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铜国的突围：铁腕君主康熙为铜料迁就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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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3 16:35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康熙五十五年（1716），日本忽然向其国内的大清商人发放“牙帖”（日方称“信牌”），也就是贸易许可证。即以后不携带信牌的中国海船，将无法进入日本行商。天朝子民接受外国小邦的公文，怎么看都有损大清尊严。朝臣们亦深谙此理，所以接连上书，要求康熙帝一定要设法联络日方，令其恢复旧制。然而，康熙却连续驳回此类提议。不仅如此，这位大清皇帝还主动替日本分辩，不久后，康熙五十六年（1717）四月，清廷以信牌“不过买卖印记，据以稽查无关大议”为借口，正式许可“海商领倭票照”。
罕见，实在罕见。一向对外以铁腕君主形象闻名的康熙，究竟为何在中日贸易问题上，选择迁就日本呢？这确实是大多数人的知识盲区，有几个人能想到日本彼时是大清最为倚重的铜料来源地呢？不答应让商人领取日本信牌，进口中断，大清会连铸钱的铜都筹措不出。两害相权取其轻，康熙帝主动打马虎眼的行为，便可以理解了。
中国缺铜？习惯了看历史书上商周辉煌的青铜文明，我们很难接受如此大的反差。但这一状况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为填上铜的缺口，历代明君贤臣无不苦心劳神地研究着“寻铜大法”。
早期，因为青铜文明的高度发达，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中已涉及寻找铜矿的窍门：“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鈆（铅）、锡、赤铜。”“慈石”指磁铁矿。古人发现磁铁矿有独特“吸力”，认为它具备母性的仁慈，故而称呼它为慈石。斑岩型铜矿在发育晚期便会有磁铁矿出现。“陵石”则是孔雀石。铅锌铜多金属矿床以及赤铜矿，由于富含铜离子、硫化物和氯化物，所以表层风化时会形成孔雀石。这都是对前代采矿经验的总结。
时至西汉，有汉文帝宠臣邓通和吴王刘濞开铜山铸钱的史事。邓通的铜矿在蜀中严道（今四川雅安荥经县）。吴国铜山则在鄣郡域内，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改鄣郡为丹扬郡，丹扬也就是丹阳。丹阳郡的铜矿直至三国还是富饶的代名词。建安七年（202），曹操趁袁绍病死，挟军威命孙权送质子。周瑜反对的理由就是孙氏所占江东“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怎能主动归附做人下之臣？
相比之下，同时代的刘备境遇似乎要不顺许多，他在入蜀后曾“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看上去蜀中的铜矿已然枯竭。不过，云南东北和四川西南部其实分布着密集的铜矿。这一带就是《史记》中“西南夷”们的居处。汉武帝时，汉朝征服夜郎、滇国，在云贵设置郡县，收入汉朝疆土。但当地土著首领依旧保有其部众，拥有高度自治的权力。所以，想要开发这一区域的铜矿并不容易。南北朝后，云南又孕育出南诏、大理等政权，这也导致直到元代，中原王朝无法利用西南边陲的铜矿资源。
隋朝结束南北分裂的格局后，决意重新对长江流域的铜矿进行开发。至唐代，开采铜矿的重心则日渐南移。五代十国，南唐就在出产铜矿的鄂州新置“大冶县”，此名传承至今。其后的宋代一向以经济突飞猛进著称。宋神宗时有一年铸钱594万贯的惊人之举，为唐朝数十倍，这自然要求开掘更多的铜矿。宋仁宗皇祐年间，北宋每年能征收铜510万834斤。短短十年后，这个数字就上涨了187万斤，这得益于朝廷对南方铜矿的开发力度越来越大。除传统的江南产区外，福建、广东的诸多地方也兴起冶铜业。这其中“胆铜法”的普及作了不小贡献。胆铜法也叫胆水浸铜，把铁放到胆水（硫酸铜）中浸泡，就能通过化学中的置换反应，高效快捷地收获纯铜（方程式为Fe+CuSO4=Cu+ FeSO4）。
湖北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新馆展出的冶铜炼炉。先秦时期，中原大量青铜器原料出自铜绿山，作为先秦最大规模的铜矿，到宋代还在使用，粗略估计起码被开采出数十万吨矿石
湖北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新馆展出春秋时期的采铜遗物草绳
矛盾的是，宋朝大多数有记录的铜矿产区，在进入元代后默默无闻，失去了记载。其实，这和元朝货币制度的革新有关。自古以来，朝廷最大的费铜业务就是铸造铜钱，但元朝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纸币，铸钱数量大幅降低，对铜的需求当然跟宋朝不能比。此外，经过宋代数百年大手笔的挖掘，许多易于开采的富矿很可能到元代已经枯竭。所以《元史》中记录的官府办铜之地，范围相当狭窄。不过，蒙古军征服大理国之举，让云南铜矿重新进入国家视野。
四舞俑铜鼓，西汉，高 27.2 厘米，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出土，现藏云南李家山青铜博物馆。此鼓可能是日常供奉之鼓，鼓面的盛装舞蹈人，似为供奉的巫觋之神。云南东北和四川西南部分布着密集铜矿，但自南北朝至元代，中原王朝都无法利用西南边陲的铜矿资源
明朝建立后，因为辽东与云南都在元廷残余势力的控制下，朱元璋一时也难以解决缺铜的问题，《明史·食货志》载，明初铜场只有江西德兴、铅山，年产50万斤，比之宋代真可谓九牛一毛。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明廷尝试在四川梁山开掘铜矿，谁知大兴土木整整一年，只采到铜3300斤。而就在朝廷只能大力开发云南铜场时，来自日本的铜料悄无声息地在中国登场了。
斑铜矿，现藏河南自然博物馆。斑铜矿含铜量 63.3%，是提炼铜的重要矿物原料，云南东川盛产斑铜矿
检诸史籍，元代就有进口日本铜的案例。著名的海商家族“澉浦杨氏”曾一度管理庆元、上海、澉浦三处市舶司。其中有一重要人物杨梓，在至元三十年（1293）曾任招谕爪哇等处宣慰司官。他曾给浙江海盐禅悦寺铸造一口大钟，“用海外铜五千四百八十斤”。这些海外铜就是“倭产”，即是从日本进口的。想来，杨家是利用自己在外贸系统中的关系，得来了日铜。不过，元明时代在我国沿海肆虐的倭寇，令朝廷对日本的印象大打折扣。等到明朝中后期，沿海商贩才大规模违背朝廷禁令，前往海外行商牟取暴利，日本铜从此有了涌入中国市场的机会。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写道：
东夷铜又有托体银矿内者。入炉炼时，银结于面，铜沉于下。商舶漂入中国，名曰日本铜，其形为方长板条。漳郡人得之，以炉再炼，取出零银。然后泻成薄饼，如川铜一样货卖者。
《天工开物》刊行短短7年后便发生崇祯自缢的变故。之后，南明朝廷与入关的清军进行长达数十年的鏖战。云南作为南明政权的大后方，坚持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才被吴三桂率领的清军攻下。此后，吴三桂与其孙吴世璠又继续统治云南至康熙二十年（1681）。清朝在此期间，根本无法染指云南铜矿。另外，明朝万历帝遣使四出征收矿税，以至天下骚乱的史事，也让顺治帝心有余悸。顺治九年（1652）十二月，工部上奏：
查故明万历时，差官开矿，徒亏工本，无裨国计，而差官乘机射利，遍肆索诈，掘人冢墓，毁人田庐，不胜其忧。前事甚明，应严行禁止。
该提议得到顺治帝批准后，意味着清朝开始实施“矿禁”。大批采用风头正劲的日本铜来弥补国内不足，成了唯一可行之法。早在顺治三年（1646），清廷即下令“凡商贾有挟重资愿航海市铜者，官给符为信，听其出洋”，准许对日的铜贸易。但此时中日商贸被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垄断，顺治朝的购铜令收效甚微。
一切到康熙帝平三藩、收台湾后才有所好转。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在解决完所有麻烦后宣布开海。沿海商贩无不跃跃欲试，4年后出现在日本长崎的清朝商船就激增到194艘，参与者达9000多人。这一时期，日本铜产量也因四国岛发现新铜矿而不断创下纪录。于是，中日长崎贸易的核心迅速从白银转向铜料。据长崎奉行的数据，1663到1707年，共有11.1449亿斤铜在长崎售出，这并非夸大其词。康熙开海后16年里，每年有大约300到400万斤日本铜输入中国。1696和1697年由“唐船”经手的铜甚至超过700万斤。
江户时代木刻版画，描绘日本人在矿山开采铜矿的情形。检诸史籍，元代就有进口日本铜的案例，清初实施“矿禁”后，开始大批采用日本铜来弥补国内不足，康熙开海后的16年里，每年有大约300到400万斤日本铜输入中国，满足国内所需
见到日本铜完全可以满足所需，朝廷更觉得开矿无用，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一度重申矿禁：“嗣后有请开采，俱著不准行。”不过，云南却是禁令下的一个特区。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云贵总督蔡毓荣主持开矿后，云南的采矿业始终存在，且得到康熙的特许。但此时云南金银铜各矿一年征税的额度总数只在千两左右，跟日本铜的交易比实是逊色。看到这里，我们也能理解，为何康熙在得知日本实施信牌制度后，如此坚定为日方回护了。
七宝烧灰地疏竹鸡雏坛式瓶，清，通高56厘米，最大腹径36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七宝烧即日本制作的铜胎画珐琅器皿，清末大量进入宫廷，在康熙和雍正两朝，日本洋铜还是国内铸币用铜的最主要来源
谁料，事情的发展远出康熙预料。日本之所以颁发信牌给中国商人，并非刻意找茬，正是因为唐船常年采购巨额铜料，令日本的矿业难以负担。贵金属的外流也引发如新井白石这类幕府重臣的担忧。1715年，日本德川幕府采纳新井白石的建议，颁布“正德新令”，限制清朝与荷兰商船的在日贸易额。像清朝沿海各港口赴日商船的总数限制为25艘，每年买铜不能超过300万斤。而引起清朝不满的信牌，其实也不是免费发放的：“凡倭照一张，值银七八千。”
日本铜出口越来越少，使得清廷收到了很大影响。由于铜是罕见的可以反复回收而不损耗性能的金属，所以历代缺铜时，朝廷往往颁布“禁铜令”，禁止民间使用和铸造铜器，将百姓的生活用具甚至庙宇中的佛像二次回炉，作为铸钱原料。此外，因为铜器的价值要超过等重的铜钱，民间也多有熔掉铜钱，改铸铜器之举。“禁铜令”断了铜器买卖的合法途径，也算是对制钱的保护。新即位的雍正帝在面对日本铜不足的局面时，也只能照猫画虎在雍正四年（1726）下令，除“乐器、军器、天平法马、戥子及五斤以下之圆镜”外，民间其余黄铜器全部作为废铜输官。
这样的办法只能算扬汤止沸，重启云南“滇铜”的开发迫在眉睫。雍正元年（1723），朝廷即传令云南整饬铜政，并规定除铜课和官府采买的部分外，其余开采出的铜允许民间交易。此举大大激励了商业资本投资云南铜矿的信心。而且由于雍正帝在西南“改土归流”，四川盛产铜矿的东川府被划入云南。这使得云南产铜量在一年内翻倍，到雍正五年就达到401万斤。
因为滇铜大盛，自雍正九年（1731）起，京城铸钱所需的433万斤铜中，便有166万斤专由云南供给，其余277万多斤继续采买日本铜。乾隆三年后更是确定京城铸钱全部使用滇铜。与此同时，清朝并未中断进口日本铜，只是在滇铜充裕的情况下，将日铜分配给地方而已。但日本铜的进口数确实每况愈下，18世纪末大约每年只有130—150万斤。等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大略仅剩60万斤。
五帝钱，即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个皇帝在位时发行的货币，因为滇铜大盛，自雍正九年（1731）起，京城铸钱所需的433万斤铜中，便有166万斤专由云南供给，其余277万多斤继续采买日本铜。乾隆三年后更是确定京城铸钱全部使用滇铜
可时势偏偏又在清末逆转了。咸丰朝后，清朝统治逐渐瓦解，云南在1856-1873年陷入长期纷乱。滇铜年产量随之剧减至130万斤，只相当于乾隆朝极盛期的10％。进口日铜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而澳洲、美国等地的铜料也逐渐为中国商人所了解。《中国旧海关史料》称，1908年，清朝进口“洋铜”204372担（一担100斤）。如此巨大的需求量，跟清末币制改革，铸造“铜元”直接挂钩。因为清朝采购数目过高，日本从中赚取极高的收益，所以当1905年湖北想暂且用国产黄铜铸钱时，还遭到日本方面的抗议，称此举“有碍两国商务”。
今天，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铜消费国。全世界有一半的精炼铜产品，最终的归宿是中国。虽然西藏拥有千万吨级的超大型铜矿，但开采难度过高，近年才缓缓起步。而辉煌数千年的江西德兴铜矿，如今仍是国内唯一年产量过10万吨级的铜矿。
江西德兴铜矿特大露天铜矿山，德兴铜矿是亚洲最大的露天铜矿，也是国内唯一年产量过10万吨级的铜矿，已探明有开采价值的铜金属量达1000多万吨
作为一个贫铜的工业大国，不少有识之士呼吁多渠道利用再生铜资源，以循环补不足。但以2022年为例，中国废铜产量约227.4万吨，这里面分为铜冶炼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料（新废料）与被废弃的含铜制品（旧废料）。旧废料是在市场流通的主力，约有159万吨。然而，2022年我国进口铜矿石足有2527万吨。光靠旧铜回收改变现状，明显不可能。因此，投资境外铜矿山也是另一个替代途径。1998年，中国有色集团获得非洲赞比亚谦比希铜矿经营权，这是我国在海外投资的第一座有色金属矿山。截至2021年，我国控股或参与经营的境外铜矿有26座。其中2014年中国五矿资源牵头，以70亿美元收购的秘鲁拉斯邦巴斯铜矿查明的铜储量约1162万吨，相当于我国储量的13%。“内外兼修”下，中国铜业的未来，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