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 菅野智明 | 沈子善与“中国书学研究会”：催生书法学会诞生的土壤
引言
“中国书学研究会”（以下简称为“中书研”）是1943年以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及就任监察院官员的沈尹默等人为发起人兼赞助人，诞生于重庆的学术研究团体。因该团体还发行《书学》（沈子善、商承祚、朱锦江主编，全五期，1943—1945）这一学术杂志，一直被视为全国规模的书法学会之先驱。[1]在围绕“中书研”这一团体的既往研究中，首先就是聚焦于该团体的核心人物沈子善（1899—1969）的功绩研究有了一定积累。[2]除此以外，以当时抗日战争的加剧，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背景，把“中书研”活动作为重庆书法史的一环而予以关注的研究[3]，把近现代书法/书学的科学化，以及把该领域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过程纳入视野来考察“中书研”活动的意义[4]等，这些研究皆有值得可取之处。
抗战后期，不仅政府要人，就连学术界和文化界的领军人物也接踵而至，聚集重庆，而此时作为国家总动员政策的一环，国民政府强化了各种学术和文化运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学术界和文化界领军人物就纷纷积极展开了横跨多领域的活动。到该学会创建为止，在全国各地积累起丰厚的书法/书学研究成果的精英学者云集重庆，大家齐心协力，把目标指向共创振兴书法/书学的研究环境。
但如上所述，“中书研”的实际运转与其说是由精英学者集体指导，倒不如说是全权交托给了沈子善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个人来指导，而先行研究也对沈在“中书研”所起的作用给予特别关注。尽管如此，本文还是把目光放在以沈子善为主轴的“中书研”的再探讨上，理由是：在众多精英学者云集的“中书研”中，为何最终会形成以沈子善为主导的结果？这一基本问题迄今尚未厘清。前面言及的战时迁都，以及为发扬传统而振兴文化这一他律性的外在条件的确是促使书法/书学专门学会设立的重要因素。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该学会的诞生当然起因于往昔书法/书学作为学问本身的存在方式。换言之，通过“中书研”使得书法/书学团体走向学会化的过程，反映出书学与其他学术和文化领域不同性质的一个侧面。因此，笔者预估，倘若把焦距对准沈子善个人的话，那这个特质就会更加鲜明地浮现出来。
综合以上几点，本文的目的首先是从以往书法/书学在中国学术和文化中的存在方式这一内在层面出发，对沈子善在“中书研”的设立及运营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加以探讨，并希望通过这样的探讨，厘清民国后期书法作为书学（亦即作为一学术研究领域）获得学术地位过程之一端。接下来在第一节中，对沈子善作为“中书研”的实质性主导者予以确认；在第二节中，从沈本人的研究经历，以及通过比较“中书研”与旧有书法/书学研究组织，考察沈目标所指的“中书研”作为学会组织的独创性。第三节则是探讨“中书研”主要成员针对书法/书学所持的各自立场，同时也把从中所窥的书法/书学在以往学术史中所处的位置纳入考察视野，对沈子善主导该会的必然性加以分析。
一、在沈子善主导下设立“中书研”
关于“中书研”设立经过的史料，先行研究中列举的《书学》杂志第1期所收《中国书学会成立记》（以下简称《成立记》）和《中国书学会近讯》（以下简称《近讯》）两篇报道文章值得关注。这两篇报道中提及关于“中国书学会”这个称呼的由来，笔者在本文最后予以详述，这里先概述一下两篇报道的概要。首先是《成立记》就以下事项作了相关报道：“中书研”的成立大会于1943年4月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行，有数十人参加。会议一开始，沈子善就“中书研”的筹备经过作了说明，接下来是许世英、潘公展、顾毓琇、顾颉刚、卢前等政府要人与著名学者致辞表示祝贺。此外，大会还通过了把3月2日定为“书法节”的议案等。而《近讯》则介绍“中书研”设立的动机就是眼下书法/书学研究的不景气，为此而召集到的“中书研”“发起兼赞助人”有150多人。除此之外，《近讯》还报道依据教育部指令，“中书研”会址设在重庆北碚一隅，沈子善为总干事，以沈为核心的“中书研”除了教育部委托的工作以外，也推动其他九项事业的实施等。
从以上报道中，可知通常人们似乎把“中书研”成立大会举办日期1943年4月视作该学会的设立日期，但这点需予以更正。《书学》第1期的“编后记”中，有“右纂书学论文凡十八编，溯自本会肇基伊始，即从事筹编新刊，迄与读者相见，前后历时盖六阅月矣”[5]的记述。如果说《书学》第1期（1943年7月）是在从该会设立并“经历了6个月”之后出版的话，那“中书研”的设立日期自然就是1943年1月了，而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中央日报》1943年1月25日刊载的题为《书学研究会 发扬特有艺术 积极从事各种研究》的新闻报道。[6]这篇报道以“中国书学研究会，为便利研究起见，拟将有关中国书学参考材料，尽量搜集……”开头，接下来除介绍“搜集”与书学研究相关的“材料”以外，也逐条介绍了学会将要开展的各项活动（关于这些活动计划与在《书学》杂志上表述的活动计划之间的差异，下文将予以详细比较和分析），由此可知，“该会成立后，先后拟刊行下列各种出版物……”因此，我们首先铭记“中书研”实际上在这个时间点已经设立，不是召开“成立大会”时诞生的。
另一方面，依据《成立记》和《近讯》两则新闻报道，沈子善以总干事的身份，在成立大会开头，就学会设立经过作了说明，由此可知他在学会筹备阶段（依据上述情形，推测在1942年左右）就已是核心人物了。以下，笔者列举几个能佐证此事的事例。
首先是《书学》第1期所载张宗祥的《与沈子善论书函》。《书学》杂志除了沈子善以外，朱锦江、商承祚也是联名主编，但在第1期到第3期上却介绍了几封几位著名人士给沈的个人信函。这本身就是显示沈对“中书研”乃至《书学》杂志影响力的一个好例证，而其中张宗祥给沈子善的书信《与沈子善论书函》（载《书学》第1期）中，有以下的记述：
计划草案中三代书法用笔云云，拟易为周秦篆隶，真迹罕睹，笔墨之制，异于近代……又书家传中，清代拟益张照、陈奕禧、姜宸英、包世臣、何绍基、张廷济、赵之谦（以二梁论，北梁亦有著录资格），写经一类，皆为墨迹，虽精品不多，用笔用墨，均可概见，似应特列一门。鄙见敬供参考。
以上所谓的“计划草案”可能指的是《“中书研”研究计划草案》，该草案经修订，最终出炉时，标题为《中国书学研究会研究工作计划大纲》（《书学》第1期所收录，以下简称为《大纲》）。张宗祥的书信除了对草案中“三代书法用笔云云”部分提出疑问以外，还建议增加清代书法家的名字，把“写经一类”单独作为“一项”而增设等。倘若把这些内容和以上《大纲》相对照，就会发现事实上《大纲》中没有相当于“三代书法用笔云云”的说法。关于《大纲》诸项目概要，参照表1的左列。[7]
从表1可知在《大纲》的“三、编辑出版”“乙、丛书”及“14.著名书家专刊”中，有张宗祥信函中所列的顺序和详细内容，并从“（四十六）陈奕禧”排列到“（五十一）赵之谦”，不过，可能相当于张照的这部分消失了。此外，“15.各地域之碑帖考证丛书”中，列有“辰、写经”一项。先暂且不管“三代书法用笔”如何，这里笔者想指出的是以下几点：即《大纲》中清代书法家的构成显而易见和张书信中的提议是合拍的，而在“碑帖考证”部分列入“写经”一项也与张要求增设“墨迹”一项的建议密切关联。也就是说，《书学》所刊载的《大纲》是沈子善起草原案，在吸收了如张宗祥那样的有识之士的建议后，经过多次修改，才最终成形。而且沈子善似乎不仅起草了《大纲》，还很早就开始琢磨发行《书学》杂志。为此，笔者从《书学》第1期刊载的商衍鎏《与沈子善论书函》中引用以下这段文字，以佐证此事，该信件当时和上述张宗祥的信函是一并刊出的。
叠奉七月廿五八月七日手教，敬悉毅力宏愿，提倡书学，极佩。征及鄙文，本应撰稿求正，但弟年来学殖荒落……
如上所述，第1期在1943年7月出版，因此“八月七日手教”指的是在这之前沈给商的书信。从这封信件中，我们知道沈子善是作为提倡“书学”的一环而恳请商衍鎏赐稿，而且在1942年这个时间点，他就已经在构思创办一个相当于《书学》那样的学术杂志。此外，《书学》刊载的各著名人士致沈子善的来函中，张宗祥和靳志的来函明确记述了沈子善征稿的主旨，而李白瑜鉴于其信函语焉不详，是否由于沈的征稿而投稿不得而知，但通过李信函上记述他打算准备好的稿件（在《书学》第2期刊出）[9]寄给该刊的话语，也可以知晓沈的主旨。从以上细节可知，沈子善从设立学会前一年开始，就已经在考虑创办一个学术杂志，并广泛向社会有识之士传递这一信息。
这样看来，显然沈子善个人在从《大纲》的起草到面向诸家征稿等“中书研”设立过程中的紧要环节都起了关键作用。但这里我们需留意的是以下几点：即《近讯》介绍的那九项活动计划与《中央日报》新闻报道所记述的“中书研”各项计划之间，以及与《书学》杂志所刊载的《大纲》之间彼此的整合性。对此，我们先来检视一下上述的表1，从中可知，首先显而易见的是《大纲》与《中央日报》的新闻报道中所记诸项计划，以及计划的细节都一致，甚至可以说这则新闻刊载时，这些计划几乎都已圆满完成。也就是说可推测《中央日报》这则新闻本身就是沈子善本人发的。另一方面，《近讯》所记各项计划活动的内容已大致具备了《大纲》的性质，这点与我们视为沈子善参与结果的看法不无矛盾。不过，《近讯》介绍九项活动的开头部分，如“（一）加入教育部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举行书展”和“（九）登记并介绍长于书法之人才”是《近讯》所报道的内容，尤其是第三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值得一考。
第三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的会期是1942年12月25日至1943年1月10日，“中书研”参与这届展览会再晚，也至少从1942年秋就开始着手制订参与计划了，但这就与上述“编后记”所说的“中书研”在1942年还处于设立过程中的内容有出入了。另外，该展览会上也有书法部门的展览。展览会上，除了沈子善的名字以外，也出现了马衡、靳志、商承祚、吕咸、戴季陶等“中书研”的发起人、赞助人及《书学》撰稿人的名字。[10]现阶段还不清楚他们是否通过“中书研”而有组织地参与全国美展，但从如上所述的该展之后“中书研”马上就成立这点来看，毫无疑问这个全国美术展览会至少是决定“中书研”设立的重要契机。
沈子善草书作品（出自江苏省国画院编《江苏省国画院典藏·沈子善先生书法作品特展专辑》图录，四川美术出版社，2019）
围绕1942年“中书研”设立的实际情形，后给《书学》第2期投稿的祝嘉在寄给《读书通讯》第60号的题为《怎样复兴我们的书学》（1942年2月）一文中，留下了以下意味深长的证词。
去年（三十年）又写成一部书学史，约二十万字……最近见报载渝市有书学会的组织，且定三月三日为书人节的话，但未见下文，未知进行如何?
在这段中，“去年”特意注上“三十年”（即1941年）并用括号标识，这些可理解为后来编者加的注。事实上，祝嘉的这篇文稿于1942年执笔，直到次年的2月才在《书学》刊载，就是说祝在1942年这个时间段就在某“报”上看到了一个叫“书学会”的团体，确定了“书人节”的新闻报道。但如《成立记》所述，实际上“中书研”是定3月3日为“书法节”，虽然“书人节”和“书法节”在标示上有微妙的差异，但祝嘉所说的“书学会”可判断为就是“中书研”。虽然现阶段笔者还无法断定祝嘉阅览的是哪家报纸，但《大公报》1943年2月27日所载“渝市点滴”栏目上，有“中国书学研究会定三月三日举办全国中等以上学校书法竞赛”的报道，毫无疑问，3月3日这个日期对“中书研”而言，是一个特殊日子。[11]
从以上的叙述，再加上祝嘉所阅览的报刊新闻报道，笔者推测“书学会”就是“中书研”之前的称呼，极有可能1942年学会就以这个称呼着手设立各项准备工作。倘若如此，《成立记》和《近讯》上所见“书学会”与“中国书学会”的称呼混淆使用也就可以理解了。总而言之，由于《近讯》提及了第三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因而《成立记》和《近讯》两则新闻在报道学会成立之前的信息上，有混淆现象，而能把这些琐事变成新闻报道的人物，想必就是沈子善。
二、沈子善的研究经历与“中书研”的独创性
在前章中，笔者就沈子善在“中书研”设立过程的关键事项上所起的主导作用，追溯到1942年夏天，阐明了同年年末举办的第三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可能是该学会设立的契机之一。事实上，虽然只是片言只语，但沈子善本人也留下了他引导“中书研”设立的证言。依据这份证言，该学会的设立是得到了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批准，也得到了国内书法家和书法教育家的赞同。[12]的确，《近讯》中也明确记载了教育部委托给该学会的工作，因此围绕着“中书研”的设立，也需对沈子善本人和教育部之间的关系予以关注。反过来讲，在1942年，以2月份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文化运动委员会举办的“文化界宣传周”为开端，而后“文化界总动员”这一大规模的政治宣传计划陆续出笼，并付诸实施。[13]这种形势也明显促进了教育部的态度，于是以提议举办第三届全国美术展览会这项活动为起端，使有识之士的提议和呼吁显著扩展到个别学术领域。比如，教育部音乐工作委员会在同年3月至4月之间开展的“音乐月”活动也成了4月5日设立“中国音乐学会”的契机。而把这天作为“音乐节”来纪念的这些团体并不都是官方组织的[14]，其存在方式恰好成为可供“中书研”和教育部之间关系仿照的一个先例。如上所述，沈子善早在同年夏天就给有识之士发去了具体征稿函，是因为他被开春以后各学会纷纷设立的机遇和气氛所触发。不过这里，笔者视为问题的是，为何沈子善处在一个他的提议能立即得到教育部批准的立场。为检视这一点，笔者先从沈的年谱[15]着手，概观一下他的履历。
东南大学（指1923年在南京创建的国立东南大学，并非现在的东南大学。该校前身是1902年创建于南京的三江师范学堂，后改名为两江师范学堂，在历经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时期之后，于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际，一部分学科并入南京大学，艺术学科则并入了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译者注）毕业，南京第四师范学校教师（1925），江苏省教育厅（1927），江苏大学区教育行政院（1928），南京女才中学实验小学校长（1930），镇江实验小学校长（1934），河南大学教育系教授（1935），复旦大学第一联合大学教授（1937），伴随复旦大学西迁而移居重庆（1938），《中国教育全书》编纂处兼任（1939），国立编译馆兼任（1940），伴随复旦大学南归而移居南京（1946），南京大学师范学院教授（1949），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1952）（以下略）。
从以上沈的简历中，我们不能轻易忽略以下这点，即伴随着复旦大学的西迁，沈子善同时兼任了《中国教育全书》编纂处和国立编译馆的工作。《中国教育全书》当时是作为国家级别的百科全书出版计划之一环而策划的出版物（实际上未能出版），其编撰在教育部经费资助下，迎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为总编，沈也是其中一个主要编委。[16]国立编译馆原本是掌管教科书的审核以及与学术和文化相关翻译的部门，但在1942年《中国教育全书》编纂处和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合并后，陈立夫也担任了国立编译馆的馆长[17]，成了沈子善的直属上司，于是沈得以和教育部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沈子善参与《中国教育全书》编纂的直接契机是什么，目前不得而知。不过，沈能参与其中的一个有力因素是如下的事实，即他以“特约编辑”的身份，参与了《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教育部《教育年鉴》编辑委员会，1934）的出版计划。[18]该年鉴是广泛收录当时与文教相关活动的报告书，沈子善参与的具体实际情形不明，但他此时正担任小学校长，故极有可能提供了与初等教育相关的信息，或担任与此相关条目的撰写。不过鉴于以上情形，我们须铭记以下几点，那就是首先这个年鉴连社会教育学领域的主要学术团体概况都收录了；其次是从围绕“中书研”的人脉关系图，不难揣测后来在该学会设立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沈子善从这些学术团体中获得了很多启示。因此，可以说至少参与编纂《中国教育全书》时的沈子善，是被赋予了可俯瞰诸多学术领域能力的人物，其肇端始于参与以上年鉴的策划与编撰工作。
接下来就沈与“中书研”的关系而言，沈一开始就参与了1933年设立的“中国教育学会”事务工作。可能是鉴于时间上的缘由，上述年鉴没有收录该学会，但其被视为中国首个正式学会。[19]然而，其会章中提及的会务之一《发刊教育书报》从一开始就没有编辑过，起因是商务印书馆和刚创办的正中书局（1931年由陈立夫创办）等出版社积极出版了教育学相关的专著和杂志（如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正中书局的《教与学》等）。沈从此时开始就积极投身于教育学领域的文笔活动，及至各出版社竞相出版教师用研究及指导丛书之际，他还承担了以学校行政和公民训练为主题的书籍编著工作。[20]除此之外，还确认沈也频繁向学术杂志投稿，尤其是在1936—1937年这段时间，沈在上述《教与学》杂志上集中发表了很多论文。[21]
如此看来，沈子善既拥有与教育部直接相关的人脉关系，也能得以从大局俯瞰并掌握学术界各种动向，故而在“中国教育学会”这一个别学会的场合，从设立当初就以会员身份加入，并担任教育学领域学术丛书的分册撰稿人，同时也积极向专业杂志投稿，这些都在“中书研”的设立派上了用场。换言之，有必要在这里大书特书的，就是沈子善作为“中书研”设立中之际立刻就能派上用场的人才，早已具备了丰富的实践和研究资历。尤其是从《大纲》表述得非常具体的“编辑出版”计划之周密性这一点来看，不难想象这些都反映出沈在教育学方面的文笔活动和投稿经历。但就《大纲》中的“甲、书学杂志”这一条目而言，笔者认为沈是从岭南大学出版的《书学杂志》，或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书道月报》（指的是《书道全集》，平凡社没有发行过《书道月报》——译者注）中得到的启发，他视为范本的内容终究只限于书法/书学这一层面。包括这点在内，在本章后半部分，笔者通过对比先行研究中提及的组织和社团，着眼《大纲》所构想的“中书研”的方向性问题，来探讨该学会如何迈步前进。
首先，关于岭南大学出版的《书学杂志》，笔者孤陋寡闻，到现在为止一直不知其存在，得赐精通近代中国书法/书学相关出版物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祝帅的指点才知晓，不过祝氏也没有见过这份杂志。他告知笔者，极有可能是沈子善把邻近的广州大学“书法研究会”出版的《书法研究》误认为岭南大学的《书学杂志》。广州大学“书法研究会”及其《书法研究》是以该大学的麦华三（1907—1986）为主心骨而组织编辑的一份杂志[22]，不可思议的是，该杂志连载了被视为出自麦华三之手的《书法学研究大纲》。现在，《书法研究》这份杂志整卷本没有遗留下来，只有部分卷号尚存，因此，目前只能阅览到《书法学研究大纲》一部分内容。[23]即便如此，也可发现这个《书法学研究大纲》很重视作为研究对象的书法家和书法作品的体系化，但未能阅览的部分文章是否也如“中书研”《大纲》那样，提倡有组织地出版刊物，以及是否在“推广事业”栏中所见那样，对有组织的人才培养给予过关注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目前尚存疑问。
本来，属于大学的一个研究会打出这样的《书法学研究大纲》，并作为单独刊物面向社会各方发布其信息，实属罕见。另一方面，以大学为单位而组织的书法研究会在近年的研究中，其实际情形得以厘清，研究有了飞跃性的突破。依据祝帅的观点，北京大学的“书法研究会”（也称“书法研究社”）从1917年年末就开始活动，除了校长蔡元培以外，参与“中书研”的沈尹默也在该社团中发挥了主导作用。[24]此外，在20世纪20年代，清华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的“教职员书法研究会”尤以梁启超的讲演“书法指导”而知名于世。[25]到了20世纪30年代，亦有报告说上海的大夏大学也成立了“书法研究会”。[26]但是，这些研究会都没有像广州大学的“书法研究会”那样，拥有自己的专门杂志，况且也没有把研究《大纲》化的意图。
另外，倘若我们把目光从大学转向民间的社团组织，也几乎见不到在这之前有过特别强化书法/书学研究的社团。由于右任等人组织的“标准草书社”以及和该社团关系密切，刊行了《草书月刊》的“草书书社”都限定在以普及草书为目的的活动上，并不把主旨放在振兴书法/书学本身。[27]再往上追溯，西泠印社也是把重点置于以篆刻家、书画家为核心的实际创作的社团，可视作是清末以来盛行一时的“书画”未分离的各种书画会的同类团体。[28]倘若我们俯瞰一下以上从书画社团到大学书法研究会的整个流向，可知“中书研”在打出了相应《大纲》的同时，作为一个学会，也获得了与邻接各学术领域并驾齐驱的地位，这本身堪称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飞跃性进步。
在这里，针对前面言及的《大纲》的“编辑出版”计划之周密性，若再附加几句话，那就是该“编辑出版”计划除了研究领域覆盖面之广以外，如表1《近讯》中的“(四)(五)”特记“编制索引”一项所见，还具有其期盼为广大研究者提供裨益，也就是说要完善研究环境的一个层面（事实上，沈子善确实在《书学》杂志上连载了《中国书学论文索引》）。《大纲》中的“设备及搜集”这一栏本就是为了完善研究环境的一环，这个想法或许有可能是从相邻的学会那里得到了启发。不过，先行研究中，有高度评价沈的公民教育思想的倾向[29]，沈把学会看作是作为一介公民，同时亦作为一介研究者的“公共精神”之体现场所。这点确凿无疑，而且这点也是旧有书画社团和大学书法研究会中所无法见到的“中书研”的独创之一。
三、从多领域共享的副修专业到主修专业
以上，从沈子善在教育学专门学会的个人体验及其见识中，分析了“中书研”设立的主要因素。但以上只是从书法/书学的外部来论述书学，接下来就本文主旨之一的书法/书学本身之存在方式，将在本章予以探讨。无须赘言，沈子善本人当然具备了研究书法/书学相应的丰厚学识（见图），而且如上所述，当沈征求张宗祥等有识之士对《大纲》起草的建议时，也是以沈在书法/书学上的素养为前提。关于这点，沈的儿子证明其父从河南大学时代开始，就每天夜以继日地临摹法帖[30]。且依据沈自身的证言，民国十三年（1924）、十四年（1925）左右，亦即在其南京师范学校时代，他就与学生们创建了研究书法的场所，还把与书法相关的论文提交给了当时的日本领事[可能是林出贤次郎（1882—1970）]。[31]沈除了在《书学》杂志刊载前面言及的论文索引以外，还给该杂志投了《学书提要》《孙虔礼书谱序注释》等论文。不过，这类书法/书学研究业绩，在人才济济的“中书研”，任谁都能具备，仅为这点，也不可能给沈子善以特殊待遇。那沈与参与“中书研”的各位人士在书法/书学研究上的差异究竟是什么呢？
为检视这一点，首先有必要确认一下“中书研”主要的成员，尤其是找出能对学会的设立作出贡献的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员，以及有实力的书法/书学研究者。表2[32]就是基于《书学》杂志刊载的论文稿，并按照这些论文撰稿人的出生年顺序而制作的，撰稿人都是大学教员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
浏览一下表2，首先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几乎所有大学教员都是书法/书学以外专业领域的人士，亦即他们都拥有别的主修专业，其主修专业涉及相关的各个领域。换言之，几乎任何一位教员都可确定是属于以书法/书学为副修的群体，但他们的主修专业是如何延伸到其他领域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详情。
参照表2中他们的主要著作及其所属学会，首先以广义上的文学为专攻的是柳诒徵、张宗祥、沈尹默、胡小石、潘伯鹰、卢前、游寿等人，史学和考古学领域的有马衡、陈公哲、戴季陶、商承祚等，经学方面有马宗霍，美学领域有宗白华，心理学领域有高觉敷、萧孝嵘等人。其中以传统的所谓“文、史、哲（经）”为主要研究领域的以上各家，例如马衡，其特征就是兼任古籍、考古学、艺术史等多个学会之职，亦精通其他领域的学问。正因为这种以“文、史、哲”为传统学问的跨学际性，才使得以上各家都擅长书法及书学。而张宗祥和马宗霍的专著就是典型例子，胡小石刊载于《书学》杂志上的文章也是依据他在金陵大学的书学讲义。另外，马衡也经常给当时的报纸杂志投稿，阐述书法作为美术的意义。[33]
这些事情唤起了书法/书学之独立价值的论述，作为对书法/书学是“小道” “文人余技”等社会一般观念的克服，这些论述在包括沈子善的《大纲》在内的先行研究中均得到了高度评价。[34]的确，我们不能忽视书法/书学是末端技艺这一社会一般观念是从清朝承续下来的观点，何况本文要论述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一般观念如何给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书法/书学带来讨论，以及给大学教员中为何“缺席”以书法/书学为主修专业的人士这一问题所带来的影响。当然，这些或许是源于以下几个大问题，即近代科学体系没有把书法/书学作为一门学科给予明确的定位，以及“美术”把书法/书学从其领域中切割出去等。但也必须看到，其实在这之前，中国本身清朝以来书法/书学的存在方式，也给当时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在对待书法/书学的立场上投下了阴影。
关于这点，我们回顾一下沈子善本人，正如他主修专业是教育学，副修专业是书法/书学所示，可见他基本上和以上各家处于相同立场，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讲，以书法/书学为副修的大学教员，看起来似乎助长了他们主修领域的多元化。尽管教育学和书学是两个不同领域，但本文还是把这两个专业看作是沈的主修领域。反过来也可以指出的一点，那就是把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立为基础学科后而确立起来的跨学科性[35]，这种跨学科性在“相对化”“各专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促使人们对这些专业有了“心理认知”[36]，使得这些专业不被置于与其他诸学术领域单纯并列的关系中，从而保持它们的独立性。正是出于这些原因而相对化的中国传统“文、史、哲”等学问的主修和副修关系，教育学这个专业无法直接对这些专业进行干涉了。[37]问题在于以下这一点，即沈子善在这些传统学问中，只有在书法/书学这一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他的研究范围中，毫无疑问书法/书学是其主攻方向。
关于沈子善书法/书学主修化的倾向，应该说是表2中，唯一以书法/书学为专业领域的祝嘉的立场给了他很大启示。当时是图书馆职员的祝嘉如《书学》杂志所载论文所示，强烈呼吁在大学开设独立的书法/书学学科或讲座。此时，前面言及的麦华三赴广州大学做助教，他的《古今书法汇通》（1939年序）也已脱稿[38]，他主导广州大学的“书法研究会”是怀抱着和祝嘉一样的志向。另外，在北京，书法家丁文隽（1905—1989）也撰写了《书法精论》（1939），开始在书法/书学领域声名鹊起。[39]祝嘉和沈子善同年出生，而麦华三和丁文隽也只不过比沈、祝两人小几岁，这绝不能说是偶然。关于他们这一代的学问理念，需要认真细致地加以探讨，不过我们不难体察，在青年时期体验过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这一代人，是敢于去克服传统学问中的陈规陋习的。沈子善也属于经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生代，他和麦华三一样，是以书法/书学为主修领域的非常稀见的大学教员。倘若他们把振兴自身擅长领域的书法/书学作为自己首要任务的话，那针对与此相对应的专门学会迟迟不能设立的情形，自然就会切实产生把这个问题看成是自身问题的动机了，而沈子善能主导“中书研”这个学会的关键亦在于此。
不过，上述内容中提及了沈子善所谓的平凡社《书道月报》这一资料，无疑就是该社出版的《书道全集》（即平凡社在1930—1932年间出版的一套书学丛书，非定期发行的杂志，全27卷，时间上横跨商周至清代，空间上包括中国及传播至日本、朝鲜半岛的书学，内容包括中国各种书体、日本假名，乃至中国古代的书谱及印谱——译者注），而我们不能轻易忽视以下这点，即事实上，在表2中，无论是祝嘉的《书学史》，还是麦华三和丁文隽的专著，均列出《书道全集》作为参考文献和先行研究。[40]不仅如此，麦华三还就《书道全集》的出版叙述道：“既感到喜悦，亦感到惭愧。”祝嘉也在提及以《书道全集》为首的日本出版的与书法/书学相关的著作时，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危机感，说：“数十年后，意欲做书法研究者，需赴日留学了。”[41]这些言辞显示出《书道全集》对他们来讲，是必须超越的对象，同时也是促使他们专心致志于书法/书学研究最重要的因素。
结语
以上，就“中书研”在沈子善强有力主导之下设立的主要因素，本文追寻了沈在该会设立之际的具体事迹，以及他本人的研究经历，并把沈与“中书研”其他主要成员的比较作为重点进行了探讨。沈主导的要因就是，一方面，是来源于他教育学专业的学会设立体验，以及他本人与教育部之间的人脉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也许要铭记的一点，就是沈在这个时期是以书法/书学为专业研究的极其罕见的大学教员。而此时，以“文、史、哲”等中国传统学问为主修，以书法/书学为副修的人士在大学占据支配地位。不过以书法/书学为研究领域的新生代出版了专著，开始崭露头角，书学也从多个领域共享的副修转型为主修，其地位有了很大改变。沈子善主导“中书研”既象征性地体现出书法/书学这一领域所处的时代趋势，同时也体现出他的行为是受战时体制下的一种特殊学术振兴政策这一外在要素的影响，立足于书法/书学自律性展开的。
如上所述，先行研究是把“中书研”的设立看作是关于学科形成的问题，主要以当时撰写出版的书学理论为材料而反复进行考察。针对这一点，本文着眼于学者和研究者所从事的专业研究领域，意欲一窥作为学会而存在的“中书研”的一个新层面。本文以中国传统诸学术重视相互之间的跨学科性这一倾向作为切入点，不仅在探究书法/书学领域上，而且在探究与这些学术领域相对应的各种学会的动向上亦取得了相应的效果。不过，本文对这些相关学会动向的探讨还不充分，笔者把这点留作今后的研究课题。
另外，顺便提一下，“中书研”的活动，包括《书学》杂志的刊行，事实上在抗战结束后不久就告终结。终结的理由据说出于各种因素[42]，但主要还是因为“中书研”主要成员都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单位，成员之间的关系因此而疏远。换言之，除了因迁都而带来的人员聚集，以及基于国策而引发的学会设立热等这些外在因素以外，恐怕还有难以克服的由沈子善个人主导的学会运营常态、学会没有保持作为学会应有的求心力等因素吧。针对这个问题，笔者今后不仅把“中书研”，也要把先行研究拿来与“中书研”作比较的“中国书法家协会”[43]也列入研究议程之内，展开更为详细的探讨。
作者附记：笔者撰写本文之际，曾得到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祝帅，公益财团书坛院、台湾大学研究生院黄丽嘉，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卓志云，筑波大学研究生院人间综合学术院沈伯阳等的热心指点与大力协助，在此深表谢意。本文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资助的研究项目（JSPS科研费JP17H02291）成果的一部分。
译注：本文译自作者刊载在《书学书道史研究》第32期（2022年10月31日出版）的论文，为方便中文读者阅读习惯，征得原作者同意，对文中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卒年及图片作了补充，也对正文注解编号及表格位置作了适当调整。另外，也按照国内出版规定，包括杂志名称在内，原文中的日本或中国旧体汉字均改为目前大陆通行的简体汉字。
注释：
[1]在“中书研”相关的先行研究中，有文献把“中书研”称为“中国书学会”，不过，本文依照《书学》杂志版权页上的编辑人员名单，把“中国书学研究会”视作该会正式名称。关于这点，本文第一节有详细叙述。
[2]关于沈子善的研究，以王道云主编的《沈子善研究》(《书画艺术》1999增刊)为最基本文献(笔者阅览该书，得到了卓志云协助)。除此之外，也请参照《书法之友》2003年第3期特辑报道文章(朱兴邦、冯仲华、南石等学者的论说等)，以及孙洵、朱兴邦《书法教育家沈子善与〈书学〉杂志》(《书法》1998年第4期)；朱兴邦《沈子善——现代书法教育的前驱》(《中国书法》1999年第5期)；崔树强《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兼论抗战后期书法的历史意义》(《中国书画》2003年第9期)；吉德昌《春风化雨 德润书教——试论沈子善先生对现代书法教育的贡献》(《书法教育》2019年第1期)；王宜早《中国现代书法史上的沈子善》(《江苏地方志》2021年第5期)等论文。
[3]参照陈振濂《社团组织：重庆》(载陈振濂《现代中国书法史》第13章第2节，河南美术出版社，1993)；廖科《抗战时期的重庆书法教育初识》(《书法研究》1997年第2期)与《历史的沉淀——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书法述评》(《书法研究》1999年第2期)；廖科、范国明《战时陪都重庆书法史略述》(《中国书法》1999年第11期)；龙鸿《陪都书法论》(《重庆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龙红、姜贤俊《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书法艺术发展简论》(《艺术探索》2011年第6期)；朱玲玉《抗战时期重庆书学史理论文献研究》(《中国书法·书学》2018年第6期)等论文。
[4]徐清《“科学主义”、“整理国故”与20世纪前半叶的书学反思》(《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乔志强《报刊杂志与20世纪前期的书学》(《书法赏评》2009年第1期)；祝帅《在“科学”与“书学”之间——20世纪前期中国书法理论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学术反思》(《美术观察》2012年第7期)；杨晨《从二十世纪前期的“科学观念”看古今书法教育之别》(《书法》2018年第9期)；王潇《现代性转换中的“书法学”理论构建》(《大学书法》2020年第4期)等。
[5]《书学》杂志文本依据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民国书画金石报刊集成》(影印版)。
[6]《中央日报》数据库，收入爱如生中国近代报刊库。关于中国近代报刊库的检索，笔者得到了黄丽嘉和沈伯阳二人的协助，在此表示谢意。
[7]但在《大纲》中，在“一、设备及搜集”中，有“关于研究笔墨纸之专著与论文”相关条目；在“二、研究工作”中，也有“关于书法应用工具之考证与研究”相关条目。
[8]笔者在表1左栏列出了《中国书学研究会研究工作计划大纲》(载《书学》第1期)中所记载的各项活动(部分有省略)，划线处表示这些活动与《中央日报》1943年1月25日有关“书学研究会”报道文章所记述的有重复。此外，为与左栏的《研究工作计划大纲》相对应，笔者同时在右栏也标出了《中国书学会近讯》(亦载《书学》第1期)所列举的(一)至(九)的各项活动内容，“□”表示字迹模糊，无法辨认。
[9]沈子善给靳志和李白瑜的尺牍分别以“函札(二)”和“函札(四)”刊载在《书学》第2期上。
[10]参照《中央日报》数据库(收入前揭注[6]爱如生中国近代报刊库)1942年12月25日的报道《教育部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特刊》中的“展品目录·书法”项。
[11]参照《大公报》数据库(收入前揭注[6]爱如生中国近代报刊库)。此外，关于这次竞赛的详细情形，《书学》第2期刊载的《中国书学研究会举办全国国立中等学校书法竞赛》中有详细报道。
[12]在少川《书学家沈子善先生访问记》(《嘉陵江日报》1944年11月19日，后收入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中，作为沈本人的话，有“我曾草拟书学研究计划呈送教育部，因陈部长之批准，与国内诸书法家及教育家之赞助，遂有书学研究会之成立”的叙述。
[13]关于这点，参照郝明工：《文化界总动员》第6章，载郝明工《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化》，商务印书馆，2016。
[14]关于中国音乐学会，参照《中央日报》(前揭注[6]爱如生中央日报数据库，1943年4月6日报道《中国音乐学会成立》)，以及前揭注[13]郝氏著作第8章《为自由生活而创造》。
[15]南石《沈子善年谱》(收录前揭注[2]《沈子善研究》，后在前揭注[2]《书法之友》杂志上再度转载)。据说这个年谱依据沈子善自订的年谱而撰，但笔者未见自订年谱。
[16]参照倪海曙：《关于百科全书》，《辞书研究》1985年第4期。
[17]参照胡喜云：《国立编译馆在北碚》，《书屋》2019年第12期。
[18]参照《本年鉴编审编纂人员一览》(载前揭注[17]胡喜云《国立编译馆在北碚》)。此外，在该书收录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编纂经过》中，有“又于廿一年十月加派黄君问歧为副主任编纂，另由编纂委员会函聘邰爽秋……沈子善……诸先生为特约编纂”（引用文字依据《民国史料丛刊》九七四的翻印版；大象出版社，2009）的记述。
[19]依据《申报》1933年1月30日的报道文章《纪第一二日，中国教育学会》(载前揭注[6]中国近代报刊库收录的《申报》数据库)。陈出席了该学会设立时的大会。关于该学会的设立情况，参照张礼永：《“教育学危机”与大学教育学者的应对—民国时期中国教育学会成立之考述》，《高等教育研究》2013年第5期。另外，在《第二次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37；载前揭注[18]《民国史料丛刊》九七八，翻印版)第6编第4章第2节“教育学术团体”的开头就把该学会列在榜首。
[20]从《申报》(根据前揭注[6]中国近代报刊库收录的《申报》数据库)收录的出版广告中，可知由沈子善编著、与教育学相关的主要书籍有《小学公民训练实施方案》(中华书局，1934)；《小学公民训练之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35)；《小学行政》(正中书局，1935)等。
[21]与前揭注[20]一样，《申报》上的“教与学”广告栏上所见沈的投稿论文，根据笔者的确认，以《小学应如何实施国防教育》为首，总共有8篇。
[22]关于该杂志的概要，参照前揭注[4]祝帅《在“科学”与“书学”之间—20世纪前期中国书法理论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学术反思》。
[23]目前能确认到的《书法研究》只有第6期及第7期、第8期、第9期合订本(见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第11辑；笔者在检索该数据库之际，得到了卓志云的协助)。麦的《书法学研究大纲》在上揭期刊第2期上，以《二续》《三续》标题连载，而且连载部分为“人”和“物”两项，并分别列举了各自的研究对象。就是说至少在笔者确认过的范围内，无法窥测到《大纲》所见的“中书研”作为一个学会组织的活动计划。
[24]祝帅：《学术史视野中的“北大书法研究会”——以蔡元培和沈尹默的书法活动为中心》，《美术研究》2012年第2期。
[25]关于梁启超的讲演概要，参照金玉甫《梁启超与中国书法》第一章第二节“三、书学著述”（河南美术出版社，2010)；祝帅《岭南诸家与早期书法批评的生成——以梁启超、麦华三、张荫麟为中心》(《美术学报》2014年第2期)等。
[26]关于大夏大学书法学会，参照前揭注[4]王潇论文《现代性转换中的“书法学”理论构建》。
[27]目前对“标准草书社”的研究有一定积累，祝帅在最近出版的题为《社团、报刊与展览：民国时期新兴书法活动的传播空间》(《艺术学研究》2021年第5期)的论文中，从一个侧面勾勒出该社团作为一个“准书法社团”的性质。
[28]关于西泠印社作为书画社团之特征，参照拙著《近代中国的书法文化(近代中国の書文化)》(筑波大学出版会，2009)第1章。
[29]于玲玲：《沈子善公民教育思想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30]沈南园、沈玉玲、沈西园、沈封园、沈玉龙《怀念父亲》(载前揭注[2]《沈子善研究》)。
[31]参照前揭注[12]少川的新闻报道。
[32]表2是笔者从《书学》杂志撰稿人中，抽取到该杂志停刊为止时的大学教员等从事教育的人物，或出版过相关书学著作的人物的基本信息，并依照撰稿人出生年顺序而制作。左栏的现职表示该杂志停刊之际(或停刊之前)的职务，也适当补充撰稿人在此之前的职务。右栏的著作和学会等只包含各个撰稿人在同时期的主要业绩，且只限于出现在如下参考文献中的业绩：刘延涛编《民国于右任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柳曾符：《柳诒徵年谱简编》，载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马思猛：《马衡年谱长编》，故宫出版社，2020；郑绍昌、徐洁：《国学巨匠——张宗祥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郦千明：《沈尹默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谢建华、周勋初：《胡小石先生年表》，载南京博物院编《胡小石书法文献》，荣宝斋出版社，2008；商志、吴伟鸿：《香港考古学发展史简论(上)》，《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高醒华：《高觉敷传略》，《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秋竹：《马宗霍》，《求索》1983年第5期；林同华：《宗白华年谱简编》，载林同华《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刘迪：《萧孝嵘：探索心理学研究中国化之路》，《文汇报》2021年8月9日；辛颖：《抗战期间艺术考古学第一重要发现——杨家骆组团考察大足石刻始末》，《大众文艺》2020年第24期；叶叙玄：《祝嘉年表》，《中华书画家》2015年第1期；李志贤：《潘伯鹰年表》，载《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潘伯鹰》，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蒋频：《商承祚的得与舍》，《美术报》2017年9月9日；李立明：《卢冀野》，载李立明《现代中国作家评传》，波文书局，1979；栾继生:《游寿先生传》，《书法赏评》2007年第2期；《中国考古学会之发起》，《申报》1933年3月29日；《教育部影印四库全书选目已决定选目委员会》，《申报》1934年1月8日；《章氏国学讲习会》，《申报》1939年1月16日；《国立礼乐馆全貌动态》，《申报》1946年1月17日。
[33]参照马衡：《中国书法何以被视为美术品》，《社会教育学季刊》1942年第1卷第2期；马思猛：《马衡年谱长编》。
[34]参照孙洵《尊崇传统，弘扬书学——论沈子善教授与书法艺术》，载前揭注②《沈子善研究》、前揭注②崔氏论文以及前揭注④杨氏论文。
[35]关于教育学的确立及该领域给临接学术领域所带来的影响，参照增渕幸男：《教育学的科学性(教育学の科学性)》，载增渕幸男《教育学的论理(教育学の論理)》第1章第1节，以文社，1986；中内敏夫:《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基础概念及方法(教育学の研究对象と基础概念および方法)》,载中内敏夫《教育学第一歩》第1章第3节，岩波书店，1988等。
[36]比如，关于教育学中的教科内容学作为广义的教科教育学，与其他专业领域相对化这一点，参照竹村信治：《教科内容学的建构(教科内容学の構築)》，《日本教科内容学会誌》2015年第1卷第1号。
[37]与教育学一样，可以说心理学这一领域在当时的中国也不被视作与中国传统学问具有同等地位。另外，关于表2的高觉敷、萧孝嵘，他们并未拥有沈子善那样的书学专业成就，故很难把他们两人视为书学专家。
[38]该著作在出版之前被劫持到日本，后以芳贺雄翻译的题为《中国古今书法通史(支那古今書道通史)》(大阪屋号书店，1942)的日文版形式在日出版。其出版经过，可参照梁鼎光：《一代宗师 百世流芳——岭南书法名家麦华三诞辰百周年祭》，载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编《岭南墨妙纪念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19。
[39]依据贾诚隽《书论精通品亦高——读〈二十世纪京华名人遗墨〉忆丁文隽师》(《书法世界》2003年第10期)，丁有一段时期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书法，在北京大学教授佛学，不过他基本上还是以书法家身份教授书法为生计。
[40]《书道全集》分别被祝帅前揭注[4]论文中的“附录二、引用书目”，麦华三著作(芳贺译)中的“序言”，以及丁文隽著作中的“下编 取法第八 附识(三)”所提及。
[41]参照前揭注[4]祝帅论文《在“科学”与“书学”之间——20世纪前期中国书法理论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学术反思》。
[42]参照前揭注[30]沈氏诸子的纪念文章《怀念父亲》(载前揭注[2]《沈子善研究》)。
[43]参照前揭注[2]崔氏论文《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兼论抗战后期书法的历史意义》及前揭注[3]陈氏论文《社团组织：重庆》(载陈振濂《现代中国书法史》第13章第2节)。
［（日）菅野智明，筑波大学艺术学系教授，书法家，日本中国文化学会会长、书学书道史学会常务理事。范丽雅，日本东京大学博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共同研究班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