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想说：别被古装剧骗了！宋以前买东西很少用铜钱！

《北齐校书图》是北齐杨子华创作的绢本设色画，原本已佚，现存宋摹本。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其实，有一种穿帮场景，只要电视剧或者电影讲述的是宋代以前的故事，那么几乎无一例外都会在这一点上出现穿帮，这就是货币交易。

请读者们想想看，你在看古装剧的时候，是不是经常能够遇到街头掏出铜钱买东西的场景？刨除其他的细节不论，只要这件事情发生在宋朝之前，那都是要画上大大的问号的。

其实在北宋之前，中原王朝的货币量远远没有达到可供日常生活交易的程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金属货币主要的作用有两个，一方面在民间通常为贮藏财富，用于储蓄和缴税；另一方面则是用于政府购买，这种政府购买在很长时期内都是以军事采购为主。至于民间的交易，仍然是以物易物占据主导。“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场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民间经济的真实写照。在唐朝的开元通宝之前，中原王朝最大规模的货币铸造发生在汉武帝时期，随后的历朝历代虽然都有货币的铸造，但是规模和流动性上难以与五铢钱对比，五铢钱在国内市场上流通了 七百多年，这一时期货币总额并没有显著的提升，以布帛为主要交易媒介的社会经济面貌一直持续。

所以，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货币交易，其实在宋朝之前并不常见。

彻底改变这一切的是王安石。

历史上对王安石褒贬不一，在近代之前，主流史官对于王安石的评价整体不高，以王安石和宋神宗领衔的一系列变法在很长一段时间被人们认为是造成北宋后期衰亡的原因。

清殿藏本王安石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其实，王安石变法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熟悉是因为总能听到相关的讨论，总能了解其中的主要举措。陌生是不了解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那么多次变法，凭什么王安石变法就能够吸引这么多的眼球呢？我们来看一看王安石变法的主要举措。

第一是青苗法，政府每年分两次给农民发放贷款，待粮食成熟之后归还；第二是募役法，百姓可以通过支付一定额度的货币替代自己的徭役任务；第三是市易法，主要优化政府采购管理。如果我们仅仅看举措的话，很难将其与前朝诸多举措区别开，并不会觉得这样的政策有什么大不了。但王安石变法有一个核心特点，就是这一切的交易支付都必须使用官方货币，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样做使得货币的应用场景迅速扩展到了全国各地，尤其是农村，社会经济开始迅速变得货币化。

货币化带来什么影响呢？首先，宋王朝开始大量地铸造货币，之前被封印的货币需求迅速释放，社会中流动的货币总量不断提升。其次，王朝对于基层的管控开始提升。在很长的时间段中，王朝的基层治理十分粗糙，县级单位的国家治理力量有限，地方豪强实际把握了基层的政治经济话语权，王朝的很多政策在最后一公里的落实中总面临着和豪强的讨价还价。比如政府划拨的赈灾钱粮，理论上而言政府应当直接与灾民对接让其领取，但是古代社会无论是通知通告还是物资的转运派发都要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在当时的财政力量和治理能力之下，县级已经是王朝统治的神经末梢了，财政供养的人数仅是个位数，这种大规模的物资调配已经超出了基层治理的能力范围。因此在县级层面通常是县吏将政府物资在豪强宗族之间进行分配，然后由这些本土精英承担进一步分拨到户的工作。在实践过程中，本土精英其实很难做到完全公平公正，基层官员心中很清楚，但是却很难公允地指出问题，毕竟在日常治理的过程中对于本土精英的依赖是很高的，所以官僚集团是没有真正深入治理的末梢的。

而货币从铸造到集散的流程牢牢掌握在官僚体系手中，民众直接和官僚机构对接。从宋神宗时期开始的青苗法，要求的是百姓以户为单位依次到政府机构领取青苗钱。相对于实物物资，货币要更加便于运输和分割，而且同期不断发展的飞钱和纸币更让货币的转拨成本下降，就这样，政府通过货币实现了对基层活动的直接触达，百姓每年要从政府手中领取两次钱，同时也要向政府还本还息。

这一时期同时允许老百姓通过货币补偿来让自己免于徭役义务，千万不要小看这项政策，徭役在当时社会覆盖面十分广泛，其普遍程度与美国、韩国等国家成年男子的兵役一样。有钱的人通过货币换取徭役的豁免，而国家通过这笔费用在市场上雇用劳动力，使得货币在劳动者中形成广泛循环。

市易法同样是这个时期推出的重要法令，它的主要内容包括政府通过买卖商品平抑物价。这种做法其实并非宋朝原创，汉代以来政府就已经出现了干预市场商品价格的机构。到了宋朝，市易法之下的政府购买更加货币化，同时通过更多的外包举措使得采购过程更加市场化，而政府购买也是这个时期铸币流通到市场上的重要推手。

站在今天我们再审视王安石的举措，有很多敷衍的评价说他的变法改革领先时代，并说他的政策对封建王朝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站在长远的时间维度上看，政治和经济变化瞬息万变，即便是再宏伟的格局，也难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有哪一项功业能够在两三百年的维度上持续保持影响。因此就细节而言，王安石变法真正深刻的影响在于，他极大地加速了中国社会的金融下沉。这不仅仅是金融边界的拓展，更是国家治理层次的拓展。

国家治理层次的拓展是非常浩大的工程，治理层次每下降一个层级，不仅需要更多的官僚队伍，更需要一系列配套的基础设施。在商周时期依靠分封，中央政权基本上只能控制到省级行政单位。经历了一千余年社会经济的发展，秦帝国时期的郡县制实际上实现了对地市级层面的管辖。而对我们如今意义上的“县域”层面的治理，则得等到一千余年之后的唐朝。唐朝时期开始对更小的区域设立行政管辖机构，即“知县”，后来人们提到的“皇权不下县”，也是将县域作为封建王朝最基层的治理单元。到了今天，随着国家财政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治理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政府的行政单位和之前的朝代相比，第一次下沉到了街道和乡镇的层次，这一次的下沉距离唐朝又过去了一千年。所以对历朝统治者而言，治理下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幸运的是，金融下沉的速度看上去快多了，从中国北宋中后期开始，以神宗朝和王安石变法驱动的变法革新让货币迅速下沉到了王朝的每个人。这样一来，臣民的手中拿到的是国家信誉背书的货币，货币是否足额、货币是否有信誉、货币流动是否顺畅、货币币值是否稳定等问题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每个人，而货币的唯一来源就是国家，国家的货币政策将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在政府的直接治理至今仍未触达的微观像素上，货币的触角却已经提前一千年伸向了这里。

熙宁元宝。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再来看王安石变法，会发现虽然政令频出，但是却有着严密的逻辑。虽然他的政策屡屡被清流批评不切合基层实际，但是当时的翰林中除了王安石之外，没有任何人在基层锤炼过，在神宗的朝堂上，最有底气说自己了解基层的，也只有王安石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