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 | 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进展述评

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进展述评（2020-2022）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于2020至2022年间国内外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研究成果。其中，中文资料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以及笔者收集到的专著、论文集、报告等；外文资料来源于Web of Science和SCOPUS，以及笔者收集的专著、论文集等。中国知网文献的检索时间为2023年8月3日，检索范围为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间该平台《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会议论文库》《中国学术辑刊数据库》中的文献，本次检索的条件设定为“主题=海上丝绸之路考古”或者“主题=沉船考古”或者“主题=外销瓷”，检索后获得249篇文献，手动剔除这些文献中的资讯、重复及不相关者，最终得到221篇研究成果。外文文献则是在2023年8月5日检索了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检索范围同样为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间，条件设定为“主题=Maritime Trade” 或者“主题=Marine Trade” 或者“主题=Maritime Silk Road”，之后再用“研究方向=archaeology”这一条件对所得文献进行精炼，获得文献126篇。在手动剔除其中不相关文献后，最终得到研究成果35篇。然后，以同样条件在SCOPUS中检索，对比Web of Science所得文献后，两个平台共获文献43篇。此外，本研究还通过实体书和电子图书购置的方式，收集到符合条件的中外文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主题图书30余部。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和2021年间全球范围内有关海上丝绸之路主题的考古项目有所减少，但是随着疫情的消退和防控措施的调整，考古工作数量逐渐增加，例如2022年我国就连续实施了长江口二号清代沉船的整体打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发掘、南海西北陆坡沉船考古调查等重要考古项目。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研究却未受到影响，考古资料刊布与研究成果发表甚至在数量上持续增长。研读和分析本次收集到的文献可知，近三年来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发现与研究主要围绕五个相关主题展开，分别是考古新发现、贸易物品研究、沉船考古研究、港口与航线研究、区域与贸易模式研究。

（一）考古新发现

以实际工作时间划分，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考古工作可以分为新发现介绍和新资料刊布两类。前者指的是见诸大众媒体或者网络报道的在2020－2022年间实施的考古项目；而后者则是2020年之前已开展相关工作并于本研究时段内公开发表的考古资料。无论上述哪种类型，海洋中的沉船以及陆地上与海洋贸易活动相关的遗迹、遗物的研究最为常见。

据不完全统计，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在2020至2022年间组织了对福建省海坛海峡、古雷半岛、厦门杏林湾宝珠屿及鼓浪屿海域，海南省北礁海域、七连屿海域、永乐环礁的石屿海域、华光礁海域，以及西沙群岛西北陆坡等海域的系统考古调查工作，发现并确认了多处沉船遗址。这些海域都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位于中国连接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交通线路上，沉没有相当数量的贸易船舶。上述考古工作基本都是由考古机构主动实施的，区别于以往因海洋生产和建设活动的发现而被动展开的水下考古项目。这不仅体现出我国在海上丝绸之路考古领域日益增强的主动作为和课题意识，也为深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考古发掘或者打捞项目主要是针对南海I号宋代沉船、圣杯屿元代沉船、长江口二号清代沉船等展开。2014年启动的针对南海I号宋代沉船船货与船体的博物馆内考古发掘工作在2020年时已经完成并转入船体保护阶段。南海I号沉船考古项目无论对于中国水下考古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先后获评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圣杯屿沉船考古项目在2021和2022年连续开展了两年的考古发掘，确认一艘残长13.07米的元代晚期外销陶瓷贸易沉船，获取25个类型超过3000件的龙泉青瓷。发掘者不仅及时公布了沉船2021年度的考古成果，还对其出海港、中间航线和目的地进行了推测。在海洋考古技术方面，我国也在2022年取得重大突破，包括当年10月“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在西沙群岛西北陆坡海域1500米水下发现两艘明代沉船〔图一〕，以及11月长江口二号清代沉船整体打捞的成功。在陆地考古方面，温州朔门港宋元城址和码头的大面积发掘〔图二〕、泉州市舶司遗址和下草埔冶铁遗址等考古成果，为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增添了研究贸易港口、管理机构和商品产地的重要资料。

〔图一〕 西沙群岛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

〔图二〕 温州朔门古港主要遗迹分布图

在资料刊布方面，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2017年对辖区内部分珠江河段的水下考古调查结果：沉船本体及疑点共5处，采集各类文物标本30余件。该项调查成果有利于近代珠江口航道及贸易变迁研究的展开。海南省文体厅等单位则公布了1996年的西沙群岛文物普查资料，当年共对20余处岛屿文物点和多处岛屿海域进行了海陆联合调查，采集到1700余件文物。该发现连同也获自西沙群岛海域的金银岛一号沉船、甘泉岛调查等考古资料，突出了西沙群岛海域在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中的重要性。陆地考古新发现以瓷窑考古的成果最为丰富，新闻媒体报道的考古项目包括江西景德镇窑址，浙江龙泉宋元时期的亭后窑遗址、永嘉马鞍山元代龙泉窑遗址，福建省泉州尾林窑遗址、内坂窑遗址，漳州埔上元明窑遗址，广东省惠州明代白马窑遗址等。为配合泉州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考古工作者对福建泉州的德化窑窑址、市舶司遗址、安溪下草埔冶铁遗址等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此外，考古机构还对浙江舟山里钓山岛宋元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考古发掘。在陆地考古的新资料刊布方面，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台山市上川岛的海洋文化遗产进行的调查涉及宋代贸易陶瓷、大航海时代的中葡贸易和16世纪西方宗教建筑及19世纪新地村天主教堂，丰富了该区域的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信息。山东省日照地区的海防遗迹、福建泉州府后山遗址、广西防城港市洲尾唐代至明代北部湾贸易场的调查资料也是在2020年之后发表的。

（二）贸易物品研究

贸易发生与发展的内生动力在于不同地区间资源与产品的互通有无，对于个人而言可以满足生活所需、提升生活品质，对于国家而言可以增加收入、提振国力。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中，凡是能够满足上述目标的物品都可能被纳为海洋贸易的对象。综合考虑需求、利润、便利性和保存条件等因素，人们会更偏爱其中某些货物，而这些货物中能够在今天仍留下充分实物证据的品类却是相当有限，无机材质物品是其中最为常见的，也是被讨论较多的对象。在学者们的贸易物品研究成果中，对陶瓷器和珠饰的讨论最为热烈便缘于此。

外销陶瓷的研究资料来源于海底沉船或者陆地遗址的考古发现。这些资料除了能获取有关陶瓷生产、销售和使用的直接信息外，还能为开展区域贸易模式的研究提供支撑。鉴于研究热点的转移和新材料的出现，不同时期的研究者对海洋陶瓷贸易的关注点并不完全相同。本研究期内，研究者重点讨论了陶瓷贸易与全球化、明清外销瓷，以及对单个沉船/遗址的贸易陶瓷或者某个陶瓷品类等方面的主题。

德国人吉乐用生动的文字从陶瓷贸易发展历程和陶瓷收藏两个角度描述了外销瓷是如何影响到了全球化的世界，这本中英双语的出版物为全球读者清晰了解贸易陶瓷的历史及其重要性提供了绝好材料。魏峻在对世界范围的沉船及其出水贸易陶瓷进行编年和阶段性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全球化早期阶段陶瓷器的品类构成、贸易模式及时空格局等方面的特征。Sukkham则依托六艘沉船的出水陶瓷器组合，讨论了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期东南亚地区发现的中国制造的纹章瓷器、班加隆瓷器，以及欧洲瓷器在陶瓷贸易后期阶段的不同功能和东南亚陶瓷贸易的转型。

对于明清外销瓷的研究也是热点之一，主题包括：1.在生产销售方面，产地、消费地、产品品类和贸易方式是主要内容；2.在造型纹饰方面，主要聚焦于陶瓷器外在的可见要素上，如器物造型，或者装饰纹样中的女性、山水、人物和故事等内容。造型纹饰研究受到了高校研究生的青睐，景德镇陶瓷大学、北京印刷学院等高校均有多篇论文与此有关；3.在风格设计与文化影响方面，研究者以跨文化交流研究为重心，特别突出了中国古代陶瓷艺术对世界的贡献。当然，也有学者更广泛地讨论了17－18世纪中国瓷器、中国美术、园林与建筑等对欧洲早期“中国风”的影响。

对于单个沉船或遗址贸易陶瓷的研究，或者对于某个陶瓷品类的研究，也有一定数量。王建文等人整理了上海奉贤区四团镇出土瓷器，推断这些产自南宋中期的福建浦口窑瓷器来自一艘航向青龙镇的沉船；杨天源根据碗礁一号沉船出水瓷器的特征，讨论了康熙时期景德镇外销青花瓷的性质、技术交流与外销路线问题；有关南海I号出水酱釉陶罐的研究取得突破，通过对比该沉船出土酱釉陶罐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广东奇石窑、文头岭窑等窑址出土陶罐的形态和化学成分，研究者提出南海I号沉船的部分货物与广州密切相关，以及宋代器物产地—消费过程—贸易线路间的联动关系；有关南海I号出土陶瓷器的中文及阿拉伯文墨书也有相关讨论。研究者对某个陶瓷品类的讨论以长沙窑瓷器、龙泉青瓷为主。例如沈岳明对元明时期龙泉窑对外输出方式进行讨论，提出元代龙泉窑开始有意识地根据海外需求来生产瓷器，形成了“龙泉天下”的总体流布格局；此外，也可见涉及德化窑、漳州窑、广彩瓷器、西村窑等贸易陶瓷的研究文章。

珠饰研究近年来也受到较多关注，尤其是对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有明显指向作用的印度－太平洋珠饰。研究者利用珠饰开展针对某个区域的综合研究或者进行跨区域的贸易网络研究。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出版的《广州出土汉代珠饰》一书，集资料性与学术性于一体，是近年来国内有关印太珠饰的重要研究成果。其他研究成果还论及我国中原地区年代最早的印度－太平洋珠饰，以及扶南王国、缅甸南部的克拉地峡、北莫桑比克的伊博岛（Ibo Island）发现的玻璃珠，这些发现分别反映了东南亚和斯瓦希里海洋贸易活动的复杂性。徐思雯等则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勾勒了公元2世纪之前存在于南亚－东南亚－东亚间的珠饰贸易网络。

与珠饰相关联的贸易物品研究是针对玻璃器展开的。2021出版的论文集《古代南亚玻璃：考古学、民族学与全球连接》（Ancient Glass of South Asia: Archaeology, Ethnography and Global Connections）汇集了国外学者有关南亚玻璃器及其贸易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玻璃的起源与演变、科学研究与保护、文学作品或民族志中有关古代玻璃的描述，以及玻璃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传播等内容。另外，有人根据以色列沿海的马干·米哈依B沉船出水的870多件玻璃器，研究了倭马亚王朝时期东地中海地区的玻璃器生产和贸易活动。

香料和药材至迟在公元前3世纪之后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物品，且该项贸易长盛不衰。然因香料是消费品且不易保存，依据实物资料进行的研究受到极大限制。2020年，密歇根大学的博士研究生Amanda Respess通过分析沉船物品及文献记录，系统论述了公元9至14世纪之间中国与伊朗之间的药学和医学交流。中国研究者则对泉州湾沉船的香料进行了科学分析，发现出土树脂香料有乳香和龙涎香两类，同时还发现了两种品质不同的乳香。有关香料的其他研究还有对巴考沉船（公元15世纪初）上两罐香料（八角）的分析，以及通过古环境研究重建印度帕特南遗址与地中海区域香料贸易的努力。

（三）沉船研究

沉船研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沉船就像“时间胶囊”，即使受到一定程度的后期破坏，也总能给研究者提供多元的研究主题以及相对较好的物品组合与空间关系，更有利于开展商品、船舶、航线、贸易模式等方面的研究。2020以来，沉船研究主要涉及综合研究、沉船个案、船舶及其属具等方面。

在沉船的综合研究中，《中国沉船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较有代表性〔图三〕。这是由国家级考古机构在2021年编著出版，系统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重要沉船和重点区域沉船考古成果的图书，是对我国沉船考古发现与主要认识的一次总结。随后该书被翻译成英文，以《中国海沉船考古》（Shipwreck Archaeology in China Sea）之名在国际知名出版社斯普林格（Springer）发行。张宇对宋代海舶进行了综合研究，内容包括沉船发现、管理制度、造船与航海技术交流。Dirasat分析了公元9至13世纪的波斯湾在连接伊斯兰地区与欧洲方面的重要性，试图揭示古代波斯湾船舶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在复兴伊斯兰文化遗产考古方面的作用；Zainuddin Baco等人综合了1907年至2019年间马来西亚半岛发现的古代沉船及船货，讨论了东南亚早期海上王国的贸易、文化和政治关系，以及沉船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

〔图三〕 《中国沉船考古发现与研究》书影

在沉船个案研究方面，对于黑石号和南海I号这两艘沉船的讨论相对较多。上海博物馆依托展览“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组织了国内外15位学者从航海、贸易和艺术三个方面描绘了晚唐时期海洋贸易的不同面向；而继黑石号沉船研究的重要图录——《沉舟：唐代遗宝与季风》（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之后，另一本有关该船的英文书籍《勿里洞：沉船的重生》（Belitung: The Afterlives of a Shipwreck）于2022年底正式出版。南海I号宋代沉船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中国研究者，他们不仅讨论了沉船的研究方法、出水金属货币、玻璃珠、陶瓷器上的墨书、船体捻料等内容，而且在出水文物保护方面也有成果发表。有关新安沉船的最新研究涉及该船的船货包装方式、船货、始发港与航线等内容。Vosmer结合印尼黑石号、帕侬－苏林沉船以及阿曼的船舶资料，探讨了缝合船的建造与印度洋贸易网络带来的造船设计、材料和方法的相互借鉴。此外，还有关于泰兴号、碗礁沉船，以及印度东海岸出土中世纪印度－阿拉伯石锚的研究等。

（四）港口与航线研究

2020年以来，不少学者开展了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港口与航线的研究。港口研究主要依赖陆地考古发掘的资料展开，但是利用沉船资料进行航线研究时往往也不可避免地涉及港口问题。

为了配合“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申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机构于2019至2021年对泉州的市舶司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清理出遗址西南区域4个地点的宋元明时期建筑遗存和水渠等遗迹，确定了市舶司遗址的四至范围，并根据出土遗物证明陶瓷手工业已成为当地的代表性产业。2021年出版《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发掘报告（2010－2012）》则介绍考古机构在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上发现的学院夯土围墙、大型基岩坑等遗迹，该遗址出土的数量众多明末清初外销瓷残片为研究中葡关系和澳门港市贸易提供了实物资料。

在东南亚地区，研究者重点讨论了菲律宾、印尼的岛屿，以及马六甲的历史地位和贸易航线。其中，Canilao通过对连接吕宋岛的两个海洋贸易节点—卡拉延岛和卢邦岛（Lubang）的长时段（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600年）研究，解释了社会历史环境变化是如何影响到贸易节点的兴衰；Calo分析了公元8－9世纪巴厘岛森美兰（Sembiran）港及其贸易物品，以及中国贸易在该港的变化情况。15世纪时，马六甲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重要国际港口，对于该城的多元文化印记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也有研究者进行过分析。

在波斯湾地区，有关朱尔法港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2021年6月，意大利的CISA (Centro Interdipartimentale di Servizi di Archeologia) 在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召开以“朱尔法/阿尔巴利德遗址（阿曼苏丹国）：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考古调查”为主题的圆桌会议。与会者报告了2016－2020间波斯湾港口城市朱尔法的考古概况与墓地发掘情况，并就遗址的断代、出土钱币、陶器、中国瓷器、港口变迁与海洋贸易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Carter等人基于考古发掘资料，研究了公元14－15世纪朱尔法（Julfar）的变迁 ，而Andreou等人则讨论了热带气旋对朱尔法所在区域的海洋文化遗产和考古的影响。同时，人们对同处波斯湾的4至10世纪重要贸易港口—西拉夫和东非桑给巴尔群岛上的贸易定居点－Unguja Ukuu的环境考古都表明，自然环境能对港口兴衰和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产生多重影响。

此外，跨太平洋的海洋贸易研究也取得新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美洲大陆的马尼拉大帆船考古》（The Archaeology of Manila Galleons in the American Continent），这是Springer 出版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主题的研究成果集成。该书以太平洋东岸的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沉船考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奥古斯丁沉船（1595），以及俄勒冈州圣·克里斯托德·布尔戈斯沉船（1693）为中心，探讨了16至18世纪间马尼拉大帆船在连接亚洲和美洲的海洋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内容涉及大帆船建造技术、航行路线、货物贸易，以及商品交换、宗教和文化传播等方面，是继《马尼拉大帆船海港考古与早期海洋全球化》（Archaeology of Manila Galleon Seaports and Early Maritime Globalization）之后的另一本关于大帆船贸易的研究成果集成。

航线研究借助沉船资料或者地图展开。除了前文所述对于新安沉船航线的始发港及航线的观点，杨斌分析了泉州湾沉船出土的香料、贝类、船体附着物，提出了该船当自印度洋返航的结论。广东学者基于对酱釉陶罐研究的新成果，提出对于南海I号航线的新认识；这一认识引发了学界对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器物产地—消费过程—贸易线路间的联动关系的讨论，而相关话题也成为2023年国内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研究热点之一。基于地图的航线研究主要见于对东西洋航海图的研究。这幅地图是新近发现的17世纪东亚及东南亚海域的航海图，其以独特的绘制方法和标注的航海针路而备受研究者重视。2022年，Perttola利用ArcGIS软件对航线进行了动态模拟〔图四〕，并据此重新检视了明代的南海针路。

〔图四〕 东西洋航海图的航线数字化模拟

（a. 最快捷路线  b. 11月泉州至湄公岛的模拟航线  c. 6月从从湄公岛到泉州的模拟航线  d. 11月从泉州 到湄公河的模拟航线——航线距海岸和主要岛屿限制在150公里以内）

（五）区域贸易及模式研究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时空结构方面，李伯重从全球视野观察了中国海洋贸易的变化，提出中国海外贸易的四个时期划分方案，即第一时期公元1至6世纪、第二时期公元6至10世纪、第三时期公元10至14世纪、第四时期公元15至18世纪中期。魏峻指出了以往海上丝绸之路分期研究中存在的中外不同取向，即国外研究者往往依托印度洋区域的资料和公元纪年来构建时间框架，而中国研究者则多利用中国的考古材料和王朝顺序进行分期。他把公元前3世纪至19世纪中叶的海上丝绸之路分为三个各具特点的阶段（公元前3世纪晚期至公元7世纪早期的形成期、公元7世纪中期至15世纪末期的发展期、公元16世纪初期至19世纪中晚期的全球化时期）和四个贸易亚区（分别是环中国海、南亚、西亚和东非地区）。

区域研究的成果覆盖面较广，下面将分成东北亚、中国、东南亚、南亚和西印度洋等进行介绍。

对东北亚地区海洋活动的研究集中在史前时代，虽然此时经常性的海洋贸易尚未建立起来，但史前时代的跨海交流为历史时期的海洋贸易奠定了基础。Jim Cassidy等人主编的论文集《东北亚的海洋史前史》（Maritime Prehistory of Northeast Asia）广泛讨论了包括日本诸岛、朝鲜半岛、中国东北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在内的新旧石器时代的物质文化遗存、海洋适应、生存模式等诸多内容；而其他研究表明，俄罗斯远东地区铜制品可能起源于中国东北或者外贝加尔地区，而从前者北传的路线或许与穿过朝鲜半岛北部的海洋航路相关。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区域研究，以山东地区与泉州地区的成果更为丰富。山东地区的港口、海上丝绸之路和滨海海洋文化遗产的研究集中体现在《海岱丝语——“一带一路”与山东研讨会论文集》和《考古学视野下港口与码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两本论文集中。《泉州城市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的文章涉及历史上的泉州城空间演变、港口、市舶司、社群，以及墓葬、碑刻、陶瓷等文物中体现出的海洋贸易活动与文化交流，是有关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主题的综合性研究。此外，吴春明将自己多篇论文以《中国东南地区的史前海洋边疆》（The Prehistoric Maritime Frontier of Southeast China）为名集结成册，希望通过对中国东南沿海的古代土著——百越（Bai Yue）的文化历史、民族联系和海洋交通的研究，增进对亚太地区史前海洋历史和早期移民文化的理解。虽然该书以中国传统的“中央华夏－边缘蛮夷”视角看待区域文化互动，但是作者试图综合文献记载、考古探索、人类学调查等多重视角的路径探索，以及以英文著作形式在国际著名出版社发行，有利于扩大我国在古代海洋贸易研究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在南中国的贸易模式方面，李佩凝指出既存在不同时期贸易方式的阶段性变化，也有着同一时期并存的不同贸易模式。

东南亚地区的研究成果同样丰富。菊池百合子的专著对公元12至18世纪越南北部的海洋贸易展开了全景式研究。该书内容包含了贸易港口、陶瓷生产遗址、贸易陶瓷和金属货币的相关研究，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的结合研究较好证明了越南在环中国海的贸易网络中所起的作用。Manguin根据考古和石刻资料重新研究了公元9至13世纪的三佛齐（Srivijaya），归纳了三佛齐在陶瓷、锡、黄金、香料等商品贸易中的地位〔图五〕，以及因这种地位而产生的印度洋和南中国海间的文化和宗教交流变迁。Stephen C. Druce对公元900－1300年间渤泥等婆罗洲北部政体海洋贸易的盛衰进行了讨论；Tai等研究者根据对苏门答腊岛北部的亚齐地区古陶瓷调查结果研究了明清时期海禁政策对当地市场的影响〔图六〕。关于区域贸易网络的研究，有学者对比了缅甸南部克拉地峡的奥吉（Aw Gyi）和马里旺（Maliwan）遗址出土的玻璃珠和废料，发现两者虽然距离不远、时代相近（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2世纪），但是前者属于“孟加拉湾”贸易网络，而后者则属于面向泰国湾的另一个网络。其他研究者根据吴哥遗址、东南亚和南亚的出土文物，重建了吴哥贵族利用珠饰等贵重物品建立起的湄公河区域交流网络。

〔图五〕 三佛齐贸易网络中的节点与航路

〔图六〕 基于陶瓷残片数量估算的亚齐地区不同来源陶瓷的使用情况

《印度前现代国家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State in Premodern India）虽然讨论的是中世纪之前印度的政治、国家与文化等广泛话题，但该书中有关朱罗王国，以及奥里萨邦和马拉巴尔地区在不同时期贸易特征对于理解历史上印度沿海的海洋贸易活动颇有帮助；气候与环境的变化对于海洋贸易能产生显著影响，例如Schneider等人就认为西印度洋季风的变强，加速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政体把贸易的重点从北部转向波斯湾，并最终让印度西北沿海的贸易者参与到与两河流域的粮食和纺织品贸易之中。

上述五个研究主题之外，研究者还对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展示、海洋考古技术运用等与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存在关联的话题进行过讨论。

2020－2022年间，虽然国内外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古成果的发表数量有所波动，但是相较之前年份都有明显增长，体现了学术界对于该研究领域的重视程度仍在逐渐增加。数据显示，一些机构在海上丝绸考古领域的成果发布或者研究方面贡献巨大，例如国外的Springer出版社就有数个系列多本专著或者论文集面世，国内的景德镇陶瓷大学则贡献了15篇相关研究成果。尽管国内外研究者表现出了研究范围广泛、研究主题多元和关注焦点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研究”的共同特点，但是细加分析不难发现他们在术语选择、研究视角和关注领域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1. 国内外研究者对待“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态度有所不同。

自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陈炎教授等人倡导使用“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以来，国内原本流行的“中西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等被逐渐取代，特别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让“海上丝绸之路”变成热门词汇。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对“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界定，并不只是学者的使命，也是国家文化遗产实践者在国际层面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表达”。然而，部分国外研究者对该概念则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政府将不同国家民众与自己的过去联系起来的软实力战略。于是，一部分人将之视为具有浓重的政治意涵，或者认为这一概念是对欧亚大陆文化交流形式的过度简化而不太使用。这批研究者或者倾向于使用“印太”概念取代“海上丝绸之路”，或者喜欢使用更加中性的词汇——“海洋贸易”。然而，另一部分国外研究则认同海上丝绸之路是“学术研究中一个有益的组织概念”。特别是2022年出版的《海上丝绸之路：全球连接、区域节点与地方》（The Maritime Silk Road: Global Connectivities, Regional Nodes, Localities）〔图七〕一书，不仅明确在书名中使用了“海上丝绸之路”一词和发布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该书提供了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思路模型，让研究者可以克服本土视角与全球视角之间的纠缠，去呈现一个更为系统、多尺度和多方向的海上丝绸贸易体系。可以说，这本论文集是近年出版的有关海上之路考古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2. 国内外研究者在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视角上存在差异。

国内外在研究视角上存在差异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既有材料占有情况与研究传统的原因，也有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赵云认为日本和印度研究者在讨论古代海洋文明体系时，较少强调本国对该体系的“主导性”。虽然西方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对于从太平洋西部边缘直至印度洋西部边缘的古代海洋贸易研究，且不断有人强调印度洋是公元8－15世纪间拥有世界上最长、最繁忙航线的区域，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把印度洋视为地中海世界边缘的看法仍旧强势。相比之下，中国学者会更多突出中国立场并强调古代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发生、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中国－世界”的二分研究逻辑表现的较为明显。

〔图七〕 The Maritime Silk Road: Global Connectivities,  Regional Nodes, Localities封面

3. 国内外研究者对于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关注主题各有侧重。

文献计量学分析结果表明，陶瓷贸易一直是中国学者最为关注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主题，但与2020年之前相比，近期学术界对于陶瓷贸易的研究更多关注了长沙窑、龙泉青瓷和明清外销瓷器，以及中国外销陶瓷对世界的影响。近期，研究者讨论的话题还包括珠饰贸易、海陆考古新发现，以及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等方面；与此不同的是，国外研究者对于陶瓷贸易的关注度不高，相关研究成果不突出，他们把更多注意力投入到玻璃器、港口与航线，以及贸易模式与网络的研究之中，而他们对于海洋技术交流、海洋文化景观、海洋游民（Sea Nomads）、奴隶贸易的讨论则是中国的研究者很少甚至没有关注到的主题。

在世界考古学领域中，海上丝绸之路考古无疑是一个有趣的研究主题。本文在收集国内外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主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讨论了2020至2022年间研究者在此领域的关注主题和主要观点，显然这些主题也是当今及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重点。国内外研究者虽在研究视角和侧重等方面存在差异，但诚如一些研究者所言“丝绸之路既是全球史视野下的历史主题，也是当代的文化主题”。顺应复杂国际形势和新时期考古学的发展要求，中国学者不仅要继续坚持既往研究特色和优势，并开展更多的主动性考古项目，还需要在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中不断深化理论、探索方法、同时增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主动实施考古工作“走出去”，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以获得更多学术成果并构建国际学术前沿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