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藏书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具有较渊博的知识和学问,不少人甚至是一代有影响的大学问家、大文学家。关于“藏书”“读书”和“治学”等,他们都曾身体践行并有不少精辟的论述。他们在藏书和读书过程中闪现出的思想火花,对我们今天的读书治学仍然是大有裨益的。
一、读书是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精神享受
古代藏书家大都酷嗜读书,怀有深深的读书情结。宋代大藏书家杨万里云:“绝甘屏荤,而以诗礼为膏粱;捐绮牴缟,而以文史为襟带;去丝远竹,而以简编为笙镛。”宋黄庭坚云:“士大夫三日不读书,自觉语言无味,对镜亦面目可憎。”《增修复古编二卷》中有这样一枚藏书印:“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无。此昔人诒厥之名言……”。这里“昔人”是指宋代著名藏书家尤袤。他曾对朋友杨万里说:“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清人叶昌炽曾写诗感叹尤袤的爱书精神:“饥当肉兮寒当裘,足消孤寂遣幽忧”。无独有偶,明代著名藏书家胡应麟谈起读书时也有同感。他说:“我一生于他无所嗜,所嗜独书。饥当以食,渴当以饮。诵之可以当《韶》《頀》,览之可以当夷施。忧藉以释,忿藉以平,病藉以起。”
明代藏书家祁承非常喜欢书,爱读书,甚至达到了典衣废食的地步。他也说,人欲求见多识广而不肯读书,那就好比“求饱而懒营馔,取暖而懒裁衣。”“个人好久不读书,便有尘俗生于胸,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乏味。”又说:“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在他看来,读书是何等重要的事!
明代藏书家杨循吉的藏书楼取名“卧读斋”,以表明他愿终身以书为友,生命不息,读书不止的心态;明末藏书家陈继儒酷爱读书,常指着书对弟子说:“吾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故人。”明代藏书家谢肇淛更是认为,一个人能认真读书就等于延长了自己的生命——“无事常读书,一日是四日,若活七十年,便二百八十。”
二、读书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中华民族传统中历来有以读书为乐的强烈意识。叶梦得,宋代著名藏书家和图书学家,也是位有名的文学家。他一生同图书结下了不解之缘,颇喜读书,酷嗜藏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六经》不可一日去手”。为官之后,在繁忙公务之余,他天天都要抽空读书。南方的夏日,天气非常炎热,他还坚持每天读一卷《六经》,每年从五月到八月十五日,年年如此,他称之为“夏课”谢肇淛更是有“耽书之癖”。他曾说,“读未曾见之书,历未曾到之山水,如获至宝,尝异味,一段奇快,难以语人。”在他看来,读书是一件何等快乐的事!
明末大藏书家徐渤专门撰有《笔精·读书乐》一篇,其中写道:“人生之乐,莫过闭户读书。得一僻书,识一奇字,遇一异事,见一佳句,不觉踊跃,虽丝竹满前,绮罗盈目,不足逾其快也。”在徐渤看来,读书就是人生最大的乐趣,读一本好书的快乐是听美好音乐、穿漂亮衣服所难以相比的。
读书之乐还可从我国古代藏书家的藏书印窥见一斑。明末重刻沈氏花斋本《管子二十四卷》钤有“观澜于水,得趣于书”朱文方印,表明藏书家乐于读书,从书中得到乐趣。通过读书品味个中情趣,赏心悦目,修身养性。傅增湘自谓“书潜”,范大澈说自己乃“句章灌园叟”,陈继儒自我调侃“一腐儒”,冯登科的藏书室叫石经阁,于是他自然成了“石经蛀虫”,张敦仁自称“文章太守”,丁丙说自己是“书库抱残生”,有这等活泼快乐之心,读书自然是“开卷一乐”(毛晋印)“平生乐事”(范大澈印)了,鱼元傅叹“悔不十年读书”,姚婉真“一种心勤是读书”,潘祖荫说有书看、看好书是“如愿”之事,其藏书铭曰:“名山草堂,萧然独居。门无车马,坐有图书。沈酣枕籍,不知其余。俯仰今昔,乐且宴如。”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三、书籍是永不枯竭的知识财富
叶盛,明代著名藏书家,其藏书楼箓竹堂“藏书之富,甲于海内,聚书至数万卷”。叶盛经常告诫子孙要爱书读书。他说:“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教训童稚以给食,但书种不绝足矣!”
徐乾学,清初著名藏书家,从小就喜欢书,爱读书。针对当时很多人只想为儿孙们多留下点土地财产、金玉宝物、亭台楼阁等,他却对他的几个儿子说:“依我看,不论给后人留下什么财产,也难免会有失去的一天,不会长久享用不尽的。那么我给你们留传下什么东西呢?”徐乾学指着满屋子的藏书笑着说:“所传者惟是也!”并当即给藏书楼定名叫“传是楼”。很显然,在徐乾学看来,田产财物、珍宝玉器等物质财富总有用尽之时,而书籍里的知识是永远也学不尽用不完的。
清末藏书家张金吾藏书楼有诒经堂一处,系取“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之义;杨以增的藏书楼名叫“海源阁”。他把书籍比作海洋,“学者而不观于海焉,陋矣。”然而,“观于海,久处其中,茫洋浩瀚不知所归,亦为学者之戒。学者应该涉海而探源,知源之所出。”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书籍它确实是一个知识的海洋,只要我们“涉海探源”,就一定会找到永不枯竭的知识之源的!
四、藏书主要是用来研读的
图书典籍作为知识的载体,重要的文化资源,历来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在我国古代悠久的藏书史上,众多的藏书家倾尽精力、财力投身于藏书事业,究其目的,多是为读而藏。
清代乾嘉间的黄丕烈正是这样一位集藏、读、校、刊之大成的杰出藏书家和学问家。黄丕烈酷嗜收藏图书,又颇爱读书、善读书,他不像有些藏书家那样,只以收藏为业,藏而不读,而是见到书,尤其是宋元善本,必悉心研读,详审精校。他每读一书、校一书、鉴定一书,必将心得、书之来龙去脉、版本及掌故等写成题跋,有些书甚至要写下四五篇题跋文字。他一生大约为800多种珍善典籍写下了千余篇题跋之作。
胡应麟,明代中后期著名藏书家、著名学者。在谈到藏书与读书的关系时,他主张做学问与多读书本非二途,应是相辅相成的。他把藏书家分为两种,一种是把书籍布置得华丽精美但触手如新的,讥笑他们为好事之人;一种是书籍虽也翻看但只重表面内容不求甚解的,讽刺他们如同书中的蠹虫一般,贬之为鉴赏家。在他眼中,图书只能通过“使用”才能发挥它的价值,才有收藏的必要。“夫书聚而弗读,尤亡聚也”。
陈第,明后期著名藏书家,他收藏图书有一种很可贵的指导思想,那就是藏为用的思想。他收藏图书的主要目的是用于读书治学。他曾说,古人藏书往往为的是留传子孙,而其子孙也未必是读书之人,故而留书是否有用就很难说了。的确如其所说,陈第藏书主要是为了研读。他读书十分认真,经常随手把读书心得和见解写在书上。凡读过之书,不论前人评价如何,他总是要写出自己的一得之见。对此,他曾说:“非敢袭前人成说以为己私珍也。”陈第于图书广藏博览,因而学问博深。他精熟于五经,对诗、易尤有研究。
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张金吾则更因将藏书与读书治学紧密结合,在传承典籍、施惠学林的藏书实践中体现出为用而藏、藏以致用的开明意识更为世人所瞩目。他说:“人有愚智贤不肖之异者,学不学之所致也。然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又说:“藏书而不知读书,犹弗藏也;读书而不知研精覃思,随性分所近,成专门之学,犹弗读也。”“读书必藏书,藏书为读书,乃历代藏书家之宗旨”。江藩也说:“夫欲读书,所以蓄书,蓄而不读,虽珍若骊珠,何异空谈龙肉哉!”这表明,先贤藏书之目的与宗旨全在读书,读书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藏书家。
这些论述把藏书与读书的关系说得很透彻。所以说,藏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研读。
五、读书应善于思考,学以致用
叶盛,明中期著名藏书家。他不但是个非常爱书的人,也是个很会读书的人。他曾说:“一个人光是能读许多的书,而不能辨别书之好坏,读后并无收获,不知道书里哪些地方说的是对的,可以照着去做,也不知道哪些地方说的是不对的,不应仿效,这不是会读书的人;读书之后,虽有收获,但不能去实践,不能见之于行动,这也不算是真正会读书。”;谢肇淛曾批评三种藏书人,其中有一种他认为是藏书家中较多的,即所谓“博学多识”“记诵如流”,但“难以自运”“寸觚莫展”,只会死读书而不能用以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并且他还说,这种毛病是一般人很难克服得了的。
祁承作有《读书训》一篇,其中较详细地阐明了他的读书观点,他说,读书要专心致志,深入理解内容实质;要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要学以致用,认真实践等等,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今人借鉴的!
在谈到读书应学以致用方面,徐乾学也说:“为学之道必先明诸心,然后力行以求至。”就是说,要学到东西,必须心领神会其理,然后身体力行,才能真正学到手。《万卷精华楼藏书记》是耿文光一辈子读书的结晶,其中多有指导读书之语。谈到读书应善于思考时,他说:“太凡读书不能不疑。读书而无疑,是盖于心无所得故也。无所得则无所思,不思矣,何疑之有。此读书之大患也。善读书者,必极其心思,一字不通弗舍之,而求一句;一句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章;一章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篇。夫如是,则思深,思之深,则必有疑。困其疑而极心思,则其有得也。”何等精辟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