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交融：“青海道”出土金银器折射的丝绸之路文明特征

观察发现，这些金银器的显著特点是金饰片占有较大比重，如人物形、象形、花草纹、奔鹿纹等。它们主要是人、马、车身上的装饰。一件人物形金饰片中，人物端坐于带腿低矮的榻上，束发带冠，着翻领袍服，右窄袖，左长袖，披云肩，左手扣于革带之上，赤足，脚趾表现清晰，榻上以三角相对花草纹饰，鱼子为地。而象形金饰片方形边框，象长鼻大眼，张嘴长牙，一足抬起，作行走状，背上覆一圆毯，中心呈花瓣三角星芒状，象身周围环绕不规则的卷草纹样；方形象纹金饰片的方框上有8个小孔，用于将其固定在丝织品或器物上，作为装饰。大象并非青藏高原的本土动物，象纹在吐蕃艺术中的流行与佛教艺术在吐蕃的传播有直接关系。

方形象纹金饰片

双狮日月金牌饰的日、月纹是在细金粟边框内填绿松石而成，宝相花在细金粟边框内，由中心的椭圆形紫水晶和围绕周边的绿松石组成，在向上伸出的枝蔓上镶三颗绿松石，外绕细金粟边框；中心图案两侧各浮雕一带翼蹲坐的雄狮，两狮相向，均昂首张口分衔日、月，鬃毛怒张，前腿搭在宝相花上，后腿屈立，嵌绿松石，四蹄粗大，十分夸张，尾巴卷曲呈环状。数量庞大的金饰片虽然是附饰或是残片，但从考古类型学角度分析，动物纹、忍冬花草纹等纹饰为研究东西方文化交融提供了可靠的物证。

双狮日月金牌饰

众所周知，“青海道”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条重要干线，都兰则是中西方贸易的中转站。金银器作为古代文化交流之重要载体，频繁往来于中西各国，使其成为文化交流互动过程中的典型器物。

在2021年1月11日召开的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考古成果专家论证会上，与会专家经过充分论证达成四条共识，其一就是“此次考古发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印章表明墓主人为‘阿柴王’，若树木测年准确，墓主人可能系莫贺吐浑可汗，其母亲系吐蕃的墀邦公主，从而确定了墓主人的身份与族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2018血渭一号墓发掘领队韩建华认为，出土的银金合金印章，其风格与墓葬的年代相符，是典型的吐蕃风格印章，也是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吐蕃印章中唯一的方形印章实物。该印章为方形，鼻形钮，在印钮的穿内保留了印绶的痕迹。印章边长1.8厘米，印文为阴文，由一峰骆驼图像和藏文组成，藏文可译为“外甥阿柴王之印”。其中的“阿柴王”，表明了墓主人的身份。阿柴，是吐蕃对吐谷浑的称呼，可知墓主为吐谷浑王。他还认为，吐蕃赞普赤德祖赞统治时期，以外甥自称的吐谷浑王，非莫贺吐浑可汗莫属。

外甥阿柴王之印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马德认为，已经通过高科技手段检测和鉴定，又经专家们考证认定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应该是正确的。同时，他认为早在汉晋时期，东北和北方的鲜卑族已经有了发达的经济文化，这一点体现在东北的鲜卑贵族墓出土文物方面，特别是各种金器和金饰。都兰金银器与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和内蒙古等地的慕容鲜卑金饰品比较，一脉相承甚至很像出自一人之手，这也体现了古老民族工艺的传承。让我们再看看与“阿柴王”印章同一出处的重点文物。

广受关注的骑射武士金饰片，整体轻薄，周缘有孔钉，长13.5厘米、宽 9.8 厘米，被鉴定为一级文物。饰面人物形象威武，策马飞奔，满弓拉弦，头戴山形冠饰，两根辫子垂于脑后，八字须，大耳坠，着窄袖对襟翻领联珠纹服饰，与该时期突厥、波斯、柔然、鲜卑等人物装饰差异较大。该金牌饰面为一名戴皇冠的嚈哒王子，造型与日本 Miho 博物馆藏北朝入华粟特人石棺床上的嚈哒王子骑象造型有深度呼应。2003 年，陕西西安出土的史君石椁上也刻有嚈哒人物。

嚈哒曾为中亚以阿富汗为核心的游牧帝国，公元450年至663年之前，游牧的嚈哒从敦煌祁连山迁徙到阿富汗、北印度等地，其迁徙路线与大月氏人所走的线路大致吻合。嚈哒文化载体在发扬“兽形图案”风格的基础上，突出骑士风格与英雄特色，表现出不可遏制的力量感。目前，国内出土的文物中嚈哒形象较少，研究领域相对薄弱，这一骑射形金饰片是目前都兰唯一以金饰材质出现的嚈哒形象，就当时的礼仪制度分析，应是吐谷浑王族身上的装饰品，或为嚈哒与吐谷浑外交互换的赠品或国礼，是国家级别的重要饰牌，它表达了吐谷浑王朝和中亚当时比较强盛的嚈哒帝国有外交上的往来，为研究吐谷浑时期嚈哒的相关历史、迁徙路线及发展流向提供了重要依据。

团窠纹贴金盘口锡瓶

团窠纹贴金盘口锡瓶，高 16 厘米、底径 6.5 厘米、口径 9.2 厘米，整体铸造而成，约为公元7世纪至9世纪，一级文物。保存状况略差，但并不影响其形制。它属于粟特系统的金银器。细观该文物，侈口，细颈，圆鼓腹，平底。腹部为4个以植物花纹（蔓草纹）做成的团窠，象征4个神兽，虽形制已模糊，但依旧可断定其一为含绶鸟，头部为凤鸟，身体肥壮，口中衔一珠串，鸟翅上装饰连珠纹；其二为狮状，依稀可见毛发；其三类似含绶鸟形象，貌如朱雀；其四残损严重，无法断明图案。瓶身上饰神兽，在中亚、西亚的金银器上多有体现，装饰花纹也流行于波斯萨珊和粟特系统的金银器上。

这件粟特系金银器上的含绶鸟形象是典型的中亚文化符号，都兰出土的大量纺织品中多次出现该形象，表达了青海吐谷浑王朝曾国力繁盛，物质交流深入，尤其是西向与阿富汗、北印度、嚈哒、西突厥，在663年被吐蕃所征服之前有着广泛而频繁的物资交流和文化往来。中国出土的此时期金器多受到粟特影响，贴金锡瓶显示了墓主人身份高贵及财富殷实。

通过对以上文物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都兰出土的金银器既受到粟特文化的影响，也受到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也有中原文化的因素。骑射武士金饰片或为当时吐谷浑与嚈哒往来的物证，当时嚈哒强盛，几乎控制了波斯以东直到于阗，自于阗以东，且末、鄯善并属吐谷浑，二者交往顺理成章。团窠纹贴金盘口锡瓶，反映了粟特人在此地的活跃。这种多元混杂的文化因素，离不开丝绸之路“吐谷浑道”的特殊位置。

丝绸之路“吐谷浑道”以今柴达木盆地绿洲城市为中心，向东越当金山口至敦煌，汇入丝绸之路中路；向北西行越阿尔金山至若羌，汇入南丝绸之路；向西正南行，越昆仑山口达西藏拉萨；向东行，可至兰州，再到长安；至河州、甘南，可至四川，以此联系起中国与漠北高原、青藏高原、南亚、西方等域内外的深度交往。而位于“吐谷浑道”腹地的都兰成为多元文化汇集的区域，同时为畅通和繁荣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学界一致认为，活跃在丝绸之路“吐谷浑道”也就是“青海道”进行商贸往来的是粟特人。从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所获的5封粟特人古信札可看到，早在4世纪初就有粟特商人活跃于洛阳、长安、凉州、兰州，而康马泰认为4世纪至6世纪在丝绸之路上进行贸易的人主要是粟特人，与波斯人、印度人、突厥人都有很紧密的关系，专家们认为丝路上的通用语言很可能是粟特语。丝绸之路的通畅、各种文明的交流、贸易往来的频繁，使得文化因交流而多元和灿烂。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金银器以及都兰出土其他文物，既有中原汉文化痕迹，又有来自中亚、西亚的文化遗痕，充分展示了丝绸之路“青海道”上多元文化的高频互动与密切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