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地理视野下的梁山军建置与战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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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5 15:40 来源:重庆考古

军事地理研究是我国古典兵学的重要内容和优良传统，注重考察地理环境对战略攻防态势、战役容量、兵力部署以及战争进程的影响。自先秦时期开始，军事地理学便成为古典兵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孙子兵法》将“地”作为影响战争胜负的5个重要因素之一，《六韬》《孙膑兵法》等兵书也充分结合地形研究战术。至明清时期，《读史方舆纪要》着重记述历代兴亡、战争胜负与地理形势的关系，提出“地利变化无穷”和“争地必得其人”的主张^[1]，被视为古代地理学和军事地理学的代表性著作。本文拟对地理环境因素在梁山军（今梁平）建置与战争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略作探讨。

一、梁山置军的历史背景

军作为统县政区始于五代。入宋之后，太祖、太宗两朝在统一战争推进过程中为控扼冲要，在全国广泛设军，隶属于路并成为定制。“宋朝之制，地要不成州而当津会者，则为军，以县兼军使。”^[2^]可见设军前提条件是地当津会，而其限制则是不具备建州所需的人口与行政基础。因此军虽与州、府在政区层级上相同，均为统县政区，但其行政等级相对较低^[3]，军事要地是其核心特点。

北宋平蜀虽然用时较短，但前期侧重从蜀中征敛财物，忽略团结蜀人，造成社会动荡不安。乾德三年（965年），由于平蜀将领擅自克扣蜀兵由蜀地至开封的粮饷和路费，又纵部曲侵扰，致使蜀兵愤怨思乱。在全师雄领导下，邱、蜀、眉、陵、简、雅、嘉、东川、果、遂、渝、合、资、昌、普、戎、荣17 州及成都属县皆起兵反宋，并延及阆、渝州（今重庆），至乾德四年（966年）以全师雄病死金堂，余部被灭而结束。全师雄领导的蜀兵反宋斗争被镇压下去后，蜀中各种势力与宋朝的矛盾并未化解^[4]，这成为宋置梁山军的重要原因。

梁山置军的时间，历史文献大多记载为开宝三年（970年）。如《太平寰宇记》记载：“梁山军，本万州梁山县，皇朝开宝三年置屯田务，因建为梁山军，管梁山一县。”^[5]《续资治通鉴长编》进一步明确为“（开宝三年）二月壬申朔，以万州梁山县为梁山军。”^[6]但《宋史》记载：“开宝二年（969年），以万州石氏屯田务置军，拨梁山县来隶。”^[7]，其文同时也称：“开宝三年（970年），以梁山为军。”

总之，梁山军创设于万州屯田务的基础上毋庸置疑。成书稍晚于《太平寰宇记》的官方地理总志《元丰九域志》记载：“开宝三年以万州石氏屯田务置军，治梁山县。”^[8]其后的两宋时期文献《舆地广记》《方舆胜览》《宋朝事实》也都沿用了这一点，《方舆胜览》进一步明确了石氏屯田务的沿革：“五代伪蜀在今军治置务，曰石氏屯田务。皇朝平蜀，土豪石处赟纳庄田八所，遂废屯田务，移县于此，因升为军”。^[9]综合各文献记载来看，“宋开宝三年以万州石氏屯田务置军，拨梁山县来隶。”^[10]是较为可信的，即宋设梁山军前，军域内存在梁山县、屯田务两个互不同属又同隶于万州的行政机构，其中屯田务位于梁山军治，而梁山故城据《四川通志》记载位于石氏屯田务以西^[11]。

熙宁五年（1072年），由于“梁山军疆理狭而户口寡，路经大驿，不足以赡一军之用”，“又析忠州桂溪县地益焉”^[12]。至此，梁山军的区划基本稳定下来。“军虽与州、府并列，但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管理单位却显得不成熟、不稳定。”^[13]这种不稳定性即体现在“州级军”建制的易于废复、存在军使兼知县事的权宜设置^[14]。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执政后，在打击变法派的同时，迅速废除熙丰新法，致使北宋经济形势在“元佑更化”时期不断恶化^[15]，出现了“努原日益困，农民日益贫，商贾不行，水旱相继”^[16]的国乏民贫之状。中央地方财政困匮，导致梁山军短暂“还隶万州”^[17]。

二、梁山置军的军事地理因素概述

南宋四川盆地主要交通路线及山城分布图

唐宋时期，随着四川盆地间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贸易交流的加强，陆路交通也发展起来^[18]，促进了梁山交通要冲地位的提升。这一时期，除了“北四南三”的川陕古道，盆地内还发展出了两条东西向的交通主干道，即北道和南道。其中北道从成都出发，经怀安军、梓州飞乌县（中江仓山镇）、遂州、果州、渠州、梁山军到万州，为从成都向东出入四川盆地最直的一条路线，约1000里；南道从成都东南出灵泉县（今龙泉镇），经简州、资州、昌州、合州、或从昌州到渝州，合计约1100里左右。由于北道地区经济更发达，政治地位更重要，在唐代北宋时期可能更多取用北道^[1^9]，此线路于梁山境内设有三龟驿、梁山驿^[20^]，可见梁山在北道中的重要地位。“溯江入蜀者，至此（万州）即舍舟而徒，不两旬可至成都，行舟即须十旬。”从万州舍舟经梁山到成都取成渝线（北道）仅20天，而若乘舟而上需要100天，对于夔州乃至长江中游向西用兵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价值。

梁山处于长江干流与嘉陵江支流渠河的分水岭上，地势高于四周，龙溪河、甘井河、汝溪河、普里河、铜钵河、新盛河等六条主要河流迂回于平坝浅丘之间，分别流入垫江县、忠州、万州、达州和新宁县，具有川东地区军事战略制高点的意义。其地东邻万州，南接忠州、垫江县，西连渠州大竹县（邻山县），北倚达州新宁县、达州（三冈县），宋人形容其“前涪後峽。……介夔梓之间。与万州表里。夔子咽喉。控扼岩险。”^[21^]是川峡四路中夔州路与梓州路（潼川府路）重要连接点，是地方管控与战时防御的重地。

梁平赤牛城（牛头寨）遗址航拍影像

对周边蛮夷管控带来的治安压力是梁山军设置及稳定存在的重要社会因素。两宋时期，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四川盆地沿边地区。“自黔、恭以西，至浩、泸、嘉、叙，自阶又折而东，南至戚、茂、黎、雅，被边十余郡，绵亘数千里，刚夷恶僚，殆千万计。”^[22^]梁山军所在的夔州府主要面临黔州、涪州(今重庆涪陵)、夔州(今重庆奉节)沿边至贵州境内一带的"西南夷部"，以及在今湖北和贵州境内、被称为"熟夷"的"施州蛮" ^[23^]。文献记载：“施州蛮者，夔路徼外熟夷，南接牂牁诸蛮，又与顺、富、高、溪四州蛮相错，盖唐彭水蛮也。……施、黔比近蛮，子弟精悍，用木弩药箭，战斗趫捷，朝廷尝团结为忠义胜军。其后，泸州、淯井、石泉蛮叛，皆获其用。”^[24^]《宋会要辑稿》记载：“忠州、万州、渠州、珍州、茂州、开州、梁山军、怀安军、石泉军、大安军,其间多控蛮獠,既无通判,且不差签判。”^[25^]

较好的农业发展与人口条件为梁山军建置及稳定存在提供了重要保障。梁山置军以前，五代屯田务的设置说明了其具备开展集中、较大规模农业生产的条件，如“稻田蕃庑”“常多丰年”“西境之田，独平衍可耕。”^[26^]汪应辰《文定集》记载：“䕫路最为荒瘠，号为刀耕火种之地。虽遇丰岁，民间犹不免食草木根实，又非潼川府路之比。今岁旱歉，如䕫州，毎常米价止是钱引五道左右，今已是十道以上。内梁山军、广安军虽颇丰熟，又不通水路，止可瞻给本军。”^[27^]“常多丰年”带来人口的稳定增长。梁山军的户口从太平兴国年间（976年～983年）的“户主六百八十二，客四千六百七十二。”^[28^]到元丰三年（1080年）已是“主三千六百二十三，客八千六百五十四。”^[2^9]尤其是赋税的主体主户得到了较大规模增长，为统县政区的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梁山区境战争历史中的军事地理因素

重要的交通地理优势往往使梁山容易在战争动荡中被波及，成为攻守双方的必经要地。我们对文献中所记梁山境内的历次战争进行了统计（表一），发现有北宋初年的李顺起义、宋末元初的宋元（蒙）战争、明初统一四川、正德流民起义、明末张献忠入川、清康熙年平三藩之乱、嘉庆年间川陕白莲教起义等几次较大规模的战争。

从战争的频次看，明清时期见诸文献的战争明显增多，这或与明清时期白莲教在川陕鄂地区的流行以及秦巴山区流民聚集有关。秦巴山区宗教流行、流民聚集、盐丁抗争对西面通往成都富庶之地的梁山带来了显著的治乱影响。从战争形成的军事地理空间轨迹看，主要以东西向为主，南北向极少，这与前述的北道交通地位相吻合，也与荔枝道在唐以后失去驿道身份有关。因此就军事防御而言，“梁邑东南依山，西北平原”^[30^]，东部的峰门山、蟠龙山、西部的赤牛山是防御的战略要地。同时，梁山历史上多隶属于万州等长江地区的州府，东部乃其战略后方，加之东部天险难以逾越，使得西部赤牛山成为梁山防御的重要“戌守之地”^[31^]。因此，战争烈度极高的宋元（蒙）战争以及以川东地区为中心的川陕白莲教起义迫使梁山地方政府在赤牛山上筑起了赤牛城、牛头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