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父”还是“丞相”？后主与孔明如何看待对方？

先主又为诏勑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

《彩绘三国演义·赵子龙单骑救主》，近现代，金协中，国画。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刘禅幼时曾两次遇险，一次在长坂坡之战中与刘备失散，一次在赤壁之战后差点被孙夫人拐回江东，均为赵云所救

“知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

蜀汉开国皇帝刘备在永安托孤时，让太子刘禅对诸葛亮“事之如父”。章武三年（223）五月，即刘备去世后的次月，诸葛亮率领文武百官奉“大行皇帝”刘备的梓宫（天子之棺）自永安还成都。同月，17岁的刘禅在成都即位，是为蜀汉后主，成为蜀汉政权第二任皇帝也是最后一位皇帝。后主尊奉先父遗诏，以诸葛亮为“相父”。

 

在中国古代帝王里，后主刘禅的知名度并不算低。后世诸如“扶不起的阿斗”“乐不思蜀”这些成语典故嘲笑的都是刘禅。认真说起来，这位“刘阿斗”还真是诸葛亮看着长大的。正是建安十二年（207），也就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那年，刘禅出生于荆州。其生母甘夫人是刘备早年为豫州牧住小沛时纳的小妾。“先主数丧嫡室，常摄内事。”她虽非刘备正妻，却长期主持家务。第二年曹操南下取荆州时，刘备在当阳长坂一仗里惨败，与妻、子失散，幸亏赵子龙救了刘禅一命。赤壁大战以后，刘备续弦娶了孙权的妹妹，刘禅差点被这位继母孙夫人拐回江东，又被赵云救了一命。可以说，刘禅的童年就不太平。

 

待到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取蜀以后，儿子刘禅的生活环境才安定下来。刘禅出生时，刘备已年近五旬，在古时称得上“老来得子”，因而对此子亦是倍加珍重。刘备取成都后，先后三次亲自率军外出（一次出荆州接应关羽，一次北上攻取汉中，一次讨伐江东）。每次他外出时，都把诸葛亮与后主同时留在成都。或者说，是留诸葛亮辅佐刘禅、镇守成都。

 

诸葛亮又怎么看待逐渐长大的刘禅的呢？他曾在刘备面前表扬刘禅“知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也就是认为刘禅知识丰富、肚量大，学习所得超过了对他的期望。刘备听说后便说，“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后来，诸葛亮还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说：“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这也是个不低的评价。另外，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败走麦城，兵败被杀。诸葛亮借机劝说刘备赐死早年所收的养子刘封（驻守上庸，拒绝出兵援救关羽），主要也是担心“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对刘禅不利。可见在诸葛亮心目中，刘禅是值得培养的可造之才。

 

对于培养刘禅，诸葛亮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刘备在遗诏里嘱咐刘禅，“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从文意上看，这四部书是孔明自己人在永安期间，写成之后派人送往成都给太子刘禅阅读，但在半路上就遗失了，未能送到。由此可见，诸葛亮辅导刘禅用心之勤，其目的自然是希望刘禅能够成为一个英明有为的嗣君。另外，这四部书当时的版本如何？现在已不清楚，但其总字数自在十万以上。可以想见诸葛亮在处理各项军政要务之余，还要濡笔挥毫的辛苦情况。再考察这四部书的内容，明代大才子杨慎说：“《六韬》述兵权，多奇计，《管子》贵轻重，慎权衡，《申子》核名实，《韩子》切事情”，涉及政治、军事与帝王之术，正好能弥补刘禅“宽厚，襟量有余而权修智谋不足”的缺点，这也体现了诸葛亮对刘禅这位嗣君的一片忠诚和期望。

 

刘禅的表现又如何呢？蜀汉章武二年（222）冬十二月，刘备亲自率领的蜀汉大军在夷陵之战惨败于江东陆逊，又身患重病的消息传出，汉嘉（郡治汉嘉县，今四川名山北）太守黄元举兵据城反叛。但刘备病势日重，诸葛亮尚来不及发兵平叛就在第二年二月赶往永安。黄元听说诸葛亮不在，“成都单虚”“益无所惮”，竟攻占蜀郡临邛县（今四川邛崃），放火烧毁。一时之间，成都震动。紧要关头，刘禅采纳益州治中从事杨洪的建议，调集京城内的亲兵，交将军陈智进讨。黄元兵败欲顺流投向孙权，“为其亲兵所缚，生致成都斩之”。虽然谋主是杨洪，统兵的是陈智，但毕竟下决断的是身为太子的刘禅，可见“刘阿斗”并非对政治、军事全然无知之辈。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

刘禅即位后，以父礼事诸葛亮。史书上说，当时的情况是“祭由寡人，政则葛氏”，蜀汉的一切内外方针“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刘禅像，出自赵成伟《〈三国演义〉人物百图》

蜀汉政权以两汉正统自居，官职制度也继承两汉，丞相权力非常大。章武元年（221），诸葛亮已经被拜为丞相，刘备去世后，作为首辅的丞相“开府治事”，组成以丞相为首的“责任内阁”。诸葛亮开府治事，意味着建立了独立的行政僚属机构，具有人事任免权，依照皇帝的命令独立行使权力。僚属分别管理各部门，诸如蜀汉政权中的军师祭酒、前后军师、长史、司马、主簿、参军、行参军、东曹掾、西曹掾、仓曹掾、令史、记室、门下督等，即丞相府的职能部门与机构。

 

第二年（建兴二年），诸葛亮又兼领空置几年的益州牧。说起来，蜀汉实际统治的地域仅益州之地，益州所辖与中央几乎重叠。所以刘备入蜀后自领益州牧，他称帝之后，益州牧之职一直空缺。刘备称帝后，虽有拜马超为凉州（今甘肃一带）牧、以李恢领交州（今岭南及越南北部）刺史之类的州职任命，但均为虚职遥领，并无实土管辖。而蜀汉政权实际统治的益州，州级建制却是虚缺的，其原因也很简单，皇帝自己不便再担任一个下属官衔（历史上大约也只有明武宗封了自己一个“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而将益州牧之职务交给别人，则其州职权重，容易有震主之虞。

 

但在政治上，不设益州牧也有消极影响。这很容易让人感觉，蜀汉即是益州，益州即是蜀汉，给人以保据一隅割据偏安之嫌，从而对复兴汉室的事业产生消极影响。诸葛亮恢复益州的州级建制，意谓区区益州不过是大汉帝国天下十三州部之一，从而宣示蜀汉在巴蜀的统治并不是割据偏安。而他以丞相兼领益州州牧，其道理有如日后的东晋南朝习惯做法——辅政大臣兼领扬州刺史，因扬州为京畿所在，人口财赋集中——以免地方尾大不掉。当然，三国时代的“州牧”权位又重于“刺史”，拥有行政与军政两方面的权力，诸葛亮从中央担当丞相到地方兼任州牧，蜀汉的权力自然集中他一人手中了。

 

换句话说，后主刘禅作为蜀汉政权名义上的君主并不拥有军国大事的决策大权，统治决策和实施大权掌握在丞相诸葛亮手中。不仅如此，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在北伐前夕临行前上《出师表》，对蜀汉的政治事务做了通盘策划，规定后主和臣下的职权界限。在人事安排上，诸葛亮要求后主“亲贤臣，远小人”，不能因为自己是一国之君而在京城为所欲为。在诸葛亮离开成都之后，他的权力并未移交后主，而是由蒋琬等人接替。诸葛亮又升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要刘禅“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

 

此外，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还提到一句，“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意在以宫、府的协调保证行政体系的畅通。宫、府之分，可追溯到汉武帝时候的内朝与外朝之分。汉武帝常以内朝凌驾于外朝之上，丞相如同仆从。对汉武帝这样的雄略之主来说，此制可满足其集权的需要，且武帝亦能驾驭这种体制。但到东汉后期，尤其是桓、灵之世，则表现为宫中诸中常侍操弄权柄，逾越正常的行政程序，干预政事，致使朝政混乱。宫、府一体，要点在于“不宜异同”“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意谓在陟罚臧否、论刑论赏这类事情上，后主不能因宫中而同，因府中而异，从而造成内外有别，宫府对立。在诸葛亮看来，宫中府中，各守分际，各司其事，又保持协调畅通，乃政通人和的关键。

 

这种情形，倒令人想到一句“君道无为，臣道有为”。春秋时期的齐桓公、管仲君臣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所谓“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但管仲革新齐政，又是建立在齐桓公“不作为”的基础上的。有司请事于齐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指管仲）。”有司又请，桓公仍说：“告仲父。”有司第三次请于桓公，桓公的回答依然是“告仲父”。蜀汉的情形与之倒有类似之处，陈寿日后就在《三国志》里评价，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而且，刘禅继位后，蜀汉先南征后北伐，长期处于战争或备战的紧张状态，这样把权力集中起来加以运用对于动员全国一切资源进行北伐也是必要和重要的。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种特殊的处境也要求蜀汉军政权力尽可能地集中到指挥蜀军的统帅诸葛亮手中，以避免因中枢掣肘影响军事大局。

《彩绘三国演义·诸葛亮安居平五路》，近现代，金协中，国画。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八十五回。刘备病逝，曹丕趁机集结五路大军伐蜀，蜀国上下人心惶惶。刘禅忙到丞相府寻退兵之策，却见诸葛亮在池边悠闲观鱼，后者心中已有退兵之策。演义中以这段故事表现诸葛亮主政后面对困境所展现出的谋略

九锡是非

话说回来，古者通常以18岁为成人。幼主亲政，通常也是从18岁开始。刘禅继位时已经17岁，按照常规，刘禅次年成人后，诸葛亮即应还政刘禅。但在整个诸葛亮执政期间（223—234年，刘禅17—28岁），孔明实际是“代政”而非“辅政”。而《出师表》对一国之君的言行设置诸多栅栏，提出非常具体的细节规范，这在古代中国君主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下的确也是相当少见的做法。因此就出现一种议论，诸葛亮实为蜀汉之“权臣”。

 

不过，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李严传》引《诸葛亮集》的时候有一段记载，似乎也“佐证”这一点。李严与诸葛亮同为刘备的托孤大臣，他曾写过一封信给诸葛亮，劝后者“宜受九锡，进爵称王”。诸葛亮在回书中断然拒绝了李严的提议。

 

但“问题”，似乎就出在诸葛亮的回书里。孔明在信里写道，“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对“十命”的含义，一种解读意见就认为，乃指“九锡”之外再加“一锡”，比李严劝进“九锡”更上一层。

 

既然如此，就不能不先谈到“九锡”为何。《公羊传·庄公元年》记载：“锡者何？赐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按照这种说法，“锡”是个通假字。“九锡”其实就是“九赐”。汉代的何休对这段话注解时补充，“礼有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弓矢，八曰斧钺，九曰秬鬯。”但这种说法显然是后起的。因为“九锡，经无明文。”“九锡”首次见于史载为《汉书·武帝纪》：“有司奏议曰：古者，诸侯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

 

严格意义上说，历史上第一个真正被授予九锡的是西汉末年的王莽。《汉书·王莽传》记载，元始五年（5），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张纯等九百多人请赐王莽九锡。他们上奏说：“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则有九锡登等之宠。”五月，太皇太后临于前殿，亲赐王莽九锡。王莽所受各项赐品为：“绿韨衮冕衣裳，玚琫玚珌，句履，鸾路乘马，龙旗九旒，皮弁素积，戎路乘马，彤弓矢，卢弓矢，左建朱钺，右建金戚，甲胄一具，秬鬯二卣，圭瓒二，九命青玉圭二，朱户纳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贲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啬夫，佐安汉公。在中府外第，虎贲为门卫，当出入者傅籍。自四辅、三公有事府第，皆用传。以楚王邸为安汉公第，大缮治，通周卫。祖祢庙及寝皆为朱户纳陛。”

 

接受“九锡”后，王莽最终废汉室建立新朝。从此，“九锡”成了权臣篡位的先声。谁接受了九锡，谁就具备了“假皇帝”的资格，为将来当“真皇帝”铺平道路。赵翼于《廿二史札记》卷七中立“九锡文”专条论述，“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晋爵封国，赐以殊礼……”从这个角度上说，李严劝诸葛亮受九锡，就显得颇有一些不怀好意，等于是在试探诸葛亮是否将走王莽、 曹操的道路，加九锡，建国封王，进而代蜀汉而自立为帝。而诸葛亮回书里的“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似乎也未能表明自己一心事主，效忠汉室的心迹。

 

但是，诸葛亮写给李严的回信里也说了，北伐成功后，“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帝”显然指的是后主刘禅，如果诸葛亮真的有不臣之心，冀图通过北伐来树立绝对权威，晋爵封王，并受近似天子规格的“九锡之礼”，甚至在时机成熟时易代更祚、登上帝位，“帝还故居”将置后主刘禅于何地呢？若孔明真的意图“受十命”而称帝，“与诸子并升”一句又作何解呢？毕竟，皇位又不能大家一起坐。

 

甚至受“九锡”本身，在三国时期恐怕也尚未完全成为权臣篡位的代名词。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因夺取荆州擒杀关羽而与刘备决裂。为免曹魏趁机夹击，首尾难顾，孙权审时度势，决计向曹魏称臣。在曹丕受禅践祚后，孙权即“使命称藩，及遣于禁等还”。于是曹丕遣“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这当然不是认可孙权即将称帝，而是使魏、吴两国在名分上确立君臣关系，魏据正统地位，同昔日汉朝一样，君临天下，是天朝上国；孙吴依附于曹魏，仅是魏朝皇帝所分封的一个诸侯王国。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孙权身上，吴嘉禾二年（233），公孙渊向孙权称臣，冀图借东吴之力来达到其割据辽东之目的，孙权大喜，下诏封公孙渊为燕王，并派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孙权在九锡文中以汉光武帝自喻，而把公孙渊比作窦融，显然也是期望通过赐九锡这种殊荣来笼络公孙渊，同样没有任何认可其称帝的意味在内。更有甚者，东汉王朝还在名义上存在的时候，曹操就以汉献帝名义，拜交州刺史张津为“交州牧”，“加以九锡六佾之舞”。区区边地州牧也获得“九锡六佾”的殊荣，这当然也不是在鼓励张津割地自雄生出不臣之心。由于这几个事例的存在，回书李严中的“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与诸葛亮是否有不臣之心，就更加没有逻辑上的关系了。

《汉诸葛亮立像》轴，明，绢本设色，纵 192厘米，横 95.6 厘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在整个诸葛亮执政期间，诸葛亮实际是“代政”而非“辅政”，因此历来也有对其是否为蜀汉之权臣有所争议

《戴敦邦画说三国演义·诸葛恪被戮》，现代，戴敦邦，国画。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一百〇八回。诸葛恪效命于孙权集团，后因卷入前太子孙和与孙霸的权力之争而被伏兵诛杀。相形之下，诸葛亮与刘禅之间的君臣关系在三国乱世中的确是个异数

信之殁后

至于后主刘禅对诸葛亮的真实态度，在“诸葛星落五丈原”之后也可窥豹一斑。在诸葛亮病重期间，后主命人去汉中向诸葛亮咨询后事安排等。诸葛亮死后，消息传到成都，刘禅一方面非常伤感，哭倒于龙床上；一方面下诏书令成都城内立刻实行宵禁，进入紧急状态。在这关键时刻，他的应对非常冷静，也非常到位。当诸葛亮的灵位送回成都时，刘禅亲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然后又素服发哀三日。

 

接下来发生这样一件事，《襄阳记》记载，诸葛亮卒后，蜀人怀思弥切。各地纷纷要求为他立庙，朝议认为不合于“礼制”，一概不准。“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特别是汉中民众，每当春月，男女成群，边走边哭，纷纷前去祭奠诸葛武侯之墓，“其哭甚哀”。后来有人建议在成都立庙，后主因为它逼近刘氏宗庙而不从。从这段记载看，“朝议以礼秩不听”说明，分管礼制的官员，经过正式讨论后，认为根据传统礼制，至少是汉代制度，丞相死后，不得立庙。这个决定虽有些不近人情，但既然蜀汉以延续两汉正统自居，因循旧例似也无法苛责。

 

但有些投机分子却从这件事嗅出异样的气息。丞相参军李邈上疏说：“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这其中的“狼顾虎视”一语极不和善。“狼顾”一语，与曹操形容司马懿的说法类似，即是“非人臣”之相。而“虎视”一词，《后汉书·班固传》所收《西都赋》内有“周以龙兴，秦以虎视”。班固的意思是：尽管周、 秦都很“盛强”，但是, 周以“龙兴”，取天下以“德”；秦却是“虎视”，取天下以“武”。李邈用此典故，即暗示诸葛亮“身杖强兵”，与秦的“虎视”相同。“狼顾虎视”联用，等于直指诸葛亮久后必定篡夺刘氏天下，自己当皇帝。所以李邈感叹“臣常危之”。

 

李邈在诸葛亮死后不久就上疏乘间构衅，用心不能说不险恶。假使刘禅对诸葛亮早已心存疑虑或心怀不满，李邈此时的上疏起码也称刘禅之意，可以作为一场政争的引子。但刘禅又是怎么处理的呢？他见疏生怒，立即将李邈下狱诛杀。由此可见，刘禅对“相父”诸葛亮并无纤芥之疑。

 

从诸葛亮殁后的蜀汉政权人事安排中，也可以看出，后主对诸葛亮是尊重的，并没有搞党同伐异清洗丞相旧部那一套。诸葛亮在去世以前曾秘密上表后主，“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因此后主即按此诏命蒋琬为“尚书令”。三月后，又诏令提升为“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又过了三四个月，即建兴十三年春，蒋琬升成了“大将军、录尚书事”，正式成为蜀汉的执政。当然蒋琬，包括其后的费祎再也没有做到诸葛亮那样“丞相、录尚书事”的职位，其原因也很简单，他们毕竟不是诸葛亮，刘禅的“相父”只有一位。

 

另外还有一个事例，可以说明后主对诸葛亮的友善态度。诸葛亮于蜀汉建兴四年（226），行年46岁始得一子（恰与刘备得子阿斗的年龄差不多），取名诸葛瞻。孔明于第五次北伐的这一年（234），在《与兄瑾书》中对人在东吴的兄长诸葛瑾说，“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成，恐不为重器耳。”以此可见，诸葛亮是很喜欢这个儿子的。诸葛瞻17岁时，尚公主，任骑都尉，累官至军师将军。显而易见，刘禅若是对诸葛亮有成见，是根本不可能将他的儿子诸葛瞻招为皇家之婿的。

 

到诸葛亮去世将近三十年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人联合上表，请求为已故丞相诸葛亮“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以便故相亲属、旧吏及百姓岁时祭祀。这样既避免了无庙可以祭祀，致“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的尴尬，又消除了后主“建之京师（指成都）又逼宗庙”的顾虑，可谓一举两得。这番话终于说服了刘禅。景耀六年（263）春，后主正式诏令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在今陕西省勉县东）。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座武侯祠。是年秋天，魏国征西将军钟会率军伐蜀“至汉川”，亲自“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钟会可说是历史上有事迹可考的第一位祭祀武侯祠的名人。而为诸葛亮立庙这件事，或许也是刘禅在“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的在位晚年，所做出的一个正确决定。

蜀汉宫城铺地砖，三国，现藏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蜀汉延熙十六年（253）字砖，三国，现藏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该块文物砖一侧边模印有阳文隶书九字“延熙十六年七月十日”。蜀汉皇宫在三国末期就因战争损毁严重，以上两块砖均出土于四川成都天府广场附近，有学者推断蜀汉皇宫很有可能就在此地

陕西汉中勉县武侯墓。诸葛亮病逝后，葬于汉中勉县定军山下，蜀人出于缅怀之情纷纷要求为其立庙，均被朝廷以不合礼制而未允准。直到其去世将近三十年后，后主才正式诏令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在今陕西省勉县东），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座武侯祠。墓园内建筑在元明清时期均有重修与扩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