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恩学 安文荣 ｜ 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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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7 21:10 来源:考古
吉林省图们市磨盘村山城遗址于2013～2021年进行连续发掘，发现有早、晚两期遗存[1]。晚期遗存已经明确是金末元初的东夏国的南京城。本文仅就早期遗存的发现过程、年代、是否为《旧唐书》记载的东牟山城、文化因素来源等基本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磨盘村山城距延吉市区东5公里，沿着环形山脊修筑城墙，向南俯视延吉盆地，行政区划现隶属于图们市长安镇磨盘村。城墙为石筑，有7座门，城门外的瓮城土筑，周长4549米。海兰江支流布尔哈通河从南、东、北三面环绕山脚下。
山城之内在1949年前后曾经发现夹砂红褐陶的绳纹瓦和方格纹瓦（又称网格纹瓦、菱格纹瓦）。这类瓦首先发现于龙潭山城和高句丽国内城[2]，故被视为是高句丽遗存的标志性器物。1958年东北博物馆李文信等调查山城，根据采集的瓦砾等判定其时代为高句丽和金代[3]。这一结论对后来影响很大。以此为基础，结合在山城东南1.5公里发现出土绳纹瓦的河龙村“土城”，朴真奭提出山城与平地城相结合构成高句丽的栅城府[4]。
延边地区从1949年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对渤海遗迹开展了大规模野外调查和多次发掘，积累起渤海考古分期的基本资料。在这样的基础上，李强、侯莉闽首先确认渤海早期也流行有夹砂红陶的绳纹和网格纹瓦，认为以往被判断为高句丽的遗存都属于渤海，没有一处可靠的高句丽遗迹，也没有高句丽的栅城遗迹[5]。他们早在1994年便根据实地考察否定了敦化盆地的城子山山城是渤海东牟山的可能性，同时把延吉盆地的城子山山城（磨盘村山城）作为重要的渤海城址遗迹标注在渤海日本道“旧都线”示意图上[6]。
2000年东北史研究学者王禹浪、都永浩发表《渤海东牟山考辨》一文，阐述磨盘村山城是东牟山城，否定以前10种关于东牟山地望的观点，提出“城子山山城是东牟山无疑，而‘旧国’则是指城子山山城包括城子山山城周围附近的西古城而言”[7]。
延边长城（延边边墙）以往主流认识是东夏国长城，延边州文保中心李强、张恒斌在2012年9月调查延边长城两处关隘（水南关和微波站关）时收集到的陶片都是渤海的遗物，没有找到辽金的遗物。李强敏锐地认识到延边长城可能是渤海长城，磨盘村山城则与长城有密切关系，这是突破学术界关注很久的渤海早期王城在何处这一问题的关键。于是筹划对长城两个关隘和磨盘村山城同时发掘，以期彻底解决长城和山城的时代和性质问题，推动渤海考古和东夏考古研究。
2013年吉林省文物研究所和延边州文保中心组建考古队，开始启动对延边长城与磨盘村山城连续的考古勘探和发掘。
2014年在磨盘村山城东门（1号门）的墙基下部发现有红陶方格纹瓦残块（2014TMDMC：203），这为山城石墙始建于辽金之前，属于早期遗存，首次找到了考古学依据。2015年在东南门（7号门）清理时也找到了墙基坍塌碎石土中夹杂的绳纹瓦砾和网格纹瓦砾。2019年开始对多段城墙进行解剖，结果表明城墙分早晚两期修筑。早期城墙利用块石错缝垒砌，墙宽3.5～4米。晚期城墙利用早期墙体，在墙顶垒砌石块加高后，两侧夯土加固。
东南门（7号门）位于山城东侧，门外地势陡峭。门道内高外低，长8.6、宽3.6米，平铺黄沙土，有木地栿、柱础石和门挡石。2019年对门道进行解剖，在晚期的门道（东夏国时期）下约0.5米，发现了早期门道。早期门道为地面铺石板，内侧有石踏步。在门道两侧还各存一块斜立于墙边的柱础石，平面呈方形，上方修整出凸起的圆台，与其共存的还有红褐色绳纹、方格纹瓦。早期石墙建在地基凹槽上，对石墙底部内夹杂物取样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根据检测数据可知其年代为公元656～727年[8]。渤海于698年建国，东牟山城修建时间在8世纪初，与测年数据大致吻合。
分析磨盘村山城调查资料显示其不会是高句丽的栅城。高句丽栅城得名于城墙是木制的栅栏，近代黑龙江畔瑷珲城的外城就是木头修建的城墙[9]。这与磨盘村山城是石块砌筑的城墙差别甚大。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98年高句丽“王东巡栅城”，公元102年“遣使按抚栅城”[10]，高句丽的栅城早在东汉就已经存在。在磨盘村山城内采集到的钱币最早的是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铸造的开元通宝，仅1945年到1949年采集到40枚[11]。钱币资料支持其应是渤海东牟山城。
在7号建筑址的堆积中采集到渤海时期的陶罐口沿（2017TMT28②：7），夹砂褐陶，直口，口外唇下饰附加泥条堆纹一周（图一，4），这种陶罐称“靺鞨罐”。其演变规律是在前渤海时期唇下附加堆纹为锯齿形，距离唇面较远；渤海时期变为光滑的泥条，位置上移；到渤海晚期进一步退化成接近凹面三角形口沿[12]。发现者张恒斌曾经把这件口沿和长城关隘出土的陶片进行比较，发现二者的陶质陶色和造型特征都完全相同。这件陶罐口沿显示的年代特征是渤海早期。
中区6号建筑址被东夏国时期的5号建筑打破，仍然残留很多绳纹瓦和方格纹瓦。在5号建筑址与2号建筑址之间，采集到了2件鸟莲纹瓦当。鸟莲纹瓦当在渤海遗迹内有发现，东北地区在渤海之前没有发现带鸟纹的瓦当。磨盘村山城的瓦当主体花纹是呈“十”字形分布4个梭形莲花叶，每2个花叶之间有1只飞鸟（图一，2、3）。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一座渤海寺院遗址（科尔萨科夫卡佛教寺院址）发现的渤海瓦当也是4个莲花叶，花叶之间各有1只飞鸟[13]（图一，5）。在吉林省七道河渤海建筑址出土的瓦当是6个莲花叶，花叶之间各有1只飞鸟[14]（图一，6）。三者的题材和布局风格高度一致，故可以认为磨盘村山城的鸟莲纹瓦当属于渤海瓦当。鸟在靺鞨人的传统信仰中占有突出位置，在靺鞨墓出土的萨满牌饰中发现有大量变形的鸟的形象。如在吉林市查里巴靺鞨墓地M13出土有很多单独的鸟形牌饰，M18发现的长方形镂孔牌上边缘也是3只飞鸟的造型，下边缘是一排悬挂铜铃铛的穿孔[15]（图一，1）。绥滨县五国部墓葬第3号墓中出土了1条猪皮腰带，腰带面上缀有19块青铜的这类镂孔方形牌饰，牌下端系着圆球形铜铃15个[16]。王培新根据满族萨满法器等民族学资料，论述这类牌饰和腰铃是萨满教举行萨满跳神时使用的法器[17]。鸟是萨满升天请神的重要助手，靺鞨鸟形牌也是萨满使用的法器。磨盘村山城瓦当花纹上加入鸟纹，是把靺鞨传统的原始信仰的鸟崇拜融入到瓦当装饰图案中，寄托鸟神灵保护建筑物和主人的期望。
图一 磨盘村山城出土遗物和其他靺鞨渤海遗物中的鸟纹图案
1.牌饰（M18∶4） 2、3、5、6.鸟莲纹瓦当（2014TMT7①∶7、2014TMT7①∶8） 4.靺鞨陶器口沿（2017TMT28②∶7）（1.查里巴靺鞨墓地出土，2、3.磨盘村山城中区出土，4.磨盘村山城东区7号建筑址出土，5.科尔萨科夫卡渤海寺庙址出土，6.七道河渤海建筑址出土）
城内东区揭露一处府库仓储区，成排分布的方形、圆形和多角形的仓囤底垫石遗迹密集分布，已经揭露18座仓储遗迹。多边形和接近圆形仓底的垫石密集排列成车轮状，以支撑底部木板，起到下雨时排水、平时通风防潮的作用。出土遗物主要为建筑构件，包括筒瓦、板瓦和压当条。板瓦上的制作痕迹多为网格纹、绳纹，筒瓦多为素面。在13号建筑发现了1件八瓣莲花纹瓦当（2018TMT36①：1）（图二，4）。J12～14号建筑址倒塌堆积中浮选出少量炭化粮食，碳十四测年数据是公元552～648年、648～718年、765～895年，中间的数据与东牟山城的年代基本吻合。与圆形、多角形仓屯相连的7号建筑址是联间的长方形房址，室内发现摆放的铠甲片，应该是兵器库。《旧唐书·高丽传》记载：“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唯佛寺、神庙及王宫、官府乃用瓦”[18]。比之晚的渤海国也是民间建筑不用瓦。这些仓库都使用木构瓦顶建筑，粮囤的顶棚都用莲花纹瓦当装饰房檐，可见档次之高，非王城国库莫属。6号建筑和府库区建筑堆积中采集到大量文字瓦残块，瓦上文字是刻写的，有的字写得十分规整，但是字不规范，有的刻字缺少笔画，常见的有“上”“下”“大”“检”“臣大牟”等。已发掘的渤海城址考古资料中，西古城、八连城、上京城有文字瓦，都是王城。高句丽遗迹出现大量文字瓦的也是国内城和丸都山城等王城。可以认为在瓦上大量标识文字或符号是修建王城官府建筑时特殊管理体制下的产物。高句丽的王城城址已经较为清楚，初期都城为纥升骨城（今辽宁省桓仁县五女山城），西汉元始三年（公元3年）高句丽迁都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市），同时筑尉那岩城（后称丸都山城，今吉林省集安市郊区），至北魏始光四年（公元427年）移都平壤[19]。高句丽王城周围都有大量矗立地表的高句丽积石墓，吉林省高句丽积石墓主要分布在西南部的通化地区，最东的地点在抚松县大方顶子积石墓地[20]。延边地区没有高句丽积石墓地分布，从这一方面也可判断磨盘村山城不存在是高句丽王城的可能性，只能是渤海国王城。
1.2002JWN2T404②∶54 2.2002JWN2T303②∶63 3.2003JWN2T404②∶57 4.2018TMT36①∶1（1～3.丸都山城2号门址出土，4.磨盘村山城东区13号建筑址出土）
文献所载渤海王城为山城者只有东牟山城一处。《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记载：“先破斩乞四比羽，又度天门岭以迫祚荣。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楷固脱身而还。属契丹与奚尽降突厥，道路阻绝，则天不能讨，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21]。新罗人崔致远起草的呈送唐廷的《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说：“乞四羽及大祚荣等，至武后临朝之际，自营州作孽而逃。辄据荒丘，始称振国”[22]。“辄据荒丘”与“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描述的内容可相互对应。《旧唐书·狄仁杰传》记载：“圣历三年（公元700年），则天幸三阳宫……是岁六月，左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右武威卫将军骆务整讨契丹余众，擒之，献俘于含枢殿，则天大悦，特赐楷固姓武氏”[23]。公元700年6月，李楷固平定辽西契丹叛乱，献俘于含枢殿，之后才挥师赴辽东征讨靺鞨，东牟山城是在天门岭之战以后修建的，磨盘村山城修建的时间故可进一步缩小在公元700年之后。
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在建筑上与吉林省集安市的国内城、丸都山城的高句丽王城建筑存在影响关系。一是磨盘村山城的八角形遗迹，在丸都山城也有发现。二是磨盘村山城的莲花纹瓦当是围绕当心有八个梭形花瓣，花纹形状最为类似的是吉林省集安市丸都山城二号门出土的莲花纹瓦当。丸都山城二号门出土的莲花纹瓦当有六瓣、八瓣、九瓣三种类型，其花瓣之间均有明显凸起的三角形间纹[24]（图二，1～3）。磨盘村山城的瓦当在花瓣之间没有三角形间纹（图二，4），与丸都山城二号门的莲花瓦当在构图上有明显差别，应该是体现出时间晚于丸都山城的特征。三是磨盘村山城的瓦上铭文是刻写文字或符号，与丸都山城、集安高句丽王陵上在瓦上刻写铭文的做法有显著的联系。到渤海中期的王城西古城、八连城的瓦上铭文以戳印文字或符号为主体，刻写的铭文也有，但所占比例已经很小[25]。
高句丽在总章元年（公元668年）被唐军攻灭，渤海在公元698年建国，相距30年。大祚荣修建东牟山王城时，使用了来自鸭绿江畔的原高句丽遗民工匠，故保留了较多的集安高句丽国都地区的瓦做技术和风格。这些工匠来源有两种。《新唐书·渤海传》记载：“万岁通天中（公元696～697年），契丹尽忠杀营州都督赵翙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楷固败还。于是契丹附突厥，王师道绝，不克讨。祚荣即并比羽之众，恃荒远，乃建国”[26]。靺鞨酋长乞四比羽东奔称王，占据东辽河和鸭绿江，武则天派遣李楷固帅军征讨，唐军临阵斩杀乞四比羽，剿灭辽东靺鞨，余部东投大祚荣，其中有来自鸭绿江畔的高句丽遗民工匠。《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记载：“祚荣骁勇善用兵，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27]。唐军在天门岭被大祚荣伏击大败，大祚荣乘胜西进，原乞四比羽部属地鸭绿江流域也被接管[28]，设置鸭渌府。集安地区建筑工匠是渤海国境内技术水平最高者，故迁工匠到东牟山修建宫室。
高句丽山城皆注重城内水源工程，修建蓄水池截流储存雨雪水和泉水。丸都山城内有泉水两处，石头砌筑的大型蓄水池（饮马湾）一处[29]。青石岭高句丽山城，城内发现两处蓄水池遗迹[30]。沈阳石台子山城是一个小型山城，在山坡修建拦水坝把山坡雨雪水汇集到洼地蓄水池。蓄水池用楔形石砌筑，呈直桶形，井壁厚1.2米，内外均砌筑十分规整，直径约9、存深约5米[31]。吉林市龙潭山城，在低洼处修建巨大蓄水池，俗称“水牢”，又名“龙潭”，水池东西长52.8、南北宽25.75米，常年有水，能蓄水近万立方米[32]。磨盘村山城内没有山泉水源池和大型蓄水池设施，与丸都山城等高句丽山城的基础设施设计理念不同。
综上所述，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的文化特征、地理环境、年代区间，都与渤海国东牟山城吻合，可以确定是东牟山城。城北山岭绵延的长城遗迹也与《新唐书·渤海传》记载的“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33]的“树壁”情形相符合。山城年代应在8世纪初。
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虽然保留很少，但仍表现出渤海国文化构成是多元的特点。日用陶器承续了靺鞨文化陶器的靺鞨罐。货币使用唐朝铸造的开元通宝钱，文字使用汉字，官式建筑采用木构瓦顶，属于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瓦顶建筑上，吸收了集安市高句丽丸都山城的建筑技术，如绳纹和方格纹瓦、曲背脊头瓦、刻写铭文。高句丽瓦当装饰分为兽面瓦当和莲花瓦当两大体系。渤海瓦当摒弃了兽面瓦当，莲花是水生植物，能压火祥，又有吉祥的寓意，被沿用下来，产生多种变体。靺鞨原始部落时期崇拜鸟的信仰传统也被设计到瓦当图案内，房檐瓦当装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鸟纹，开启了渤海国建筑装饰的新风尚。这些共同构成了渤海早期多元的文化面貌。
[1]a.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物保护中心：《吉林省图们市磨盘村山城2013～2015年发掘简报》，见《边疆考古研究》第24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
b.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物保护中心：《吉林图们市磨盘村山城遗址2019年调查与发掘》，《考古》2023年第1期。
[2]a.李文信：《龙潭山遗迹报告》，见《李文信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
b.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国内城——2000～2003年集安国内城与民主遗址调查试掘报告》第7～11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3]朴真奭：《城子山山城和土城村土城及其筑城年代》，《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
[5]李强、侯莉闽：《延边地区渤海遗存之我见》，《北方文物》2003年第4期。
[6]侯莉闽、李强：《渤海初期通往日本陆路部分的研讨》，《北方文物》1994年第4期。
[7]王禹浪、都永浩：《渤海东牟山考辨》，《黑龙江民族丛刊》2000年第2期。
[9]刘秀忠、陈巍：《萨布素与清朝前期的黑龙江边防基地建设》，《黑龙江史志》2006年第8期。
[10][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校勘本）第191、192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12]a.乔梁：《靺鞨陶器分期初探》，《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
b.胡秀杰、刘晓东：《渤海陶器类型学传承渊源的初步探索》，《北方文物》2001年第4期。
c.林栋：《靺鞨文化陶器的分区分期探索》，见《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1），辽海出版社，2011年。
[13][韩]文明大著，赵俊杰译：《科尔萨科夫卡佛教寺院址的发掘》，《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2008年第2期。
[14]吉林市博物馆：《吉林省蛟河市七道河村渤海建筑遗址清理简报》，《考古》1993年第2期。
[15]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永吉查里巴靺鞨墓地》，《文物》1995年第9期。
[16]a.孙秀仁、干志耿：《论辽代五国部及其物质文化特征——辽代五国部文化类型的提出与研究》，见《东北考古与历史》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
b.冯恩学：《考古所见萨满之腰铃与饰牌》，《北方文物》1998年第2期。
[17]王培新：《靺鞨——女真系铜带饰及相关问题》，《北方文物》1997年第1期。
[18]《旧唐书·高丽传》第5320页，中华书局，1975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19]魏存成：《高句丽遗迹》第28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20]冯恩学、马天夫：《抚松大方（荒）顶子积石堆调查报告》，见《边疆考古研究》第11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
[22]a.[新罗]崔致远著，李时人、詹绪左编校：《崔致远全集》第5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b.振国与渤海国的国号变迁参见冯恩学、侯璇：《渤海国建国之地与国号变迁新识》，《北方文物》2022年第1期。
[23]《旧唐书·狄仁杰传》第2893、5360页。
[24]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丸都山城——2001～2003年集安丸都山城调查试掘报告》第43、44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25]a.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第335～337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b.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八连城——2004～2009年度渤海国东京故址田野考古报告》第307、308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26]《新唐书·渤海传》第6179页，中华书局，1975年。
[28]冯恩学、侯璇：《渤海国建国之地与国号变迁新识》，《北方文物》2022年第1期。
[29]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丸都山城——2001～2003年集安丸都山城调查试掘报告》第167、168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辽宁盖州市青石岭山城的调查与发掘》，《考古》2017年第12期。
[3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石台子高句丽山城蓄水设施遗址》，《考古》2010年第12期。
[32]董学增：《吉林市龙潭山高句丽山城及其附近卫城调查报告》，《北方文物》198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