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国博物馆界提出的“三性二务”中，将“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作为博物馆两项基本任务之一。2022年国际博协通过的“博物馆”新定义中，“society”“the public”和“communities”等几个英文关键词的语意指向，也是为了突显博物馆“为社会服务”的公众属性。随着当代博物馆的不断发展，从对“物”的守护到对“人”的关注增强，再到今日之融入和参与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博物馆的运营和未来发展取决于是否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公众对博物馆的需求，遵循这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博物馆提供公众服务——获得公众的关注和支持——博物馆提供更好的公众服务——获得更多的公众关注和支持。”通过这种运作模式，博物馆得以不断发展创新。
博物馆如何加强与社会公众的联系 一是要重视专业的严谨性。这是博物馆在走近公众时需要坚守的“底线”。如果没有严谨的科学研究，就不能产出扎实的学术成果，所谓的公众文化服务等也就成了无源之水、空中楼阁。这就要求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在开展基础性研究时，要有甘于坐冷板凳的决心和耐心，而不能被外界的喧嚣与热闹牵着鼻子走。
二是让公众走近专业的象牙塔。对于文博专业人员而言，在处理博物馆专业研究与社会公众需求之间的关系时，既要清心守正，坚持自身独立性与学术纯洁性，履行学科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又要兼济天下，思考自身的公共价值和社会意义，承担起助力社会进步发展的责任，打开物理与心理的围墙，让公众走近专业的象牙塔。事实上，历史类的博物馆之所以成为当下社会关注的文化热点领域，也就映射出公众对考古学、博物馆的挚爱和期许。
三是关注知识的再生产。将冷僻生硬的专业性研究成果，用公众熟悉的叙述语境和传播方式进行重新转化，从而成为公众愿意接受、能够理解的信息。近年来，一些博物馆已经开始在做这方面的尝试，如对一些古僻的字词进行必要的拼音标注，对一些冷门的历史知识与专业信息进行生活化、拟人化改写等。当然，知识再生产的范畴比现有的尝试要大得多，可以努力的方向也还有很多。不过重要的一点是，在进行专业知识的再生产时，要换位思维，要转换到普通公众的视角来考虑，公众关注哪些博物馆的信息，喜欢怎样的传播方式。
四是巧用多元化的传播方式。无论是数字化虚拟复原，还是沉浸式场景再现，或者“剧本杀”“角色扮演”等，都是专业性知识转化的多元化传播方式。而除了传统媒体以外，近年来一些自媒体传播形式，如在线直播、短视频、公众号等，使人们得以利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时间，通过网络及时、便捷地获取资讯，也因其通俗易懂、生动轻松的信息表达方式，获得了许多人的拥趸。需要警惕的是，不能单纯为了传播效果和流量增加，而使专业知识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受损，或过于娱乐化。
博物馆展览如何更有吸引力 首先，要弱化以“物”为中心的策展方式，强化展览的叙事性。基于金石学、古物学传统，早年的中国博物馆往往是以藏品为中心组织博物馆的相关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公众关注不足。“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是新时代博物馆的使命与责任。“以人为本”的公众教育，成为当代博物馆的重要职能与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因此，就博物馆的展览而言，不能单纯围绕“物”来思考相关的展览策划思路，强化展览的叙事性，而是由小切口入手，通过具体的人与事，以小见大地传递展览主旨，并使展览内涵与文化信息的解读阐释成为传承文化和增强文化自信润物无声的滋养源泉。
其次，要强调参与性，让公众融入展览之中，与其共舞。传统的展览形式设计往往以单向的信息线性传递为主，因而有些还停留于说教式、灌输式的内容阐释。随着博物馆学研究的深化以及社会公众文化体验需求的提升，博物馆展览的策划也出现了新的探索。如基于教育学建构主义理论“发现学习”“建构知识”的公众教育模式，使博物馆越发重视展览的参与性。通过这种方式，让公众不再成为展览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一个互动参与者，并能够积极主动地融入展览之中，通过主客体信息间的交织、交互、交流而“与展共舞”。
与此同时，还要放下博物馆的身段，满足分众化多元化的公众需求。当代博物馆的信息受众已经不仅仅限于实地参观的观众，还包括关注博物馆发展的人或博物馆推送信息的接受者。如果从博物馆“受众”这个角度出发，就要从类型、需求、心理、行为等方面开展分众化研究，以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实施更有针对性、更行之有效的展览信息传播与公众教育活动。因此，博物馆在策展之初就要放下身段，多考虑不同公众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如针对残障观众开展的特殊教育，针对家庭开展的亲子教育等。在展览的内容阐释方面既要兼顾专业水准，也要考虑普通公众的可接受度；在展览的形式设计和教育活动组织方面，也要考虑多元化、分众化的公众需求。
博物馆如何让公众更好地感悟文化自信 首先是“共情”。要让普通公众在获取知识与信息的同时，深有同感。如在传播考古学的一些学术成果时，深挖考古发现中具体的人物和事件，通过细化历史的微观颗粒度折射宏大叙事，使公众提升文化自信。如谈到丝绸之路中的文化交流，可以从“史君墓”石椁的发现及其所反映的墓主一生经历谈起，这样可以让普通公众通过一个具体、鲜活的人物感受真实的历史，并潜移默化地感悟中华文明的强大吸引力和包容性。
其次是“共融”。通过博物馆的多种信息阐释与传播方式，让普通公众意识到专业性的学术研究也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从而将观看的立场从“他”转换成“我”，形成主动融入的意识，也就是“代入感”。例如，在介绍殷墟甲骨文时，既可以从古今字形的演变来谈，也可以从古人对自然、宇宙的观察来谈，还可以从古代日常起居对文字形成的启发来谈，等等。在这一过程中，因为有日常生活场景作为信息阐释的媒介，公众会与所传递的信息之间形成共鸣，更容易融入其中。
更为重要的是“共生”。让文物活起来，不仅要让历史文物的传播方式活起来，还要让历史文化信息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再次焕发生机，融入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之中，通过“共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保护传承与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