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存最古的佛教经录
《出三藏记集》十五卷（明北藏分作十七卷），中国现存的最古的佛教经录，梁-释僧祐（445～518）撰。又作《出三藏记集录》、《梁出三藏集记》、《出三藏记》，后世经录家简称为《僧祐录》或《祐录》，《金藏》千字文编次楹、肆，存十三卷，电子版《金藏》用高丽藏本补上了所缺的第一卷及第三卷。
经录，即佛教经籍的目录。称众经录、内典录、释教录、法宝录等。经录的起源甚早。自后汉以来佛教传入中国，经典的翻译随之而兴，其后译籍日富，部帙增多，于是弘道之士，为了综理存佚，研核异同，因而有“经录”的创制，并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而后纲举目张，使佛教典籍昭昭可考。
两晋时代，为经录创始时期。西晋时，译师竺法护撰《众经目录》一卷，纪他自己所撰各经，当是最早的经录，但久已散佚。其次，聂道真撰《众经目录》一卷，东晋成帝时支敏度撰《经论都录》和《别录》各一卷，石赵时有《二赵经录》一卷。以上各录，受时代和地域的局限，还只是处在草创阶段。
到晋武帝时，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一卷出现，才为经录的发展奠定下良好的基础。它的内容共七部分：一、经论录、二、失译经录、三、凉土失译经录、四、关中失译经录、五、古异经录、六、疑经录、七、注经及杂志经录。这样的分法，是综合了以前经录的优点，而又有所发展，一方面以有译人的按时代排列，使佛学的派别和演变有线索可寻，一方面把失译人的和摘译别出的分开，以便于了解考察。对于疑伪的经严加区别，不使真伪混淆，自撰的著作则附之于末。此外作者还对古代的译经有些遗失译人的，都“校练古今，精寻文体”，就其译语和译风比较研究，查勘为某人所译，或非某人所译。并对译人的译笔优劣，也有所评定。他把经录从内容到形式，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使经录得到比较完整的定型，作用因而大显。此录重要内容自被《出三藏记集》收入后，终至佚失，其面貌只能在《出三藏记集》中还可以略见一斑。
南北朝时代，为经录组织渐备时期。南朝刘宋有不详作者的《众经别录》二卷，为分类体裁，上卷载 一、大乘经录，二、三乘通教录，三、三乘中大乘录，下卷载 四、小乘经录，五、(篇目本阙)，六、大小乘不判录，七、疑经录、八、律录，九、数录，十、论录。此录现有敦煌卷子写本，仅残存上卷一部分。
梁代释僧祐撰《出三藏记集》十五卷，其中《铨名录》部分即佛经目录，乃据道安的目录加以增补扩充，其著录方法创例颇多，但需和其他三部分对照参看，才能全面。此录为现存经录中最早的一部。
僧祐原籍彭城下邳（今徐州邳县），生于江南建业（今南京），俗姓俞。幼小时随父母入建初寺（当时在建业城内）礼拜，欢喜踊跃，不肯回家。父母依从他的愿望，允许他在寺内出家，奉僧范为师。到了十四岁时，又投定林上寺（在钟山）法达（昙摩密多的弟子）门下。
僧祐一生的主要事业，在于传弘律学。在弘传律学之外，对于文化事业和佛教文史著述，也有非常丰硕的成就。
中国佛教典籍至齐梁时已甚丰富；但历史上第一个搜聚卷帙建立经藏的，实即僧祐在建初、定林两寺所建立的经藏。其中定林上寺经藏的建立，还得到梁-临川王宏的大力襄赞。著名文学家刘勰也相随从事整理厘定，并区别部类加以序录。
僧祐一生撰制的佛教文史著述，有《出三藏记集》十五卷、《萨婆多部相承传》、《十诵义记》、《释迦谱》五卷、《世界记》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四卷、《法集杂记传铭》十卷。这八种着述，他曾总名之为《释僧祐法集》。在这八部书中，集录了很多古记遗文，多是古代重要的佛教文史资料，极为可贵。可惜的是，现只有《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弘明集》三书尚存，其余五种均佚。
僧祐因戒德高严，博学多才，在齐梁两代，备受朝野崇敬。晚年脚疾，梁武帝还请他乘舆入内殿为六宫受戒。他的缁素门徒有智藏、慧廓、宝唱、明彻、临川王宏、南平王伟、刘勰等一万一千余人。梁-天监十七年五月圆寂于建初寺，年七十四。葬于钟山定林寺旧墓，弟子正度立碑，刘勰撰文。
僧祐编制《出三藏记集》，与其在建初、定林两寺建立经藏的事业有直接关系。
田光烈先生（1912-2007）对《出三藏记集》有如下的介绍和评价：
中国佛典的翻译，自后汉末安世高、支娄迦谶创始以来，历代译籍积累日多，学者整理著录，因而有佛经目录的编制。最初的完备经录为道安所作的《综理众经目录》(又略称《安录》)，同时有《支敏度录》，稍后有《竺道祖录》、《众经别录》、《王宗录》、道慧《宋齐录》等(这些录早已遗佚)。僧祐于齐、梁间，以定林寺、建初寺造立经藏写一切经的因缘，在《道安录》的基础上，旁考诸目，“订正经译”，撰成《出三藏记集》。它算是现存经录中最古的一种，并还转载道安等录的重要材料而保存了佛家经录的原始面目。
本书编纂的用意，重在对于三藏翻译“沿波讨源”，所以将全集分为四个部分：一、《撰缘记》，二、《诠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这些如僧祐的自序说：“缘记撰，则原始之本克昭；名录诠，则年代之目不坠；经序总，则胜集之时足征；列传述，则伊人之风可见”。合拢四方面，翻译的原委才说得完全。四部分的内容，大要如次：
一、《撰缘记》，凡一卷。记经典的结集和翻译的来源。首先引《智论》、《十诵律》，及《菩萨处胎经》文叙述三藏结集的缘起及经过和八藏的名称，其次论胡汉译经音义的同异，最后列举新旧译(以鸠摩罗什翻译的前后区分)重要名相的不同，一共五篇。
二、《诠名录》，凡四卷(自第二卷至第五卷)。这可说是全书的正宗部分。从汉至梁六代四百多年间，译出和撰集的一切典籍，不管有无译人名氏，一一搜罗归纳为十四录。因对所依据的道安旧录有所增订，一律称为“新集”。内容是：
(一)《经论录》，
(二)《异出经录》，
(三)《安公古异经录》，
(四)《安公失译经录》，
(五)《安公凉土异经录》，
(六)《安公关中异经录》，
(七)《律分五部记录》，
(八)《律分十八部记录》，
(九)《律来汉地四部叙录》，
(十)《续撰失译杂经录》，
(十一)《抄经录》，
(十二)《安公疑经录》，
(十三)《疑经伪撰杂录》，
(十四)《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
末附录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及慧叡造《喻疑》。
在十四录中，标题安公的，基本上保存了道安旧录的原样撰述，而加以补订。其余也都是按照《安录》的规模加以扩大。
集中所补订《安录》的七录内容是：
(一)《经论录》，以译人年代为次，《安录》自后汉安世高至西晋末法立，共著录十七家(其中误以竺法护和昙摩罗刹为二人，所以实际只十六家)，二百四十六部，四百五十九卷。僧祐对于这些译本，都参照其他经录，注出异同并补缺，又标明当时有本或缺本。另外于法立以前补出张骞等七人，法立以后补出卫士度等五十五人，译撰各书连前总共四百五十部，一千八百六十七卷(这和《历代三宝纪》及现刊本实际的数目均有出入)。
(二)《古异经录》(《安录》原来编在篇末，今移前)。大都是从大部中单篇译出，没有译者名字，为古代的遗文。共九十二部，九十二卷。僧祐也注出余录异同和存缺。
(三)《失译经录》。一般不详译者姓名的，这一类经《安录》原列有一百三十一种，但经名简略，未列卷数。僧祐均加以整理，注出异名、出据、存缺，并从《安录》注经末移来十一种，十二卷，厘定为一百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七卷。
(四)《凉土异经录》。失译经存在于凉土的，共五十九部，七十九卷。
(五)《关中异经录》。失译经存在于关中的，共二十四部，二十四卷。
(六)《疑经录》。鉴定为伪托的经典，共二十六部，三十卷。以上三录，僧祐都加注异同具缺。
(七)《注经录》。道安自己所注释群经的，共二十一种，三十五卷。僧祐又补入杂著经录等五种六卷。
其次，僧祐扩充了《异经录》的编制而续成《异出经(即异译本)录》和《抄经(即别生经)录》，又续撰《失译杂经录》、《疑经伪撰杂录》，另外又将列入《经论录》里的律藏译书本源，别为律分五部记等三录。
以上十四录共收经目二千一百六十二部，四千三百二十八卷(据《历代三宝纪》卷十五所总计)。这比较《安录》增加了一千五百余部，三千三百余卷。但他所搜罗到的写本和参考的经录，侧重南方，因地区的限制，不免有遗漏，这是参考它的记载时应该预先注意到的。
三、《总经序》，共七卷(自第六卷至第十二卷)，可分两类：
前六卷是抄录一些经律论的前序与后记，自《四十二章经序》起至《千佛名号序》止，共一百一十篇，为《序集录》。
后一卷录陆澄《法论目录》、竟陵王《法集录》序及僧祐自撰各书目录序，共十篇为《杂录》(十篇中僧祐自撰者占八篇)，序文以外备载篇目，现在根据篇目即可略知那些著述的内容。
这一种体裁，创见于此书，价值极大。无异是一种佛藏提要，而且保存了许多可贵的资料。近世严可均辑《全南北朝文》，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释家类”，均采用本书这一类的材料。
四、《述列传》，叙述历代译家和义解僧人的生平事略共三卷(自十三卷至十五卷)。亦分两类：前二卷主要著录外国人如安世高等为一类，共二十二人；后一卷中国僧人法祖等为一类共十人(附见者尚有多人)。这是现存最古的僧传，其史料多被宝唱《名僧传》、慧皎《高僧传》所依用。慧皎以后，各代僧传的叙述方法，大致因袭本书，而略变其体例。
本书的优点，除在翻译方面、传记方面保存很多原始史料而外，它还为后来经录的编纂开辟了许多门路，如有名的法经《众经目录》，分一译、异译、失译、别生、疑惑、伪妄等六类，几乎全采本书分类方法。即后来集佛教经录之大成的智昇所撰《开元释教录》，分《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略繁重录》、《拾遗补缺录》、《疑惑再详录》、《伪妄乱真录》等七类，亦皆不出本书的范围。至于作者对于一切经论都曾作过鉴定，甄别它的异同和真伪，判明译者和翻译的地点时间，这些对学术研究的贡献都是很大的。
不过本书也不是毫无缺点的，如后来《法经录》所指出：“大小雷同，三藏杂糅，抄集参正，传记乱经，考始括终，莫能该备。”至于智昇《开元录》说它以法护与昙摩罗刹为两人，新旧译名对照不尽符合等，则不过是小疵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