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物馆历史分期问题探讨

       历史分期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通常以关键时间点为据，将历史分为不同时段，考察历史变化特点和规律，并预测其未来走向，以达察往知变之目的，“历史分期有其实际功用，它能帮助史家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并使读者更易理解世界历史的变化和连续性”。博物馆史属于史学范畴，相对清晰的博物馆历史分期，同样是考察博物馆自身历史演进和性质变迁的重要前提。博物馆历史分期以博物馆的变迁历程和博物馆人的社会活动为研究主体，学理性的博物馆历史分期不仅可以丰富博物馆学理论研究，还可以提供认识中国博物馆史的基本标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博物馆历史分期多借用中国历史分期，尤其是政治史、文化史分期，而博物馆学学理层面的分期讨论较少。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博物馆历史分期关键性变项的复杂性，已有中国博物馆历史分期模式，以及博物馆历史分期学理性讨论的必要性三部分探讨该问题，以期引起学界对博物馆历史分期问题的关注。

       在19世纪末西方历史哲学的历史分期观念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史学书写以王朝更替为自然分期。研究者常借历史分期来阐述自己的历史观，不同的历史观产生不同的历史分期。具体到博物馆历史分期则更加复杂。博物馆发展既有来自其外部社会政治、经济、技术的影响，也受其本身收藏形态、制度设计、功能变化的左右。如何发现并综合考虑促使博物馆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性变项，成为博物馆历史分期研究的首要任务。

       从外部视角来看，把博物馆放在人类整体历史中考察，其历史分期常受制于外部历史分期。政治史方面，常以政治形态变革作为博物馆历史分期的依据，即习惯以重大政治事件作为博物馆历史的时间界标。博物馆历史分期套用政治史分期十分常见，笔者认为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社会史、文化史分期方面，有研究者提出应把博物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史、文化史角度“去考察博物馆自身特征的演变和发展”，会更有利于清晰地观察博物馆演变。技术发展与变革同样是影响博物馆发展的不容忽略的外部因素，从博物馆建筑、陈列展览形式到社会服务方式均受技术手段影响。另外不得不提的外部影响因素是博物馆观众，从早期精英到法国大革命后的民主化大众，观众对博物馆形态的影响无处不在，甚至是评判博物馆存在意义的基本因素。

       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存在，博物馆又有其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就博物馆本身发展讨论影响博物馆历史变迁的变项，无疑是准确把控博物馆固有属性的前提。在大的历史分期叙事外，还应在博物馆自身历史中寻找影响博物馆发展历程的历史节点和标志性事件等关键性变项。

       一般而言，博物馆的收藏形态、功能、制度设计及管理模式等变化是影响博物馆发展变迁的关键性要素。博物馆收藏形态的对应物，是博物馆存在的基本前提。从珍宝到文物再到文化遗产，每一次收藏形态的变化都改变着博物馆的基本面貌。博物馆功能方面，由注重收藏、研究到重视面向公众的展览、社会教育，这使博物馆结束封闭状态，更加社会化。制度设计及管理模式方面，主要是国家针对博物馆建设的方针、政策调整，包括博物馆建设布局规划、藏品管理、陈列展览及社会教育等。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博物馆学学术研究对博物馆分期的影响，这也是已有博物馆史研究中常常被忽略的。尽管博物馆学理论研究常滞后于博物馆实践，但博物馆学理论对博物馆实践的指导作用亦不容忽视。一篇重要博物馆学文献的发表或一本重要博物馆学著作的出版，都会为博物馆发展提供新的理念和途径，也可能将博物馆带入新的发展阶段。

       博物馆历史分期，既不能脱离大的历史背景，还要关注自身的内在特点。实践中，因研究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目的不同，对博物馆历史变项的选择就不尽一致。有以博物馆收藏形态变化为关键性变项的，也有以功能变化为关键性变项的，如以教育功能来讨论博物馆形态变化。如果对影响博物馆发展的内外部关键性变项综合考察不到位，采用某一变项而得到的历史分期就很容易出现偏差。 

       从博物馆与社会关系变迁角度看，确定博物馆历史关键性变项要防止两种倾向，其一是夸大外部社会对博物馆发展的影响，将博物馆简单化为一个收藏机构，忽略博物馆自身的能动性。其二是拘泥于博物馆内部视角的功能决定论，过于关注博物馆现象本身，甚至是通过对个体博物馆变化的考察来做博物馆历史分期，难以达成寻找博物馆发展规律的学术目的。较为适中的方法应是将外部的政治性、经济性及技术性等因素与博物馆功能形态发展变化相结合，找出决定博物馆历史走向的时间节点，进行合理的阶段划分。

       已有中国博物馆历史分期模式使用分期方法较为多元，较有代表性的分期法大致可以归入以下几类：借用宏观历史的社会分期法、时代分期法，以及针对个体博物馆馆史的自然时间分期法。

       社会分期法和时代分期法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社会分期法常依据社会形态的变化来划分历史阶段，重视揭示社会性质的变化。对博物馆历史分期影响较大的有两种：一是一度成为中国史学主流分期法的“五种形态”分期法；一是社会历史分期法，常用时间叙事模式为“兴起—初步发展—发展……”

       时代分期法更强调对一定历史时期内社会进步形式的揭示，博物馆历史分期常借用的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将历史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等前后连续的不同时段。第二种是更加精准的年代分期，如20世纪30年代，20世纪80年代等。第三种模式是世纪划分，以一个世纪为时间单位来论述博物馆现象，对博物馆自身发展关注不够，学理性较弱。

       实践中，许多博物馆研究者习惯将政治史作为博物馆发展的历史背景。无论是整体性博物馆史研究还是个体博物馆史研究，都会借用政治史分期，尤其是现当代博物馆的发展阶段，常以中国政治发展历史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作为划分博物馆历史不同阶段的标准。尽管在具体分期时间点上有所不同，但是基本按照中国历史时间先后顺序来划分博物馆历史。政权鼎革对博物馆建设的影响巨大，苏东海说：“一百年来，国家博物馆的起伏、发展与曲折前进，都是和国家、社会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他据此将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史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改革开放至今。

       在已有博物馆史研究中，走出政治史分期的尝试难能可贵。梁吉生在《旧中国博物馆历史述略》《论旧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历史意义》两文中，首次尝试打破1949年政治史的时间边界，将中国博物馆历史作为整体进行回顾；摒弃了此前对1949年前博物馆全盘否定的观点，主张用全面客观的态度分析中国博物馆历史。

       除此之外，个体博物馆史多采用自然时间分期法，即以建馆为开始，以自然时间顺序进行技术性的阶段划分。这种历史分期模式十分实用，相对大事记而言，可以把零散的建馆事件分布在时间框架中，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其馆史；但强烈的个性化，弱化了学理上的历史分期意识，缺乏历史哲学底蕴，难以达到揭示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本质特征的分期目的。个体博物馆有着不一样的具体建馆历程，不能强求一致，如何使个体馆史汇入中国博物馆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值得博物馆学理论研究者思考。

       许多研究者常同时并用多种博物馆历史分期法。张文立在依据政治史分期将中国博物馆史分为“清末、中华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时期三个大的阶段”的同时，也采用了时代分期法，提出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和80年代是中国博物馆的三个发展高潮时代。安来顺则把20世纪中国博物馆分为三阶段：初创期、初步发展期和大发展时期，但是具体论述时又使用了时代分期法。

       历史分期是人们认识、分析及反思历史的一种人为时间划分。博物馆历史分期同样是反思博物馆发展历史的重要手段。尽管外部社会对博物馆发展影响很大，但是博物馆内部运行机制决定博物馆基本属性和功能变化，对博物馆发展起主导性的作用。从博物馆学理上讨论决定博物馆历史发展走向的关键性变项，无疑是打破成说，重新审视博物馆特有的发展轨迹，促使学科走向成熟的有效途径。

       作为反思性研究，不难发现博物馆历史分期一直以“问题”存在着，其学理性讨论充满挑战：首先需要充分考虑博物馆自身发展的关键性变项。时间节点上，尽管要兼顾外部社会发展的历史时间，但还是必须回到博物馆历史中寻找引发其根本性变革的变项：亟需厘清博物馆历史与大历史的差异点，切忌把复杂历史简单化。依据时间节点划分阶段后，尚需对每一个阶段的博物馆发展现象进行概括、归纳和命名，以阐释历史分期的正当性。在此，不能止步于现象描述，需要从学理上讨论博物馆历史的本质。

       博物馆是在空间中建构时间，为人类保留记忆之所。在新史观的审视下，诸多问题亟需重新讨论。如果没有相对明确的博物馆历史分期意识，博物馆历史就会停留在大事记的初始状态，不利于寻找博物馆建设的规律和经验。

       一般而言，分期的原意是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加清晰的观察角度，不合理的历史分期无疑会影响博物馆历史研究的深入。已有博物馆历史分期本身充满概略性和模糊性，起讫时间常处于变动中。另外目前对博物馆历史分期的讨论仍然缺乏博物馆学角度的独立思考，对博物馆发展关键性因素的讨论明显不够：如博物馆制度变迁的主体、内容、方式及受益者等如何影响了博物馆的分期。

       除此之外，还有博物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量变与质变的定性问题也需要进行学理性的讨论。一个大的历史时段内，尽管博物馆性质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局部变化始终存在；由局部到整体，最终将博物馆发展推进到一个新历史时段。这些局部变化是考察博物馆自身历史发展重要的参照项，可惜在已有套用政治史分期的博物馆史研究中常常被忽略。博物馆学理上对博物馆历史分期的重新讨论，可以将其纳入考察范畴，在大时段下分出若干个小时段。大时段与小时段的结合既保证了历史研究的宏观层面，又描述了具体博物馆建设实践的多样性。

       最后还需要认真讨论一个基本学科问题：博物馆需不需要一个理想的历史分期，这个理想分期是否存在。博物馆史研究是建立在具体的个体博物馆建馆实践基础上的抽象理论研究，而具体的博物馆实践千差万别；但是博物馆史研究需要在诸多博物馆实践的基础上寻找普遍规律，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学术困境。个体博物馆以建馆时间线来梳理其馆史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没有不妥；但作为整体博物馆的历史研究应试图寻找更加普遍的规律性变迁历程，同样是行业对外表达的基本需求。博物馆历史分期属于一种概约性的学术行为，是相对的，开放的，可改变的。

       长期以来，中国博物馆历史分期都处于习而不察的状态，充满模糊性、不确定性，并依附于大的历史分期。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因博物馆学理论研究的相对薄弱，对影响博物馆历史分期关键性变项的学术讨论难以展开；另一方面博物馆历史分期要求研究者熟悉博物馆自身发展历史，具有博物馆学专业敏感性的同时，还要有深厚的史学素养。但是，历史分期作为博物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不得不在学理上予以重视。

       基础理论的讨论是学科独立发展的重要学术支撑。博物馆历史分期把博物馆发展历史清晰化，为反观博物馆发展历史提供关键时间点坐标。博物馆历史分期的讨论实质上就是对博物馆学学科独立发展的新思考。其讨论是博物馆历史研究深入的必由之路，也是细化博物馆历史研究的新思维。博物馆历史分期不仅关乎学科建设，更重要的是为未来博物馆发展提供规律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