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 | 周婧景李无言：博物馆阐释中几个基本问题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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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26 15:23 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

只有在孩提时代，父母会手指池塘教育孩子那是鱼，指向天空告知那是云。事实上，类似的作为学习资源的实物从未消失过，它们只是在我们的“成见”中消失了。博物馆正是以“物与现象”作为载体向外传播其所携信息的一类机构。该机构按照特定的收藏理念和动机，将现实世界中让渡出来的一部分实物进行保存、研究和展示，因此，为实物添加了一种新的属性——媒介属性，使之成为我们的学习对象，学习的选择性、趣味性和主动性由此得到增强。海伦·凯勒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写道：“在拥有光明的第二天，我将匆匆一瞥这个世界的过往与未来。我想看看人类进步的盛景，不同时代的千变万化。这么多内容如何压缩到一天时间了呢？当然是通过博物馆。”她的这段是基于生活所感的表述，在笔者看来是对博物馆终极意义的最好解释，即博物馆是用遗落的物证来构筑值得被再现的“客观世界”，一种按照超现实主义的逻辑来重新安排的现实形式。但遗憾的是，尽管博物馆物是“历史存在的真实的一种载体”，但其携带的多为非表征信息，即除了镶嵌在表层的物理信息外，实物的内蕴信息通常深藏在物质之中，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往往不得而知。因此，博物馆亟需将观众置身于理解物的行动之中，把实物的非表征信息，从一个陌生的世界转化为熟悉的世界，将物的语言变成人的语言，这一切都需要诉诸于博物馆的阐释。“阐释不是魔法，也不是一套违背逻辑的花招和噱头”，而是一套观众理解博物馆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它将鼓励人们更好地洞悉物载信息，使这些信息能在实物和观众之间实现有效沟通。当前在文博系统，阐释学已从文化、自然遗产领域被引介至博物馆领域并开枝展叶，但事实上围绕博物馆阐释议题，一直存在由直觉和经验所导致的认知模糊甚至误区。本文将主要针对其中的四个问题——“概念、类型、功能和要素”展开论述和辨析，尝试在廓清这些基本问题的同时推动具备一定颠覆意义的认知超越，从而为我们在认知和践行博物馆阐释时，打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一从阐释与诠释的辨析说起

当我们在爬梳有关阐释的文献时，通常会发现“interpretation”一词，与“Hermeneutik”“Auffassung”“Auslegung”等词混用，特别是“Hermeneutik”（英语Hermeneutics）一词，尤其易于淆乱视听。

而诠释学（Hermeneutik）是一门脱胎于圣经注释和古典语文学，与神学、哲学和文学等学科高度相关的学说。目前，该学说对应的中文翻译多为“诠释学”（也有翻译成解释学等），且早已约定俗成。而“Hermeneutik”一词是德文，该词可追溯至古希腊语的动词 “

” ( hermēneuein) 和名词 “

”( hermēneia) ，其分别被译作“to interpret”和“interpretation”。因此，从意译中不难判别“interpretation”一词，事实上是德文“Hermeneutik”的英译，两词乃同一所指。

那么，在将该德文译成英文时，译者为何要选用词汇“interpretation”？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弄明白源自古希腊的 “Hermeneutik”一词，究竟代表何意？颇为幸运的是，前文涉及的古希腊语动词“

”和名词“

”，至今仍可找到原型，即古希腊语“hermeios”，该词指的是德尔菲神庙中的祭祀。它与动词“

”和名词“

”都被用来形容古希腊神话中的信使赫尔墨斯(Hermes)。赫尔墨斯亦被称为“快速之神”，据说他不仅拥有两条大长腿，腿上还长有翅膀，因此代表速度快捷。他的任务主要是把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话传达给世间的凡夫俗子。由于两者语言不通，所以赫尔墨斯的信息传达并非真的像信使那样简单重复，而是要在传达的同时“翻译”和“解释”。“翻译”是指把神的语言变成人的语言，“解释”是对其中晦涩难懂的指令进行疏解，使其从我们不熟悉的世界转换为熟悉的世界。综上，诠释学即为一种语言转换，使之从神的世界到人的世界、从陌生世界到熟悉世界，其中核心内容是“转换”。

中世纪为了解释基督教的圣经，发展出专门的诠释学，然而实际在西方历史上诠释学的工作从未停歇，但“诠释学”这一术语却出现得相对较晚，大约是在17世纪。代表人物有施来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等。19世纪的德国牧师施莱马赫是从宗教进入诠释学的，其为古典诠释学的创始人。狄尔泰则热衷于精神科学的方法问题，将理解和解释视作精神科学的基本方法。而海德格尔已不同于以往的古典或传统诠释学，开始思考“理解是什么”，提出“此在的现象学就是诠释学”“只有通过诠释，存在的本真意义和此在本己存在的基本结构才能向居于此在本身的存在之领会宣告出来”。伽达默尔认为“诠释学的艺术，也就是说，是宣告、翻译、说明和解释的艺术”。帕尔默（Richard E. Palmer）归纳出诠释学的六种观点：它是一种注释圣经的理论；一种语文学的方法论；一种语言学的理解的科学；一种精神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一种此在的和存在论的理解的现象学；一种诠释体系，探讨意义的恢复和拆毁的对峙。综上，诠释学诞生于对圣经等文本的诠释，施来马赫强调从文本理解转到心理理解的方法；狄尔泰又将重点从心理诠释转到对文化产物的解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则不再关注此前学者热议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而感兴趣于“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认为理解是人类存在的基础，为日常存在的内在部分，其拥有共同之处，帕尔默对上述观点进行概括。可见，阐释学的对象已由文本、精神生活、社会生成系统逐步被拓展至日常的社会经验和生活实践，重点在于翻译和解释，旨在被理解。

因此，在对诠释学“Hermeneutik”一词进行英译时，对应的词应当包含两层含义：翻译和理解。而若采用“translation”一词，只拥有“翻译”之意，如果采用“explaination”又仅能表达“解释”的内涵。因此，最终“Hermeneutik”被英译为“interpretation”。那么“interpretation”究竟代表何意？“阐释（interpretation）”，从语义学来看，前缀inter代表在“在⋯⋯之间”，词根pret=value，代表“价值、估价”，引申为“表达”，因此，“interpretation”的字面意义为（信息）由一方向另一方/多方的表达。该词源自于罗马的商业与法律语言，起初是指担任“神圣解释者”的占卜者和解梦者，尔后发展为日常的“解释、注释”之义。接着,它又被解释为“文字记录的生命表达的合乎技艺的理解”，具备对文本进行解释的内涵，并从单纯的语词解释拓展至对意义的解释。由此可见，“interpretation”一方面表示一方向另一方或多方的翻译，另一方面表示“中介者”“居间者”，即，将隐而不现、晦涩不明的东西解释出来，使对话的另一方能明白。综上，该词基本能够涵盖德文“Hermeneutik”的双重要义。有时，“interpretation”还会与“Auffassung”、“Auslegung”等词混淆，但后两者通常只表示“解释”，而缺失“翻译”的意涵。

二阐释类型及博物馆阐释归属的辨析

诠释学归根到底是关于翻译和解释的理论，阐释（interpretation）与其内涵要义和主要任务基本一致。而在诠释学领域，盖尔德塞策（L. Geldsetzer）将诠释学分为两类：独断型诠释学（die dogmatische Hermeneutik）和探究型诠释学（die zetetische Hermeneutik）。笔者认为有必要将诠释学的类型划分引入文博领域并予以探讨，以帮助明确博物馆阐释的类型归属，促使博物馆在阐释时能廓清认知、坚守边界，不背离自身类型而将其任意发展为其他类型，最终导致方向性的偏位或越位。有鉴于此，笔者尝试将阐释也划分成两类：独断型阐释和探索型阐释。独断型阐释是指“把卓越文献中早已众所周知的固定了的意义应用于我们所意欲要解决的问题上，即将独断的知识内容应用于具体的现实问题”。这类阐释多集中于神学和法学领域。神学关乎信仰，所以不可似是而非；而法学则是案件裁决的依据，若每个人理解不一，那么就难以保证其公正性和执行力。可见，独断型阐释一般不指向真与假，而是对与错，同时强调实践应用，而非理论研究。探究型阐释是指“以研究或探究文本的真正意义为根本任务，重点是将陌生文本的语言转换为我们时下的语言，把陌生的意义转换为我们所熟悉的意义”。这类阐释多出现在文学和历史领域。因为其作者往往是普通个体，而非某一权威，如神或立法部门。这一类型由于离开权威施与的光环，所以受众无须对其绝对信仰或服从。相较于独断型阐释，该类阐释是基于理解的意义重构，所以存在理性思辨和真假之分，而非强制实践。2020年3月14日一位荷兰网友在Instagram上发布了一项名为“tussen kunsenquaran taine” (荷兰语“在艺术与隔离之间”)的挑战任务，鼓励大家使用家中三件常见的物品，对一幅世界名画进行角色扮演（cosplay），该活动吸引了荷兰国立博物馆、美国盖蒂博物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馆的相继参与。有人可能会质疑这是否还是原来的世界名画，显然网民对其进行了再创作，世界名画也因此获得了再解释。

通过上述的归类和分析，大致可作出如下判断：博物馆阐释应被归于探究型阐释，换言之，博物馆阐释是一种非独断的阐释。其存在两层意义：一是阐释，二是非独断。前者要求策展人将研究者语言翻译为观众语言，同时对其中艰深晦涩的语言进行解释。后者则要求策展人的阐释是一种非强制的信息传播，但仍应坚持真实性和科学性的底线。然而，目前不少博物馆出现了“误将博物馆阐释视作独断型阐释”的共性问题。在策展时存在两种情况：第一，将博物馆视为权威知识的输出平台，而实际上其需要“从以提供超俗智慧为己任的一座封闭庙宇，蜕变成为平民（general public）提供欢乐与学习机会的开放式研习所”。第二，博物馆并未基于客观的物载信息进行信息重构，而是将自身的主观想法予以呈现并强加给受众。以上两种情况都背离了博物馆阐释的类型，而将其发展为独断型阐释，这显然与博物馆资源的利用初衷和新时代使命背道而驰。笔者始终甚为忧虑，正规教育中的那种独断型阐释是否会影响至博物馆界，阻碍这一非正式学习机构对探究型阐释的理念确立和方法构建。因为自小我们在语文测试中，就时常会遇到此类题目：请概括出这段话的段落大意或中心思想，老师会按同一标准答案进行批改。事实上，每个人根据自身的经验构建表征，所以即便是围绕同一段话，每个人也可能表征不一、理解各异。出卷老师将这道题预设为一种独断型阐释，但事实并非如此，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潜能开发的受阻和思想的模板化。

三博物馆阐释在推动博物馆转型中的功能辨析

当前博物馆最为紧要的工作并非是积累藏品为其添光加彩，同时博物馆也不再只是一个提供展览、教育活动和其他体验的孤立实体，而今的博物馆需要在公众需求驱动下，不断调整藏品、展览及其经营管理，从而为观众创造差异、提升生活品质及社会福祉。我们可将这种转型概括为由“藏品导向”转向“公共服务导向”。被动参与这场转型的中国博物馆，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起也开始革新理念，但仍未通过追根溯源去省思转型背后的价值逻辑、发现我国转型所面临的独特困境并改弦易辙，以推动运营调整和服务提升。而阐释学在这场风云际会的当代转型中将发挥无可比拟的作用。参鉴山姆·哈姆（Sam H.Ham）和弗里曼·蒂尔登（Freeman Tilden）的部分观点，笔者认为在博物馆领域的阐释至少将发挥以下三方面作用：促使对信息的理解、增强差异化体验、改善后续行为，以实现馆藏资源为大众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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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促使对信息的理解

博物馆在未进行阐释前，观众有可能也能理解博物馆所传播的信息，但它们的业务重点通常在于展示馆藏，看重展示是否达成研究人员的预期目标，而不去花心思了解观众的知识水平、期待及其是否获得满足。阐释学之所以会被引入博物馆领域，其真正用意在于视角翻转，即：将观众声音制度化地纳入专业决策中。通俗来讲，阐释是一种沟通方式，阐释者扮演沟通者的角色。而当博物馆发挥阐释者功能时，可促使观众藉由先验知识和个人经历与博物馆传播的信息建立联系从而获得理解，但这种阐释既非提供简单的信息，也非直接输出“价值观”，而是在认知和情感上鼓励观众进行深层次的参与和交流。其中的困难在于，博物馆一般面对的是不受限制的多代、各类观众。山姆·哈姆将其称为“非俘虏型听众”，而课堂上的学生被称为“俘虏型听众”，“非俘虏型听众”的注意力不取决于外部压力，而只取决于内在满足。所以受众一旦对接收到的信息无法理解时，便会直接跳过、转而关注能让其获得内在满足的东西。成功的阐释，能帮助博物馆避免传播无趣、过于学术或晦涩难懂的信息，而这些信息都将成为所有公众达成理解的天然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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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强差异化体验

观众从决定前往博物馆到走进大门，尔后花时间在馆内参观，再到离开便构成了他们与众不同的博物馆体验，该体验实际上只是个人生命历程中的某次体验。博物馆若不进行阐释，这种体验也依然存在并时常发生。但有所区别的是，成功的阐释能在观众参观过程中激发他们的想法，使观众产生对某概念、地方、人事的个人意义，从而塑造出其独一无二的感受，而“个人意义”本身即为每个人体验中的核心。如果这种意义是让人满意的，那么该体验将得以增强。相较于其他，博物馆体验具备两大特点：首先，体验的主要媒介是空间形态下的视觉传播体系。其次，它是一种自我导向的体验，观众并不需要特定的受训背景就能前往，但参观后一般不会获得任何有形的好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十年来休闲时间已成为“繁荣的牺牲品”，尽管我们的休闲时间在不断被压缩，但休闲的选择却日益增多。因此人们渴望在宝贵的休闲时间中，能够满足其特定的休闲需求。综上，就博物馆体验来说，设法让观众在馆内逗留更长时间，以便创造出令其满意的个人意义，并使其愿意时常前往至关重要。由于能将观众研究的成果有效地整合至博物馆体验中，所以阐释有助于针对性地为观众创造个人意义，让他们在馆内留下美好的“情境记忆”，以促进积极意义的构建，使观众获得深入人心的差异化体验。但无论如何，体验是一种主观表达，充满了未知和出乎意料。即便在相同的物理情境和社交情境中，每个人的体验结果也是千差万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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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善后续行为

与前面两点不同，如果博物馆缺乏有效的阐释，观众在离馆后通常不会引发后续的行为改善。虽然有部分优秀的博物馆并未有意识地强调阐释，但如果其能从观众获益出发，站在观众的视角着手展览策划等，同样可使博物馆具备很强的阐释性。然而，本文探讨的并非是个别意义上的理论或实践的自觉。一般来说，博物馆只有通过制度建设常态化地开展阐释，才能推动观众在参观中积极地构建个人意义，并获得有用的博物馆体验，从而帮助观众确立起一种态度甚至是信念，最终塑造出他们的新行为。此时，馆藏资源方能真正地被活化利用。正如蒂尔登所言：“通过阐释，理解；通过理解，欣赏；通过欣赏，保护。”大量的知识输出并非意味着观众态度一定会受其影响，但也并非每次阐释都能改变观众态度，成功的阐释可能将引发观众对于某概念、主题或人事的三种态度变化，即：“改变态度、强化态度和确立全新态度”。第一种较易理解，第二种是指观众在去往博物馆前可能已具有一定态度，如果博物馆阐释是支持该立场，那么观众态度就会被增强，进而激发某一实践行为。第三种是指观众在入馆前从未考虑过某概念、主题或人事，因此也未曾产生相应态度，博物馆阐释可能将推动观众树立一种全新态度，促使其新行为的发生。2012年，斯特恩（Stern）、鲍威尔（Powell）、马丁（Martin）和麦克莱恩（Mclean）针对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面对面阐释行为组织了一项全国性研究，结果显示当明确将行为改变作为阐释的预期结果时，该方面将会变得更加成功。

四博物馆有效阐释的要素辨析

有关博物馆要素的辨析较多地集中在博物馆阐释模型的探讨中。在与阐释议题相关的研究领域，已涌现出TORE, ERO, EROT, POETRY, CREATES, EROTIC等多种理论模型，其中山姆·哈姆的TORE最被广为推崇。该模型主张阐释要有主题（themetic）、经过组织(organised)、有相关性(relevant)和有趣味(enjoyable)，所以主题性、组织性、相关性和有趣味成为其四大必备要素。笔者在借鉴该模型及其要素倡导的基础上，参考针对我国展览问题所创建的阐释性展览七维度模型和贝弗利·瑟雷尔（Beverly Serrell）的民间展览评价体系及美国博物馆国家标准最佳做法中的“教育与藏品阐释”，提出有效的博物馆阐释应囊括六大要素：主题性、舒适度、组织性、相关性、有趣味、评估性［图一］。

图一博物馆阐释的要素构成（笔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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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性要素

主题性要素要求博物馆的阐释应具备明确的想法，该想法能保证阐释过程中的各大要素高度聚焦。尽管传统的藏品先行博物馆在策划基本陈列时，多数会选择倡导主流价值观的宏大主题，但越来越多的临展中出现了与个人命运有关、或生活化的小微主题。同时，随着一批新型博物馆——理念先行博物馆的创建，它们在立馆之初便会强调主题的重要性。山姆·哈姆认为缺乏主题的阐释注定是信息娱乐（infotainment）。比尔·刘易斯（Bill Lewis）也提出：如果我们头脑中拥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可发现多数事情会变得井然有序。如2006年重新开放的美国斯特朗国家游戏博物馆（Strong National Museum of Play），在2002年首次起草有关阐释的规划时，根据博物馆的核心藏品玩偶和玩具将其主题确定为“游戏的力量”，因为游戏可以培养想象力和发展创造力，并鼓励合作及批判性思考，而此项工作在投注3700万美元的博物馆转型中发挥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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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舒适度要素

若要使博物馆成为观众与自然和历史对话的学习媒介，该馆提供的内容、形式和服务首先应当让人感到舒适。一是按照人体工程学的要求确定陈列带和陈列密度，配以洗练生动的说明文字以及图片、声音等利于沟通的要素。同时，应重视观众偏好右转等的参观习惯。二是尊重观众的认知特点并避免认知超出负荷，因为信息量输入过快或过大，将会导致观众无法处理。如爱德华·史蒂文斯·罗宾逊（Edward Stevens Robinson）通过对位于大型城市的大体量博物馆和位于中西部仅有几十万人的中型博物馆以及小型博物馆的比较研究，获悉陈列的展品数量会切实影响观众的注意力，在小型博物馆中观众看到的展品往往更多。三是情感上达到关怀、慰藉甚至疗愈，而非引发观众诸多的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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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织性要素

易于为观众理解的博物馆通常是经过有效组织的，否则观众在使用博物馆时将会耗时耗力但仍不得其解。对于面临考试的学生而言，一堂课即便没有听懂，但为了取得理想成绩，他们也会被迫认真听下去。然而进入博物馆的观众情况却截然不同，如果他们在参观时遭遇理解困境，可能会选择避而不看或转身离去，因为这是一群不受外在压力束缚的人群，很多时候没有必要为了集中注意力付出更大的努力。如果阐释能够通过某一框架来组织信息，使其按照特定的逻辑结构形成彼此关联的整体，而非孤立分散的个别事实，那么呈现的信息往往更为清晰，也更易于理解。同时，逻辑层次也不宜太多，否则也会造成观众注意力集中受阻。2001年，心理学家纳尔逊·考恩（Nelson Cowan）通过对人的实际记忆能力的考察，修正了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在1956年的研究发现，指出副主题数量为四个或者更少，较为适合受众的接受能力，通常更易于理解，也更能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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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关性要素

人类被看作是受到目标指引、积极找寻信息的行动者，他们身上携带自己先有的知识、信仰和经历进入学习环境中，这些已有的知识极大地影响他们对于环境的反应，以及理解和解释环境的方式。如果博物馆的阐释没有与他们的既有知识发生关联，那么观众可能会觉得“那又怎样”“和我有什么关系”。其中，问题最为突出地表现在专业术语上。尽管这类用语通常更加精准，但是观众往往无法被它们唤醒，因为此类陌生的语言是观众普遍不熟悉的，为关联的搭建设置了人为障碍。同时，阐释要将博物馆传播的信息与观众关心的东西发生关联。拉森（Larsen）由此创造了“普遍概念（universal concepts）”这一术语，认为“普遍概念”会与每一个体建立无形或象征性联系，如爱、恨等极端情感，生死、饥渴等生物需求，以及对悬念、宇宙等不确定性的迷恋。这些高度个人化的信息能拉近博物馆与受众的距离，也能更好地捕获其“选择性注意”。如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华夏之华——山西古代文明精粹特展”在展览内容上安排了文明发展史、绘画发展史、造型艺术发展史、工艺美术发展史等多条线索，使得偏好古代文明、绘画、造型艺术和工艺制作的各类受众都能各取所需，找到心仪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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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趣味性要素

博物馆阐释若想成功，通常是趣味盎然且能引人入胜的。首先，有趣味并非一定是指阐释必须轻松好笑，有时某些可怕或让人黯然神伤的阐释，也同样能够让人饶有兴味并被吸引其中。其次，有趣味这一要素往往需要与其他要素共同发生作用，若阐释具备主题、经过组织，体验舒适，又能与观众相关，那么有望达成观众享受其中的目标，但是这并不是说倘若诸此要素一应俱全，博物馆便一定会充满趣味，所以前四者是该要素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最后，有趣味还与阐释的方式相关。互动式的展示手段如再现过程、操作设施设备、多感官体验等本身充满趣味。选择非正式的“对话”而不是正式的“灌输”，一般会使观众更愿意参与其中。同时，借助与内容相匹配的音乐、环境色、外延设计等也会为展览增添形式阐释的趣味。此外，用以深化或拓展展览内容的教育活动、文创开发等也能让阐释变得生动以持续地吸引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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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估性要素

评估性是博物馆阐释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它将揭示阐释是否最终让观众获益及其获益程度，所以理应被纳入基本要素。此与美国博物馆国家标准最佳做法的第五点“教育与藏品阐释”不谋而合，“教育与藏品阐释”的优秀标准特征中第八条指出：博物馆要对自己的藏品阐释活动进行评估，将评估结果用来规划和改进其活动。事实上，美国博物馆联盟在1971年即成立了认证委员会（Accreditation Commission），1974年又创建了观众研究与评估委员会（Visitor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Committee，后改名为Committee on Audienc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1981年还针对各类中小型博物馆推出了博物馆评估计划。可见，博物馆评估早已渗透至美国的博物馆行业中。与此同时，20世纪中期以来博物馆观众研究逐渐由边缘学科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尤其是在80、90年代，博物馆观众研究“急剧升温”，研究的题域不断拓展，不再局限在场馆内，还出现贯穿入馆前、中、后各个阶段的“前置性评估（front-end evaluation）、形成性评估（formative evaluation）、补救性评估（remedial evaluation）和总结性评估（summative evaluation）”。“观众收益评估”实际上与“博物馆观众研究”的目的一脉相承，两者都以观众为本，只不过“博物馆观众研究”集中于探讨观众行为、心理和体验效果，而“观众获益评估”则聚焦于怎样帮助观众构建意义，所以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随着博物馆观众研究成果不断丰实，专业化程度日渐提升，需要将这些成果有效整合至博物馆阐释中，以有效改善阐释评估所呈现的结果。

五余论

本文尝试对博物馆阐释中的四个基本问题——概念、类型、功能和要素进行全面地辨析与省思，并由此得出一些较为基础的结论：定义上，“interpretation”一词是德文 “Hermeneutik”的英译，两词乃同一所指，所以在探讨博物馆阐释议题时，大可不必深陷概念辨析的泥潭之中不可自拔。弄明白两个概念的内核即打通了不同学科、两种语言的“任督二脉”，使我们无需再为“哲学领域的诠释学与其他学科的阐释学究竟存在怎样关系，阐释学可否直接参考诠释学的研究成果”等问题心存顾忌且举棋不定。类型上，即便真实性、科学性依然是博物馆阐释的底线，但也不可以此为由对博物馆阐释的类型张冠李戴，博物馆阐释不等于神学和法学领域的阐释，后者关乎信仰或公正，属于独断型阐释；而博物馆阐释则属于探索型阐释，其并非绝对权威，依然需要依赖辨别事实真伪的理性思辨，以及鼓励观众在理解基础上的意义重构。因此，博物馆亟需突破自诞生以来被社会精英所赋予的殿堂光环，使普通公众也能轻松可及并获得理解。功能上，通过对博物馆在当代转型中的使命剖析，重思博物馆阐释在该转型中所应承担的责任。认识到阐释不但能使博物馆翻转视角，将观众声音制度化地纳入以促成他们更好地理解；而且能激发观众的想法、情感以帮助他们获得自身的结论；还能通过改变和强化态度以及确立全新态度，推动观众重建态度和信念以塑造他们的新行为。要素上，目前阐释相关的研究领域已涌现出诸多模型，笔者在借鉴最具共识性的TORE模型基础上，结合博物馆领域的阐释性展览模型、观众视角下的展览评价体系和美国国家标准最佳做法，提出适用于博物馆阐释的要素构成，分别为主题性、舒适度、组织性、相关性、有趣味和评估性。

首先，本文之所以要围绕阐释中的上述问题展开探讨，是因为该议题的重要性正在与日俱增。而概念、类型、功能和要素等是阐释议题中的基础性问题，如果不尝试对其加以辨析和廓清，那么将难以展开更为深入的讨论从而形成更加科学的认识，以便最终企及博物馆阐释的本质并真正贯彻其要义。理性思维与世界构成了镜像，这种认识活动的目的不仅有助于解释世界，更有助于改造世界。否则博物馆的阐释实践，可能会类似“空棘鱼”的成长历程，这种奇特的原始鱼类在从胚胎长到成年的过程中，大脑不仅未得到发展，反而萎缩。换言之，我们不能仅仅热衷于提升博物馆阐释在技术操作等实践层面的能力与水平，而忽视对其具备指导功能的理论问题的澄清与界分，尤其是针对其中的基础性问题。

其次，对博物馆阐释基本问题的讨论不能受限于博物馆学的话语体系，否则将会导致一系列的“洞穴假象”。为此本文尝试将哲学和其他学科的阐释学相关研究引入，把博物馆阐释置于相关学科领域的整体框架中，从而认识到博物馆领域中阐释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因为诠释学的主要对象是语言，其主张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尽管伽达默尔将其扩展到历史、艺术品和文化等，但多数情况下其探讨的仍主要是语言的理解问题，任务为翻译和解释。而实物的理解却迥乎不同，还需要依赖翻译前对包罗万象之物的多层次研究，以及在解释中对物相关研究的视觉转化和表达，难度可想而知。

当实物一览无遗地在我们眼前呈现，它只是拥有广延性和深度感的物质实体，而非具备沟通、启发和教育意义的传播媒介。但是倘若它们从原来那个“真实的”环境中向博物馆这个“人为的”环境中转移，其状态、含义和价值将发生改变，进入一个全新的传播领域。加之博物馆的当前使命已转变为：如何更好地利用物及其所载信息以最大程度地服务受众。所以，此时的博物馆已不能仅向观众传播权威知识，而对观众是否理解其传播的信息置若罔闻，并且以强调研究的专业性和客观性加以回避，殊不知博物馆归根到底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而非学科知识的输出平台。所以，亟需为大众的认知局限搭建“理解”的桥梁。以“种族：我们是如此的不同（Race：Are We So Different）？”展为例，该展并未传播有关种族的海量专业知识，而是将种族和种族主义的故事娓娓道来，有些使用第一人称，让观众明白种族并非科学事实，而是一种社会建构，需要一起来理解并共同克服。遗憾的是，当前博物馆阐释多实践探索而少理论构建，而单纯地追求实用主义虽然能一定程度上推动实践改进，但始终难以发展出具有普世价值的理论指导。为此，我们需要立足“促成物人信息沟通、实现人的意义构建”这一博物馆阐释目标，从基础性问题起步，通过叠加思考首先形成对基本问题的深刻洞察，尔后展开系统化地理论探究，并以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协调并进作为我们的诉求和旨归。

故宫院刊 | 周婧景 李无言：博物馆阐释中几个基本问题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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