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国宝级藏书如何飞入“寻常百姓家”？
展览现场。潮新闻记者 黄慧仙/摄
8月30日，“文澜重光——文澜阁《四库全书》整理出版工程回顾展”，在杭州市政协新时代协商民主实践中心揭开序幕。这是整套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本首次进行开放式展览。
正楷抄写笔笔不苟，煌煌千余册如出一人，数千年文化沉淀于纸墨之间；从散佚民间到归于杭州，再到影印出版种种，浙江几代学人心力，让文脉生生不息。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四库全书》合璧”展时说：“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中华民族的一些典籍在岁月侵蚀中已经失去了不少，留下来的这些瑰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把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典籍集成。其记录着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壮大的演进历程，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融通古今、保护文脉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场展，让我们历数过往，更感受中华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的蓬勃力量。
从束之高阁到“飞入寻常百姓家”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在当天的开幕式上，一篇篇或耳熟能详，或与浙江人文风物相关的古代经典被演员们以朗诵的形式演绎了出来。它们虽出自不同时代，却均收录于文澜阁《四库全书》之中。这部卷帙浩繁，原本看似“高不可攀”的丛书，立时与人拉近了距离。
《四库全书》历来有“典籍总汇，文化渊薮”的美誉，不仅囊括了从先秦至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而且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
文澜阁《四库全书》。杨绍斌供图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
七部《四库全书》书成后，分藏南北七阁，史称“北四阁”和“南三阁”。“北四阁”，即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南三阁”，分别为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口金山寺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文澜阁。
文澜阁《四库全书》。杨绍斌供图
长期以来，因文物保护的需要，由手抄线装而成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一般读者没有特殊理由是无缘与其零距离接触的，即便专家学者使用文澜阁《四库全书》时，也必须在一定的室温条件下，戴上手套翻阅，程序十分严格。而在本次展览上，影印出版的文澜阁《四库全书》集体亮相，可供市民近距离观摩。这也让众多爱书人的梦想成为了现实。
走进展厅，整套1559册文澜阁《四库全书》摆满了数个三层书架。从束之高阁到“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部浩如烟海的巨著，并不仅仅是一场展览中的摆设，更是民众用以学习、研读的宝贵文化财富。从何入手，如何更快查找到针对性内容，成为众人思考的问题。
在此方面，除了布展方编辑出版的一部目录索引外，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陈东辉则主编了一部《文澜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
陈东辉告诉记者，在这部书出版之前，除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卷前提要”之外，现存其余三部《四库全书》的“卷前提要”均已刊布。已有研究成果基本上未涉及文澜阁《四库全书》之“卷前提要”，主要是由于前相关学者难以见到原书。因此，他便将分附于各书之首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卷前提要”单独汇集、拼合，加以影印出版。
“作为重要的学术资料，我们希望这部汇编可以为‘四库学’研究提供更多便利，帮助相关学者进一步了解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独特价值，也让广大读者能更好地走进这部国宝级藏书。”陈东辉说。
修书、护书、藏书背后，是深深的情怀
杭州西湖畔孤山南麓，有一座依山而建的楼房，外观富丽华美，内部巧妙精致，古色古香，有着浓浓的书卷气息。这座被称为“青白山居”的小楼里，曾存放着浙江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文澜阁《四库全书》。
回溯历史，《四库全书》修成后几经沧桑，不出百年就有数套抄本在战火中被焚毁。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
文澜阁《四库全书》是“南三阁”中仅存的阁本，也是目前七部书中唯一一部与阁在同一城市的藏书。现藏浙江图书馆曙光路馆区的地下藏书室，与栖霞岭北麓黄龙洞风景区为邻。
西迁路线图。杨绍斌供图
文澜阁《四库全书》能在“南三阁”中独存，实非易事，期间经历了3次补抄和6次大搬迁。
1861年，太平军攻破杭州，当时的著名藏书家丁申和丁丙兄弟发现《四库全书》流散后，他们不顾战火危险，毅然挑起收捡残编的重任。通过随地捡拾，托书商收购和按家访搜，历时5年收捡《文澜阁四库全书》，共抢救回文澜阁本8689册，约为总数的四分之一。1882年，文澜阁重修完成，阁书归阁。
辛亥革命后，文澜阁《四库全书》拨归公共事业的浙江图书馆，让百姓大众享用。
1915年，浙江图书馆第一任馆长钱恂秉承丁氏遗志继续补抄，因当年为乙卯年称“乙卯补抄”。“乙卯补抄”历时七年完成后，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张宗祥又通过向浙江社会各界募捐筹集补抄经费，开展“癸亥补抄”。
经过三次补抄后，散佚大半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以恢复旧貌，并具备了独特的文献价值。故此，文澜阁《四库全书》称得上是集结浙江几代学人心力的“百衲本”。
“相比于‘北四阁’《四库全书》，‘南三阁’《四库全书》的尺寸略微小一点，装帧和纸张也稍次一些，但后来文澜阁《四库全书》在三次补抄中所依据的不少底本比原写本更好了。”陈东辉说。从数量上看，它共有36917册，比原版的35990册多出近千册，从内容上看，它弥补了原本中漏抄的部分，并恢复了清廷对原文的篡改，三次补抄来源是当时全国藏书的精华，有的还优于《四库全书》原本的底本。
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至贵阳地母洞。杨绍斌供图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浙江图书馆长陈训慈的呼吁和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文澜阁《四库全书》从1937年7月底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西向大转移：由杭州出发，途经浙西、浙南、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四川，横穿中国南方6省，来回行程逾万里。1946年7月5日，文澜阁《四库全书》几经历险，安然无恙返回杭州。
展卷是千年不息的文化，笔墨间更有百年沧桑砥砺的精神与情怀。一代又一代的藏书家修书、护书、藏书，背后是一种深深的情怀，是对中华文脉赓续传承的信念与坚守。
典籍，让文明的力量更持久
纵观历史，从石室金匮到寺院经阁、从官立书院到私家书楼，藏书，一直是传承中华文明的独特方式。然而，文明的火种却每常摇曳于历史的风烟。兵燹、盗匪、火灾甚至虫蛀，都会轻易毁掉珍贵而薄脆的纸页。
“纸寿不深”，不仅是爱书之人对藏书易朽的喟叹，更是时人对古代国力不济时典籍常遭外力损毁的悲鸣。
治世藏书。唯有富强、文明的社会，才能成就纳藏版本的伟业，让珍贵的典籍不再畏怯战火和时光的销蚀。
现场展出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潮新闻记者 黄慧仙/摄
整理出版文澜阁《四库全书》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杭州出版集团相关负责人说，为保护古籍不受大的损伤，当时经过反复讨论，最后采用了数码相机进行拍摄，再通过电脑技术对数码照片进行处理和制版。
“我们从香港购进了13台日本‘理光’相机，定制了13根1.5米长的手动快门线，由15名摄影者从2004年8月到2005年7月，花费整整一年时间，终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全部拍成了数字照片。”该负责人说。
由丁氏补抄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本所用宣纸较薄，墨迹浓淡不一，两面互相透字严重。据杭州出版集团介绍，确保拍摄质量，拍摄者在拍摄时会在背面垫上白纸，以避免下页纸的字迹影透过来，如此不断调试，周而复始。
古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曾说，整理古籍是“专为前贤形役，不为个人张本”的事业。在杭州出版集团相关负责人看来，编辑出版好这部珍贵典籍，为今人提供最真实原始的材料，是编者的使命，更是对历史的敬意。
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传奇还在续写。
古籍，作为文物必须保护，作为文献必须为读者所用。兼顾“藏”与“用”，一直是古籍保护工作的重点，而数字化是最好的方法。“对《四库全书》的妥善保护是首要之事。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去研究、推广这些文化遗产，让古籍‘活’起来。”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陈谊说。
为避免珍本在数字化过程中受到损害，省图书馆、省古籍保护中心不断健全古籍普查管理制度，建立珍贵古籍名录制度，从经验积累、人才培养等方面为大型古籍数字化项目打下基础。2022年，浙江省历史文献数字资源总库正式发布，目前已收集数字化古籍3000多部，为专家学者和普通读者用好古籍文献资源提供了极大便利。
近20年来，文澜阁《四库全书》真迹在浙江图书馆“休养生息”，书籍的封面还保留着原来的颜色。陈谊说，文澜阁《四库全书》体量巨大，且每册的状态不尽相同，要在保护古籍的前提下呈现良好的数字化效果，还有一段路要走。“但古籍数字化是大势所趋，相信未来文澜阁《四库全书》一定会在数字化赋能中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此外，作为中华文脉薪火相传不息的见证，这套藏书影印本还在全球播撒下中华文化的种子。
入藏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塔东亚图书馆。
据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经典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文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杨绍斌介绍，近年来，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先后入藏美英等国的著名大学图书馆；根据已有订购意向，接下来还将陆续入藏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图书馆。
历代图书典籍得以保存流传，殊为不易。但中国人的韧劲就在于——无论书籍的形态如何变化，藏书以留经典的心思不变，由此也留下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明证。这些穿越历史的长河积累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正成为坚定中国人文化自信，厚植民族复兴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