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田野之远，也行问道之路 ——武隆生基坪遗址交流分享会记录

在雨天无法进行田野作业的日子里，武隆生基坪考古队三名队员在整理资料的间隙分享了自己在求学和工作中的成果。现将分享会的内容记录如下：

师孝明，是一名资深的考古绘图工作者，从业几十年，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是一位十分负责的老师。在分享会上，他细致讲解了考古器物绘图的流程、工具、原理等相关内容。随后，他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对考古报告及简报中常见器物绘图方面的问题，一一举例说明，包括绘制者违反投影原理、违反透视原理、绘制的残破器不对称、不符合器物实际比例等。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6月16日发表在重庆考古公众号上的《考古器物绘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师老师分享完后，考古队员们就平时在作图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一一向师老师请教，以求在以后的绘图工作中能够尽善尽美。

考古器物绘图的目的是通过一张图纸将出土器物的形制结构、制作方式等内容尽可能表现出来，这就要求绘图者在绘制的过程中仔细观察、勤于思考。而师老师的分享不仅仅是技巧上的指导，更是对绘图习惯、过程把控等行为方式的一种启发。

第二位分享人是郎莉，毕业于黑龙江大学考古学专业。她分享了自己在研究生求学期间的成果，分享内容题目为《古邓城地区楚墓研究》，属于传统的考古学墓葬研究。

墓葬材料因为其信息完整有序的特点而受到考古人的青睐，从墓葬材料出发研究古代社会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是考古学上较为常见的研究方法之一。郎莉从分期年代、墓葬等级、墓地选择、人群构成等方面综合论述了古邓城地区楚人的生存发展情况。

确切的墓葬年代是后续研究的基础。首先，郎莉将古邓城地区的墓葬分为了5期8段，年代从春秋中期延续到战国晚期。其次，在年代确定的基础上，再进行墓葬等级、墓地布局等方面的研究。该地区墓葬的规格多表现为低等级贵族和平民混合埋葬的邦墓，从墓葬规格的历时性变化可以看出礼制的逐渐崩坏。在低等级贵族墓中，具有地位象征意义的青铜礼器逐渐被漆木器和仿铜陶礼器替代，平民墓葬也通过随葬仿铜陶礼器向贵族看齐。最后，从墓葬形制、墓向、随葬品等方面综合比较，每个墓地人群性质不同，山湾、蔡坡墓地埋葬的很可能就是楚国派遣来此管理的行政长官及其亲属；余岗墓地埋葬的则更可能是本地的原邓国遗民，后逐渐被楚文化同化；团山墓地埋葬的可能为其它诸侯国的移民及后代；靠近卞营遗址的卞营墓地埋葬的则更可能是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平民；从沈岗墓地的出土器物来看，其埋葬人群应当与生活在周边黄家村遗址的人群联系较为紧密。

第三位分享的杨愫，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考古学专业，分享的题目是《性别考古视野下的中国女性考古学人研究》，属于考古学史方面的研究，聚焦女性视角，较为新颖。

性别考古学的内容涵盖对当今社会女性考古学人的研究和对过去社会女性角色及两性分工等社会问题的研究这两大研究方向。目前国内更多的是利用田野材料进行性别研究，而女性主义考古学的内容则寥寥无几。该篇文章则通过大量统计数据阐明目前国内女性在考古学行业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并尝试解释此种现象形成的原因。

经过统计，过去国内从事考古行业的女性数量占比，整体来看少于男性。除了博物馆方向女性人数趋于大比重，其它诸如考古调查与发掘、不可移动文物研究与保护等研究方向，男性人数甚至可能几倍于女性。此外，随着职称职级的上升，女性考古学人的占比数据更是大幅下降。引起这些现象的原因多样：其一，从社会史和教育史上看，妇女解放至今不足百年，与封建社会长期对女性的压迫时间相比，还非常短暂，受到落后社会思想的影响，早期女性受到教育的机会与条件，客观上与男性有一定差别；其二，从考古学史来看，中国考古学的重中之重一直倾于田野考古，而田野发掘人员出于多种原因总是男性居多，如此一来，更多从事室内作业的女性无法获得更高的话语权；其三，从社会与家庭原因来看，社会大环境下，性别偏见产生的就业门槛依然存在，女性因怀孕、分娩和哺乳等特有的生物学特征而被用人单位诸多考量，而在家庭中，社会普遍认为女性应该更加重视家庭，相比于男性更多地“被需要”承担家庭责任，生育、情感和家庭纽带在女性身上发挥的作用通常大于男性。

需要另外说明的是，目前高校中的考古后备军中的女性成员数量正以极其迅猛的态势发展壮大，部分院校考古学专业女性学生的实际在校人数或已超越男性学生，存在男性倾斜向女性倾斜转变的可能性，这也显示出另外一种发展隐患。性别结构达到动态平衡依旧需要行业的内部调整，以此形成健康的行业结构。

这种侧重于交流性质的分享会为考古队员们重复性的田野工作生活增添了些许趣味。同时，也提醒着田野工作人员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研究人员，在闲暇时间里，需要多思考、多学习，将发掘所得的一手材料转化为搭建中国历史的一砖一瓦，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考古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