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国至魏晋南北朝，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千百年间，竹木简牍作为主要的书写载体，记录了无数珍贵的历史信息。随着20世纪初的考古拓荒，中国简牍开始重见天日，揭示出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自1901年起，中国简牍发现已超过30万枚。这些简牍的出土地点遍布甘肃、新疆、内蒙古、湖南、山东、湖北、广东等多地，从沙漠戈壁到绿洲盆地，从河畔湖边到山区丘陵，见证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繁荣与变迁。
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新疆罗布泊楼兰遗迹中发现了120余枚汉晋时期的简牍，这些简牍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和汉晋时期对西域的经营。1930年至1931年，“西北科考团”在内蒙古、甘肃额济纳河流域发掘了1.1万枚闻名中外的“居延汉简”。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自主的简牍发掘，也是世界考古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简牍发掘迎来了新的高潮。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长沙走马楼吴简、居延新简、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等一批重要简牍的发现，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丰富，涉及历史、哲学、文学、医学、地理、军事等各个领域。这些新史料对传统文献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作用，使我们对历史文化的认识更加全面。
进入21世纪，中国简牍的发掘和研究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发展。湖南里耶秦简、郴州晋简、益阳兔子山简牍、江西海昏侯墓竹简等重大考古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秦汉时期历史的认识。同时，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秦汉简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藏秦简等高校收藏的简牍也成了重要的研究资源。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湖南地区的简牍发掘研究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从战国到三国两晋时期，湖南地区出土简牍几乎涵盖了整个使用简牍的时代，这让湖南成为简牍大省。其中，长沙出土简牍最多，国家一级博物馆长沙简牍博物馆馆藏简牍超10万枚（约占全国三分之一），一级文物达1223件，是全国馆藏简牍最为丰富的专题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作为长沙市简牍文物考古发掘工作的主要单位，收藏有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206枚、五一广场东汉简牍6862枚、尚德街东汉简牍171枚、坡子街秦简牍若干枚；湖南博物院作为省内最早开展简牍考古发掘的文博单位，主要收藏有1000余枚马王堆汉墓简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作为承担湖南省简牍文物发掘整理保护工作的主要科研机构，致力于湖南的简牍考古发掘和整理出版工作，主要收藏有慈利楚简、里耶秦简、虎溪山汉简、古人堤汉简、益阳兔子山简牍、郴州苏仙桥简牍，总数约6万余枚；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于2007年12月入藏了一批回流香港的竹木简，总数约2100枚。
出土批次最多，而且数量巨大，占据了全国简牍出土总量的三分之二。全省考古发掘出土简牍25批，共20余万枚。其中，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出土，是历年来出土简牍数量最多的一次，总数达到了10万余枚，这一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三国时期历史的认识。此外，2002年湘西里耶秦简的出土，共37000多枚，其数量也远超此前全国出土秦简总和，这些珍贵的文物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时代序列完整、内容极为丰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湖南出土简牍不仅有战国时期的竹简，还有秦、汉、三国、西晋的简牍，包含了大量的户籍、赋税、仓储等档案资料和行政、法律文书，以及各种古代典籍，内容极为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各个领域，展示了古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里耶秦简记载了当时的户籍管理、经济交往和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揭示了秦朝基层社会的真实面貌；马王堆汉简、走马楼西汉简、五一广场东汉简等记录了汉朝时期人们的生活信仰、社会风俗以及当时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制建设等方面的信息；而走马楼三国吴简则提供了三国时期吴国长沙郡临湘县（今湖南长沙）的人口、土地、赋税、户籍等方面的详细数据，展现了三国时期长沙人的生活图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时期的历史空白；里耶秦简则揭示了秦朝基层社会的真实情况，为研究秦朝历史提供了新的突破口；郴州晋简中详细记载了西晋时期县一级官府所统计的地理物产和日常事务等。
书体样式丰富、时代风格鲜明，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湖南出土简牍是研究中国文字演变和书法艺术的重要材料，这些简牍字迹优美、气韵生动，不同时期的简牍有着不同的书写风格，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字使用习惯和审美观念。例如，马王堆汉简是西汉初期汉字从篆书向隶书演进的代表作品，其字形灵动飘逸、笔势流畅、精美绝伦；五一广场东汉简中的字体则大多以隶书居多，草书较少，字形宽博方正，波挑分明；而走马楼三国吴简中的字体大多以隶书和楷书为主，但也间杂了行、草等书体，可谓各体兼备、绚丽多姿。这些不同时期的书法风格展示了古代中国书法艺术的多样性和发展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