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今译也是一项学术工作——黄永年先生的实践与贡献
提议今译二十四史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是由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委会”）组织编写的一套大型古籍普及丛书。丛书1985年开始筹划，1986年实施，当年5月在杭州柳莺宾馆召开了丛书第一次编委会，由古委会负责联系的全国高校18个古籍研究所的24位专家参加。时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的黄永年先生是丛书18位常务编委之一，也参加了此次会议。这次会议上专家就丛书书目、体例等事项进行了讨论。在有关丛书的书目讨论中，黄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补充意见，建议增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徐霞客游记》《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唐才子传》等书，此外还提出要对二十四史进行今译。
提出今译二十四史，其实与黄永年先生在治学上一直主张历史研究要“读常见书，用常见书”（《治学浅谈》）是一致的。先生尤其强调研究古代史，二十四史就是常见书。他在总结自身和前辈学者治学经验中经常说“不能光依赖孤本秘籍”，纪传体正史提供的是最基本的、最成系统的史料，研究历史必须首先认真阅读纪传史，打好基础，然后才可能正确利用杂史、小说、诗文和出土文物等资料。他在《我读纪传体史书》一文中说“真正做学问也就是想发现课题写出学术性论文专著，还得依靠纪传体史书，也就是过去称之为“正史”，编入二十四史里的史书。……我近三四十年研究唐史，就是照此办法读书写文章的”，比如先生就是在阅读《北齐书·神武纪》中记载，高欢“于白沟虏船不听向洛，诸州和籴粟入邺城”，发现早在北齐中原地区已有和籴了粮食接济京师的事情，到唐代前期更是经常如此办理，并非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是唐玄宗时才由西北边州的办法推广成为中央政府制度。于是先生撰《和籴以济京师事初不始于盛唐》一文予以匡正。
研究历史，要先读纪传体史书等常见书，打好基础，这一方法也是我国史学家的传统。先生曾列举吕思勉曾通读二十四史好几遍，杨树达对《汉书》的精熟据说达到全部背诵的程度，陈寅恪先生精通多种语言，熟悉敦煌文书、佛教文献，但他的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引用的主要还是几部纪传史等事例说明，这些史学大家都是依靠常见的纪传体史书材料，写出第一流的论著。由此可见，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对二十四史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也是其总结治学经验的真知灼见。
身体力行：一人承担六种典籍今译工作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共有135种，按照丛书要求编委主要负责审稿工作，不要求承担具体译注任务。但是黄永年先生身体力行，他认为虽然自己在《古籍整理概论》中设有“注译”专章，但是主要是“纸上谈兵”（《参与〈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写的回顾》），而这次是难得的古籍今译实践机会，同时也为自己审稿工作积累经验，因此先生毅然选择亲自译注。先生先后承担了《旧唐书》、《韩愈诗文》、《吴伟业诗》(与马雪芹合作)、《颜氏家训》、《北齐书》、《周书》六种文献的注译工作。据统计，黄先生是丛书中承担数量最多的作者，这些书涵盖了史部、集部和子部，也体现了先生一生治学领域广泛的特点。
先生认为“做出高水平的注释比自己写书更不容易”，要给一部书做注，首先要有目录学基础，对该书以往的旧注、新注情况要有所掌握。如先生选择《颜氏家训》注译的底本时就考虑了相关情况。虽然《颜氏家训》传世版本甚多，但是先生经过比较后决定选择以清代学者卢文弨乾隆五十四年抱经堂刻本为底本。因为该书依据的是较好的七卷本，学者赵曦明和卢文弨本人还为该书作了注，在刊刻过程中还加入了卢文弨的校勘成果。因此可以说是《颜氏家训》版本中的善本，用来做底本自然非常合适。黄先生对新注成果也十分关注，他也注意到今人学者王利器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颜氏家训集解》一书，该书利用了宋刻元修的《颜氏家训》七卷原本和多种明清刻二卷本校勘异同，对该书的相关成果予以吸收。其他几种书的底本选择也都有先生的独特认识。如《旧唐书选译》以张元济主持“百衲本二十四史”之《旧唐书》为底本。缘于先生认为“百衲本”以南宋绍兴刻残本为主，以明嘉靖闻人诠刻本补配，该书保留了《旧唐书》旧刻本的信息，比通行的中华书局整理本所采用的经沈德潜等改窜过的殿本的岑建功重刻本为优。这也是先生在《唐史史料学》中的观点。
在具体的注释过程中，先生不搞容易注的就注，难注的就不注这种投机取巧的办法，而主张“在作注上必须打硬仗”。如《颜氏家训》的《杂艺》篇里有“遂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的句子，前人今人都阙而不注，先生认为这个陆护军当是梁元帝的将领护军将军陆法和，后经过翻查史书发现果真如此，而“支江”就是“枝江”，支江寺其实就是枝江县的佛寺，于是先生就给这句话注了出来。再看《吴伟业诗选译》，该书清人已经有程穆衡笺、杨学沆补注的《吴梅村诗集》，靳荣藩辑注的《吴诗集览》和吴翌凤的《梅村诗集笺注》等三家旧注可供参考，先生仍然发现了很多旧注不准确之处。吴伟业《国学》中有“伏挺徒增感遇心”句，程穆衡和吴翌凤等注都注引《南史·伏挺传》中的相关记载，但是都与诗题“感遇”没有直接关系，程穆衡笺注甚至认为因为伏挺后变服出家，吴伟业引用此人是为了比拟明清之际“诸儒逃入空门者”，而黄先生则指出伏挺十八岁就被梁武帝识拔做官，吴伟业正是借用以自况，因为吴伟业也是青年时期就会试第一，殿试第二，也是受到明思宗的识拔。又如《杂感》十八，这是首讲吴三桂、陈圆圆的七言律诗，诗的颈联为“取兵辽海哥舒翰，得妇江南谢阿蛮”，赵翼在《瓯北诗话》卷九中说吴梅村用典不当，即举此句。他认为哥舒翰无用兵辽海事，谢阿蛮是新丰人，也不是江南人。先生则辩证指出，此处是吴梅村用典的独特方法，即不是直接引用，而是借用。此句只是借用哥舒翰这个降将指代吴三桂，借谢阿蛮这个歌妓指代同为歌妓的陈圆圆，其实这句诗的意思是“取兵辽海吴三桂，得妇江南陈圆圆”。像这样的地方，各书中还有很多，可见黄先生确实在注释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至于各书最重要的今译部分，黄先生更是“全力以赴”。先生早在《古籍整理概论》中就对采取哪种方式进行今译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前人对西文汉译提出‘信’‘达’‘雅’这三个要求，对古籍今译也完全适用。……这三者要结合起来，而且首先要信、达，在此基础上讲求雅”，具体到丛书中就是译文以直译为主，准确为先，直译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原文，而不是用意译取代原文。在今译中遇到难以理解之处，先生都是想方设法，如《旧唐书·韩愈传》在讲到法门寺佛骨时有“其书本传法，三十年一开”，“书本传法”的意思很难理解。先生就向朋友请教，并在丛书的编委会上提出过，可惜都得不到确切答复。先生又查阅《新唐书》和《通鉴》，发现两书在讲到佛骨时已没有“书本传法”这句话了，可能是纂修《新唐书》和《通鉴》时已认为此话难懂而删掉了，于是黄先生将这句话直译作“传授佛法的书本里写着”。从此事可以看出黄先生确实为了今译全力以赴，同时也可见先生实事求是的学风。
审阅：头发掉了一把
身为丛书常务编委，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对其他书稿进行审阅。按照丛书的体例，每一种书都要有审阅专家，而且审阅专家要和译注者一起署名。根据马樟根、安平秋先生的记载，丛书自1986年5月起历时六年，共召开了大小编委审稿会多达12次。而根据《树新义室学记》所附《黄永年先生简谱》所记，先生至少先后参加了1986年5月杭州、1987年7月北京、1987年10月武汉、1988年10月西安、1989年10月济南、1991年5月乐山等六次审稿会，其中1988年在西安召开的审稿会还是由主编之一的安平秋先生主持，陕西师大古籍所承办。这些审稿会少则三五天，多得要十多天，审读专家需要对书稿进行仔细审读，给出修改意见。根据丛书署名统计，先生先后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水经注》《徐霞客游记》《新唐书》《旧五代史》《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唐才子传》《日知录》等十五种担任审阅专家。按照先生在《参与〈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写的回顾》中所记，有些种类先生做了复审但并未署名，还有一些审阅后做了退稿处理，实际审阅的数量还要多于这个数字。因此，先生也是审阅书稿较多的编委之一。
先生对待审稿工作十分认真，有一次在济南舜耕山庄的审稿会，经过了十二天的审稿工作后，时年已经六十三岁的黄先生对周围人说“头发掉了一把”（马樟根、安平秋，《衣带渐宽终不悔——〈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辑始末》），可见先生对此事的负责态度。有些书稿审改起来花费的时间甚至和实际译注一本的时间差不多。有的书稿在审改后仍然存在硬伤，如在注解清初人文章时竟会说这是讲汪中的事情，而汪中是乾隆时人，清初人的文章里是不可能提到汪中的。这类失误，无论是先生审的还是别人审过先生复审的，他都花费精力尽量修改。此外还有像译文不太通顺，前言写得不太到位的情况，虽然算不上硬伤，但先生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仍然尽量修改提高。先生对待今译的态度与他在《古籍整理概论》中的标准是一致的，他在“如何做好古籍今译”一节中特意提到一条就是译注者“态度要认真严肃，光靠查辞典而没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能做古籍今译工作”。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古籍今译也是一项学术工作
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院校不将古籍整理作品算作科研成果，遑论古籍今译这类普及工作。做这些译注工作，往往被认为没有什么学术含量，只能是译注者自己的一种牺牲和奉献，很难在学术上有什么收获或回报。黄永年先生却不这么认为，他在《古籍整理概论》“如何做好古籍今译”节第一条就强调“要明确古籍今译也是一项学术工作”。一方面作者一定要对这部书真正下过功夫，起码通读、精读过好几遍；另一方面要吸收前人和今人的已有成果。
如上所述，他在注译过程中，不是简单地当文抄公，而是总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或是读书心得融入其中。如《旧唐书·太宗本纪》里，先生就指出这篇本纪是以《太宗实录》为蓝本，而《实录》的前半部分是早在贞观年间就奉李世民之命提请修纂好的，因此对李世民竭力歌颂，把唐朝说成是他一手创建，对他的政敌大哥建成、四弟元吉以及高祖李渊的功劳统统贬低抹杀，提醒读者阅读时一定要注意识别。在《田承嗣传》导读中先生也指出通常认为节度使即所谓藩镇是唐代一大祸害，其实并不尽然。唐朝在内地遍设节度使，也是为了对付安史残余势力并解除吐蕃的威胁，以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这些节度使多数是由中央任命并且服从中央的，不听话、闹独立的只是河北魏博、成德、幽州三镇和山东的淄青镇这些安史残余势力。又如《周书·于谨传》中，先生指出此传对于谨有美化之处，因为在修《周书》的时候，他的曾孙于志宁正担任中书侍郎的要职，所以写起来有所迁就。
从1988年《旧唐书选译》出版，到1994年《周书选译》出版，这项持续六年的古籍今译事业（当然，若从1985年担任常委编委算起，则为九年时间），也对黄永年先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先生曾在《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一文中提及20世纪90年代将研究重点从唐史转向齐周隋史背后的原因。除了学术上“有些唐代的事情不上溯就弄不清楚”之外，还有一个偶然因素，就是此时先生正参与“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写工作，承担《北齐书》《周书》的今译。先生在阅读两史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也促使其将兴趣和精力转移到齐周隋史上来。比如先生就是从《北齐书·颜之推传》等资料中发现北齐文化水平远高于北周，撰写了《论北齐的文化》一文，证实了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所指出隋唐制度主要继承北魏北齐以及江左的梁陈见解之精卓。又如在《周书》里发现西魏宇文泰的兵力远少于东魏高欢，李弼、赵贵等六柱国任命并不是同时，又撰写《宇文泰所以建立八柱国制的一种推测》一文。认为宇文泰这么做是为了整训部队，充实兵力，而并非如陈寅格先生所说单纯为了“摹拟鲜卑部落旧制”。先生曾说“如果不奉命选译这两书，这类文章是不一定写得出来的”，可见这段古籍今译经历确实对先生的学术研究有所影响。
先生曾经为自己动手选译的四种每种赋七绝一首，其中为《北齐书》所写为：
并注言“颜之推被俘入西魏后，虽待遇不算恶劣，仍冒险逃奔北齐，可见北齐的经济文化远胜于西魏北周”。颜之推此举亦是文化向心力的明证。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和喜爱，行业翘楚中华书局策划出版的“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成为亿元产品线，这说明对传统古籍进行今注今译工作，有着深厚的读者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华现代文明的文化根基，这更要求我们今天更要通过古籍今注、今译等形式做好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以往出版界对古籍今注今译经验总结的文章不是很多，像黄永年先生这样的文史大家的经验总结更是少见。因此本人略缀成文，对先生在这方面的实践予以揭示，希望对我们未来的古籍普及工作有所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