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二里头遗址新披露的一件无铜托镶嵌木牌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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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4 12:10 来源:文博中国
偃师二里头遗址目前已出土并发表了3件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收藏于海内外各地博物馆的二里头文化此类铜牌饰则有10余件，这些铜牌饰多数原本可能也出自二里头遗址，所以学界一般认为，该遗址只有铜牌饰。前几年笔者通过梳理该遗址已公布资料，认为还应有无铜托的镶嵌木牌饰，不过一直没有发表的图像资料佐证。
最近，杜金鹏先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披露了一件镶嵌绿松石的无铜托木牌饰照片，注明为早年出自二里头遗址。经向他核实，得知这件牌饰出自一座墓中，墓的编号为95YL9M11（被一座汉墓打破），是经他清理出来的（图一，左）。
通过查阅1996年考古年鉴得知，此墓是1995年在二里头第Ⅸ区发掘一片祭祀场所（C12）时发现的，具体是一座墓主为小孩的墓葬，年代属二里头文化四期。在这片祭祀场所共发掘了两座小孩墓，分别头向东、西，随葬品有陶器、骨器、玉器和绿松石饰等，以及镶嵌绿松石的无铜托牌饰。这次发掘的详细资料迄今尚未发表，据后来曾见过这件木牌饰的杨美莉女士确认，是没有青铜作依托的，并且她还透露，此墓没有铜铃伴出，但牌饰的图像仍未刊布。因此，杜先生此次应该是这件无铜托镶嵌牌饰图像的首次披露，值得进一步探究其学术价值。
图一 95YL9M11（左）、84ⅥM11出土的镶嵌木牌饰和铜牌饰
这件木牌饰照片是在发掘出土现场拍摄的，绿松石小片镶出的轮廓大部得以保存，200余片小片多为长条形上下镶嵌，集中分布的范围大致为16×8.5厘米的长方形，其中眼睛为中心的牌饰下部诸小片比较松散但基本在镶嵌原位，较为规整，眼睛以上的牌饰上部诸小片已比较散乱，多不在镶嵌原位。绿松石小片比较松散或散乱的原因，除了此墓被汉墓扰动之外，没有铸出青铜底座作为依托显然也是重要原因，这与二里头遗址已发表的3件镶嵌铜牌饰明显不同，笔者推测，这些绿松石小片很可能镶在易腐的木质基座上（也可能是皮质的有机物）。绿松石小片镶出的兽面形象也基本可见，其中下部是一对臣字眼为中心的目部和口部，上部大致是长身或高冠。在已知的二里头文化镶嵌铜牌饰中，这件木牌饰的兽面形象与84ⅥM11:7镶嵌铜牌饰等的兽面形象比较接近（图一，右），后者的寓意笔者认为是身披鳞甲的一首双身龙，前者也基本可以如是观，反映的都是夏人崇拜的始祖神——龙。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这件木牌饰的轮廓、大小、石片形状、镶嵌工艺等特征都与二里头文化已知的10余件镶嵌铜牌饰基本相同，兽面形象的寓意也与部分铜牌饰相通，这就意味着这件木牌饰的功能和用法也应该和铜牌饰基本相同。从兽面寓意和随葬品组合看，铜牌饰应是夏人在祭祀仪式上用来沟通神灵的法器，从形制大小和出土位置来看，铜牌饰应是缝缀在胸前衣物上使用的。这件木牌饰的功能和用法也可如是观，进言之，铜牌饰和木牌饰的持有者都应是当时主持祭祀仪式的神职人员。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二里头遗址出土铜牌饰的墓葬均为成人墓，并有同是通神法器的铜铃伴出，而出土这件木牌饰的墓葬是小孩墓，并且没有铜铃伴出。从制作工艺看，铜牌饰显然比木牌饰更难制作也更显贵重，再加上铜铃的有无，可以进一步推断，使用铜牌饰的神职人员要比使用木牌饰的身份高一些，这也与随葬木牌饰的墓主是小孩的实际情况相符。由此可再推测，这些小孩所在的家族很可能是专司祭祀活动的，其身份地位在家族内部应是世袭的。
通过梳理已公布资料还能发现，二里头遗址目前所知随葬木牌饰的墓葬已有四五座，如75ⅥKM3、84ⅥM6等，可知使用铜牌饰和木牌饰的神职人员已能组成一个专司祭祖活动的祭司集团，他们的祭祀活动应集中在遗址北部（二里头村南）的“祭祀遗存区”，这些都是当时夏王朝的都城已出现国家祭祀的重要证据。
由此可知，镶嵌绿松石的木牌饰与铜牌饰一样，在二里头遗址都已有较多的出土，都是二里头文化的标志性器物。关于这两种器物的起源，目前也能得出一些比较明确的认识（图二）。二里头遗址2002ⅤM3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龙形器已为大家熟知，其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这件龙形器的表面并不平整，而是略呈瓦弧形，面部还可见凹凸不平，可知绿松石小片应镶在经过浅浮雕处理的木质底座上，龙形器本身实际就是一件大型木牌饰。现在又有了95YL9M11出土的这件镶嵌木牌饰，我们可以断定，二里头文化的镶嵌铜牌饰应该是在这种镶嵌木牌饰的基础上，借助来自西北地区的冶铜技术发展而来的。不唯如此，不少学者已注意到，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的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刻划兽面形象与二里头镶嵌龙形器的兽面形象很相似，二者之间应存在源流关系。
笔者进一步认为，新砦遗址的刻划兽面形象应来源于东部沿海的山东龙山文化，如日照两城镇遗址玉圭和临朐西朱封遗址玉冠饰上都装饰有结构相似的兽面形象。尤其是两城镇遗址2000 M33在墓主腕部随葬了一件镶嵌绿松石器，实际也是某种镶嵌木牌饰，旁边还有可能是一套响器的兽骨和石子，这种组合与二里头文化铜牌饰和铜铃伴出的组合惊人相似，都是祭祀仪式上沟通人神的法器，再加上二者的绿松石制作工艺和镶嵌工艺基本相同，可以断言，二里头文化的镶嵌绿松石木牌饰应该来源于山东龙山文化（而不是来自西北地区）。
简言之，这些镶嵌绿松石作品的先后演变关系可以表述为：山东龙山镶嵌木牌饰（两城镇00M33镶嵌绿松石器）→二里头镶嵌木牌饰（02 Ⅴ M3镶嵌龙形器、95YL9M11镶嵌木牌饰等）→二里头镶嵌铜牌饰（84ⅥM11:7等）。
图二 有关兽面形象和镶嵌绿松石作品举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