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九十周年 | 一场九十年与一万年的对话
字号：T|T
2023-12-05 16:01 来源:中国美术报
【编者按】1933年，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南京成立；2023年，南京博物院迎来了自己90岁的生日。90年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南京博物院以其九秩光辉的历史，书写了一段华夏文明的壮丽篇章。在建院90周年之际，南京博物院用一场规模宏大、跨度绵长、叙事流畅、展陈简洁的玉器展，宣告了自己90年的成长史，也让我们看到其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发扬。
1933年，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南京成立。以蔡元培等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全情投入，以“不输欧美”的眼界追逐理想，以“舍我其谁”的担当坚守阵地，奋力托起了中国人的博物馆梦。规划中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在建院伊始，就确立了“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的宗旨。
宏伟蓝图下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兼收并蓄，汇聚了一批集中国古代文化之大成的珍贵文物，就此奠定了其丰富的藏品基础。抗战全面爆发后，筹备处辗转数省，于1940年冬播迁至四川李庄。李庄六年，众多博物馆人于艰难时局中不废求索，开展了包括川康古迹考察、川康民族考察、西北史地考察、西南古建筑调查等工作，搜集了一批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藏品，擎起了文化抗战的旗帜。
1950年3月9日，遵照中央文化部通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正式更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
新中国成立一年后，1950年3月，国立中央博物院正式更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明确了“东南地区物质文化史博物馆”的定位，辅导全国特别是东南五省历史类博物馆建设。这一时期，南京博物院继承前辈学人精神，在考古学研究上基本构架出江苏历史发展脉络，在民族学研究下为我国民族识别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除此之外，南京博物院还积极组织专题展览：1958年，南京博物院举办“中国历史文物陈列”展，以历史发展为线索，展出文物5600余件，这是其第一个大型通史陈列；1960年，南京博物院举办“江苏历史陈列”展，展出2500余件历史、考古和民族文物，开创了我国博物馆地方通史陈列的展览范式，产生了积极且广泛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南京博物院与时代同频共振，保护文化遗产、探索地域文明、创新服务理念，在改革春风中阔步前进。围绕区域文化研究的考古工作，多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中顺山集遗址的发掘，填补了淮河下游新石器中期早段的文化空白，将江苏古代文化史向前推进了1500年。科学的考古发掘之外，南京博物院还致力于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保护文物的有效手段，漆木器文物脱水、定型技术，旧纸张加固技术等多个门类的修复技术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1989年，在上一历史时期通史陈列的基础上，南京博物院更进一步，策划的“长江下游五千年文明展”，生动形象地阐释了长江下游的物质文明发展史，被誉为中国博物馆通史陈列的“南京博物院模式”。1999年，作为江苏省六大文化工程之一的南京博物院艺术陈列馆落成并对外开放，设立了珍宝、玉器、明清瓷器、书画、青铜、陶艺、漆艺、织绣等11个专题陈列馆，展陈馆藏珍品5000余件，荣获了“1999年度全国十大精品陈列”。2008年2月8日起，南京博物院正式免费向公众开放，受到了社会的热烈欢迎。正因南京博物院持续发挥出的显著社会效益，2008年南京博物院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09年被确定为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
进入新时代，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蔚然成势，南京博物院完成二期改扩建工程，形成包括人文馆、艺术馆、特展馆、民国馆、数字馆、非遗馆在内的“一院六馆”新格局。民国馆通过建筑场景的真实还原，为观众提供了沉浸式的南京城市巡游体验；以“生命因你而永恒”为主题的数字馆，为国内首个实体数字化展馆，增加了文物的可及性、趣味性；一张八仙桌，一盏碧螺春，观众就能在南京博物院听着昆曲享受“浮生半日闲”，非遗馆是全国第一家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每年推出几百余场非遗展演，真正推动非遗融入了当代生活。2015年，南京博物院“法老·王”展览首次探索策展人制度，采取低票价、高品质模式契合公众需求，可复制、可借鉴、易推广，现已成为实现展览效益最大化的成熟策展模式。随后，南京博物院还首创“江苏省博物馆商店联盟”运营模式，推出了有文化、有温度的创意文创，满足了人民群众高品质、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不断加强与国内外博物馆的互通协作，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对外合作交流格局，提升国际影响力，也是南京博物院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奋斗目标。
九十年风雨兼程，九万里风鹏正举。南京博物院90年的发展历程，就像一面镜子，折射了时代浪潮下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历程。我们期待中国博物馆能以昂扬的姿态奔赴新时代，以奋发有为的气魄表达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无限珍惜、对中华文化的礼敬传承、对创造中华文明新辉煌的使命担当。■
南京博物院9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玉润中华——中国玉器的万年史诗图卷”展。该展览联合了国内40多家考古、文博单位，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出土、传世馆藏代表性玉器约600余件组，为我们呈现了一场90年与1万年的对话。
展览序厅的标题墙旁，用一组良渚文化晚期的“玉璧”“玉琮”开宗明义：壁和琮不仅是最早蕴含“天圆地方”观念的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所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更象征了先民通过玉璧和玉琮与上天沟通的迫切愿望。序厅的天花板上设置有一条LED灯带，上面繁星点点，12星座盘旋于天空之上，稍加留意，就能看到其中的北斗七星。我们古时的天文学家分别把它们称作：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其中最亮的那颗星，就叫“玉衡”。此外，玉衡还代表王权，在中国古代占卜学中，玉衡又被称为廉贞星，是中国民间信仰和天文学结合的产物，这样复杂的含义，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可能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比玉文化具有更加古老而丰富的“文明史”意义。玉文化深深浸润着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文化和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特殊标志。这也就是为什么，南京博物院会选择在自己90岁生日的时候，举办这样一场规模庞大的玉器史诗展，而称作“史诗展”，也并不违和的原因。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两个重点，一是大力推进5000年前文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二是加强对中国文明自身发展特点和道路的梳理总结，而玉器对这两个课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在“玉润中华——中国玉器的万年史诗图卷”展览第一单元，一组距今9000多年的玉器揭开了中国先民制玉的悠久历史。2015年至今，黑龙江省饶河县小南山遗址的发现，将中国玉文化的起源向前追溯了1000年，向北推进了1000多公里，颠覆了学术界以往对于玉文化起源等多方面的认识，极大提高了中国在东北亚史前考古国际舞台上的对话能力，也重新定位了黑龙江地区在史前世界格局中的位置。目前，小南山出土的玉石饰总数已超过200多件，包括玦、环、管、珠、扁珠、璧形饰、匕形器及各种坠饰等，还有一件玉锛。以上玉石饰的素材，初步鉴定为软玉的占一半以上，由此显示出小南山文化以环玦为核心的玉文化社会价值观念已强势崛起。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一时期的玉石饰视为“装饰品”，而应看到它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崇拜灵物，以“玉”或“美石”及其制成品作为“灵物”，既与远古“万物有灵”的观念有关，也是中国玉文化产生的原始基因。玉本身可以“通灵”，用玉制成的器物即为“灵物”，它可以让人与天地之灵相连通。这种“萨满式”的信仰，满足了远古人民“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精神诉求。在东亚人经历了百万年的石器时代进化积累之后，当人们的精神文明世界鸿蒙初开，其神圣的宗教情感需要一种“灵物”作为载体和符号时，“美玉”就应时而现，登上了中华玉文化的神坛，并且为中华文明的诞生和早期发展作出了独特的精神贡献。
大约到了6000—5000年前左右，玉文化已经遍及中华大地。北方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岭南的石峡文化，台湾地区的卑南文化等都已拥有成熟的玉器文化。在“玉润中华——中国玉器的万年史诗图卷”展中，这些文化依次携自己的代表性玉器或玉器组合登场：红山文化的斜口筒形玉器、玉勾云形器、玉人、玉猪龙，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玉冠形器、玉钺、玉锥形器，凌家滩文化的玉神人、玉龟、玉璜、玉钺，仰韶文化的玉钺，石峁文化的多孔玉刀、牙璋等，它们展现了早期统治者对玉材以及制玉技术、玉器生产和使用权力的独占，使得玉器真正成为文明起源与形成期的重要文明符号，成为男权、财权、族权、军权、政权、神权的重要代表性象征。从良渚文化时代开始，以玉璧、玉琮、玉璜、玉圭、玉钺等为特征的玉礼器就成为国家重器。不同文化内部的时代性、不同文化外部的地域性，都在展览中一组组文物的对照、关联中被织成一张能够覆盖整个华夏大地的“玉文化网”，揭示了一个宏大族群最早也是最广泛的文化选择、文化追求、文化创造和文化认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展览刻意在此处用活动墙配合铁丝网搭建起一个形如玉琮的展示区域，既有效缓解了主展线上的人流压力，更与第二单元的“比德”区域，形成了展厅空间上的“天圆地方”。
二里头文化玉器的出现，结束了中原地区长达4000余年玉文化发展的缓慢或停滞不前的状态，使中原地区一跃成为引领中国玉文化发展方向的核心地区。牙璋、玉戈、玉戚是夏时期创造的三种形制特殊的玉兵器。目前在二里头文化一期之前的新砦期发现的牙璋、玉戚，形制简单，缺少扉牙装饰或只有极简略的扉牙，都是实用兵器。这种形体较大的玉兵器的产生，是随夏王朝创立对玉器形制的需求而兴起的。这三种玉器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已经作为象征武器的仪仗使用了。其中，牙璋伴随着夏王朝的覆灭、夏部族的扩散而流传四方，虽然在中原地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却在成都平原的金沙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中得以复兴。玉戈、玉戚则在二里头文化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土自湖北省武汉市盘龙城遗址李家嘴3号墓的商代大玉戈，是目前已知商代玉戈中最大的一件。大玉戈蜡状光泽、强沁蚀，通体宽长，前锋作锐尖，援上下有边刃，援正面中部起棱，有栏，近栏处有小圆孔。在商前期青铜礼器组合不稳定且常常遭受破坏而不齐全的情况下，戈等玉质礼器是我们观察社会等级的另一路径。结合国内其他商城出土的玉戈，可以注意到商前期玉戈作为权力的象征，其造型虽然简洁，但在技术细节上却有高度的一致性。这说明玉器的制作，和同时期青铜器技术一样，不同地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是该时期商文化对周边地区强力辐射的表征。
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又对传承数千年的玉文化进行了“以德比玉”的哲学性升华，提倡佩玉制度化，出现了一系列礼仪用玉。此外，一些装饰性玉器，如玉器组佩、项饰、带钩，开始崭露头角，成为时代的宠儿。自此，古老的中国玉文化完成了它从“灵物”或“神器”到政治性“礼器”，再到“君子比德于玉”的“人格之器”的历程，这种将玉器哲学化的成果进而广泛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审美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杯、觞、樽、卮等都是古代盛酒、饮酒的器皿，流行于战国和两汉时期，常用于重要仪式、筵席等。“玉润中华——中国玉器的万年史诗图卷”展，巧妙利用不同的展台高度，把各式玉杯、玉耳杯、玉樽、玉卮和漆觞、漆樽、漆卮，以及铜樽，三大类汉代最为流行的宴饮器皿放在同一展柜中。玉器展却不拘泥于玉器的展示，而是通过不同类型的文物，营造出很强的时代氛围，让观众有非常直观的时代性认知。其中湖南省安乡县刘弘墓出土的玉樽，是我国195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该玉樽已经被沁蚀成不透明的灰白色，但器表仍有光泽，其形制与汉代漆樽、铜樽造型一样，樽上共有10只神兽，三位仙人，再加上三只圆雕蹲熊樽足，两个铺首，樽体上总计有18个雕琢生动的主题纹饰。这些繁密的纹样以流云为衬，显得飘逸生动且气势恢宏。樽内部发现有少许墨迹残留，据此推测，或许在刘弘在位时期或更早时代，这件玉樽曾用作类似后世文房用具的笔洗。
唐代丝绸之路畅通，和田玉料大量输入中原地区，有实用价值的玉杯、玉碗增多，并出现新型饰件和表示官阶高下的玉带饰。宋代玉器器型多样化、实用化，图案装饰丰富，以人物、花卉和鸟兽为题材的玉器神形兼备，富有生活情趣。辽金元时期是文化融合的时代，“春水秋山玉”是这一时期独特的玉器类型。元代玉器富有民俗特色，除了常见的白玉之外，还有黄玉、紫玉、绿玉等多种颜色，且雕刻技艺高超。明代玉器形成了追求装饰美的艺术风格，随着商品经济繁荣，民间观玉、赏玉之风盛行，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中还开有玉肆。清代玉器玉质精良，碾琢精细，品种繁多，包括仿古玉器、陈设玉器、实用玉器、装饰玉器、文房玉器等。清乾隆嘉庆时期集历代玉雕之大成，在中国古代玉器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后人以“乾隆工”来赞誉乾隆朝精益求精的琢玉工艺。
从“礼天地四方”的古玉六器到“锡尔介圭，以作尔宝”的制度典范；从“君子比德于玉”的品质象征到“千金易得，美玉难求”的财富与艺术载体；从“宁为玉碎”的士人风度到“佩玉鸣鸾罢歌舞”的市井之趣，展览用玉器的万年史诗图卷，解答了玉之所以能够在中华民族的心理上造成如此深刻而长远影响的原因。正是因为这种被赋予“山岳精英”的矿物，对中华文明的诞生起到了催化酶的作用：玉在中国先后经历过宗教化、政治化、哲学化、财富化、艺术化、文学化等过程，构成了一种深嵌在中国人思维、生产、生活、信仰乃至文明建构活动中的文化符号系统。■
西周 项饰 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藏 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地2012号墓出土
北朝—唐 玉梁金宝钿带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西安市长安区窦皦墓出土
元 嵌宝石金座玉帽顶 湖北省博物馆藏 梁庄王墓出土
明 嵌宝石金托雕万寿龙纹白玉爵杯 明十三陵博物馆藏 定陵万历皇帝棺内出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