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 上海中医药文化遗址遗迹调研

字号：T|T

2023-11-03 15:27 来源:上海地方志

摘要：上海地区中医药发展历史悠久，近代海上中医更是引领行业发展。本文通过对上海地区中医药文化遗址遗迹的调查研究，在回溯历史场景、分析遗址遗迹现状基础上，提出对其的保护、研究和利用的对策建议，以期助力上海中医药事业发展。

一、研究背景

上海地区中医药发展历史悠久。1987年，上海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在青浦崧泽遗址清理到两口6000年前的水井，是上海先民讲究卫生的重要佐证。同时，上海考古还发掘出先民用于防止尸体腐烂的玉晗、杀灭蚊虫的熏炉、储存酒的陶盉等酒器。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西晋陆机《平复帖》清晰地记录了“瘵”这种肺部疾病；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元代赵孟頫手书《道德经》《黄庭经》中也有非常丰富的养生内容。位于松江的唐代陀罗尼经幢、青浦朱家角的放生桥和青浦镇南的万寿塔等地面文物，则表达了人们祈求消灾得福、健康平安的美好心愿。

据文献查证，上海地区古代医事管理制度的演变和上海地区的建置沿革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秦代确立中央集权制以来，上海地区的医事管理归属其所在的地方政府。唐天宝十年（751年）设立的华亭县，是上海地区第一个行政独立建置，最早属苏州管辖。虽缺乏文献证明其医事管理机构的存在，但苏州碑刻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刻于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的“平江图”中的“惠民局”和“医院”，不仅是我国古代官办药局和有实物考证的最早医院的见证，也是当时上海部分地区医事管理的佐证。而上海境内最早的卫生管理机构当推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设立的、负责管理当地卫生行政和医学教育的机构“崇明官医提领所”。

明《姑苏志》中记载的崇明“官医提领所”，大德八年（1304年）并入医学

另外，上海地区名医辈出。从唐代陆贽起，历代地方志等文献记载的医家有数百人，他们中有“庄行与竿山何氏、南桥与龙华徐氏、外冈郁氏、龙华张氏、浦东秦氏、江湾蔡氏等”中医世家，其中包括随宋室南渡将医术带来上海的世医家族，从而形成上海中医悠久多元的历史底蕴。上海历代医家大部分服务于地方百姓，小部分以院使、御医、管勾、教谕、吏目、医士等官衔任职于太医院或地方政府，为皇室成员、地方官员服务或参与国家各级医事管理。

上海开埠后，西学东渐，中西医汇通。在太平天国、抗日战争两次大的移民潮中，上海迎来全国各地诸多中医医者。“上海社科院对上海名医的调查资料显示：来沪行医者占41.3％；避祸来沪，定居行医者占25.4％；求学来沪，然后行医者占22％”“1948年3月上海市中医师公会登记在册的中医会员有3299人，大多来自全国各地。”这为近代海上中医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优质人才优势。

《申报》1946年2月9日刊发的“上海中医师公会公告第一号”，落款是威海卫路二号

上海中医发展也曾遭遇挫折。清政府被推翻后，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均实施打压中医的政策。这就迫使上海中医界打破地域界限和学科壁垒，相互切磋、取长补短，仿效西医组社团、办杂志、建学校以及创医院等，组织全国中医界与政府的“废医”政策抗争，从而在近代中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时过境迁，上海这座城市还留下多少与中医药发展相关的记忆呢？在城市大规模改建过程中，与中医药文化相关的遗址遗迹保护利用工作缓慢推进，一部分建筑和设施被认定为文保对象，很大部分则被拆除。客观讲，上海地区中医药文化遗址遗迹研究和保护利用工作的现状，和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以及上海市卫健委、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提出的进一步加快中医药传承创新目标存在一定距离。

为全面了解上海地区中医药文化遗址遗迹的现状，笔者主要采取文献查证、访谈、实地踏勘相结合的方法，重点考察了浦东、崇明、青浦、金山、松江、奉贤、闵行、嘉定、黄浦、普陀10区，范围涉及16个行政区域的40多处街镇。

所调研的遗址遗迹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上海市不可移动文物统计表”中与中医药文化相关的遗址遗迹101处，另一部分为新发掘遗址遗迹91处。按内容属性，上述192处遗址遗迹被分为16类，其中医家名流故居诊所54处、中药老字号33处、药店老字号业主的住宅3处、医家名流墓地3处、祈求平安健康的古桥古塔4处、医家出资建造的古桥3处、中西药房／管理机构8处、中医学校1处、中西医结合医院2处、博物馆／纪念馆2处、经幢碑刻13处、水井／水桥／水塔／河流40处、寺庙／道观7处、会馆／慈善机构6处、联合诊所6处、地名／路名7处。

二、问题分析

经调查研究，发现上海地区中医药文化遗址遗迹的保护存在如下几方面问题。

（一）政策有待完善和变通

文物保护政策经历了由宏观导向向具体可操作的转变。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指导下，文物工作逐渐形成发改委、建交委、规划资源委、城市管理委等多条线沟通协作，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比较完备的层级管理机制。

1982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保护法》）颁布。2003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公布。之后，与时俱进地屡次修订。不管是《保护法》还是《实施条例》，紧随第一章“总则”的第二章始终是“不可移动文物”，可见国家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重视。

2018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2021年8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这都标志着国家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的进一步落实推进。与之相应，上海相继出台条例，如：2014年的《上海市文物保护条例》、2017年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2020年的《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以及2019年的《浦东新区关于加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等。

然而，在现有政策下，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一，经费问题。不可移动文物的维修保护需要足够的资金保障，尤其是古建筑的整修，所需资金投入较大。事实上，上海各个区每年用于文保的经费一般在100万左右，街镇一般不超过5万，有的街镇没有这项财政预算，遇到用钱，需要特别申请，从而导致对不少挂牌建筑物的保护并不理想。其二，私产问题。政策规定，属于私产的挂牌建筑维修，一般采取个人、街镇、区政府按比例出资的办法，遇到个人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出资的情况，政府一方只能做一些防止建筑物坍塌的基本修缮。其三，军产问题。属于军产的不可移动文物虽然不是每个区都有，但一旦涉及军产，按规定，文保单位（点）属于部队资产的，应由部队出资维护。

（二）“不可移动文物”的中医药文化历史价值有待挖掘补充

2017年，上海市文物局公布了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共有3435处列于其中。据研究，101处与中医药相关。然而，在申请挂牌的支撑材料中，大部分没有提及与中医药的关系，即便有文字表述也只限于文物命名或一笔带过的介绍。因此，大部分基层文保人员不能从名单中准确标识出与中医药文化相关的不可移动文物；社会公众通过文博、文旅相关的微信公众号了解不可移动文物背后的历史渊源时，也仅能获知建造年代、结构特征、业主姓名等有限信息。其主要原因是，不可移动文物在申报时一般从建筑本身的品质出发来加以认定，很少从建筑所关联的行业、人物事件和行业、人物事件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历史文化沉淀来考量。显然，有必要挖掘和补充不可移动文物的中医药文化历史价值，因其对于文物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和中医药文化的宣传等，都将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新挖掘的中医药文化遗址遗迹有待确认文保身份

经过调研，共发掘“上海市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之外的中医药文化遗址遗迹91处。相比已经挂牌、有身份的不可移动文物，这91处遗址遗迹的处境要“艰难”得多，随时都有坍塌、被拆除、被随意改建的可能，需要尽快组织力量进行论证，对确实有价值的给予文保身份，挂牌保护，否则一旦被随意改建，就失去了不可移动文物的价值。

【案例１】位于青浦区白鹤镇塘湾村陈岳112号后面、青龙港边上的陈莲舫故居。砖木结构，清代民居，仅剩最后一进。房屋年久失修，部分屋面有很大漏洞，木梁、椽子显露在外，若不加修葺，很容易彻底坍塌。据陈氏二十三世后人陈先生介绍，其堂姐从这里搬走十多年了，的确没有能力修缮老屋，两个堂哥都在外地，自然不会来修老屋。根据现有政策，即便挂牌成为文保单位（点），维修也需要业主按比例出资，若陈氏后人没有能力或意愿，到时候也只能搁置。然而，这处御医故居却具有修缮保护价值。陈莲舫（约1840—1914年）是陈氏世医第十九代，祖居青龙（今青浦区白鹤镇），后随行医的祖父、父亲迁居朱家角镇，之后又在上海三家院（又名珊家园，今凤阳路上，已拆除）居住开业。《赐锦堂日记》记有其在京为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治病，在御药房内审查方药、定期值班等。陈莲舫在上海中医界颇有影响力，主张中医革新，曾与李平书等发起创立医学会、上海医务总会，亲自带徒授课、指定教本，并任上海广仁堂医务总裁、各善堂施诊所董事等。陈氏医学绵延二十二代，陈莲舫胞弟陈秉钟、陈秉鑫是青龙地区名医；子陈承浚（胞弟之子）、孙陈范我、侄孙陈家谟亦从医。一方面上海御医故居属稀缺资源，另一方面不仅陈莲舫白鹤镇故居处于坍塌境地，同样没有挂牌的陈氏朱家角故居由外人居住。只有上海中医药博物馆珍藏的陈氏医桌、处方、插屏等物件，还在诉说着陈氏世医的悠久历史和御医荣耀。

《申报》1892年9月2日刊登的陈莲舫台北行医消息

【案例２】黄浦区北京西路146号、142弄2—6号、温州路30号张氏（张骧云）内科故居以及黄浦区北京西路94号（楼上）、长沙路口朱氏妇科医寓。两处房屋属于同一街区，2021年初已人去楼空，面临动迁。张氏、朱氏在上海中医界很有名气。张镜人、朱南孙均获评“国医大师”，其学术影响力延续至今。张氏为上海本土的中医世家，自明代起医学传承十四代，名医辈出，医德高尚，家风优良。如，一句在上海滩妇孺皆知的“得了伤寒，去找张聋”（聋是上海方言，意为聋子，张骧云中年时因病耳聋），足以证明张氏第九代传人张骧云（1855—1925年）在诊治伤寒方面享有的盛誉。如今，张氏内科已被认定为上海市非遗项目。张氏家族中尚有在世长辈，也有张氏族人写下的回忆前辈在故居设诊行医和与族人共同生活场景的文字，更有已出版的《海上名医——张氏中医世家》《海上名医——张元鼎流派研究》等图录专著，能够为老建筑的历史价值评估提供很好的素材支撑，也为修缮工作提供参考。近年来，经多方呼吁，张氏、朱氏住宅所在的街区已被列入上海市第二批风貌保护街坊，两处故居有望保留，为进一步研究张氏内科、朱氏妇科乃至海派中医的传承发展提供有力物证。

【案例３】位于静安区北京西路605弄王家沙花苑内的、原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旧址。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筹建于1935年冬，由朱氏妇科朱南山及其哲嗣朱小南创办，是民国时期三所著名的中医院校之一（其他两所学校建筑已经拆除）。原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建筑为西式三层联排小洋楼，改建后外立面已彻底改变，只能根据其西侧两栋同一风格的房子和学院老照片想像建筑原来的模样。这处建筑由于未被挂牌保护，现在是丹麦运动品牌MUMMEL公司的办公场所。

1947年《老上海百业指南行号地图》中标注的王家沙花园新中国医学院

三、对策建议

（一）完善法律法规

对于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需要法律法规层面的保障，也需要各条线的协同。

一是，增加文保经费投入。充足的经费保障是做好文保工作的基础，但对于文保经费的投入至今没有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各级政府只是根据各自财政情况酌情分配。

二是，对私产性不可移动文物的修缮建立变通机制。研究发现，现有政策下，一旦业主不愿或是没有能力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就会直接导致一些很好的中医药文化遗址遗迹得不到及时修缮，而这样的现象又并非个案。对于这一种类文物的修缮，可建立变通机制，较为灵活地解决。方案一，地方政府和文保部门出资修缮，私人让出一定空间做公益。如：浦东周浦旗杆村顾家宅是上海稀缺的绞圈房，修缮工程已经顺利完工。没有出资的房主，辟出部分空间用于乡土文化、中医药文化展示。方案二，私产置换给开发商，由开发商出资修缮，文保部门对修缮工程进行论证、监督和指导。

如：闵行区浦江镇秦伯未故居的修缮就采取了此方案。2022年9月，屋面、梁柱加固工程已经完工。方案三，地方政府、文保部门和私人业主共同出资。如：嘉定区马陆镇大裕村涵春堂的修缮就是一例。2017年，针对屋顶漏水、墙面倾斜、排水堵塞等问题，嘉定区文旅局、马陆镇镇政府和业主三方共同出资修缮老屋。

三是，对于军产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因涉及地方政府和部队的关系，需要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方案一，有文保点的部队要在经费预算中增加文物维护专项经费，地方文保部门负责修缮工程的论证、监督、指导。方案二，地方政府和军方按比例出资，地方文保部门负责修缮工程的论证、监督、指导。方案三，地方政府出全资，地方文保部门负责修缮工程的论证、监督、指导，军方全力配合。不管何种方案，都要有法可依，确保职责明确，并建立协调机制。

（二）凝聚多方力量

在上海城市不断提升改造过程中，必然会面对遗址遗迹的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冲突的问题。作为文保工作条线，研究、挖掘、挂牌工作要走在前面，这样一旦遇到动拆迁，才有可能让各方坐下来做进一步论证、沟通，最终形成共识。对于中医药文化遗址遗迹的研究挖掘，除了中医药文化研究人员之外，还需要史学考古、古建保护、城市规划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与文保条线工作者协同共进，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国家文物《保护法》和《实施条例》以及上海相关的文物《保护条例》和《实施意见》等，秉持“能保尽保、合理利用”的原则，共同开启中医药文化遗址遗迹保护、研究和利用新局面。

（三）加大宣传力度

目前，上海的很多区都有文博方面的内部刊物；文保宣传线上平台建设也比较好，很多区都上线了微信公众号，如浦东文博、嘉定文保、水乡遗韵、阅读黄浦等。市一级的宣传平台“上海市建筑可阅读”，介绍全市范围的部分挂牌保护建筑，设“建筑索引”“建筑故事”“建筑影音”“建筑地图”“建筑路线”“建筑文创”“建筑巴士”７个栏目，方便大众足不出户就可以对建筑做全方位了解，并可网购喜爱的文创产品。

（四）探索保护利用新模式

遗址遗迹修缮后能否得到合理利用，能否发挥社会效益乃至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从而给文保条线的后续发展建立起良好的造血机制，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上海中医药文化遗址遗迹来看，除了小部分被作为古镇旅游景点之外，大部分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方案一，商用模式。新加坡同济医院旧址，在保护利用方面成功采用了商业模式。该旧址大门口外墙上有“医院简史”，记录医院自1867年以来150多年的历史，以及1973年建筑被认定为国家历史古迹的经过。庭院墙上有国家古迹保留局的挂牌，上面除介绍医院历史之外，还附有文字：

“希望我们能做到雅俗共赏的目标，并使更多参观者对华族传统文化有进一步了解与认识，使新加坡迈向更优雅的社会，献出一份力量。”建筑内陈列了同济医院老照片，更有木质对联、楹联等原物。医院旧址现租借给社会公司用于开会、培训等。公司承诺在使用这处历史古迹时，予以充分保护。

方案二，旅游景点模式。此模式比较适合古镇上的遗址遗迹，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两者兼顾。金山区枫泾镇和平街151号的程十发祖居、青浦区朱家角的童天和药店老字号都是采用了旅游景点模式的很好案例。作为古镇旅游景点之一，两处遗址的保护、管理比较好，常年对外开放。一般来说，这种模式对遗址的保护、利用比较可控，也容易进入公众的视线。但这种模式需要整合古镇资源，设计开辟出一整条旅游线路，并配套相应的停车、餐饮等服务，方能吸引更多的游人。如果孤零零一个点，也很难长久。

方案三，私人住宅模式。关于私宅修缮后应如何充分利用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鉴于尚有私人居住，必须考虑采取特定渠道预约、限时限流接待、适当补贴业主等措施，提高业主“接待参观”的可行性和积极性。

方案四，公益用途模式。闵行区马桥镇江川路2060弄101支弄80号的金氏宗祠旧址，修缮一新后推出了金氏宗祠、金氏家族、荷巷桥镇乡贤（包括中医）等几个专题陈列，突出“义”字主题，并设置供乡民议事、休闲的“友宽书房”“荷溪茶室”等公共空间，环境优美，非常适合作为了解乡土文化、开展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实践的场所。

（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重点针对基层文保队伍中的年轻人和对历史变迁、地情文化缺乏足够了解的工作人员，加强培训，借助地方志等史料，并依靠有文化的、熟悉历史的“老土地”的力量，尽快培养“小土地”人才，使之更好承担起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研究和宣传的重任。

四、结论

上海地区中医药文化遗址遗迹的研究得到市、区、街镇各级文保、文博、文史条线领导和专家的大力支持，也得到同济大学古建筑物研究专家等的关注。在国家大力提倡发展中医药的大背景下，本文期待通过“关于上海地区中医药文化遗址遗迹的调查研究”这一选题，开启从行业角度审视古建筑物价值，进而加以挖掘和保护的新视角；期待促进各区之间、各街镇之间文保工作的交流，也为日后的遗址遗迹保护、研究和利用提供事实依据和努力方向，为新时期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