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丨吴天明：孔丘为什么被尊为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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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01 16:15 来源: 文史知识
两千多年来，孔丘一直被世人尊称为孔子，这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常识。但是，孔丘为什么会被尊称为孔子呢？这个问题恐怕连很多专门研究孔子的学者都讲不清楚。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如此，越简单的问题，往往就越复杂。不过，如果把这类问题弄明白了，我们就可能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孔丘为什么被尊称为孔子，古来学者大概有两种见解。第一种意见是古代学者的意见，以大名鼎鼎的《论语正义》为代表。这本书认为“子”本指男子，而孔丘是男性，所以就被尊称为孔子。这个意见实在错得有些离谱。因为“子”的本意是指婴儿，而婴儿本来就有男有女。何况春秋时代，不仅男子称兄弟，姐妹也称兄弟，如今还有“男子”“女子”的说法。而且从春秋时代直到如今，男子、女子的行第都是分开各自编列的，可见“子”未必一定就指男子，未尝不可以指女子，所以“男子称子说”这个意见不可能成立。我浏览了一下最近几十年出版的各种孔学著作，许多学者仍然采纳《论语正义》的意见，认为孔丘其所以被尊称为孔子，因为他是男子。这就太倚重古代经师，太缺乏独立思考了。
第二种意见是近现代大多数学者的意见，他们认为，孔丘尊称孔子，是因为孔丘道德崇高，学问伟大，所以其弟子后学都尊称他为孔子，久而久之，成为后人的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这种意见恐怕也难以成立，道理很简单：其一，春秋时代道德崇高，学问伟大者，远不止孔丘一人，例如孔子入室弟子颜回，虽然道德学问都非常了不起，孔子甚至原本指望他继承自己的衣钵，但却不能尊称为“颜子”。根据传世文献，战国时代才尊称颜回为“颜子”，而这是违反春秋礼制的，说明战国时代周礼已经荡然无存。既然道德学问了不起者就可以被尊称为“某子”，那么，为什么孔丘可以尊称为“孔子”，而颜回就不能尊称为“颜子”呢？其二，春秋时代华夏大国的一些普通的公卿，也被尊称为“某子”，例如鲁国的公卿“三桓”，并没有什么崇高的道德、伟大的学问，春秋君子为什么也尊称他们为“三子”呢？其三，鲁国“三桓”也被尊称为“三家”，而“家”在周代文献中指公卿大夫的家族和采邑。古人讲“天下、国、家”，“天下”指天子所治，与今天“国家”的含义相同；“国”指中央政府即王国管辖的方国，政治地位与郡县相当，与今天“地方”“地方政府”的含义相同；“家”指公卿大夫的采邑和家族，春秋时代最小的采邑，与今天的一个县相当。那么“子”为什么也称“家”呢？
所以，孔丘被尊称为孔子的原因，“男子说”和“道德学问说”，都难以自圆其说。
“子”在西周时代本是对部分诸侯的贬称。西周天子分封了几百个诸侯，包括周家兄弟子侄、古老文明氏族的子孙，也包括蛮夷戎狄。诸侯需要分出等级，具体怎么分，孟子说，周代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孟子·万章篇下》），后来《礼记·王制篇》采纳了孟子的这一意见，但是孟子的说法并不确切。根据春秋传世文献，大体上，华夏大国诸侯称“公”也称“侯”，可见“公”“侯”往往不分。诸侯称霸者则称“伯”，“伯”和“霸”当时应该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读音。华夏小国诸侯和蛮夷戎狄诸侯，则笼统称“子”或称“男”，其中“男”爵的地位似乎更低，例如蕞尔小国许国诸侯，才经常被称为“许男”，其他的男爵之国则很少见。蛮夷戎狄诸侯，则无论大小，一律称“子”，《礼记·曲礼下第二》所谓“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例如春秋时代的楚国已经是当时一个超级大国，可以与晋国比肩，煌煌楚国的诸侯，《春秋》就一直贬称其为“楚子”，《左传》因为有时采用楚国史料，所以才“楚子”“楚君”“楚王”混用。由此看来，“子”在西周称诸侯时，不仅不是尊称，还是贬称。
春秋时代初期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就是华夏大国的公卿上大夫，也可以被称为“子”，这是华夏大国以文明之国、强大之国自居，将自己的公卿视作华夏小国之君和蛮夷戎狄之君，从而也有提高华夏大国诸侯政治地位的意思。所以，当华夏大国公卿被称为“子”时，“子”才有尊称的意味。
尊称华夏大国公卿为“子”，传世文献最早的例子是《左传·隐公四年》，卫国君子尊称该国公卿石碏为“石子”。
当时的卫桓公有一个忤逆不孝的庶子，名叫州吁。按照宗法制的政治传统，天子、诸侯、公卿大夫，一般情况下都只有嫡长子才能成为宗子，君父去世后才能嗣位，其馀儿子无论嫡子、庶子，统统称为“馀子”或“馀夫”，都只能下降一档分封，那么州吁将来只能做卫国大夫，不可能嗣位为卫侯。但是州吁决定即使弑君弑父，也要继承卫国诸侯的爵位。卫国公卿石碏有一个儿子名叫石厚，与州吁狼狈为奸，竟然杀死了卫桓公，州吁于是得以嗣位为卫侯。为了赢得列国支持，州吁贿赂列国诸侯，但是州吁在列国间还是很难赢得支持。石碏便欺骗这两个坏蛋说，你们去求求陈国诸侯吧，陈侯与天子的关系很好，让陈侯给周天王说说情，只要天王认可，新卫侯州吁的地位不就稳了吗？石厚便与州吁到了陈国。石碏马上给陈国人捎话说：“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国便活捉了州吁和石厚，请卫国人来处理。卫国朝廷派人去陈国杀了州吁，石碏则派家臣去陈国杀了石厚。在国家大义、君臣大义上，石碏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国家大义、君臣大义，大义灭亲，而且石碏又是卫国公卿，所以卫国君子都尊称石碏为“石子”。这是传世文献记载华夏大国的公卿最早被尊称为“某子”的案例。
后来这个案例就成为一个惯例，只要是华夏大国的公卿，不管道德学问如何，对国家有无功劳，有多大功劳，都可以被尊称为“某子”，鲁国“三桓”就是因为这个惯例被尊称为“三子”的。
孔丘虽然是商汤苗裔、微子之后，但是家道早已中落，其父叔梁纥只是鲁国的一个乡邑大夫，相当于后世的县长，当时勉强算是贵族。孔丘又是他父亲的小妾所生的幼子，无权继承父亲的爵位和官职，所以孔丘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与平民百姓相差无几。按照春秋礼制，连孔丘的父亲都不够资格被尊称为“子”，何况孔丘！
但在鲁定公十年（前500），孔子五十三岁时，情况发生了改变。这年，孔子居然以庶姓身份，直接担任了鲁“相”，当时是公卿上大夫。按照春秋礼制，孔丘既然做了华夏大国鲁国的公卿，就可以被尊称为“孔子”了。所以孔丘被尊称为孔子，与其性别无关，与其道德学问无关，只与他的官爵有关。
孔丘被尊称为孔子，首先是春秋时代官本位思想的反映。官本位思想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无比重大而深远，有其积极意义，也有许多副作用。春秋时代鲁国的“三桓”，谈不上有什么道德学问，但是因为他们都是鲁国的公卿，而鲁国又是华夏大国，于是就被尊称为“三子”。他们的采邑都很大，鲁昭公时代甚至超过了鲁侯拥有的土地面积，所以被尊称为“三家”。一般公卿没有那么大的采邑，往往就只尊称为“子”，不尊称为“家”。战国文献中，有人尊称颜回为“颜子”，闵子骞为“闵子”，按照春秋礼制，这都是僭越礼制的现象。孔子帐下弟子，颜回、闵子骞、原宪三位，都坚决不肯做官，所以他们都是不可以被尊称为“某子”的。《论语》中有尊称闵子骞为“闵子”的语录（《先进篇》），根据春秋礼制和闵子骞根本没有做官的经历，我们就可以推知，那个“闵子”应为“闵子骞”之误，古人辗转抄写刊刻，遗漏了一个“骞”字。
孔子部分设帐弟子，后来都做了华夏大国的公卿，按照春秋礼制，都应该被尊称为“某子”，例如子夏应该被尊称为“卜子”，子张应该被尊称为“颛孙子”，子贡应该被尊称为“端木子”，子游应该被尊称为“言子”，等等。但是包括《论语》在内的传世文献，都直接称他们的表字，没有尊称他们为“某子”的，只有曾参一直被尊称为“曾子”。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子夏、子张、子游、子贡等人，虽然无比崇拜孔子，但是迫于现实压力，最后客观上都背弃了老师，背弃了孔学，转而去做了法家、兵家、纵横家的“开山祖师”了。只有曾子继承了孔子的衣钵，继续传经，后来曾子的徒子徒孙也继承了曾子的衣钵，接着传经。曾子一派人认为，子夏等人至少部分背弃了孔子，不应该继续得到特别的尊敬，所以在整理文献时，把原始记录中尊称他们为“某子”的地方，统统改为直接称呼其表字。不称名而称字，略略有点敬意，这是从春秋时代到清末民初的老传统，但是远没有尊称“某子”那样的尊敬程度。我们可以根据孔子师徒传世语录的这一特点，推测出这些语录都经过曾子一派人整理的合理结论。我们还可以以此为基础，对传世《论语》《礼记》《大戴礼记》以及战国诸子所引孔子师徒语录进行再研究，必然会有许多新的发现，这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孔丘被尊称为孔子，也是华夏本位思想的反映，显示了华夏文化的优越感。当时华夏之国如东夏的鲁国、齐国、卫国等等，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可以与煌煌楚国相提并论，但是楚国国君才能称“楚子”，而上述自视为大国，其实只是中等国家的公卿就可以尊称“某子”。这是因为华夏各国认为，楚人只是蛮夷戎狄，文化落后，故其国家、国君的地位都很低。南方吴国与周王国是兄弟之国，但是因为吴国久居南蛮之地，华夏诸国一直视之为蛮夷戎狄，所以吴国也是子爵之国。
孔丘称孔子，还是华夏大国实力地位的反映。例如春秋时代的杞国为大禹之后，自然是华夏之国，但是因为国力太弱，其国君就一直被贬称为“杞子”。这类案例还有不少。
孔子于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开始设帐授徒，当时孔子没有官职，弟子只能尊称他为“先生”，鲁定公十年担任鲁国公卿后，弟子才能尊称他为“孔子”“夫子”“君子”“子”，其间相距大约二十年。可是我们今天读孔子的传世语录，没有任何一章不尊称孔丘为“孔子”“夫子”“君子”“子”的，难道孔子设帐的前二十年中没有留下任何一章语录吗？古今整理文献有个通例，就是用人家最后的最高的职务或者死后的谥号来称呼他。那么后人整理孔子语录时，就把起初尊称孔子为“先生”的语录，统统改为尊称“子”或“孔子”“夫子”“君子”了。
既然华夏大国的公卿都可以尊称为“某子”，那么传世孔子语录，为什么大都尊称孔子为“子”，不冠姓氏，难道古人不担心指代不明，导致认知混乱吗？
孔子设帐授徒时，无论是在堂在室，还是带着弟子散步，周游列国，老师只有孔子一人，能够被尊称为“某子”的也大多只有孔子一人，弟子们记录时为了语言简洁，就不称“孔子”，改而直接称“子”了。但当孔子与别的公卿在一起时，弟子记录是会说清楚的。例如孔子与季康子在一起，弟子就老老实实分别记作“孔子”“季子”“康子”，以免导致指代不明。如果记录孔子在朝廷上的活动，因为朝廷上可以被尊称为“某子”的公卿比较多，弟子也总是老老实实记作“孔子”，这也是为了指代明确。
春秋战国时代，孔子是最早设帐授徒的思想家、政治家，诸子百家都比孔子晚。孔子去世，墨子才生。老子虽然比孔子年长，但是《老子》一书并非老子一人所作，而是战国末期思想家的作品，可能是假托老子而为名，旨在方便传世而已。西汉学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早就把类似意思讲清楚了。孔子的语录，恐怕是继《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之后，最早又十分重要的文献，所以战国诸子无论是否赞成孔子，没有不读孔子语录的，战国时代孔子语录，特别是《论语》就已经经典化。由于孔子弟子经常简称孔子为“子”，孔子设帐弟子、墨子、孟子、老子、庄子等等，就都不可以单独称“子”，而只能尊称“某子”。
孔子之子孔鲤、孙孔伋，都是战国初期的公卿大夫和大学问家，因为孔子的缘故，他们不仅不能被尊称为“子”，称为“孔子”更不行，所以传世文献大多称其表字伯鱼、子思，以略表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