物，以及狗、猪、鸡等畜禽与农业形成互补，较早发展了制陶攻玉、养蚕缂丝以及发达的竹木漆器等独特文化，进而形成若干定居性区域文化传统，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农业发达、人口众多的文化圈之一，文明之光遍布各地。到距今五千年左右，经过区域性农业文化的充分发展，气候波动，文化交互作用加强，对西来的大麦小麦、牛羊马以及冶金等新文化因素积极吸收采纳，黄河中下游的中原一带由于位居东西地势与南北气候交汇处的地理环境优势，逐步整合较大范围的文化因素，建立起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不同族群和文化熔铸一体的王朝国家，跻身于文明古国之列。经过夏商周赓续和秦汉一统，这个文明体系犹如海纳百川，不断融合、壮大、更新，今天仍然矗立于中华大地。前工业时代的中华文明其实是包括了旱作与稻作两大农业体系、东北亚的渔猎经济圈、北方与青藏高原的游牧与农牧文化圈以及西北的游牧和绿洲文化圈等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深根巨型文明体系。这就是中国考古学独特的研究对象。而百年来的中国考古，也以实证的考古发现揭示了中国文明具有族群上的融合性，经济上的多样性，文化上的包容性，以及文明上的连续性等突出特点。
最近，因为考古学科受到中央领导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迎来快速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被提上日程。其实，中国考古初创之时，就具有以科学理论与方法，重新发现和研究中华民族早期历史的初心，以及将科学考古中国化的自觉追求，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学界一直希望建立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考古学。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界前辈苏秉琦与夏鼐曾经就有无或者何为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或者考古学的中国学派有过争论。1984年俞伟超和张忠培在《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中概括了考古学的中国学派主要内容。以苏秉琦为代表的影响广泛的考古学区系类型学说显然被俞伟超和张忠培等人认为是中国学派的核心内涵，也被一些人认为是构成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及中华民族形成的多元一体学说的重要基础。
这样的归纳引起夏鼐的质疑，他曾严肃地质问：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与所谓中国学派的考古学是否一回事？显然在夏鼐看来，中国考古发掘和研究对象的特色，区系类型理论方法等当然有中国特色，但未必能构成所谓的中国学派，它们总体上仍属于文化历史学派和进化论的考古学重建地域性人类及其文化发展时空框架和谱系一脉，是在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指导的科学考古学诞生之后，以考古发现与研究构建时空框架的普遍性探索的中国表现。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也不为中国所独有，而是从考古发现研究社会关系和发展阶段，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指导与实践，马克思主义考古学者柴尔德的新石器革命、城市革命等理论在中外都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当然，除了如此宏富而独特的研究对象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成果表达，从学科理论与实践角度来看，中国考古实际上确实有几个其他地方做考古所无法拥有的突出优势。就一般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来说，作为一门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家基本上是相似甚至是一样的。但是，在中国从事考古显然具有历史文献的优势，得益于甲骨文产生以来的持续记录，中国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历史文献，按照现代史学的标准，它们可能不系统甚至不准确、不真实，有的甚至属于神话传说或者杜撰，文献之间也有相互抵牾之处，但它毕竟是古人对古物古事的看法，是一重难得的证据，不能把它们当作包袱。张光直在其代表作《商文明》的绪论中提出探索商代历史的五条途径，即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卜甲和卜骨、考古学、理论模式，并认为经此五道门径，方可比较全面地对包括生产、分配、祭祀、权力等在内的商时代的文化全貌进行系统分析，窥视商代文明的堂奥。因此，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卜甲和卜骨不仅是商代考古独特的资料，也具有方法与理论方面的意义，因此被张光直视为通往商代的材料与方法之门。
其实张光直概括的几点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考古学的独特之处。就特色来说，中国考古学独特之处还有很多，即便是地层学与类型学，也有针对中国情况中国化的问题。中国考古遗址连续复杂的堆积状况，南北方普遍分布的黄土、红土等沉积环境中文化层及其所含各类遗迹的形成和辨识，经过较长时间的摸索才能找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与概括。而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考古遗存，苏秉琦等以区系类型理论进行分类与概括，与国际同行既相似也受到从先秦列国竞逐到秦汉一统各地域性文化演进过程和特点的历史文献记载和认知的启发——要知道，苏秉琦在北京大学就是长期讲授秦汉考古。何况百万年的人类生活史、万年农耕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与国家史，包括其间演进替变方面显著的连续性本身，都有中国自身的特点。连续性中的文化内涵比如陶瓷器、玉石器、漆木器、纺织品等，以及自然观、生命观、道器观、世界观及其孕育的家国观与天人合一、古今一体、为道以德等精神文化特点，为考古学以今求古、以古鉴今，以及礼失而求诸野等阐释理论和方法，都提供了其他地区考古难以获取的资料与视角方面的特色优势。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考古是自己在考自己祖先的古，作为中国考古对象的文化、文明、人民和血脉连绵不断，包含了太多心照不宣的内涵，而发达如英美考古，他们当然也考自己的古，英国就率先提出工业考古和工业遗产概念及相关学科，但往更早期追溯，面对国家形成、文明起源、农业起源、早期人类形成与人群的扩散融合等重大问题，他们就得研究欧洲考古、希腊考古、埃及考古、美索不达米亚考古，乃至欧亚大陆考古和非洲考古等。美国人的美洲考古很发达，美洲印第安人也经历了农业和文明形成与演进的早期阶段，但基本上是面对一个在文化传统上被中断和再嫁接的文明，美洲古代文明和美洲现代文明之间缺乏连续和贯通性、内生性视角。几乎所有早期文明都没有逃脱类似命运。所以说中国文明是一个未曾中断的文明标本。
文化和文明视野中的主位与客位、自我与他者的眼光，常常会让观察与研究者看到不同的问题和结果。而中国考古的上述特点不仅使中国考古具有了较多的主位视角与思维定式，礼失而求诸野，张光直大力倡导借鉴西方人类学到民族学田野中去提炼的理论视野和参照模式，可以启发中国考古学家到传统的乡土社会甚至自我的传统中去发现一二。我们可以从自己的环境、民俗、民间文化、历史记载和经典文献、文字中，找到很多可以启发我们去认识考古发现的难得线索，这和西方新考古学从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等提炼的一些中程理论不完全相同。面对丰富的古代物质性遗存，中国考古学有能力从大量无形的非物质遗产中获得启发。从考古遗存中揭示古代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中国考古确实可以提供一些自己独特的理论方法和具有特色的解释成果。就中国学派的理论方法来说，除了地层学、类型学、生态学及通用的科技考古手段等，中国考古应该加强对历史文献内涵的系统挖掘与深入研究，加强对活态的风俗习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成果的借鉴比较，加强对连续不断的汉字资源库的思想和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借鉴。它们可以为考古资料的解释提供其他地区没有的视角与参考，更重要的是，这些方法包含了一种难得的主体性视角和理论生长点。
因此，在中国争论作为舶来品的考古学是历史学的考古学还是人类学的考古学，其实无关紧要，关键是要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在借鉴国际先进理论方法，不断汲取相关科技手段之后，充分发挥中国文明特色赋予中国考古的潜在优势，形成有中国特色问题意识和理论方法的考古学，对中国的考古发现做出更加立体、全面、系统、深刻的解释，能够与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展开比较研究并对其有所启发。中国考古学不应为特而特，而应为成为视野广阔、方法科学、手段先进、理论精深、解释合理的有特色的中国学派而自觉努力；不仅在地层学、类型学和科技手段的运用与解释方面与国际先进同行有效交流对话，更应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方法将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特色特点搞清楚，将中国考古对象体系的博大连续以及中国文明的鲜明特色转化为系统而深刻的话语理论，为人类及其文化、文明的认知提供具有原创性的贡献，为不同文化和文明的比较研究提供中国视角与中国观点。
当下国际考古界高度关注的后过程阶段的考古学非常注重从不同维度来看待考古实践和发现，包括科学考古之后的公众考古、公共考古以及考古与其他相关学科、现代乃至未来社会发展的深层关系问题等，这一方面中国考古更是可以进行一些具有自身优势的独特探索。考古从前都是考别人之古——今人考古人之古，殖民者考殖民地之古等，缺乏学科内外视角的交叉与自觉，而在全社会具有了普遍的文化遗产意识之后，也要求人们以更多的、交互的视角来看待和处理宝贵的考古遗存。中国考古应该加强对考古学术成果的社会普及与遗产资源转化，即所谓的公共考古学。这些直接与新考古学之后的后过程考古学精神相通。后过程考古学倡导对考古资料解释的多重视角与多元价值，强调科学考古是考古遗产资源化和保护利用的价值基础。我国历史类博物馆、地方史志性博物馆发达，通过统筹公共资源把考古出土文物移交并摆进博物馆、建设考古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一直较受重视，实际上正是公共考古的构成部分。我国在考古人才培养与社会事业方面与文博事业的全链条衔接，以及考古与文博的一体化结构，也是一大特色。
因此，中国考古应明确学术目标、强化学术基础、回应时代需求、追赶国际先进，通过倡导学科自觉，凝练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方法，用先进的方法手段、全面的理论视野，把有中国特色和优势的考古资料解释清楚；应该加强考古学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加强文明的比较研究，加强考古成果的社会共享，将古迹遗址发掘研究好，保护利用好，让文物古迹活起来，将考古学科的发展融入助推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时代伟业之中。
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百年中国考古揭示了人类在中国筚路蓝缕创造丰富多彩的演化与适应方式，从多元到一体汇聚形成共同的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至今未曾中断的中国文明自身就是一份很宝贵的经验参照。中国考古应把中国文明研究纳入世界文明形成、演进与交流、对话、融合的时代洪流之中，努力成为世界一体化和人类文明持续发展过程中具有建设性的一元。
未来的中国考古在世界考古的百花园中，在人类文明从地方性到国际性、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进程中，应有能力发挥重要的学术支撑和积极的引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