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荣臻 靳桂云 | 海岱地区商周时期农业复杂化的植物考古观察

内容提要：对植物考古证据的综合分析显示，海岱地区商周时期农业经济在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基础上继续发展，作物组合包括粟、黍、稻、小麦、大豆、大麦、荞麦、小豆、红小豆、绿豆、豇豆属、大麻等，不同地域、不同时间阶段的植物考古数据存在统一性和差异性特点，惟麦作强化与稻作弱化的态势不断发展。结合动物考古等其他证据，可以认为商周时期农业复杂化进一步发展，海岱地区也被纳入到早期食物全球化的浪潮中。

 

 

 

植物考古材料对早期农业及其相关问题探研的重要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考古研究所证实。作为国内植物考古实践重镇，海岱地区史前—两周时期的植物考古工作颇具代表性。但就已有研究来看，与如火如荼开展的史前时期综合研究相较，学界对商周时期海岱地区[1]植物考古研究则多以遗址个案观察为主，综合探讨偏少，较有代表性的如安静平曾据植物考古证据对岳石文化至西周时期农业和野生植物利用进行了观察，注意到了农作物和杂草关系，并对野生植物资源的作用进行了剖析[2]；魏娜则将研究视角集中于胶东地区的农业活动和野生植物利用问题，所研究问题与安氏有所相似，惟其资料更新，且地域仅限于胶东地区[3]。前述研究虽关注了山东地区商周农作物组合，但对作物构成的讨论偏少，也没有涉及近年新刊植物考古研究资料，且未曾提及农业复杂化、农业地理等相关问题。有基于此，对海岱地区商周时期农业相关问题的继续探讨尤有必要。本文拟以植物考古材料为中心讨论海岱地区商周农业地理状况，在此基础上管窥当时的农业复杂化进程。

一、海岱地区商周时期植物遗存的考古发现

随着植物考古方法的推广普及，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发掘中开展了以植物考古为代表的多学科合作研究。就海岱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工作而言，胶东、鲁东南、鲁中南、鲁西南、鲁北等区域皆有植物遗存出土（图一、表一），但不同区域、不同时段、不同聚落遗址的植物考古工作并不均衡。

（一）胶东地区

根据目前已有考古发现，本区出土有商代植物遗存的遗址仅山东烟台龙口楼子庄[4]1处。植物考古工作主要集中于两周时期遗址，计有龙口归城[5]，青岛北阡[6]、河南庄[7]、龙泉河东[8]等4处。

（二）鲁东南地区

本区商时期遗址的植物考古工作暂付阙如，两周时期遗址的植物考古工作也为数不多，计有胶州周王庄[9]、赵家庄[10]，临沭东盘[11]，日照辛留、纪家沟[12]、六甲庄[13]等6处。

（三）鲁中南地区

本区商时期的系统植物考古研究暂付阙如，但滕州前掌大稳定碳氮同位素工作指向了商至西周时期先民的食物结构[14]。两周时期诸遗址中，出土有植物遗存者以东周为主，计有邹城邾国故城[15]，济宁西吴寺[16]，枣庄东江[17]，滕州北台上[18]、孟庄[19]等5处。

（四）鲁西南地区

本区商周时期诸遗址中，开展过系统植物考古工作的为数较少。已刊材料中，除菏泽十里铺、青邱堌堆考古调查所获植物遗存外[20]，另有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菏泽十里铺北遗址[21]所获植物遗存值得关注。需要说明的是，菏泽青邱堌堆遗址近年发掘所获植物遗存较为丰富，由于研究结果尚未正式公布，本文未能参引。

（五）鲁北地区

海岱地区商周时期诸遗址中，以鲁北地区的植物考古研究为数最多，已刊材料有济南大辛庄[22]、刘家庄[23]、黄桑院[24]、马安[25]、宁家埠[26]、催马庄[27]、唐冶[28]、城子崖[29]、榆林[30]、平阴张沟[31]，淄博高青陈庄[32]、桐林[33]、齐故城阚家寨[34]、东古城[35]等，另有少数遗址如淄博后李、粉庄、昌乐都北等浮选结果鉴定工作也已完成[36]，从中获取了较多植物遗存。济南王府遗址[37]的植硅体样品中未见作物遗存。

二、海岱地区商周时期的作物结构

作物结构是历史农业地理的重要内容，包括作物组合与构成两方面内容（“作物组合”指的是作物的种类组成，“作物构成”则专指作物的比重关系），对于判断一个地区一定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有重要作用。既往研究显示，开展过系统植物考古工作的遗址中，粮食作物的数量比例、出土概率皆高于非粮食类其他植物遗存，暗示了时人对不同植物资源的利用策略。在承认植物遗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人的食物资源利用乃至食物生产的前提下，对以粮食为代表的作物遗存进行量化比对，可以进一步判断时人的农业经济状况。

（一）胶东地区

商代晚期楼子庄遗址的H6中出土有若干炭化黍粒，指向了时人对此类小米资源的利用甚至黍作农业的发展。西周时期的龙泉河东遗址所出粮食在五谷基础上增加了赤豆；构成方面，以粟和小麦所占比重最高，黍与大豆次之，余者比重较低。西周—战国时期的河南庄遗址粮食组合与之相似；构成方面，亦以粟和小麦为主，黍、豆再次，稻最低。西周—春秋时期的归城遗址所出粮食仅粟、黍、小麦；构成方面，粟和小麦相当，黍较低。东周时期的北阡遗址，粮食组合除前述六者外，另有，绿豆及其他豇豆属、大麦等植物；构成方面，粟与小麦比重最高，黍次之，大豆再次，余者较低（表二）。此外，龙泉河东、北阡遗址出土有零星的大麻籽粒。

胶东地区两周时期粮食组合多达9种，惟不同聚落的作物类别略存差异。构成方面，诸遗址植物考古数据呈现出一定相似性，皆以粟和小麦的比重为高，黍、大豆次之，稻、大麦、其他豆类比重较低。与本区岳石文化乃至龙山文化相较，商周时期以粮食为主的植食资源利用方式有相似之处。就所利用的植物性食物资源来看，商周时期的粮食在粟、黍、稻、小麦、大豆等五谷和大麦基础上，增加了小豆、绿豆及其他豇豆属作物，作物种类的增多指向了农业种植的发展与农耕技术的进步。比重方面，两周时期一改既往以粟、黍为主、大豆和稻为辅的作物结构，代之以粟和小麦为主、黍和大豆为辅的新态势，暗示着农业生产中麦作的强化与稻作的弱化。

（二）鲁东南地区

西周时期的周王庄遗址所出粮食有3种，构成方面以粟为主，黍次之，大豆最低。东盘遗址所出作物有4种，构成方面以小麦占优，稻次之，粟、黍较低（表三）。纪家沟、辛留遗址粮食种类虽少，但皆出土有小麦。东周时期的植物遗存皆非系统植物考古研究所获，赵家庄遗址出土有粟和小麦，东盘遗址出土有稻和小麦，六甲庄遗址则仅见稻。

与胶东地区相比较，本区植物遗存的丰富度稍低，且不同遗址间的差异更大。西周时期作物组合仍为五谷，粟和小麦的遗址覆盖率较高，单个遗址作物的构成中，粟与小麦也占据优势。囿于发现，目前仅知东周时期的粮食组合为粟、稻、小麦，尚难对此结果加以量化。北辛—大汶口文化时期，本区先民的农业生产已呈现出稻粟兼作特点，海岱龙山—岳石文化时期，多种作物结构与多种植食资源利用成为本区的时代特征，对两周时期的作物结构有一定影响。

（三）鲁中南地区

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的西吴寺遗址，个别灰坑底部曾出土有炭化谷物，由于当时浮选法尚未在国内普及，有限的炭化植物遗存系发掘中的偶然发现，且原报告中未公布其具体种属，但孢粉记录揭示了小麦乃至其他禾本科作物的存在。春秋时期，邾国故城遗址所出粮食除五谷外，另有小豆；构成方面，粟和小麦比重最高，豆次之，黍最低。东江遗址的浮选结果尚未公开，但该遗址春秋时期的作物结构与邾国故城相似。孟庄遗址的植硅体分析也揭示了多种作物的存在。战国时期，邾国故城遗址所出粮食在此前基础上增加了大麦、荞麦；构成方面变化不大，仍以粟和小麦比重为最高。战国—汉时期的北台上遗址所出作物种类与邾国故城相似，但不见荞麦；构成方面，粟的比重最高，黍次之，大麦最低，余者介于黍和大麦之间（表四）。战国时期东江遗址的作物组合与邾国故城、北台上遗址有相似之处。

与鲁东南地区相较，本区作物种类丰富程度高。西周时期存在对作物的利用行为。春秋至战国的作物种类有所增加，粮食作物的高比重显示了农业的发展及先民的植食资源利用状况。与胶东地区相似，粟和小麦的比重较高，豆类作物次之，黍再次，稻遗存遗址覆盖率及比重的偏低现象可能意味着稻作在农业生产中的弱势或先民对稻米资源利用行为的减少。本区两周时期作物种类多、出土数量多，与龙山文化多有相似者，惟小麦比重提升、稻遗存比重下降是该时期新特点。

（四）鲁西南地区

商时期的十里铺北遗址所出粮食承前，构成方面，以粟的比重最高，黍和大豆次之，稻和小麦最低，反映了先民对不同种类粮食资源利用及相关农业生产状况。考古调查采样分析的十里铺、青邱堌堆遗址皆出土有粟遗存，暗示了粟作的存在。东周时期的十里铺北遗址所出粮食作物在前述基础上新增了红小豆；构成方面，仍以粟的比重为最高，小麦、黍、大豆次之，稻和红小豆皆较低。与前相较，作物种类增加、小麦比重上升与黍比重下降是新特点（表五）。这种作物构成状况可能意味着先民对不同作物的种植及利用态度。

商周时期的鲁西南地区对多种作物的栽培和利用是先民生业的重要组成，对粮食作物的强化利用是先民重要的植食资源策略。与稻和红小豆相较，其他粮食在时人食谱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十里铺、青邱堌堆遗址仅公布了粟遗存，十里铺北遗址的植物考古发现为先民的植食资源利用提供了证据。由于该遗址两个时期采样数量不等，采样单位性质有别，东周植物遗存种类、数量少于商时期，但整体上显示了一定相似性。商周时期无论粮食作物，抑或其他植物的种类皆与该遗址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植物遗存有相似之处。惟东周粮食种类有所增加，其他植物遗存种类呈现出减少趋势。从龙山文化至东周，稻遗存的比重不断下降，小麦遗存的比重不断上升，反映了农业发展趋势及先民对作物利用情况的改变。

（五）鲁北地区

商时期的大辛庄遗址粮食组合仍为五谷，构成方面以粟的比重最高，小麦最低。刘家庄遗址未出土稻，其他粮食组合及构成与大辛庄相似。马安遗址虽仅有1份样品，也出土有粟、黍、小麦3种粮食。桐林遗址不见小麦、大豆，余者与大辛庄相似。榆林遗址的样品数量虽少，但其浮选结果揭示了多种作物共存的现象。此外，大辛庄遗址出土有零星大麻遗存。商周之交的黄桑院遗址仅出土有小麦、粟和黍；桐林遗址不见小麦，但出土有稻；宁家埠遗址的作物组合则为粟、黍、大豆。囿于工作性质，目前尚不足以据所出遗存进行作物构成状况的量化。

西周时期的催马庄遗址所出粮食遗存仅粟和黍。唐冶、陈庄遗址作物组合与大辛庄一致，构成方面，皆以粟的比重为最高，黍和小麦次之，大豆再次，稻最低。这种量化数据，暗示了同一区域同一时代作物结构的相似乃至一致性。此外，唐冶遗址出土有零星大麻遗存。东周时期的宁家埠遗址，所出粮食仅大豆、粟和黍；构成方面，粟的比重占据优势。桐林遗址的粮食组合为粟、黍、稻；构成方面，三者比重依次递减。阚家寨遗址春秋时期粮食组合为稻、粟、黍、大豆、小豆，战国时期增加了小麦；构成方面，粟的比重最高，黍和大豆比重次之，小麦再次，余者较低。陈庄、张沟遗址的植物考古结果中，皆系小麦、粟和黍的粮食组合。此外，城子崖、榆林、后李、粉庄、都北等遗址的浮选结果皆呈现出多种作物种植体系的特征，粮食组合及构成状况与前述遗址有相似性（表六—表八）。

鲁北地区商时期先民的粮食作物有粟、黍、稻、小麦、大豆等，粟、黍、大豆等可能是先民利用较多的资源。商周之际，先民所利用的粮食种类总体变化不大，但不同聚落所出遗存呈现出一定差异；两周时期，小豆也补充到先民食谱之中，但这一时期先民对稻资源的利用有所减弱，对小麦资源的利用有所加强，可能暗示了麦作的发展与稻作的衰弱。虽然诸遗址植物考古力度存在差异，但整体观之，本区内部的植食资源利用模式大致相似，即以粮食作物为主、其他植物性食物为辅。与本区史前时期相较，粮食结构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继承性。

综上分析显示，海岱地区商周先民的植食资源利用承前，以粮食作物为主、其他具有食用功能的植物资源为辅，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商时期粮食作物种类与岳石文化无异，西周时期在五谷的基础上增加了小豆，东周时期又增加了绿豆及其他豇豆属、荞麦等。就区域农业地理来看，胶东、鲁中南地区粮食作物资源的多样性高于其他地区。除工作尚少、保存状况较差的鲁东南地区外，其他区域的植物考古结果都显示了多种粮食资源利用的特点，且所利用的粮食类别较为相似。在植物考古视域下，商周先民的农业经济、生业模式建立在史前的基础上，汲取了史前先民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

三、海岱地区商周时期农业复杂化进程

早期农业复杂化，是自早期社会复杂化衍生而来的概念。就目前国内的学术实践来看，已刊文献之中，陈相龙等学者较早使用此概念[38]。约略同时，也有学者提倡此概念，并依据海岱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农业经济由弱渐强、由落后到进步、由简单变复杂的发展态势，分析了农业复杂化的主要表现：多种作物种植和多种家畜饲养的稳定与强化、域外栽培或驯化物种引入并稳定嵌入本地生业系统、粮食及家畜富余、与农业活动相关的工具种类增多与比重提升、时人定居生活趋势加强等[39]。就海岱地区扁扁洞类型至岳石文化的考古发现来看，史前农业经济、生业系统的确存在由简单到复杂化逐渐演进的态势。时至商周时期，海岱地区的农业复杂化态势又有新的发展。

（一）商时期

海岱地区中晚商时期的植物考古记录中，粮食作物遗存比重在岳石文化基础上又有提升，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大辛庄、刘家庄、十里铺北等遗址植物考古数据体现出来了这种作物遗存比重提升所指向的农业经济发展态势。不但出土有植物遗存的遗址都出土有粮食作物，而且开展过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遗址皆存在多种作物遗存，而且样品数量越多，多种作物共存现象越明显。这种现象指向了先民稳定的多元种植制度。作物遗存中，粟、黍、稻、小麦、大豆五谷并存，经济作物大麻也得以种植。

另就动物遗存来看，这一时期的多种家畜养殖在龙山文化至岳石文化基础上又有发展。如滕州前掌大[40]、济南大辛庄[41]、桓台唐山、桓台前埠[42]等开展过系统动物考古研究的遗址，多种家畜养殖并存，大致延续了龙山至岳石文化时期的特征并有所发展。另以开展过系统动物考古研究的阳信李屋遗址为例，即便它是位于距海较近、野生动物资源较为丰富的盐业遗址，但哺乳动物中也存在猪、狗、牛、羊等多种类别[43]。这些发现从侧面反映了多种家畜养殖制度在海岱地区的普及程度较广。

（二）西周时期

西周时期的海岱地区，粮食遗存比重继续提升，作物种类也在此前基础上有所增加。这一时期农业种植的进步尤以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唐冶、陈庄等遗址的考古发现最具代表性。除五谷、小豆外，大麻的种植传统得以延续。这一时期的考古记录中，小麦在农业结构中的稳定性与重要性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得以提升。

动物遗存方面，猪、狗、牛、羊仍是先民多元化养殖体系中的主要家畜类别。滕州前掌大、寿光双王城、广饶南河崖[44]等遗址的考古记录指向了先民肉食资源的多样化。总体而言，在多样化的肉食资源利用模式中，来自于家养动物的肉食贡献率高于野生动物资源。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来自于区域、聚落级别、聚落性质、考古发现程度等因素可能会导致单个遗址记录的差异，但总体上看，家畜养殖在岳石文化既有基础上继续往前发展。

（三）东周时期

海岱地区东周时期植物考古记录丰富，出土植物遗存遗址的数量、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数量皆胜于岳石文化、商及西周时期。作物组合中，除此前已出现的种类外，荞麦及绿豆等豇豆属也逐渐融入到先民生业系统之中。植物遗存数据指向的小麦种植比重的提升、水稻种植比重的下降在岳石文化至西周时期的基础上有更加深化的发展。这种农作物种植类别、种植制度、种植规模的变化，可能与环境变迁及国家层面政治扩张的历史背景相关[45]。随着作物种植重要性的提升及作物种类的增加，时人越发离不开农业生产，食物生产对食物资源的贡献率也在此前基础上更进一步，农业社会进一步强化。

动物遗存方面，多种家畜养殖制度继承岳石文化—晚商—西周以来的模式，长江仙人台、枣庄小邾国、新泰周家庄[46]、滕州东康留[47]等墓葬随葬动物遗存种类丰富，家养动物的多样化态势延续了此前传统，猪、狗、牛、羊等仍系先民饲养的主要家畜类型，牛、羊遗存占比在家畜乃至哺乳动物群中皆有提升，且在先民仪式性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指向了农业复杂化进程中的新现象。同前，多种因素都可能对单个遗址的考古记录产生影响，但综观动物考古记录的量化指标，家畜养殖业较此前又有发展。

前述植物、动物遗存以外，商周时期以农具为代表的生业工具加工技术在此前基础上进步明显[48]。以本区商代大辛庄[49]、周代齐故城[50]的考古发现为例，农具质地多元、种类多样、技术进步、数量比例较龙山文化至岳石文化时期有所提升。就社会复杂化程度而言，本区商周时期的考古发现指向了复杂社会的发展与文明化进程的加速。早在史前时期已融入“早期中国文化圈”[51]的海岱地区，在商周时期演变为中原统一王朝的重要组成，聚落结构存在大规模方国都邑、环壕聚落、中小型聚落等层级差异。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指向了属于社会基础的农业经济乃至生业模式的复杂化态势。

综上，海岱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记录表明，食物生产、资源生产行为在本区史前诸文化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多种粮食种植及家畜饲养制度向前发展，成为先民生活中更加普遍更加固定稳定的组成。单以作物而论，史前稻粟兼作基础上的多种作物种植体系发生了重要变化，稻作在农业生产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在多元化的农业生产格局中，麦作的重要性得以加强。从时代上看，商周时期稻作的弱化继承了岳石文化作物结构的特点，但麦作的强化趋势当不早于西周时期。

四、结语

综上，海岱地区商周时期农业经济在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就作物组合与构成状况来看，不同的文化小区或地理单元或有一定差别，但总体观之，作物组合在继承此前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补充新的作物类型。作物构成延续了以粟作为主的多元化农业结构，但麦作强化与稻作弱化成为本区广域的时代特征。这样的作物组合与构成模式不但强化了既有的种植体系，而且为后续更多更新种类作物的种植奠定了生境和技术基础。综合植物、动物、工具遗存等多维记录，海岱地区农业经济不断强化，农业复杂化在龙山文化至岳石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不但为区域文化发展与社会演进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且融入到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组成之中。现有考古发现证实，与本区史前时期相较，商周时期农业经济乃至生业系统的探研力度有待加强。

另需说明的是，本文系以植物考古资料为中心的考古观察，部分兼顾其他考古证据，但对文献史料关注不足，而文献史料在探研商周时期农业发展状况中有很大潜力，今后若能有针对性地将多学科考古证据与文献史料相结合，或可对本区商周时期以作物结构为代表的农业地理格局、农业经济面貌及农业复杂化进程的认识更加深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显示，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农业复杂化有不尽一致的表现。随着材料、方法与理论的不断扩展，海岱地区商周农业复杂化进程的脉络将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