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东：​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应从高校考古通识课抓起

已经开始第二个百年历程的中国考古学初步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且在很多方面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发展最能反映考古学的中国特色与发展水平。通过梳理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高校考古通识课的建设，回顾河南大学考古通识课的讲授，我们对如何在高校开设和讲授考古通识课进行了思考，并试图在发展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视角下，反思高校考古通识课的设置，并试图探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于考古学的本质，夏鼐先生在《什么是考古学》中给出了明确的定义：“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科学。”后来在与王仲殊先生合著的《考古学》一书中，又稍加修改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这一定义可以细分为两部分：对象与目标。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而目标则是“研究人类古代情况”。随着考古学的发展，通过田野工作获得实物资料的品类越来越丰富，因而据此进行的研究也越来越丰富多彩。

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历史学色彩。1980年代，中国高校的考古专业大多设在历史系，只有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是在人类学系。2001年9月2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召开了“考古学的定位学术研讨会”，随后《中国文物报》开设“考古学的定位”专栏。参与的考古学者很多，或强调历史学传统，或强调人类学倾向，或强调艺术史内容，也有人关注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学科。实际上，随着获取资料的手段不断创新，新的交叉学科不断形成，考古学已经突破历史学、人类学和艺术史的藩篱，形成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大考古”模式。换言之，考古学可以为很多学科的学术史研究提供史料，从而与很多学科形成交叉学科。这些交叉学科从业人员的来源明显分为两类，一是考古出身，在硕士、博士、博士后阶段，甚至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改学一门相关学科；二是其他学科出身，后来改学考古，并利用自身的学科优势专攻某个交叉学科。

高等院校的考古通识课面向全校本科生，主要向非考古专业的学生介绍考古学的成果，并引导和鼓励他们学习考古知识，进而从事考古学与某个学科的交叉研究。当年为了发展中国的足球事业，有关领导曾提出“从娃娃抓起”的思路。高校考古通识课的设置，对于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而言，也是类似的基础性建设。笔者长期关注并实践考古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又执教考古通识课多年，在考古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语境下，对考古通识课进行一定的思考，希望能够得到考古学界同仁，尤其是通识课教师的教正。

如何理解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是考古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夏鼐、王仲殊先生的《考古学》共分四节，第一至三节分别为定义、简史和方法论，第四节则是“考古学的分支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其中“考古学的分支”是讲考古学的内部关系。例如按历史发展划分的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按时段划分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等；按地域划分的欧洲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等；按工作场地划分的田野考古学等。此外还有按内容划分的各种特殊考古学，包括按研究对象不同而分的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等；按所用手段和方法不同而分的航空考古学、水底考古学等。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章节

至于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则是讲考古学的外部关系。他们认为：“考古学是一门涉及面极广的科学，与其他许多学科都有关系，必须得到这些学科的支持和协助，才能完成各项研究任务。”至于这些外部学科的种类，“大体上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三大方面”。自然科学方面又可区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自然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和生态学等，主要是研究遗址所在地区的地史和天然资源，从各个方面复原当时的自然环境；第二类包括动物学、植物学、体质人类学，主要用以鉴定在发掘中出土的植物遗存，以及动物和人类的骨骼；第三类包括物理、化学等，主要应用于对遗迹的勘探、对遗物成分的分析，并测定它们的年代。工程技术科学方面的种类更多，第一类包括建筑学和土木工程学，主要用于对遗址的发掘、测量、制图，对发掘出来的遗迹进行复原或现场保护；第二类包括采矿冶金学、陶瓷学和染织学等，用于对工场址、矿址、窑址等遗迹的考察，以及对铜器、铁器、陶瓷器、玻璃器、纺织品等遗物的分析和研究；第三类包括造船学等，主要用于对造船工场遗址和船舶遗物的考察和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则包括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分别就遗迹、遗物提供的有关学科的资料进行研究和解释。美术史学主要研究各种美术品的样式、风格、年代等。历史学则为各种遗迹、遗物提供文献上的解释并帮助判断它们的年代，而且还广泛地就古代的政治组织、社会结构、经济制度以及精神文化方面的种种问题提供文献上的资料，并做出详细的说明。显然，与考古学相关的学科是相当多的，几乎囊括了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方方面面。

张文彬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共四辑60册，其内容主要是上引《考古学》中的第四节“考古学的分支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其中第一、二、三辑主要针对考古学的分支，而第三辑则主要为“考古学分支”中的“特殊考古学”和与考古学相关的学科两部分，而统称之为“专题研究”。由此可见，在主编的心目中，这两类是密不可分的。

“20 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目录

朱启新先生主编的“中国文物与学科”丛书共有10册，分别是《文物与语文》《文物与数学》《文物与物理》《文物与化学》《文物与生物》《文物与历史》《文物与地理》《文物与音乐》《文物与体育》《文物与美术》，涉及中学开设的大多数课程，几乎涉及人类基本知识学科的全部，充分反映了文物可以为各个学科提供研究资料。

总观之，考古学几乎与所有学科都有关系。首先，考古资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需要很多学科的协助，这样才能尽最大可能获取关于古代社会的信息。考古工作中借用的各种技术手段，虽然大都借鉴自其他学科，但已经过改造，具有考古特色，一般将其视为考古工作的分支，命名时大都是“考古”在前，例如考古绘图、考古摄影、考古测量等。其次，任何一门关于古代的科学研究都需要借助考古资料，尤其是年代较早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对考古资料的使用和考古成果的吸纳更为重要。对某类考古资料的专门研究，一般主要采用这门学科的方法论，试图拓展该学科的新资料，从而推进该学科的研究。例如建筑考古，现存的古代建筑都是唐代以后的，若想了解唐代以前的建筑，就必须充分占有考古资料，利用建筑学的方法，进行一些复原研究。另外还有美术考古、道教考古、动物考古等。

在讨论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时，一般更加关注对某类考古资料的专门研究。这种专门考古更能体现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等教育全面向苏联学习，主旋律为“专业化”。当时没有博士研究生，仅有少量相当于硕士的副博士研究生，因此强调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就为国家建设快速培养了大量的专业化人才。1952年北京大学在历史系设立考古专业，从1953到1966年，毕业的本科生共计89名。这些人绝大多数工作于考古及相关单位，可见这种专业教育极大地缓解了全国各地对考古专业人员需求的压力，对于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居功至伟。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本科教育过分专业化的弊病开始逐渐显露出来。1980年代中美考古学家交往增多，因此人们对中美考古教育的优劣也进行了对比。中国是专业教育，学生在本科阶段接受全面系统的专业教育，研究生阶段更是专攻某个专题。美国是通才教育，学生在本科阶段的前两年是没有专业的，可以任意选修各个专业的课程，第三年开始确定主修、辅修，才真正进行专业教育，因此主要的专业教育是在研究生阶段。相对而言，中国考古学家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很强，而美国考古学家的知识面广，能够在研究中加入其他学科的因素。通识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当时的举措主要是文化素质教育，也就是现在通识教育的前身。教育部颁发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政策。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正式以立法的形式提出大学通识课程改革的要求。

最早的考古通识课应该是给历史专业同学开设的《考古学通论》或《考古学概论》课。其目的是向历史专业的同学介绍考古学的一般认识。1991年，张之恒先生介绍《中国考古学通论》的编著缘起时提到：“自70年代以来，中国已有11所综合性大学设立考古专业，近10座高等学校设立文博和文物保护专业，近百座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历史系开设‘考古通论’课程。近年来，社会上热爱考古者也越来越多。为了满足高等院校对《考古通论》教材的需要，同时让社会上的广大考古爱好者有一部科学性较强的通论性质的专著，我们特意编著了这本《中国考古学通论》。”编著者的初衷虽然是为了考古、文博、历史三个专业的学生，但在实际使用时该书更适合历史专业的同学，因为80年代的考古专业都是一入学就连上中国考古学的五大段。易漫白先生在《考古学概论》的后记里清楚地说明该书是“在大学历史系讲授考古学通论”的教材。钱耀鹏先生在《考古学概论》的前言中也明确指出：“把本教材定位在专业基础与通识教育方面，努力把握考古学的基本原理与各个环节的核心内容，力求深入浅出，尽量避免过分强调专业性特点。”钱耀鹏先生强调“专业基础”与“通识教育”则与后来的教育改革有关，因为考古与文博专业的同学也是先上“考古学通论”（或概论、导论等）。河南大学历史学院的本科生在一年级是不分专业的，都要上“考古学导论”课。

《中国考古学通论》

进入21世纪后，各个高校的考古通识课开始走出历史专业。清华大学彭林先生2001年开讲“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全校通选课，2002年出版的同名教材被收录进“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丛书”。作者在自序里提到该课的讲授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试图将考古学家和文物研究专家的高头讲章，转换成普通读者能够听懂的语言，把专家们的重要成果变成大众的常识。希望听过本课的同学，或者读过本书的读者朋友，能对文物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有更加深刻的了解，由此而对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比较直观的印象，对‘文化中国’的含义有更为透彻的认识”。二是“希望通过本课，在学生中提倡学科交叉的思想。学术原本是一个整体，但是迄今所见的学科划分的态势，却是越来越细，其结果是人们的视野越来越窄，实际上学术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学科的联合，即便一件文物的研究，也会涉及广泛的学科知识，文物研究的重要突破每每得力于学科交叉的力量。这一现象昭示了未来世纪的学科发展方向。希望学生能从本课得到启发，多多关注其他学科的研究状况”。

清华大学“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全校通选课

《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十讲

全课以10件器物为引，全面系统地介绍各个方面的文物知识，涉及农业、音乐、服饰、玉文化、礼制、天文、铜器冶铸、建筑与城市规划，以及长江流域的商文化九个专题。照顾到了知识的全面性、讲者的知识结构和清华大学的地缘关系等方面。

中国人民大学的韩建业、李梅田最近出的《中国考古通识》，显然是考古通识课的教材。该书大体是考古通论的框架，但又不面面俱到，多少有些专题研究的成分，因此可以说是两种类型的结合。

《中国考古通识》章节

北京大学现在实行的教学体系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其通识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主要目标是学生的人格塑造与德性养成，主要载体则是从2015年推出的“通识核心课程”。2020年秋季学期的通识课共分为四个系列：第一，人类文明及其传统；第二，现代社会及其问题；第三，艺术与人文；第四，数学、自然与技术。第一系列共有九门课程，考古文博学院承担其中的两门课程，即“考古学与古史重建”和“佛教艺术和考古：南亚与中国”。其中孙庆伟教授的“考古学与古史重建”，指导学生阅读经典文献，首先树立正确的古史观和古史框架；再通过系统讲述相关考古发现，利用考古和文献的二重证据，来讲述考古学重建的中国上古史。

上引诸校的考古通识课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一是考古学通论，全面系统地讲授考古学的基本问题，传统的“考古学通论”依然在历史学院流行，而人大的“中国考古通识”也应该归入此类。二是考古大专题，北大的两门通识课都是围绕教授比较熟悉的某个领域展开。三是考古小专题，清华大学的“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即属此类。

2016年春季，根据学校、学院传达的发展通识教育的精神，考古文博系的领导开始安排考古通识课。当时设计了两门课，一是“文物中国史”；二是“考古中国史”。秋季开设“考古发现与中国文明”，邀请系里大多数教师一起讲，基本上是按照时代、专题来讲，大体按照“考古学通论”路数安排系列讲座。2017年春季开设“文物中国史”，内容分青铜器、甲骨、服饰、玉器四个板块，由讲授这些专业选修课的老师共同讲授，基本上每个板块四次课八个课时。其中有的板块是专题讲座，有的则像是简版的专业选修课。

河南大学考古通识课“考古发现与中国文明”

经过两次试讲，发现多位老师同讲一门课有颇多不便之处，于是在2018年秋决定保留“考古发现与中国文明”，由笔者用系列讲座的形式进行讲授。此后的2020—2023年的春季学期，均开设此课。该课面向全校本科生，目的是向各专业学生介绍考古基础知识，以及对历史、美术、宗教、社会研究意义重大的专题。希望学生比较初步且系统地了解中国考古学，而且明白中国考古学已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作出怎样的贡献，可以为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怎样的资料。全部十八讲可以大体归纳为四个板块。第一板块是理论与方法，介绍考古学的定义、考古学简史、地层学与类型学、考古文博机构、文物工作、公共考古、器物功用研究等。第二板块是上古史重建，介绍学术界对最早的中国、夏文化研究、先商文化探索、郑州商城四个问题的讨论，并重点讲解自己的研究。第三板块是文物与美术，大体属于美术考古的研究，都是从器物、图像、遗迹出发，经过分析后上升到对政治、文化、思想、宗教等方面的讨论。第四板块是专门的考古。正是本文所重点讨论的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选择了城市、文字、卫生、交通、黄河五个笔者比较熟悉的专题展开讲解。课程没有教材，而是将张之恒主编的《中国考古学通论》、曹兵武和孙秀丽选编的《大考古》、彭林的《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列为主要参考书。以往都是在明伦校区开设，选课的学生大多为文科生。2023年春季学期开始在金明校区开设，选课的学生基本上都是理科生。

“考古发现与古代文明”课目录

回顾往年的教学体验，借鉴其他高校不同类别的考古通识课，今后的考古通识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或者加强。

第一，鼓励更多的教师尤其是新入职的教师加入通识课的讲授，以增加考古在通识课中的分量。现在考古文博系的通识课只有一门。考古出身的中国史系曹建墩老师讲授的“文物考古与中国文化传统”，与清华大学的“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有颇多相似之处，也可以算作考古通识课。

第二，增加传统的考古学通论类、考古专题类通识课，以提高考古通识课的系统性和深度。

第三，增加地缘因素，适当加入开封当地的考古与文物，以增强同学们求学于古都的自豪感，也利于同学们在各种场合向亲朋好友介绍开封。立见成效的课程一定会获得同学们的欢迎。

第四，适当建设科技考古的通识课程，以引导理科同学对考古的兴趣，改善科技考古研究生的生源，为将来考古与各种科技学科的交叉研究储备人才。这类课应该开设在理科学生居多的金明校区。

第五，适当提高同学们选修其他专业课程的权利。同学们在学好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之外，在三、四年级学术兴趣比较确定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一些外专业的课程。只有选修了其他专业开设的正规课程，才能真正地学到这个专业的精髓，将来才能更好地进行交叉研究。当然，这不是一个系、一个学院可以决定的，有待学校乃至更高级别的课程改革。

通过梳理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其他高校考古通识课的建设，以及回顾河南大学考古通识课的讲授，可知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是势所必然，而高校考古通识课的开设，可为这种交叉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从事专业教学的考古者应努力加入其中。

高等教育改革是一个永久的话题，而专业教育与通才教育既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我们在教学改革中，应该立足于现实，明确方向，步步为营，循序渐进，不宜操之过急。

正在认真求学的考古学子，应该认清当前考古学发展的趋势，结合自己的特长和兴趣，至少要学会一门其他学科的基本功，当然多一些也好，但不宜过多。考古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既要重视科技，也不能忘记人文。从教学单位的角度而言，应全方位引导学生，而非单单引向科技。从个人角度而言，喜欢人文社会学科（例如历史、美术、宗教、文字、民族等）的同学，也应该努力进行考古学与这些学科的交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