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墙具有围合分隔的作用,在墙和房屋的围合下,可以形成最具中国特色的院落空间,自有天地。在这里墙不仅隔绝了尘嚣,也区别了内外。标准的北京四合院中,倒座院和内院之间的墙把客人礼貌地挡在主人的生活空间之外。墙的围合作用是针对院落而言的,院落对外封闭,但院中的建筑物基本上都是轻盈而开敞的,建筑中的墙只作为槛墙和山墙使用,另有享、榭等建筑则完全没有围合构件,这一切都以院墙的封闭和保护为前提。
墙另有防火的功能,这在以木构为主的中国建筑中尤其得到重视,清代康熙年间重修的太和殿时,在其北侧加建了一道墙,就主要出于防火的考虑。皖南民居中常见的封火山墙,也主要起防止火势曼延的作用。
其次,墙的精神功用和象征意义也许比实际的功用更大。在一个相对封闭的重重围合的环境中,可以带来一种非常稳定的向心感觉。长城把北方的蛮夷阻挡在天朝之外,都城的外城城墙保卫着首都的安全,皇城的城墙包容着太庙、社稷坛和政府衙署,再内的宫城的城墙围合着帝王的朝寝空间。在城墙和城墙之间则充斥者无数同样用墙围成的邸宅和寺观等等,这种环环相套的空间结构 ,诚如朱文一先生所言,表现出了一种“自相似性”[1]。
从“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和“内之为城,外之为郭”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墙所分隔的绝非仅仅是空间,同样也划分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墙的分隔下,城市与乡村,僧道与世俗,帝王与臣民,贵族与百姓,彼此均壁垒分明。而帝王的宫禁则是整个社会中至尊无上的最核心部分。中国帝王的威严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其宫城封闭性和隔绝性表现出来的,在明清故宫中,除了紫禁城的城墙之外,宁寿宫、慈宁宫、东西六宫等不同的宫寝院落还拥有自身的围墙,形成深宫内院的幽邃景象。由此红色的宫墙为紫禁城最本质的要素之一 , 也是封闭空间最有效的手段。
很显然,墙在中国建筑的礼制和等级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墙的发达带来了门的兴旺,门实际上是人的流线与墙的必然的交点,往往与墙密不可分。紫禁城南部的空间从天安门至端门、午门、太和门直至乾清门,附会了“三朝五门”的古制,也充分展现了皇朝神秘的天威,对此17世纪末来访的俄国特使深有感触,在其使华笔记中详尽记录了他们穿过重重禁门的经过和感受[2]。这一空间序列是通过墙与宫门、殿宇共同完成的。在中国古代建筑群中,主建筑物往往隐藏在内院里,而不象西方那样直接以主立面面向开放的广场,对外人只能通过其墙垣的高度和大门的形制来判断建筑及其主人的等级高低。墙面的色彩也是显示等级的重要手段,明清的北京城只有宫殿、坛庙等重要建筑的围墙才能饰以红色,而其余大多数建筑只能是灰色墙面。
《墨子·辞过》中曾说过:“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体。”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墙的隔绝作用同样出于社会规范的需要,尤其是束缚女性的工具。
其三,我们不可忽略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建筑中的墙无疑还具有很高的审美功用。等级高的建筑通常在大门两侧做成“八字墙”的形式,成为别致的处理手法;紫禁城角隅的城墙上筑有角楼,彼此相得益彰,极为优美;许多城市的城墙的形状往往也富有变化,如西安明代城墙一隅的圆形角台,颇有趣味。
明代以后砖的普及带来了硬山建筑的兴起,在许多民居中,山墙也是装饰的重点所在,可以有马头墙、观音兜等许多做法。
由于墙的面积较大,很多建筑的外观色彩主要通过墙面和屋顶来表现,无论是“红墙碧瓦”、“粉墙黛瓦”还是“灰墙青瓦”,都是和谐的视觉效果。
照壁和屏风可以被视作墙的片断,从皇家园林北海的九龙壁到普通四合院中的座山影壁,它们都是装饰的重点,其屋顶可以采用庑殿、歇山、悬山或硬山等不同形式,基座常用须弥座,壁心可雕各种纹饰,极为丰富。
墙的审美功用更多表现在空间意境的创造上。墙的特点正契合了中国艺术对于含蓄、幽远的追求。因此在园林中,墙是最重要的造影手段之一。童隽先生认为:“墙则吾国园林不可或少……园之四周,既筑高墙,园内各部,多以墙划分。”[3] 一方面“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墙可以成为经营“壶中天地”的屏障;另一方面“庭院深深深几许”,空间的变化多依靠墙的划分。园林中的墙以白粉墙为主,另有版筑墙、乱石墙、磨石墙等,园墙既可以作为映衬山石或花木的背景,还可以开各种形状的门和漏窗,也增加了空间的层次和借景、对景的变化。在苏州园林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利用墙的穿插、开阖、引导、遮蔽、框景来营造独具韵味的空间趣味的实例(图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