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薇：东洋史学者是有明确的“加害故意”的

日本近代东洋史学与日本对外侵略活动关系密切。战后日本学界也围绕东洋史学是“具有侵略属性”还是“纯粹学术研究”进行过争论。然而日本学者的所谓“反思”却呈现出一种将二者关系切割处理的倾向，如旗田巍说道：“学术界对于军部的宣传、对于鼓吹战争是反感的，但把自己置身于侵略的研究体制下进行研究却没有太多的矛盾与反抗，也没有感到痛苦。这是被害者意识极强，却没有加害者意识的原因。”这一观点在日本学界影响深远。笔者认为，所谓日本东洋史学者“没有加害者意识”是一种臆想，事实恰恰相反，他们的研究起点、主要观点、价值立场，都能反映出明确的“加害故意”。

所谓“没有加害者意识”的第一个潜台词是：我伤害了你，但我不是故意的。东洋史学有没有“加害故意”，可以从其研究对象上得到明确判断。东洋史学发轫之初，即聚焦于朝鲜和所谓“满洲”，这一主观选择展现出鲜明的“加害故意”。

首先，就地域范围而言，“满洲”与“东洋”差别巨大，选择其为研究对象的根本目的，是与日本当时的军事行动保持一致。东洋史学是日本东洋学的组成部分。所谓“东洋”是与“西洋”相对应的研究范畴，因此其地理范围应是十分广泛的。但在实际研究中，日本东洋史学将研究核心瞄准中国，起点则在中国东北，而且中国东北历史地理研究贯穿了日本东洋史学的始终。其次，选择中国东北为研究对象，以日本之前分裂中国的知识铺垫为基础。将中国划分为“中国本部”、西藏和“满洲”等，是18世纪后期日本知识界的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其实质是一种分裂中国的意识。被奉为日本东洋史学缔造者的那珂通世即持这种划分方式，东洋史学在研究对象上则选择了“满洲”。最后，以所谓“学术研究”配合日本侵华活动。白鸟库吉中国研究的核心观点之一是“满洲中立论”，这是他在权衡当时日俄关系及日本与西方关系后为日本政策寻找的平衡点，已然出离了学术范畴。热衷于“满洲”事业的内藤湖南，更直接鼓吹“满洲独立”，其关于伪“满洲国”的文章，直接暴露了东洋史学的本质。由此可见，东洋史学首选“满洲”作为研究对象，既不符合“学科”的最初设定，也不是基于研究者个人兴趣的巧合，而是主动配合日本的侵略扩张行动。

“满铁”调查部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为日本殖民侵略中国东北提供情报咨询，白鸟库吉等东洋史学者曾受雇于该部门。图为九一八事变后，“满铁”调查部成员松木侠为日本关东军当局起草的《满蒙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意图先在东北地区建立日本控制的傀儡政权，进而彻底吞并东北。引自解学诗主编：《关东军满铁与伪满洲国的建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需要指出的是，对东洋史学的侵略属性抱有“历史之同情”者，大多有意无意地忽略东洋史学实际的研究起点及其诞生的历史经纬，通过倒看历史的方式，将所有与东洋历史文化有关的学术研究，全部归纳为“东洋史学”。如此一来，东洋史学的侵略属性就被稀释，研究者的目光很容易被各种具体的学术问题所吸引，于是，东洋史学诞生的政治背景、与日本对外政略的密切联系，便容易隐藏于具体的学术讨论背后。比如，如果我们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讨论白鸟库吉所谓“尧舜抹杀论”，而忽略他在公开此论之前，就已投身于“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这一事实，那么“尧舜抹杀论”打击日本传统汉学、矮化中国历史的非学术诉求，便不易被察觉和关注。

“没有加害者意识”的第二个潜台词是：你（被害者）认为受到了伤害，但我不认为这是一种伤害。这种论调，前与所谓东亚“共荣”一脉相承，后与谷川道雄评价内藤湖南时所谓“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并为中国着想”异曲同工。把“侵略”说成“拯救”，是侵略者惯用的伎俩。假如因为说出这句话的人不是政治家而是所谓“学者”，而且还为此进行了大量所谓“学术论证”，就真的相信其“没有加害者意识”，恐怕是掩耳盗铃。

以明治维新为时间节点，日本对传统汉学研究进行所谓“反省”的要求日益强烈，学术研究中对待中国历史文化的态度急转直下，贬损的声音逐渐占据主流。东洋史学兴起之后，这样的贬损与蔑视更为普遍。一些东洋史学家以所谓“救世主”的姿态对待中国，将对中国的侵略和践踏美化为“拯救”与“共荣”。如白鸟库吉说道，“日本通过占领台湾五十年，会使得密林中没有人行道的台湾变成美丽的果树园。日本会使满是石头的朝鲜砂原之地变为葱葱耕地。要让满洲的匪贼绝迹。逐渐使蒙古复兴”，将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美化至如此地步，罔顾对中国台湾及东北地区的大规模资源掠夺，罔顾对中国和朝鲜人民的劫掠压榨。其实，白鸟库吉毫不掩饰其所谓“学术研究”旨趣的侵略属性：“我们日本人应该发展势力的地方是亚细亚，与我们日本人利害关系最深厚的土地也是亚细亚，学者、教育家、政治家、宗教家、工商业家都应该加快研究亚细亚，因为那一定是我们的势力范围。”

内藤湖南对自身所谓“学术研究”的侵略属性心知肚明，表达也更加露骨。一方面，内藤湖南明确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活动，认为“支那的革新要施以日本的力量”，“某一天日本与支那在政治上形成一个国家”，从而努力为其寻找“源于东洋文化发展、历史关系的理所当然”。内藤所谓“文化中心移动”、“唐宋变革论”等，都是围绕这一目标展开。另一方面，内藤为日本的侵略活动构建了一套理论逻辑——“东洋文化发展的时代正在来到，为改变支那现状的或者并不自觉的日本的经济活动，对于延长支那民族的生命，有极大实际效果”。甚至当有人指出日本对华侵略的军国主义本质时，内藤痛心疾首地认为这是一种“自贬”！我们知道，很多犯罪者在实施侵害之前，往往会给自己找一个乃至多个“不得已”的理由，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对犯罪行为缺乏自觉认知。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意识到自身行为的“犯罪”属性，才会有“合理化”犯罪故意的意识。内藤湖南诡称，“只以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之类的说法来看待日本与支那的关系是极不恰当的”。但是，“只以”二字充分暴露了内藤对日本侵略活动的犯罪属性其实是非常清楚而又企图把水搅浑的。

“没有加害者意识”的第三个潜台词是：我没有区别对待，我伤害了你，但也伤害了我自己。这里所说的“你”和“我自己”，指向日本东洋史学的研究对象之一——文化。实际上，绝大多数东洋史学者对待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厚此薄彼。比如内藤湖南对中国辛亥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的迥异态度，桑原骘藏将五四运动时中国学生的爱国行为解释为“妄动”等。津田左右吉在这一点上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津田左右吉自1913年发表《神代史的新研究》开始，陆续发表一系列质疑日本“神代史”和“天皇是神”的文章。津田的中国历史研究，也是从“在自古以来的支那有‘历史’这种东西吗”的疑问开始，认为中国的历史“仅仅是提供了资料”。这种看似“各打五十大板”的表象背后，隐藏着他对日本与中国截然不同的价值立场。沟上瑛通过比较津田在战前、战后的研究观点后指出，其研究立场带有明显的“一贯性”。通观津田有关《古事记》《日本书纪》的表述，会发现他从未反对天皇制度，他所质疑的只是神话本身，而其最终目的是努力将这些神话历史化。至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态度，津田左右吉并不认同“东洋”这一概念，“东洋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存在，日本是世界的一元”，在他心目中，日本应该作出一些改变，但这同中国或者如何对待中国没有关联。他甚至有这样的表述：“我们都不认为粪和小便好吃好闻，但科学家却常常将这些污物放入试管，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与研究。我研究支那的第一原因正是如此。”也就是说，对于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津田不是没有区别对待，而是认为两者区别过大，甚至不能置于相同的比较平台上，这是一种根底里的伤害。

认为近代日本东洋史学者“没有加害者意识”，有可能导致相关研究在评价或使用东洋史学的具体观点时忽视其内藏的侵略属性。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表述和认识，也在日本关于所谓“反思”战争的领域频繁出没。从中国的立场、从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害过的国家和地区的立场来看，这不啻为一种二次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