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央啦 席琳 于春：起飞的琼鸟 象泉河上游曲龙村遗址的考古新发现

曲龙村遗址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达巴乡，是象泉河上游地区一个重要的人类聚居地点。2015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北大学、阿里地区文物局、札达县文物局等多家单位组成联合考古调查队，在曲龙村遗址进行了数次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大量古代遗存，年代自公元前一千纪到12世纪佛教后弘期，为我们揭开“象雄文明”的神秘面纱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象雄，是古代藏文文献中记载的位于青藏高原西部的王国，可能就是汉文文献中的“羊同”。近十年来，随着象泉河、狮泉河流域一些古代墓地和遗址群的发现，青藏高原西部古代人群、生业、资源、技术和交流状况逐渐被认识。如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丝织品，不仅有来自新疆地区的平纹纬锦，还有汉字织锦，证实青藏高原西部虽然海拔高、自然条件恶劣，但仍是丝绸之路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考古学家还在曲踏墓地、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木案以及铜釜等容器中，发现了大约为汉晋时期的茶叶遗存，证实了中原地区的饮茶习俗早在两千年前就传播到了高原最西部。近年来，在札达县桑达隆果墓地的考古工作，为我们展现了象雄王国古代贵族的吃穿用度、宗教思想。

在这些关于象雄文明的考古发现中，曲龙村遗址是深藏的“大家闺秀”。2015年开始，秉承“大范围考古调查、针对性考古发掘”的原则，我们对曲龙村遗址的洞穴居址、石器地点、石构遗迹、墓葬、佛塔、岩画等类型的文化遗存开展了全方位的调查和发掘工作，目前已经发现了9个遗址点，大致摸清了曲龙村大遗址群的基本范围、布局和演变过程。

“曲龙”是藏文“khyung-lung”的音译，又译为“琼隆”，意思是“琼所在之地”，琼是神鹰，又译为“大鹏鸟”。我们先对曲龙村遗址2处大型城堡遗迹进行了调查。城堡分别位于象泉河两岸，均建造在洪水与湖相沉积混合的土林地貌上。土林顶部有一层厚度近百米的银灰色沉积层，在山体上形成银灰色的条带。远远望去，两处城址恰如展翅的大鹏鸟—琼。2处城堡分别名为“琼隆威卡尔”（意为琼所在的银色城堡，调查中简称为琼隆地点）、“琼隆卡尔恩”（意为琼所在旧城，调查中简称为卡尔恩地点），因此所在地的村子长期沿用“琼隆”（曲龙）之名，当地民间传说此地是“象雄故都”。

2015—2018年，我们持续在琼隆威卡尔地点进行考古调查工作，将其划分为五个区域（Ⅰ—Ⅴ区），共计确认洞室742座、院落105座、房址45座、护墙29道、碉楼1座、塔20座、玛尼墙13道。为进一步确定遗迹性质与年代，2018年开展了首次考古发掘，清理洞室与院落组合遗迹1组、佛塔1座。

两个城堡中间有一片河岸缓坡，地名为萨扎。2017年，村民在萨扎缓坡上修建乡村道路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古代墓葬。萨扎地点墓葬分为南区和北区。2017—2018年清理的南区6座墓葬虽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但仍出土数量较多的人骨和动物骨骼。通过对骨骼样品的¹⁴C测年，墓葬年代集中在公元1—4世纪。从墓葬形制来看，有3座为斜坡甬道洞室墓，其中M2洞室内构筑有石室。另外3座墓葬仅存墓室一部分。

洞室墓流行于西藏西部、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尼泊尔木斯塘（Mustang）北部的广大区域内，年代集中在公元前5世纪—公元5世纪之间。从年代来看，萨扎地点南区洞室墓应属于此类墓葬形制发展的中后段，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如土洞内构筑石室，没有或很少有壁龛等。可确认的葬具以四足箱式木棺为主，这类箱式木棺在木斯塘地区到西藏西部一带较为常见，塔里木盆地南缘尼雅、营盘、山普拉汉晋时期墓地中亦发现较多。葬式有侧身屈肢葬和捡骨二次葬两类。在捡骨二次葬中，人骨与动物骨骼混杂放置的情况较为常见。甬道和墓室发现有大量动物骨骼，以羊、牛、马骨等为主。这种葬式和殉牲特点也常见于象泉河流域皮央·东嘎、故如甲木墓地中，与青藏高原西部同时期墓葬流行的葬式和殉葬动物种类大致相同，但也体现出一定的自身特点，如牛骨、马骨、绵羊骨骼数量较多。结合近年来发现的吐蕃时期墓葬大量出土动物骨骼的情况来看，青藏高原西部地区此时期墓葬的殉牲习俗，可能与吐蕃时期丧葬习俗有一定关联。

萨扎地点南区墓葬的随葬品组合地域特征鲜明，以铜器、铁器为主，石器、木器、骨器、玻璃珠、金饰等次之，仅有1件陶器。这种鲜有陶器随葬的习俗，是这批墓葬所代表人群的显著文化特征，同样也见于故如甲木墓地深竖穴土坑石室墓随葬品组合中，而与同时期象泉河中游札达盆地皮央·东嘎、曲踏、桑达隆果、格布赛鲁等墓地洞室墓以陶器为主的随葬品组合显著不同。

为了进一步摸清曲龙村遗址古代文化面貌，2019年我们又继续发掘了萨扎地点北区墓葬、赛拉钦波普墓地浅竖穴土坑墓。随葬品组合中陶器数量较多，多为打碎后分散埋入，年代比萨扎地点南区墓葬早，为公元前8—前4世纪，文化面貌显著不同。我们对萨扎地点南、北两区墓葬出土人骨进行鉴定，结果表明萨扎地点南区墓葬6例保存较好的颅骨具有阔面、高颅型的特点，而北区墓葬3例保存较好的颅骨具有中等偏窄的面部特征和中颅型。

由此推测，曲龙村遗址的文化面貌在公元前5—前4世纪发生过较大变化，也不排除是自然条件发生变化，导致同一人群文化面貌出现差异的可能。两个时期的整体文化面貌不同，但随葬品组合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如铜釜和铁剑等的形制基本相同。

在萨扎地点南区墓葬随葬品中，水晶是较为特殊的一类遗存。M2与M5的甬道中均出有水晶，无明显的加工痕迹。水晶在曲龙村并非珍贵之物，山坡、河谷等处地表均散布有天然水晶块。除了墓葬中的发现，2020年我们还在大型石框祭祀遗迹内发现了水晶制品。这个大型石框祭祀遗迹位于曲龙村南侧的布让曲拉垭口上，也是曲龙村向南出村的必经之路。石框遗迹内出土了较多天然水晶块和少量水晶细石器制品，且该遗迹年代亦为公元1—4世纪。因此，布让曲拉石框祭祀遗迹与萨扎地点南区墓葬可能为同一人群的遗存。由此推测，两座墓葬甬道中所出水晶，也可能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

萨扎地点墓葬形制、葬具、随葬品组合及特征表明，曲龙村遗址在公元前8—公元5世纪这一时期，存在独特的、前后不同的区域考古学文化，同时又与南亚次大陆、新疆等地存在诸多文化联系，是前吐蕃时期高原丝绸之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

萨扎地点南区M6（曾用编号2017M2）是一座竖穴墓道洞室墓，墓道底部向侧面开挖出圆角方形的墓室。¹⁴C测年结果显示墓葬年代距今2000—1800年。墓室面积较小，出土一件箱式木棺。木棺四角有4根木方柱，棺板以榫卯结构与方柱连接，围成箱状，无棺盖。方柱与棺板颜色棕红，表面密布木材削切痕迹。棺板上墨绘一只鹰与一只犬类动物，两动物头部相对。鹰宽5.2厘米，高3.7厘米，为正面展翅形象，身体呈三角形，双翅伸展，略有上扬，鹰喙右侧绘制一圆形，似为口衔物体。犬长12.1厘米，高8.7厘米，体形大于鹰，侧身面向鹰站立，口微张，尾巴上卷。犬图案的局部边缘有线刻痕迹，绘制时应先线刻出部分图案轮廓，再以颜料填色。而鹰图案则不见线刻，应为直接墨绘而成。

另外，在距离萨扎墓葬不远的曲龙村遗址曲米色布地点的岩画中也有鹰的图像。曲米色布岩画凿刻于象泉河河道路旁的石丘上，其中4号、5号岩面上有鹰图像，体量较大、画面清晰。可见鹰正面展翅，身体呈三角形，双翅上扬，尖嘴，有弯曲鹰角。与萨扎地点南区M6棺板上绘制的鹰不同的是，这两幅鹰图像头顶有弯曲的角。

苯教文献记载，“琼”及其后代“琼氏”是苯教的领袖，降临“象雄”并传播苯教。据才让太考证，《白扎琼布世系水晶宝鬘》中记载“琼”为普贤所化，生下3卵，从中孵化出普贤的3个化身。象雄王迎请其中的“心之化身”弥琼木波到象雄国传教，并将琼隆银城赐封给他。其后，“琼氏”作为苯教上师与四十代象雄王始终相伴，并将苯教传播到吐蕃。另外《琼布王统史白水晶明镜》记载穆族王化身为“琼”，降落于象雄卡佑，化为男童，随后与一女神结合生出4位贤人，分别到象雄诸部传播苯教。

“琼”的特征是头部有一对角，这对角被称为“甲茹”（bya-ru），意为百鸟王琼（bya-brgyakhyung）的角（ru）。《赡部洲雪山之王冈底斯山志意乐梵音》等文献中记载，“象雄十八王”的名号均以名目繁多的“甲茹”作为标志，如“具金甲茹之赤威尔拉杰谷郎”“具冈嘎水晶甲茹之释多本师王”“具宝光甲茹之雷扎古格王”等。可见曲龙村遗址曲米色布岩画中发现的有角鹰图像很可能就是苯教文献中“琼”的形象。

在西伯利亚民族中，鹰与萨满之间有特殊的神话关系，人们认为鹰是首位萨满的父亲，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最高天神。这与前文所述苯教文献记载“琼”与其后代“琼氏”的关系，以及“琼”的特殊地位是一致的。可见，早在两千年前，青藏高原西部与亚欧大草原之间就已经通过“大鹏鸟”这种特殊的图像进行文化交流了。

“琼氏”这一族群，可能直到吐蕃时期还能被明显区分。敦煌文献P.T.1287《赞普传记》中记载：吐蕃王国的止贡赞普被水龙王所食，王子为求回赞普尸身，答应一位人鸟族（琼族）妇女，今后无论何时，赞普夫妇一旦亡故，则结辫于顶髻，涂丹朱于脸庞，剖解身体，捣碎赞普尸体，将之埋葬（褚俊杰：《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续）—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42解读》，《中国藏学》1989年第4期）。这段记载中，“人鸟族”被描述为“目如鹰目，下眼皮往上开合”，可能就是“琼”的后代“琼氏”。这条记载暗示吐蕃时期的丧葬习俗与青藏高原西部的“琼氏”关系密切，象雄的文化被吐蕃吸纳并传承。

敦煌藏本吐蕃文献《历代赞普传记》记载，吐蕃王朝第一代赞普松赞干布的胞妹赛马噶公主嫁给了象雄末代王李迷夏，但是并不受宠。于是她搬到圣湖玛旁雍错边的帐篷里独自居住，并流着泪给兄长写下谜语长歌，请兄长松赞干布发兵象雄。松赞干布率军西行，俘虏了赛马噶公主的夫君李迷夏，并将象雄的一切部众纳入吐蕃管辖之下。此后，象雄和琼氏以及他们的宗教文化，淹没在吐蕃王朝的统治之中。

直到9世纪后半叶，吐蕃王朝崩溃，高原进入长达一百多年的分裂期。吐蕃王室后裔吉德尼玛衮远走阿里，与当地土王的女儿成婚，后将自己的三个儿子分封于三个地方，其中一个就是古格。正是古格政权的建立，迎来了青藏高原西部地区的又一次发展—曲龙村遗址现存的大量佛教遗存就是证据。由于长时间风雨侵蚀以及人为盗掘，佛塔遗迹多受到严重破坏，有些只存塔基部位。琼隆地点佛塔塔身被三重“回”字形墙体分隔为中空塔心、内回廊和外回廊三部分，中、外层墙体垒砌至1.4米高时，铺设一层平整板石，并在板石之上继续垒砌，同时收缩墙体间距，之后再次铺设板石并向上垒砌，继续收缩墙体间距，最终合为一层墙。

卡尔恩地点的田野考古调查中，也有大量佛教遗存的发现，包括石构遗迹6座、窑洞218座、院落8座、房址12座、护墙51段、高台3座、佛寺1座、石窟1座、佛塔67座，采集细石器、铁器、陶器、擦擦、经书残页等遗物标本98件（组），以各类石器和擦擦数量最多。佛塔塔基基本为石筑，塔座和塔阶为泥坯砖筑，装饰石板夹筑象征着不同的层阶，内部结构以十字形结构较多。

擦擦，是一种用泥模塑的佛教造像，在卡尔恩地点采集的擦擦可以分为塔擦擦、造像擦擦、真言擦擦等三大类。塔擦擦可辨识的题材有菩提塔、天降塔等，组合形式有单塔、多塔。造像擦擦可辨识的题材有释迦牟尼、阿閦佛、莲花手观音、金刚萨埵、金刚亥母、六臂护法等。此次调查采集的擦擦均出自卡尔恩地点各类佛塔中，属于佛塔的装藏。同时在琼隆地点的佛塔中，也出土了数量可观的擦擦。这些擦擦的特征与象泉河流域其他遗址的早期擦擦（11—12世纪）相似，推测其年代相仿。所有的擦擦都是从佛塔中采集，因此，推测这些擦擦可能就是佛塔的装藏物，而佛塔作为擦擦遗物的装藏载体，其始建年代应该与之相同。同时，结合卡尔恩地点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其他遗迹和遗物，可以证明曲龙村在藏传佛教后弘期应是当时弘法活动比较密集的一个区域，是高原佛教后弘期“上路弘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中转站。曲龙村的琼鸟载着精美的佛像重新飞翔在高原上。

通过对曲龙村遗址持续八年的调查和考古发掘，我们梳理出自公元前一千纪到12世纪象泉河上游流域人群的生产、生活面貌，科学实证了青藏高原西部地区是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溯源研究”，对目前已发现的多处石器地点进行考古调查和研究，揭开高原西部人类定居的秘密。本文为陕西省援藏考古项目工作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