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博物馆作为方法——文化记忆的博物馆化探索

在《博物馆学关键概念》的论述中，博物馆化是将一件事物的物质性与观念性自原有的自然或文化脉络中抽离，并赋予其博物馆地位，转变为博物馆物或使其进入博物馆领域的操作。从这一解释看，博物馆化作为一个过程被限定在了博物馆机构内部。尽管门施认为斯坦斯基花了过多精力来论述博物馆学是一门科学，而对真正具有前瞻性的“博物馆物—博物馆性—博物馆化”的理论框架并没有深入探讨。然而，斯坦斯基所提出的博物馆化概念在一开始就超越了作为机构的博物馆，是理解社会进程的过程，也是超越机构的文化认知与批判分析的过程。本文旨在讨论把博物馆化作为方法所进行的工作，目的并不是要赋予工作对象以博物馆地位，而是探索博物馆超越机构属性进行文化记忆生产的可能性。

一、区隔、价值重构与展演——超越机构属性的博物馆化

博物馆化开始于分离或暂停的阶段：事与物（真实物）被从原生语境中分离以作为其所构成现实的代表性资料被加以研究。博物馆化作为科学的过程，必须包括博物馆活动的整体：保存（筛选、搜藏、管理、维护）、研究（编制目录）、传播（通过展览、出版等）。今天，我们对博物馆化的理解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套可以作为方法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落实在博物馆实务层面是以策展式工作来呈现的。应该说，仅仅称其为策展工作并不准确，或者说并不全面。正如curator的工作包含了学术研究、管理、维护博物馆和捐赠者关系、教育活动、展览策划、培养未来的curator等多项职能；这里的curating也包含了从甄选、研究、阐释到展示／展演的一系列工作，但考虑其工作成果需要通过展示得以最终完成，以及行文的简洁，以下暂且以策展指代从“物”转化为“经过博物馆化的物”到最终展出的全过程。

博物馆化中的分离需要将对象从原来的语境与功能中分离出来，从博物馆化的完成到博物馆性的显现是一个剥离原有语境，之后根据展览需要赋予新语境的过程。博物馆化中的价值重构是根据工作对象的需要进行价值提炼并重新表达的过程。在博物馆展览中，博物馆化最终成果需要通过展演来表达，展演前的“物”处于一种博物馆化的悬置状态，就像博物馆库房中的藏品只要没有被展出就永远无法成为展品。展演是构成主义了解世界的关键概念，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展览是表演文化的一部分，而且能够被称为“物质表演”。如果没有最终的展演，博物馆化的过程事实上就没有最终完成，“物”仅仅从原生语境中被剥离出来。

博物馆方法社会化的过程，与博物馆的策展工作同样经历了区隔、价值重构和展演三个阶段，但在具体操作上有一定区别。首先表现在当博物馆化发生时，“物”不一定在物理形态上与原生语境剥离，但与原生语境中的其他部分做区隔仍是必要的。这里的区隔本质上是一个识别的过程，让观看者意识到博物馆化的对象有别于同一语境中的其他部分。价值重构的过程则是让博物馆的对象脱离原有分类框架进行文化包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物”也可能被编织进新的叙事中。在最终的展演环节，则不再局限于展览的形式，国家公园、大型活动开幕式上的演出、树立纪念碑、建造地标性建筑都在文化展演的范围内。

应该说，如果我们认可博物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不应该把博物馆化的过程看作是博物馆的特权，而应将之视为博物馆学这一学科的方法。因此，在博物馆机构内策展仅是这套方法中的一个典型特例。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以博物馆化的方法开展的策展式工作都可以视为这套方法的作用范围。下文将以文化记忆的博物馆化为例，来探索在全社会范围内，博物馆化如何保存文化记忆，并参与到文化记忆的生产中。

二、经典化、容器、参与建构——文化记忆与博物馆化

承袭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阿斯曼夫妇把集体记忆分为交流记忆、社会记忆与文化记忆三种。其中交流记忆和社会记忆会随着记忆主体肉身的消亡而消失，通常很难超越三代人的时间长度。而通过历史化、典籍、纪念仪式、节庆等方式将社会记忆转化为文化记忆，可以使特定的记忆在社区中传承长达两三千年的时间。

文化记忆的保存需要动用大量的社会力量，特定社群的力量是有限的，往往很难支撑起文化记忆的建构。在今天，真正有能力保存文化记忆的，通常是国家。在保存文化记忆的过程中，历史被筛选、被讲述、被重新认定价值。最终记忆被历史化，成为经典典籍（经典化），并被储存在博物馆、档案馆、遗址、纪念碑等空间内。而周期性举行的纪念仪式和节日，则使得这些记忆被反复讲述，即记忆的展演。

经典化的过程并不局限在历史文本中，事实上博物馆化的过程中对“物”的挑选和价值认定促进了经典化的发生。博物馆因此成为一个强大的记忆场所与想象空间。国家历史是可以构建认同的。通过共同的历史关联，个体能够体验自身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这正是艾斯曼夫妇认为博物馆是储存文化记忆重要场所的原因。

当博物馆，尤其是国家博物馆凭借展览等方式建构国家身份认同的时候，其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化记忆容器，而是参与到文化记忆的建构中。这一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正是博物馆化。当博物馆化超越了博物馆机构，用策展式工作介入社会的时候，可以看到博物馆化正在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文化记忆的生产。如果说不列颠博物院（大英博物馆）的百物展是通过博物馆化展现对世界历史的想象，那么2017年在中央电视台开播的《国家宝藏》则将博物馆化作为一种方法，讲述国家历史，建构文化记忆。以国家级媒介作为传播平台，遴选文物的过程实际上带有官方认可的权威性。由于是以综艺为体裁的展演，这些“国家宝藏”故事的呈现带有一定的演绎和虚构成分，本质还是为了说明其被识别的遗产价值，一旦文物被选中用来讲述国家历史，那么其价值已经被编织进文化记忆的叙事中。从《国家宝藏》这一节目在青年受众群体中的受欢迎程度，可以看到在博物馆机构之外，综艺节目借鉴博物馆化的方法，实现了文化记忆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接受与传承，将特定人群纳入国家历史的叙事中。

三、文化记忆的再生产——公共展演中的博物馆化

文化记忆的形态和质量，受制于种种政治和社会利益，也受到技术媒介变化的影响。旧有的文化记忆需要不断强化，反复确认；然而文化记忆始终处于不断再生产的状态，新生文化记忆取代部分旧的文化记忆，新陈代谢式的文化记忆再生产是国家历史适应时代精神的变化而采用的新叙事方式。

伴随着视听语言的不断更新，文化记忆的再生产常常以一种当代奇观的方式出现。当代奇观指通过视觉等感官震撼形成的集体记忆。事实上，各国都积极地通过承办世界级的活动来彰显自己的文化。世界博览会、顶级体育赛事的开幕仪式，甚至流行音乐排行榜和流媒体平台上的影视作品都成为各国文化展演的舞台。这种展演的实质就是以博物馆化为工具生产新的文化记忆，新旧文化记忆交织在一起，有时候甚至会产生强烈的张力导致某种程度的文化撕裂。

奥运会的开幕式从来不是单纯的文艺表演，在看似追求奇观的表象下隐藏着举办国讲述历史、输出文化的诉求。这类影响巨大的公共展演性活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自觉地采用了策展式工作方法。如果比较一下奥运会开幕式和国家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他们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即怎样讲述这个国家最精彩的故事。

回顾一下21世纪人们印象较深的几届奥运会开幕式。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幕式上“爱琴海”被搬进了会场，古希腊戏剧、希腊神话、大理石雕塑这些要素展现了希腊作为奥运会发源地最为人熟知的文化符号。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华文化在画卷上展现，四大发明、文房四宝、礼乐、儒学、太极、长城、丝绸之路，这些文化要素轮番上演。到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英国人秉承着莎士比亚的传统玩起了戏剧，憨豆先生、哈利·波特、披头士这些在全球有着广泛影响力的流行文化在开幕式上呈现。

下面用博物馆化的过程来分析一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首先是分离。在开幕式中出现的太极拳、击缶、活字印刷并不是真的要练拳、奏乐和印刷，这些行为的原始功能被分离了，通过意义重构，分别代表了处世哲学、礼乐秩序和古代科技。然后，这些文化意象以文艺表演的方式进行展演。太极、击缶和活字印刷呈现的方式和顺序编排，类似于策展工作中对展品和展览内容的组织。文艺表演节目的编排中当然有相当专业化的部分，正如展览策划的过程里需要对展品展开深入的研究和阐释；但目的都是将工作对象的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通过展演性的方式呈现出来。

同样的，英国人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让憨豆先生、J. K. 罗琳和披头士演出也不是要宣传特定的演员、作家和乐手，而是区隔了这些人与自己作品之间的直接联系，通过意义重构来表达英国文化在全球流行文化中的影响力。

除了这种仪式性质或演出性质的展演活动，纪录片、城市宣传片也属于公共性的展演活动。人们经常会困惑于国内城市纪录片对不同城市都以类似镜头来表现。如果没有片头字幕和一些地标建筑，我们几乎无法区分这些城市。如果从博物馆化的角度来看，这些城市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在“分离”步骤就出现了要素选取雷同和区隔偏差的问题，让各要素看起来都处在极不合理的语境中。博物馆化虽然需要赋予对象新的语境，但观看者对新的语境仍然有“合情合理”的要求，搭建新语境的过程并不是各要素的随意组合，而是取决于价值重构的需求。有些时候，博物馆化甚至需要为对象复原原生语境，以方便观众理解。

面向全球的国家文化展演，在加入博物馆化的视角之后，其时间和空间跨度变得极为宽广。文化的价值超越了对于奇观和纯粹视觉刺激的极致追求，让公共展演成为讲述特定文化故事的潜在场域。这种文化展演，最终以奇观的形态产生新的文化记忆。尽管新旧文化记忆不可避免地会相互竞争，但在竞争过程中所产生的讨论实际上起到了类似于纪念日仪式的作用。文化记忆通过在人群中被反复讲述和相互确认，实现新陈代谢。

四、结语：博物馆方法的社会化

把博物馆作为方法，是把博物馆化理解为一种对待、处理信息的方式，通过策展式工作实现社会生活的博物馆化，是博物馆以一种非机构化的角色通过分离、价值重构和展演性活动三个环节进行社会实践的探索。当博物馆化不再止步于赋予对象博物馆地位，而是延伸到展演环节，同时超越博物馆的机构属性，就存在着从方法的角度探索博物馆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可能性。

博物馆原本就被认为是文化记忆的保存机构，而实际上博物馆正通过展览这一方式介入文化记忆的生产。通过广义的策展式工作，博物馆化在全社会层面对塑造和建构文化记忆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公共展演的舞台上，博物馆化也成为讲述故事的强大工具，让文化记忆得以更新和再生产。通过这样的实践，我们可以寻找到更多博物馆参与社会生活细节的方式，也许这才是博物馆真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