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士光：中国百年考古学成就与中国古都学研究之思考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于距今百年前的1921年10月2日至12月1日，由当时任职于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进行的考古发掘，并将之命名为“仰韶文化”，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标志性的文化。截至2021年10月，中国考古学走过了100年艰苦卓绝的历程。在隆重纪念百年来中国考古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缅怀前贤鼓励后辈之际，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会与中国文物报社联合主办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遴选推介活动，从各省市自治区文物管理部门与考古研究机构推荐的321个项目中，经过初选与终评两轮评选，产生了100项重大考古发现项目，并在2021年11月5日《中国文物报》之第5版至第16版上隆重刊出，令人倍感惊喜。笔者作为中国考古学准入门者，在仔细阅读完100项入选项目的精要介绍与评论资讯后发现，在这百大考古发现项目中，涉及中国古代都城考古项目有23项，涉及古代都邑考古项目有17项（见表1),二者相加多达40项，占到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项目的2/5。这当然是百年来中国考古学数以千计的考古发现项目中最具影响力的，若再加上未入选百大考古项目中还有不少涉及古代都城及具都邑性遗址，这一数量会更大，开列的名单会更长。

 

就表1中所列40项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入选项目而言，充分表明中国古代都城及具都邑性城址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的作用的重大，同时还表明对其进行发掘研究在中国考古学发展中所占地位之重要。也可以说，古代都城及具都邑性城址之发掘研究，是中国考古学发掘研究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也彰显出古代都城考古发掘研究，确为中国百年考古成就之耀眼亮点！

我国历史悠久，国祚绵延不绝。而在漫长的5000多年发展史中，朝代时有更迭，政权屡有兴替，因而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兴起了数量众多的各个朝代与政权的政治统治中心——都城。我国著名古都学家、中国古都学会创建人之一的史念海曾在《中国古都概论》一文中，对我国多种类型的古都作了精细梳理与统计，按他对古都所做定义，就广义的古都而言，自三代以下，共有217处之多。之后，又有学者，包括笔者在内，续有增补。面对我国数百座古都，我国历代学者对之都有记载、论述，在《史记》《汉书》等著名史籍中均有相关的记述，甚至还出现了《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三辅黄图》《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汴京遗迹志》《历代宅京记》等专事论述古代都城的专著，史料至为丰富，内中实也包含不少对前代都邑遗迹的记录。事实上，自19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就有不少考古学家，对我国一些古都考古发掘的成果进行整理研究，推出一批论著，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都研究进程。因而也促使史念海1985年秋在洛阳举行的中国古都学会第三届学术年会上倡议建立中国古都学，并高度赞赏我国考古学的研究突飞猛进，成绩卓著，一些古都实占其中主要地位。这些发掘和研究使许多古都当年的规模逐渐为世人所知悉，的确是难能可贵的。由此可见，中国考古学发掘、研究成果，对中国古都学建立与发展的推动作用早已有之，且为中国古都学界所确认，只是在中国考古学经历百年发展之后，这一作用更为彰显。具体而言，中国考古学百年来之发掘与研究成果，对中国古都学的建立与发展之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下述3个方面：

1.对史籍有较具体记载，又为人们熟知的古都，补充提供了大量确凿精准的实物资料与证据。凡涉及古代都城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报告，对古都所在区域位置及其特点以及都城形制、结构、规模，均依据发掘所得一一准确载明，大多配有平面图。有的都城平面图，不仅标明了都城各组成部分的位置与形状，还载明了比例大小，使读者能从中清晰明确地获知都城的整体布局与各部分建筑的具体情况，较之文献记载远为形象直观，为人们开展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翔实精确的实物资料与证据。

2.对夏商及之前时期史籍记载缺佚或语焉不详的一批远古都邑，相关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更是作了填补空白的重大贡献。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即有夏商时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与商城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以及新石器时代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浙江余姚良渚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等。此外未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尚有不少，特别是夏商、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方国都邑，还有一些边疆各民族历史时期所建政权的都邑。近年来，它们中的一些也为考古发掘揭示出来。就我所知，即有在今山东省滕州市城南的夏商周时期存世长达1500余年的薛国古城遗址；在今云南省广南县牡宜村发现有滇王墓，揭示出汉代滇南桂西境内句町古国及其都邑的神秘面纱；今贵州省黄平县旧州镇之且兰古国都邑；在今西藏自治区札达县发现公元9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历时800余年的古格王国都邑，等等。应该说上述这些远古时期方国都邑与边境地区民族政权都邑，因时隔久远、地区偏僻，文献史籍记载缺佚或简略，学界对之所知甚少，均赖考古发掘与研究之成果，才使它们之古都身份与价值得以再现。

中国百年考古学发展进程中，对5000多年来历代都城以及之前新石器时代具有都邑性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实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均取得令人信服的重大学术成果。因而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在为纪念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撰写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展示辉煌中华文明》一文中，阐述百年考古对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展现三代王国文明、揭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等3个方面，它们对辉煌中华文明起了重大作用，所举例证主要都是本文曾列举的一些古代具都邑性聚落、城址及都城。由此，更突显了中国古都学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对中国古都学界也是莫大的鼓舞与鞭策！由此激发与启示笔者，对中国古都学今后进一步发展提出一些刍荛之见，供学界同仁思考践行。

1.更充分广泛地借助考古学者的发掘与研究成果，着重从下述3个方面开展深入、全面的研究。一是对自夏、商、周，历秦、汉、隋、唐，迄宋、元、明、清之历代中国主干王朝之都城进行更深一步研究；二是对三代前之新石器时代一批具都邑性聚落、城址进行溯源性研究；三是对古代中原地区周围边疆区域各民族所建都城进行开拓性研究，全面推进中国历史上众多古都的深入研究。在对古代都城与具都邑性聚落、城址进行深入全面研究时，最好还能相互合作协同进行研究。

2.对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布设之纲要原则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这方面工作，此前虽有不少中外学者曾经做过一定的探讨研究，但还需进一步加深研究。今后的努力，可以在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可借鉴考古学家们的研究思路，如俞伟超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而作》一文中，就曾对中国古代都城划分出商和西周、东周至两汉、曹魏邺都北城到隋唐两京城、北宋汴梁至明清北京等几个阶段，分别论述了各阶段中国古都规划特点及形成原因，还论及其变化历程。这显然为我们今后继续深入研讨中国古都规划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另一方面，在这一领域研究中，今后还可考虑与考古学家、古建筑学家合作，对一些重要古都之代表性建筑进行复原探讨，使中国古都之规划与建设研究更具立体直观性。

3.对中国古都学之学科理论继续进行深层次的阐释建设。按学界通识，一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必须要有该门学科之理论奠基引领；同时，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也会对丰富与深化学科自身理论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中国古都学，自1985年秋由史念海在洛阳召开的中国古都学会第三届学术年会上倡言建立以来，笔者因机缘际会倾情投身于这门新兴学科，其间也对其学科理论建设做了些探求工作。例如，笔者在2005年发表的《中国古都学理论建设刍议》一文中，就提出了加强中国古都学理论建设要注意中国古都学的学科性质与任务、要深刻把握中国古都学的学科特性、要恰当关注中国古都学学科组成之层次性与相应的理论体系之层次性等见解；还在另几篇相关论文中提出，开展中国古都学之学科理论建设，要从古都所在区域之宏观地理形势与古都城郭内外之微观地理特点入手，并结合古都所在区域之地域文化、都邑自身之建筑文化与影响涉及都邑发展演变之制度文化，进行综合性研究，升华凝结出古都文化，从而推进中国古都学理论建设取得更为深厚丰硕的成果。

述往事，当然还是为了谋未来。尽管中国古都学之理论建设在学界同仁共同努力下已取得不少进展，但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为此在当今自当充分借重百年考古学发展所提供的丰富的有关古都与上古都邑之发掘研究成果，就这些古都及都邑性城址已考定位置所在地之区位特点与它们城郭内外区域之地理特征以及它们的规划、布局特点和建筑物风格，从学科理论高度进行精深研讨，这必将会对中国古都学之理论建设增添新的内涵，提升其理论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