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千年 ▏贵州省博物馆藏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钞版流传考
贵州省博物馆藏有一块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钞版，黄铜模铸，长 320、宽210、厚10mm，重6660g。背面四角支高37、宽31、厚 13mm 的扁足，中间有楷书“泉字叁拾号” 编码。钞版正面设内外两长方形框，界以边线。外框平面320×210mm，顶端为长 210、 宽35mm的横额，中有楷书“大明通行宝钞”，阳文反刻，自右而左读。横额下是精雕细 刻的“花阑”，宽30mm，四边各刻一四爪蛟龙，四角缠枝番莲相互衬托，浑然一体。内框 平面216×137mm，分为两段，中设等分线。上段楷书“壹贯”二字，自右而左读。两旁 九叠篆文“大明宝钞”（右）“天下通行”（左）自上而下读。中有钱纹十串，分五组，每 组两串，按上二、中四、下四系列连成图案。下段铸行钞令文，楷书 7 行，共 42 字，自 右而左读，曰“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贰佰伍拾两仍 给犯人财产洪武 年 月 日”。
关于此钞版的来源，钱币学界的传统观点 是民国时期南京古物保存所发掘南京明故宫工部遗址时出土 [1]。除此钞版外，贵州省博物馆还曾收藏有另一编号为“泉字二十九号”的大明通行宝 钞一贯钞版，1959 年，该钞版拨付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2]。据相关 报道看，除背面编码不同外，两块钞版形制基本一致 [3]。
二 钞版的出土
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钞版出土于南京明故宫工部遗址的说法，最早出自1942年卫聚贤《中国的软币》一文，“明代印钞的版系铜版，南京古物保存所在南京明故宫曾掘到二版…… 南京古物保存所在明故宫发掘到印纸币的铜板二块，皆有阳文，一为‘第二十九号’，一为‘第 三十号’。”[4]
卫聚贤作为民国时期的历史学者、考古学者，在1929年至1930年间，任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 [5]。1929年10月，卫聚贤在南京明故宫外五龙桥东南侯家塘主持发掘 了“明永乐时期的南京故宫遗址”，出土铜器、铁器、瓷器、建筑构件等，其中铜器包含有“铜 铃、铜圈、铜丝等，又得铜钱四十一枚，具北宋物。”出土物皆收藏于南京古物保存所， 相关考古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印刷。
但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南京故宫遗址”发掘报告相关材料全部焚毁 [6]。关于此次发掘的相关资料，还可见于1929年《史学杂志》第一卷第六期转载《南京民生报》关于“南京明故宫”发掘相关情况对卫聚贤的采访，除发掘地写为“侯家荡”外， 与《中国考古小史》所述基本相同。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转载此文时，《史学杂志》编者按，“遗址为明工部云云，系推测之辞，其根据甚为薄弱。洪武京城图志官署图工部邻正阳门， 此遗址距正阳门颇远，一也 ；发现木牌有‘工部’字，仅能证明在此地作工或遗弃木牌者 为工部工人，不能谓遗址即系工部，二也；木椿之插置，宛如庭阁，非官署模样，三也……”[7] 故此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钞版出土于南京故宫遗址的说法无法核实，且侯家塘是否是明南京故宫工部遗址的观点也不甚可靠。
但就其他材料来看，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钞版出土于“南京故宫遗址”的说法不对。现笔者找到九个相关材料。
一则，1917年，南京通济门外九板桥疏浚河渠，挖出两方大明宝钞铜版，并纳于南京古物保存所，时任民国江苏省省长齐耀琳为此专门撰《大明宝钞铜板跋》，2007 年由其侄孙齐宗佑在《江苏钱币》上影印刊布，全文如下 ：
大明宝钞铜板跋按，明造宝钞始于洪武八年，盖承元之弊，以济铜少之穷。初诏由中书省造，至十三 年罢中书，乃属户部，成祖建极，敕永用洪武年号，故终明之世不改。钞有六等，自一贯以 下至一百文，其质以桑穰为之，色青而厚，殊于常楮，杜伪造也。光绪庚子之秋，都人毁大 寺佛像，得一贯钞数百于腹中，嗜古者竞购取之，其式乃与此板无异尔，并可识桑穰之制。《明史·食货志》所载，文、篆、图俱同，惟云告捕者赏银二十五两，征之此板及宝钞原文，皆二百五十两，则志之误也，盖修史者不能无疑于用赏之过当，而不知钞行元季，民困 固己不堪，非以重赏严罚不能殴其行使，及洪武二十七年后，贯钞折轻至钱五十文，于是有用钱之禁，而钞法卒壅不行，故六等之币，惟一贯存，其余皆废，迄明中叶，乃以一贯易二钱，钞法之坏已极，遂不更造，天启以还，间有请者，莫之复也。此板二方，盖造于洪武 十三年之后，而在弘正之前，铜质坚厚，不刓不蠡。中华纪元六岁，浚渠工人得之金陵通济门外九板桥，因纳诸古物保存所，并记其略。庶几观物览古之余，亦以念往代之得失也乎。伊通齐耀琳。[8]
二则，湖南省博物馆藏有一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钞版拓片，系1951年长沙著名的钱币收藏者钱无咎捐献给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其边有题跋，言“永明蒲凡生大令贻余洪武宝钞拓纸，云得之桂林许介侯太史，盖当丁巳夏旱，秦淮水涸，淘河者得宝钞铜范于河滨， 太史方居金陵，因拓数纸相赠，槃园则大令别字也。此范不知何时落水，今收庋江南古物陈列所，雕文完整，为囗囗囗所共珍。勺山癖古泉刀，当亦甚爱宝钞，投纸半张，署钱千万，得不掀眉。快意邪？甲戌人日笠庵熊森阳题奉。”[9] 其中，丁巳年即1917年，江南古物陈列所即南京古物保存所。可见此拓片题跋也反映了在1917年，南京秦淮河因干涸而出土有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钞版，并入藏南京古物保存所。
三则，《中国古钞图辑》收录有一张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钞版拓片的照片，原拓片已不知所踪。在此拓片的右下部，有一首关于此钞版五言诗的题跋，而拓片的左下部，则有此钞版拓片来源的题跋，其文言，“丁巳清和月，天久不下雨，秦淮河枯，淘河者在河滨得 大明宝钞模二具，一‘泉字二十号’，一‘三十号’，雕版镂花棱角完好，余借得‘三十号’ 囗摹拓，囗纸囗囗囗囗诗囗囗囗囗囗囗，此物今归古物保存所，囗囗囗囗囗拓币，请……”[10] 今按，丁巳清和月即 1917 年农历四月，古物保存所当为南京古物保存所，此钞版拓片题跋与湖南省博物馆藏钞版拓片题跋一样，均反映了 1917 年，南京秦淮河因干涸而出土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钞版，并入藏南京古物保存所。考虑到南京古物保存所所藏钞版的编号是“泉字二十九号”和“泉字三十号”，盖此钞版拓片题跋上“泉字二十号”当为“泉字 二十九号”之讹误。
四则，民国时期社会活动家杨杏佛在其1918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途过南京古物保存所，闻中有方孝孺血迹碑，闻新从秦淮河岸掘出之明时印纸币铜版，惜时已近午， 与少南有约，不能一览。”[11] 按，明代纸钞只有大明通行宝钞一种，故此处所谓“明时印纸币铜版”必为大明通行宝钞的铜版。
五则，《兴华》1920年4月28日和1920年5月5日分上下两部分连载了田稻丰村父所撰的《南京古物保存所记略》一文，共介绍了南京古物保存所所藏 48 件 / 套重点文物， 其中第三十四“大明通行宝钞铜版，版有两块，正面有贯数，户部奏准条例，四围有龙纹， 背面为泉字二十九号，齐省长附有题跋。”[12] 由此条记载，可佐证前文所引齐耀琳撰《大明宝钞铜板跋》的真实性，且说明齐耀琳撰《大明宝钞铜板跋》在1920 年时作为展品说 明与两块大明通行宝钞一并展出于南京古物保存所。
六则，民国著名学者谢彬在其游记《壬戌还乡旅程》中记载，1922年9月22日“乃入古物保存所，观瞻古物……铜器中足考证者，有明初钞币板片，广约三寸，长五寸余， 其上半横字，曰‘大明通行宝钞’，中有‘一串’二字，下列文曰，‘户部奏准印造宝钞， 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13] 其中“一串” 二字当为“一贯”之误。
七则，民国作家石评梅在其游记《金陵的古迹》中写道，1923年 6月2日游览明 陵，“朱洪武的故宫，现改为古物陈列室。里面的东西很多，但没有什么珍贵的。有…… 一大明通行宝钞铜版。”[14] 其中，由朱元璋故宫改造的古物陈列室，显然就是南京古物保存所。
八则，《申报》1926年3月19日和1926年3月21 日分上下两部分连载了张慧剑所撰， 以慧剑为笔名发表的《金陵古物保存所调查记》一文，金陵古物保存所即南京古物保存所， 其中上部分介绍了南京古物保存所所藏 28 件 / 套重点文物，其中第十五“洪武宝钞版二， 完整如新”[15]。
九则，民国时期的历史学者王桐龄在 1928 年出版的《江浙旅行记》中言，“午朝门北 有五龙桥，尚未全毁，桥北建有古物保存所，搜集历代古物成列，有……大明宝钞铜版二块。”[16] 其中，五龙桥北的古物保存所即南京古物保存所。
综上互证，可见南京古物保存所的两块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钞版，系 1917 年农历四月因南京秦淮河干涸而出土后收藏于南京古物保存所，而非出土于“南京明故宫遗址”。
时任江苏省省长齐耀琳为此专门撰《大明宝钞铜板跋》，并与两块钞版一同展出于南京古物保存所。
三 钞版的流传
据1934年5月出版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所载，南京古物保存所收藏有金石类文物1577件、拓片1361种、书籍313 部、印版1210 面、画像 134件、照片1236件，其 中金石类文物中就包含有“明钞版计二件”，[17] 想必即两块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钞版。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日军侵华矛头直指南京，南京古物保存所奉命转移，时 任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舒楚石从各类文物中选取了便于携带的铜器、玉器等118件，装成 5 箱，随同故宫文物一并西迁，其中第二箱，“计10 件 ：汉洗1件、明簋1件，汉钞版2件，汉簠1件，汉鼎1件，铜像（带铜座）1 件，建文炉 1 件，汉博 1 件，玉磐 1 件。”[18] 这批文物由南京水路运至汉口，然后乘火车运到长沙，存放于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 再经桂林、柳州，于1938 年1月30日到达贵阳，暂存于贵阳城内六广门西南侧毛光翔公馆的厢房 [19]。
1939年1月20日，又迁至距安顺县城20余里远的华严洞保存，1939年4月， 教育部指令将这批文物交贵州教育厅代为保存，贵州省教育厅奉指令指派安顺民众教育馆接收，而南京古物保存所则撤销行政编制 [20]。
1948年下半年，安顺民众教育馆编制撤销 [21]， 而这批文物则继续在安顺保存。至于包括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钞版在内的原南京古物保存所所藏文物为何留在贵州，贵州省博物馆陈恒安于1965 年言，“抗日战争初期，故宫博物院将一部分文物南迁，由南京出发时，顺便将该地鼓楼之古物陈列所部分文物携至后方，遂保存在安顺华严洞。抗战胜利后该院迁回，此项古物陈列所文物即留置安顺县，并未连同该院文物带去。据该院庄严科长当时表示，因贵州古文物太少，故有意留在此地保存。至此项文物，多系明代应天府 （南京）官署或孝陵寝殿遗留，大部分有保存价值，应予重视。就所知附记于此。”[22]
按， 陈恒安（1911-1986）系贵州著名文人，1937年被聘为贵州省政府秘书，1943年任贵州艺术馆馆长，1944年，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合作，在贵阳举办故宫南迁文物精品书画展， 1958年，调入贵州省博物馆从事文物鉴定、学术研究等工作，后任贵州省博物馆名誉馆长 [23]。考虑到陈恒安在抗战时期与故宫博物院的密切关系，故其所述值得参考。
五箱原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在安顺华严洞存放至1952年年底。据时任安顺中学美术教师，被安顺专区文教科临时抽调至专署筹办“故宫文物展”的周兴回忆，1949年，国 民党溃败时这批文物没有来得及带走，谷正伦的部下和刘伯龙的部下在败逃时曾掳走一部分，安顺解放后，地方人民政府接管了这批文物，并立即向政务院报了此事。
1952年10月份，中央有关部门派四人前来接运这批文物，在运离安顺之前，在安顺南街的“店员工会” 内（即后来的南街图书馆）将这批文物展出一周，在展出过程中，安顺文华相馆的摄影师 对重点展品进行拍照，共约100多幅，周兴购得一套，但经过50多年的流散，仅保存有40张文物照片，其中就包含有一幅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钞版的照片 [24]。
1953年，安顺华严洞保藏的部分原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入藏贵州省博物馆（筹备委员 会）[25]，其中就包含有“泉字二十九号”和“泉字三十号”的两块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钞版。其中“泉字二十九号”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钞版于 1959 年拨付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 国家博物馆）。现贵州省博物馆仅藏有“泉字三十号”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钞版，1966 年此钞版被定为馆藏一级文物，在2013年9月至10月贵州省博物馆《筑藏泉宝 汇通天下— 贵州省博物馆馆藏钱币展》和 2019年9月至12月贵州省博物馆《博物华章—贵州省博物馆献礼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特展》中相继展出。
综上所述，1917年农历四月，南京通济门外九板桥处的秦淮河出土“泉字二十九号”和“泉字三十号”两块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钞版并入藏南京古物保存所 ；1937年，随着抗战文物南迁，这两块钞版辗转多地运至安顺华严洞 ；1953 年，两块钞版入藏贵州省博物馆 ；1959年，“泉字二十九号”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钞版拨付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泉字三十号”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钞版被贵州省博物馆收藏至今。
注释 ：
[1] 袁炜：《馆藏钱币》，贵州省博物馆主编 ：《征途—贵州省博物馆建成六十周年纪念专集》，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200 页。
[2] 谭用中：《“大明宝钞”壹贯钞版之研究》，中国钱币学会编：《中国钱币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 年， 第 293 页。
[3] 吕树芝：《“大明通行宝钞”壹贯铜钞版》，《历史教学》，1986 年第 7 期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钱币卷（宋-清）》，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214-215 页。中国国 家博物馆藏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钞版的尺寸与贵州省博物馆藏的有所不同，当为测量基准不同和测量误 差导致，而非尺寸不一。
[4] 卫聚贤：《中国的软币》，卫聚贤、丁福保 ：《古钱》，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2 年，第 17、19 页。
[5] 卫月望：《卫聚贤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九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第 1-14 页。[6] 卫聚贤 ：《中国考古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 年，第 2、81-83 页。
[7] 缪凤林：《南京明故宫发掘古物记》，《史学杂志》，1929 年第 6 期。
[8] 齐耀琳：《大明宝钞铜板跋》，齐宗佑：《大明宝钞的轶闻》，《江苏钱币》，2007 年第 3 期。
[9] 陈丽华：《湖南省博物馆藏“大明通行宝钞壹贯”拓币浅析》，陈建明：《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 9 辑）》， 岳麓书社，2013 年，第 543-547 页。
[10] 内蒙古钱币研究会、《中国钱币》编辑部合编：《中国古钞图辑》，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 年，第 122 页。
[11] 杨杏佛：《〈 杏佛日记〉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啼痕—杨杏佛遗迹录》，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年，第 169 页。
[12] 田稻丰村父：《南京古物保存所记略》，《兴华》1920 年（第 17 卷）第 16 册，第 20-23 页；《兴华》1920 年（第 17 卷）第 17 册，第 23-26 页。
[13] 谢彬：《壬戌还乡旅程》第三，《短篇游记》，启智书局，1933 年，第 82-83 页。
[14] 石评梅：《金陵的古迹》，杨扬编：《石评梅作品集（戏剧 游记 书信）》，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51页。
[15] 慧剑：《金陵古物保存所调查记》，《申报》1926年3月19日第12 版，《申报》1926年3月21日第18版， 引自《〈申报〉影印本》第 221 册，上海书店，1982 年，第 408、460 页。
[16] 王桐龄 ：《江浙旅行记》，文化书社，1928 年，第 26 页。
[17] （民国）教育部编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开明书店，1934 年，第1017-1019 页。相同内容也收录于（民国）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内政年鉴·礼俗篇》第十章《名胜古迹之保管》第七目《南京古物保存所》，1936年，第（F）180-（F）181 页。考虑到此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清单中，有1930年11月金陵兵工厂出土的明代铜塔，而无 1933 年交付南京古物保存所收藏的清和亲王墓出土《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铜板，故此文物清单所反映的南京古物保存所收藏状态当在1930年11月至1933 年之间。
[18] 汉代还未有纸钞，汉钞版当为明钞版之讹误。《南京古物保存所移交接收清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五 -11686，转引自孟国祥：《烽火薪传—抗战时期文化机构大迁移》，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92-93 页。
[19] 毛光翔公馆建于1926年至1930年间，最早作为时任民国贵州省主席毛光翔的官邸，故称毛公馆，1935年蒋介石在贵州围剿红军时，此建筑作为蒋介石住所。邵德龙、苏玉珍 ：《贵阳中欧式建筑“毛光翔公 馆”的变迁》，贵阳市乌当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编：《〈乌当史志概要〉—附报刊采用文史稿件》， 内部资料，2011 年，第235-237页。
[20] 孟国祥：《烽火薪传—抗战时期文化机构大迁移》，第92-96页。
[21] 杨公朴：《五十年后回忆安顺民教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安顺市委员会编：《安顺文史资料（第 三辑）》，1985 年，第 51 页。
[22] 陈恒安：《开元投龙简》文物卡片，贵州省博物馆，内部资料，1965 年。
[23] 贵阳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编 ：《贵阳市志·人物志》，方志出版社，2011 年，第 146 页。
[24] 周兴：《一次轰动安顺的展出—关于华严洞藏故宫文物在安展出的回忆》，《安顺晚报》2005年12月2日第 9 版。
[25] 按正式文件，贵州省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成立于 1953 年 1 月，但就相关资料来看，1952 年7月时，贵州 省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就已存在，故这批原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可能是 1952 年底由安顺运至贵阳的贵州 省博物馆筹备委员会，1953年，随着贵州省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包含两块大明通行宝钞一贯钞版在内的原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才正式入藏贵州省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参见胡进 ：《贵州博物馆事业发展简述》，贵州省博物馆主编 ：《征途—贵州省博物馆建成六十周年纪念专集》，第 1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