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粤东区域调查、小径背遗址发掘和韩江流域调查这三项民国时期的粤东闽南史前考古活动，通常被学界视作这一地区考古工作的开端。考古活动的主持者——麦兆良、林惠祥和饶宗颐具备不同的阅历背景，由此三人编写的考古报告在遵循学术规范的同时，也因研究取向上的差异在材料运用和结论推定方面呈现出相异的个性。不过，在艰难时局下开展的三项科学的考古活动，其内在特质与同时期东南乃至中原地区考古研究相比，依然具有诸如科学主义、多元视角与证史传统等普遍特征。不同学术传统汇聚并塑造了此后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范式，其后续深远影响延续至今。时至今日，相对于以往研究基础扎实的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偏居东南一隅的粤东闽南一带依然被学界主流视作中国史前文化的边缘。直至近年来随着这一地区流域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取得进展，史前遗存的发现及其研究成果方才在数量上有所增多。回到20世纪30年代，此时中国考古学已走过了十余年的探索历程，正当河南安阳小屯发掘如火如荼之时，在民国政府统治薄弱、学界兴味索然的闽粤边地，由意大利神父麦兆良（Fr. Raphael Maglioni）、林惠祥先生和饶宗颐先生（以下省略敬称）主持的考古活动却展现出独具一格的研究特色，其学术成果与内在意涵颇值得后辈学者重温与反思。一、粤东地区、小径背遗址与韩江流域考古经过1916年广州龟岗汉墓发掘，揭开了中国东南地区田野考古的序幕[1]。至1936年施昕更主持试掘杭州良渚遗址，民国政府主管的文博机构主导了该时期绝大多数的考古活动。总体而言，1949年以前东南地区的史前考古活动数量寥若晨星[2]。具体到粤东闽南地区，可称道的仅有麦兆良在粤东的考古调查，林惠祥主持的福建武平小径背遗址发掘以及饶宗颐组织的韩江流域史前调查等几项。1934年起，麦兆良与芬戴礼神父（Fr. Daniel Finn）共事，以广东海丰为中心展开大规模考古调查，并在此后继承了后者的未竟事业。麦兆良通过采集地表或浅层遗物，收集了一批自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遗物，并发现和命名了相关遗址。1938年，他在香港发表《海丰考古的收获》[3]，该文将21处遗址划分到沙坑、沙坑南、菝子园、三角尾及径尾5个文化类型之中，初步进行了史前遗存的文化分期；同年在第三届远东史前史学家会议上他发表了《南中国考古收获的几个要点》[4]。1940—1946年，麦兆良的调查范围逐渐从海丰一地扩大到韩江至珠江流域，在积累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他于1952年在《远东学报》上发表了《南中国的考古》[5]，将香港、海丰和广东其他地区的史前遗址一并讨论，调整与完善了他对本地文化面貌和编年谱系的认识。1953年，麦兆良与世长辞，原计划出版的著作《华南史前史》尚未面世，当时全书仅剩两处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未完成测定，后未刊手稿在20世纪70年代整理成《粤东考古发现》一书[6]。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在取得菲律宾大学（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人类学硕士学位后[7]，林惠祥回国并随后前往厦门大学任教，参与筹办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自工作起，林惠祥一直对福建史前遗物抱有浓厚兴趣[8]。1937年4月26日，曾经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筹备处见过石器陶片的武平中学教员梁惠溥注意到散布于小径背山的几何纹陶片，在其邀请下，林惠祥与学生雷泽光一道前去考察。同年6月11—24日，由此三人及武平中学教职员工组成的队伍对小径背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10月，日军占领金门，林惠祥遂携带出土文物辗转南洋。同样在第三届远东史前史学家会议上，林惠祥等人以英文将发掘收获简要发表为《福建武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9]。1949年后，时局稳定下来，林惠祥得以增补前文，并以中文在国内重新发表了小径背遗址的发掘报告[10]。与麦兆良、林惠祥单打独斗式的考古活动相比，饶宗颐的《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11]更多体现的是群策群力的学术成果。这本调查报告记录了1941—1948年饶宗颐与潮州修志馆同事、两广地质调查所成员及其多年来所结识中外友人收集的遗物资料。经统计，遗物出土地点共15处，大多分布于广东兴宁、普宁、揭阳三地。其中饶宗颐亲赴现场考察的遗址有揭阳黄岐山、虎头岭等，报告对这两处遗址材料的介绍也相对更为具体。作者采集或接触过多数出土遗物原件，还有部分遗物是从他人收藏中得以了解。此报告于1950年在香港出版，由此揭开了粤东文物考古序幕，被誉为“粤东区域考古首篇成功之作”[12]。此外还有部分中外学者进行了一些采集与调查工作。如1942年春，杨成志、顾铁符等在海丰地区进行考古调查[13]，此次调查主要在麦兆良工作基础上探查了汕尾捷胜沿海的二十余处遗址，并对所得陶石质遗物进行简单整理。不过由于战火波及，大部分调查材料并未能保存下来，作者亦直言“不能算是一篇报告”。另外也有其他外国神父和学者对这一地区遗迹遗物进行过研究，但因种种因素，相关材料同样散失严重，其中部分史前遗物信息在饶宗颐的韩江流域考古报告中有所披露。二、考古学者的个性：个人背景与研究取向不可回避的是，三位学者的个人身份、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有着较大差异，这或多或少影响了他们的研究目的、报告内容及结论。从对麦兆良交际及头衔的介绍上不难发现[14]，在他者眼中神职才是麦兆良的本职工作。和早年从事地理学、古物学研究，并在香港积累了一定发掘经验的芬戴礼不同[15]，作为没有接受过正规考古训练的考古工作者，麦兆良的考古生涯是伴随着粤东调查而展开的，他也始终自述为一名业余的考古爱好者。相比而言，林惠祥在南洋留学期间，则深刻受到了其导师美国人类学家亨利·奥特利·拜尔（Henry Otley Beyer）的学术影响，并系统地学习了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的理论知识。林惠祥同时还是一位富有家国情怀的人类学家，青少年时期在日据时期台湾的生活及在爱国华侨开办学校的游学经历[16]，促使他形成了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对林惠祥一生的科研活动，特别是两次冒险潜入台湾考察的理解，或许不能单纯归因为学术旨趣。饶宗颐的学术历程始于禀承家学续编《潮州艺文志》，教育模式和成长环境使其学养带有鲜明的国学色彩，对传统文化的多方位研究是饶学数十年来举足轻重的一环。虽然三位学者在报告中都以填补东南考古空白、完善史前年代序列作为开展发掘或调查的目的所在，但其深层次学术意图应远不止于此。运用近似于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展开研讨，在民国时期考古报告编撰中已有所表现[17]。在1938年的会议论文中，麦兆良试图论证本地沙坑文化陶器纹样兼有辽宁沙锅屯、甘肃齐家出土陶器的刻纹和点线纹，又对照桑志华（Paul Emile Licent）在蒙古的考古收获指出两地陶器、石器的相似性，进而提出粤东史前文化乃至仰韶文化是由中国本土以外西来和北下的不同文化结合形成的[18]。这一观点与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所持的仰韶文化西来说有异曲同工之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麦兆良和安特生对于这一认识始终保持着相当审慎的态度。在仰韶遗址发掘后的二十多年里，安特生对西来说的态度逐渐动摇，最终走向对该假说的彻底否定[19]。而就麦兆良未完成的遗稿来看，尽管沙坑北遗址出土器物被用来与中南半岛和日本有关遗存对比讨论，然而在分析其他几类考古学文化时，麦兆良所参照的基本上是来自于邻近地区或者安阳及周文化、汉朝的相关材料，罕见臆想性的推论。这种转变既与出土材料日益丰富相关，也反映了预设立场在研究实践中的消退，同时折射出作为半路出家考古学者的两人在知识掌握和学术体系上的日趋成熟。在小径背遗址发掘与韩江流域调查两本考古报告中，与其他地区遗物的比较都被安排为独立章节，足可见研究者对这一部分的重视。林惠祥选择薄边石锛、有段石锛、穿孔石铲、石镞和陶片纹样作为比对研究对象，具体讨论中涉及的遗址按地域大体分为两类：与个人游历相关的地区，如厦门、台湾、菲律宾、马来半岛、波利尼西亚群岛等；已开展考古工作的地点，包括杭州良渚、杭州古荡、湖州钱山漾及香港南丫岛遗址等。如小径背报告所言，该遗址的发现有助于将浙北与香港、台湾和马来西亚史前考古文化联系起来；把南洋考古材料作为重点讨论依据，同样对报告最末一章的推论有所影响，五条主要结论中的前三条分别从文化、族群、印纹陶器上，推定中国东南与马来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群岛存在某种联系。林惠祥之所以选择如此对待材料，理由不外乎熟悉东南亚考古发现，了解国际学界中南岛语族研究进展，尝试以材料作为构建自身理论体系的实证等。他强调华夏族或汉族在中国的主干地位，认为其他各族终将在融合中“依次失去其名称与文化，即在名义上归于销毁”[20]。即使这一主张带有汉族中心主义倾向，它的确代表了特殊时局下相当一部分学者的集体自发性思考。而将地处华夏边缘的武平古代族群与南洋各族群合为一谈，则反映了林惠祥对于马来人与中国东南古族的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建构，此后他更是将论据逐渐扩展到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文化和语言研究等方面[21]。这似乎也是对形成于19世纪末，后由具有日本军政背景的鸟居龙藏和森丑之助等学者[22]所推波助澜的“台湾本地族群南来说”的批驳。在中原和东南亚双重视角下写就的小径背考古报告，最终被赋予了阐明台湾、香港、东南亚与东亚大陆关系的独特意涵。相对麦兆良、林惠祥而言，杨成志则因其在云南民族调查的经验重视体质人类学，认为缺少出土人骨使得暂无体质测量数据加以验证，从而在居民来源问题上谨慎地对待北来或南下两说[23]。饶宗颐对韩江流域遗物的比较研究集中在“与北方系陶器及安徽寿县陶片之比较”一节上，他从器形、纹饰和质地等方面，指出揭阳出土陶器具备小屯期陶器总体特征；关于遗址年代的推测，则参考了杭州和台湾经正式发掘的文化层关系。从后续学术历程来看，1948年正逢饶宗颐负责潮州修志馆的具体事务，《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的面世可谓开探索潮汕文化渊源之先声。1954年饶宗颐发表《华南史前遗存与殷墟文化》，将韩江流域新获材料作为论证殷商文化向南传播的重要材料支撑[24]；之后饶宗颐的学术注意力进一步拓展到更宏大的区域与命题上。对于饶宗颐而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寻访友人索取材料，其追求恐怕不止于探讨韩江流域考古学文化，韩江流域调查成果在为讨论本地史前文化准备材料的同时，更是为饶宗颐日后由地方史志转移到中国古史的治学志向提供帮助。韩江流域考古报告不仅折射出饶宗颐广阔的学术视野，在邀请地质学者参与出土石料的鉴定工作，将成文呈送中外专家审阅交流等细节上，也体现出他博采众家、兼收并蓄的治学风格。当然，尽管不同学者会因个人取向而在结论侧重上有所区别，但这并非扭曲原始材料以服务于研究所需，研究本身依然秉持着科学客观的方法展开。实事求是、客观严谨的学术风气始终贯彻在研究之中，受战火波及，诸位学者都丢失过遗物标本，但在报告编撰时仍据所存文物加以叙述。虽然麦兆良难以同彼时爱国热情高涨的中国学者感同身受，并对后者的文物主权意识不甚注意[25]，可他对出土材料的保护与利用，亦远非其他外国考古同行所能相提并论。彼时闽粤一带的大规模买卖与盗掘文物的现象难以禁绝，后世研究所仰赖的原始记录也因岁月流转大多未能留存。以1940年发现的揭西赤岭埔墓地为例，当时发掘的24座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带铭铜刀、铜剑、玉璧和印纹硬陶器，但这些材料被外籍人士收藏后便不知所踪；除1960年清理的4座墓葬外，此后多次考古发掘、调查均没有在此地新发现墓葬或带铭器物[26]。相似的事件在东南其他地区并不少见，1954年，福建省文管会调查光泽九里峰遗址时，即因先前外籍人士盗掘过盛而无太大收获[27]。作为复杂个体的研究者，其思维与行为应当结合个人背景加以理解，而不能被过分脸谱化解读。三、学术研究的共性：科学主义、多元视角与证史传统相比于中国北方，20世纪30年代的广东、福建二省尚不至于战火连绵，但这一地区总体社会环境仍不算太平，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尤其在1933年福建事变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时，多边角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考古工作自然也因局势动荡而受到冲击，小径背发掘几乎刚刚结束，便因日本侵略面临资料与人员转移的问题；林惠祥在新加坡时也因战乱不得不暂停了手头研究。麦兆良曾感叹道，“这一地区所进行的最好的考古挖掘工作是由中国和日本士兵无意中干的”[28]。虽然在粤东和韩江流域调查人员得以在战壕侧面采集到大量陶片，但战争对于考古活动的负面作用更甚。1945年以后，麦兆良、饶宗颐远赴香港，部分遗物自此散落不见。另外，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同样不利于考古工作的实施，破碎的地形地貌、湿热的土壤条件和失稳的围岩岩性也极大影响了地下遗物的保存状况。考虑到以上因素，民国时期东南地区史前考古活动数量有限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彼时中央研究院等科研单位人手不足、经费有限，且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中原地区的重要遗址发掘与研究上，直至1937年以后才开始在西南大后方开展考古活动。官方科研机构的缺位使得研究主体呈现出多元态势，然而无论是长期处于研究焦点中的小屯、城子崖遗址，还是作为区域重点备受关注的龟岗、良渚遗址，又或者是地处边缘的小径背、粤东和韩江流域，民国时期中国考古活动在研究传统上依然流露出一定的共性，具体表现为科学主义、多元视角和证史传统三个方面。傅斯年言“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29]，这一思想不只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主导的研究项目中得以贯彻，在粤东闽南的考古活动中同样随处可见。傅斯年、李济、吴金鼎与林惠祥、麦兆良、饶宗颐的学术背景并非完全一致，但在追求科学主义原则上诸位学者却高度统一。小屯考古研究采用了极度精细化的陶器器物型式划分方法[30]，而这在粤东、小径背与韩江流域报告上也有所体现。以陶器纹饰为例，林惠祥区分出多达36种纹样，其中雷纹、正方格纹、斜方格纹都以线条粗细、角度等标准再细分为不同类别；麦兆良将所得陶器大体分为8大类18小类，以纹饰、质地、颜色、用途、烧制火候等作为划分标准。如此精益求精的分类标准的确极具科学性，但学术话语间的不统一同样为研究者带来了理解上的麻烦。学者们也在努力克服术语转换的问题，如饶宗颐在使用“山字纹”一词时即以括号将林惠祥所言“人字纹”标注出来。考虑到这些研究者的时空交集，互相了解成果并尝试贯通话语体系实在不足为奇。当然在对类型学方法的具体运用上，不同学者间也存在细微差别：留英归来的吴金鼎在城子崖考古中以质地、制法、纹饰和颜色作为陶器分类标准，不过在城子崖乃至苍洱考古报告中，完整器和纹饰在类型学研究中的地位被大为削弱；城子崖考古研究范式亦为非科班出身的施昕更所采用[31]。尽管小径背考古报告完成时间短、体量小，在细致程度上略逊一筹，但其在以陶器部位作为讨论标准的同时，也给予了纹饰分类足够重视；麦兆良对文化谱系的构建模式则与中国学者相差更大。不过总的来说，虽然处于中国考古学起步阶段的考古报告编撰反映了不同研究者对类型学目的和形式的多样理解，但是共同的研究特色仍然展露其中。相较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学者对于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的一以贯之，早年间的考古工作在单纯的物质文化研究层面之外，着眼于对古代社会图景的复原与探索，折射出浓厚的人类学色彩。李济理想中的考古学研究“不但要参照铁的事实，也需要若干活的想象”[32]，然而达到二者的平衡并非易事。麦兆良在没有条件进行人骨鉴定甚至于未能发现墓葬与人骨标本的前提下，大胆推断“菝子园先民愿娶三角尾地区的姑娘为妻已形成普遍的习俗”[33]，以现在眼光看未免过于武断。作为久负盛名的人类学家，林惠祥颇为推崇考古学研究的人类学传统，在小径背报告推论一节开篇即着力还原“当时居民的生活文化”，重视陶器、石器的功能性讨论，以考古学材料引导读者想象先民的日常生活，此后他更是将民族学视为史前考古实践与理论的基本方法之一[34]。饶宗颐亦结合文献记载与调查材料，推断揭阳山洞曾是秦汉以前的古人居住场所。这与三位学者的教育背景有着密切联系。接受海外教育并在高校任教的杨成志，同样将调查所得作为解释广东史前海边居民由来与构成的实物证据。林惠祥、杨成志两人的研究都结合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元视角阐释物质遗存现象，这种多学科思路贯彻到之后林惠祥南洋考察和杨成志西南民族调查之中，在同时期考古研究中亦屡见不鲜，堪称中国考古学草创期的一大特色。证史传统或以文献为准绳，不仅仅体现在对纸上文献丰富的中原地区开展的考古学研究上。如果说民国初年的广州政府与学界极力主张称龟岗汉墓、猫儿岗汉墓为南越“赵胡墓”“赵兴墓”，折射了时政与文化背景下本地人文学者的微妙心态[35]；那么就小径背、粤东和韩江流域而言，遗存年代和族群属性的确认同样蕴含有研究者的自有立场。在论证小径背遗址的年代下限时，林惠祥专门引《国语》“肃慎之矢”之典故，反证春秋时地处东南的武平已结束石器时代；关于土著族属他则引《史记·东越列传》，将古越族视为本地先秦时期原住民。饶宗颐在报告后记部分开头即直言韩江流域先民即越系之僚族、俚族，并引《旧唐书》《通鉴》《漳州志》《丁氏古谱》等书为证，将其与现代畲族相联系。将考古遗存同现代族群相对应，也表现在杨成志以海丰调查资料论述广东先民来源，进而强调广东人民优良传统的国族主义倾向上。有趣的是，麦兆良也依赖古文献确定粤东最晚期遗存的年代，根据史籍所载的明确节点，确定海丰史前文化的结束时间，并指出“澄海的汉代遗址”表明“海丰地区最终并入中国秦王朝的史实并为海丰的年代史提供了正确无误的年代考证”[36]。面对史料匮乏的史前时期边疆地区，三位考古先驱均选择向文献靠拢，在某种程度上要比抗日战争时史语所同仁对历史时期遗存性质的界定更加激进。或许这与中原和广州的发掘者在预设立场上不尽相同，不过粤东闽南的考古学者们基于文献进行传播论解释，表现出与同期考古学人在研究理念上的相通之处。有学者对民国时期广州田野考古学研究被边缘化的原因作出四点总结：中原中心史观对岭南的偏见，国族主义考古学的迷失，缺少引发大众关注的发现，学术机构与人员的转移[37]。以上因素同样制约了粤东闽南的考古学者进行发掘与调查工作。不过相较于民国初期，在20世纪30年代各地开展的考古研究已然在个性之外逐步萌发出共性，无论这一共性是由西方考古学理论的深入传播所导致，还是不同学者在实践中所自觉形成的。与史语所主导的考古研究相比，小径背、粤东和韩江流域考古在研究传统上并非与之对立，两者在相互交融中为此后新的研究范式与学科精神的孕育提供了宝贵养料。以后来者的视角观察百年前的考古活动，着眼于史语所传统与其他民国考古传统的细节差异，进而过多强调前者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绝对影响，或许在一定意义上低估了彼时其他地区考古活动的学术意蕴。四、断裂与延续的民国考古传统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动，林惠祥、麦兆良和饶宗颐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林惠祥任教于厦门大学，专攻民族学的同时也在史前考古上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麦兆良携所藏文物返回香港，担任主教府管理人，去世后其个人收藏由教会捐赠给香港政府；饶宗颐逐渐将研究焦点从潮汕本地文化扩展到跨区域多学科研究上，其成就终化为令人仰之弥高的学术丰碑。20世纪50年代以来闽粤地区的考古工作则与先前相比发生了明显转变。一方面，得益于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史前遗存发现数量显著提升，即使具体到县市层面都蔚为可观[38]，材料日趋丰富为完善文化序列研究提供了必要基础；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中国考古学，渐渐形成了统一规范的文化历史研究范式，而社会文化研究则在某种意义上退居次席[39]。或许是缘于研究取向在苏联模式影响下发生改变，又或者由于研究人员面对大量新材料的出现力所不能及，总之就结果而论，民国时期的考古传统并没有在当时被全盘继承下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小径背、粤东和韩江流域考古工作毫无价值，这些研究成果依然留下了珍贵的学术遗产。在材料整理与认识方面，民国时期的考古发现为后续发掘与调查提供了线索，无论是多次全国文物普查还是榕江流域先秦调查等区域考古调查工作[40]，考古人员对遗址分布的基本掌握在极大程度上参照了当年的原始记录与照片。当时的学术成果同样为此后区域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对小径背遗址出土有段石锛和印纹硬陶的讨论，推动了林惠祥形成对中国东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的总体认识；麦兆良提出的海丰沙坑北文化、三角尾文化、菝子园文化、宝楼文化、汉代的编年体系对于粤东先秦谱系研究仍有借鉴意义。而从学术传统上看，类型学原则、人类学色彩和结合文献讨论依然在随后这一地区考古学研究中得到了延续。有别于麦兆良单纯从类型学角度上以形态明显区别界定出不同器物群，继而以遗存组合定义考古学文化内涵的做法，20世纪50年代的文物普查工作通过试掘重点遗址，结合地层关系修正补充了以往的类型学认识，提出广东东部夹砂粗陶、印纹软陶、印纹硬陶、米字纹陶的简单发展序列[41]。这一时期林惠祥编写的考古报告，依然将对遗址的复原和先民生活环境的想象作为推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昙石山遗址为例，在结论部分，文物工作组所著报告涉及问题分别关于昙石山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状况、昙石山陶业和其他地方时代较早的陶业的关系、昙石山遗址与福建其他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关系；而林惠祥则从遗址的性质、时代、民族、当时人类的生活文化等方面阐述，力图还原居住于孤岛之中居民的原始生活[42]。在对于人种的推测上，林惠祥将本地原始族群置于百越或闽越范畴内，从体质特征等角度关注其与福建现代民族的源流关系；在年代判定上，他从历史记载、铜器铁器出土和国内外比较三方面论证福建石器时代结束于春秋前，举官修史书、人物地名、具体史事、文人笔记等多方面例证加以说明。这一研究思路下产生的学术成果在同一遗址的后续考察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43]。重新挖掘粤东、小径背与韩江流域的考古研究成果，其意义不仅仅是对久远年代边远地区考古学史的回顾，更在于为研讨中国考古学起步时期学术传统的形成提供了新材料与新视角。回到民国时期闽粤交界的考古活动上，观察其方法与取向上的成败得失，或许为检讨和反思考古研究传统在后续岁月里的继承与取舍有所启示。对于新时期新情境下的中国考古学而言，如何在百年以后认识乃至重构以往的研究模式，依然是有待考古学人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