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静安区的文博工作者，我明确知道，吴昌硕先生曾经在我们静安区（原闸北区）山西北路的吉庆里12号整整居住了14年，直到1927年11月29日在家中逝世。但是今年3月2日无意中看到一位上海作家的网文让我一度产生了一丝疑惑。
吴昌硕与友人信函中的地址“北山西路吉庆里九二三号”
在这篇《苏州河畔的前辈画家们》（作者：潘真）文章里面写到：来楚生先生有一方自用印曰“后归仁里民”。
跟来先生习字30年的张运博，考证出了这方章的由来：
抗战爆发后，来先生举家迁来上海，定居于康定东路3弄8号，那条弄堂名为归仁里。有趣的是，吴昌硕先生在沪时亦居于归仁里，刻有“归仁里民”一印。但那个归仁里在原闸北区，与康定东路的归仁里隔苏州河而遥遥相望。来先生曾说：“我和吴昌硕，隔了苏州河，一前一后住在归仁里。”遂自称“后归仁里民”。
看到此文，直觉告诉我，不对啊，吴昌硕先生明明住的是山西北路吉庆里，不可能是什么归仁里啊！作者搞错了吧？也正巧我认识这位作家潘真老师，就在微信上跟她展开了一番探讨。我告诉她，吴昌硕先生在上海的故居，是在静安区山西北路的吉庆里。并且，根据我查到的资料。吴昌硕先生的故乡浙江安吉的鄣吴村古称“归仁里”。会不会是把两个地方搞混了呢?
事实也证明了我的判断。在今年7月21日举办的“苍古烁今——吴昌硕与海派艺术传承展”开幕式上，吴昌硕先生曾孙、上海市吴昌硕文化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吴超先生带着曾祖父的一方名印“归仁里民”在展览上亮相。
根据《关于公布湖州市首批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通知》（湖民﹝2019﹞25号）内容，归仁里在鄣吴镇鄣吴村。清·同治版《孝丰县志·乡区》："乡凡九，为里五十四。"又载："鱼池乡六里，一皈仁，二西茂，三龙池，……。"归仁里在同治之前为"皈仁里"，因"皈"字在孝丰方言中读音有别，后改为"归仁里"。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晚清民国时期艺术大师吴昌硕在鄣吴村出生，大师的出生地即为"孝丰县鱼池乡皈仁里"。吴昌硕先生三十九岁时，刻了一方"归仁里民"印章。印的一侧用石鼓文刻了三十字的边款。内容为"归仁，吾鄣吴村里名，亦里仁为美之意。壬午冬，昌硕记。"
同治《孝丰县志·乡区》中关于“鱼池乡 皈仁里”的记载
同治《孝丰县志·乡区》中关于“鱼池乡 鄣吴镇”的记载
根据《新闻晨报》的报道，吴超先生说，“归仁里”是吴昌硕先生老家安吉鄣吴村的住处所在。将近40岁时，游历在外的吴昌硕先生刻了这方印，表达了自己的思乡之情。吴昌硕先生在印章边款中也提到了《论语》中的一句话“里仁为美”，意思是居住讲仁爱的邻居乡里之间，这里就是好地方。
7月21日在“苍古烁今——吴昌硕与海派艺术传承展”亮相的吴昌硕先生“归仁里民”印章
至此，第一个归仁里的事情已经水落石出。吴昌硕先生创作“归仁里民”印章，与在上海的居住地无关，主要是思乡之情的表达。而来楚生先生刻“后归仁里民”看来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那么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吗？
潘真老师也很认真，回答我说：待我去问问吴越、吴超（吴昌硕先生的两位曾孙）。以前听高老讲的，可能以讹传讹了。
很快，她就去问了吴越老师，得到的答复是：上海西泠印社总部在福建（北）路归仁里，吴昌硕先生作为西泠印社社长经常要去工作的。然后，潘真老师又问我：上海有几个归仁里啊？我的回答是：要查地图和行号图录。
其实那时候我的感觉是相当惊讶的。没想到大名鼎鼎的西泠印社竟然还有一个上海总部。我赶紧去网上查资料，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出了第二个归仁里。
在上海西泠印社官网的首页上关于潜泉印泥的文字介绍里明白无误地写着：
1894年，儒商吴隐于上海老闸桥北东归仁里5弄开设“中国印学社”，开始尝试印谱的出版发行。1903年，晚清四君子吴隐、叶为铭、丁仁、王褆共同发起倡议筹建了西泠印社。同年，吴隐迁址上海宁波路渭水坊2号，并将原社名更名为“西泠印社”，不仅延续了原有经营，还成为了高级书画印泥研制与经营的场所，主要经营印泥，兼及印谱与印学书籍。
1904年吴隐与丁仁等人在杭州孤山畔购地并成立了——西泠印社。1913年，西泠印社推选书画艺术大师吴昌硕为社长。吴隐积极研究印泥配方，制成的印泥获得了吴昌硕的赞许，吴昌硕为之取名为“美丽印泥”并逐渐成为“潜泉印泥”的主要品种之一。
一、一位名叫吴隐的先生在上海老闸桥北东归仁里5弄开设“中国印学社”，开始尝试印谱的出版发行。
所谓老闸桥就是现在的福建路桥。因为清朝在此建立的水闸，后来又从水闸发展成了可以过人的闸桥，再后来闸桥损坏，被迁移到了现在新闸路附近建造新闸桥。于是原来的地方就被叫做了老闸桥。而老闸桥北就是现在的福建北路。而福建北路的东侧就有一个石库门里弄，名叫归仁里。1894年，儒商吴隐在这个归仁里的5弄开设了一个“中国印学社”，开始尝试印谱的出版发行。
那么这些文字信息是否准确呢？特别是那个福建北路东侧的归仁里是否确实曾经存在过呢？
于是，我就去查找了上师大教授钟翀先生编辑出版的《上海城市地图集成》，结果在1901年的《重修上海县推广租界地理全图》（下图）上发现了苏州河北岸归仁里的踪迹：
在我截取的局部地图红圈内徐园、烟叶公所和上面的文昌阁之间，赫然写着“归仁里”三个字。其位置大致位于七浦路福建北路的南侧。我又查了《闸北区地名志》，在原山西北路街道（北站街道）的彩和里居委会条目下记载着这样几句话：归仁里建于光绪21年(1895)。共有里弄5条。到此，归仁里的存在应该可以得到确认了。虽然在上海西泠印社的网页上归仁里的建成时间至少是1894年之前，而地名志上的建成时间是1895年。但这对归仁里的存在事实没有大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上海百业指南》（行号地图册）中标注的归仁里
二、1903年，晚清四君子吴隐、叶为铭、丁仁、王褆共同发起倡议筹建了西泠印社。同年，吴隐迁址上海宁波路渭水坊2号，并将“中国印学社”更名为“西泠印社”。
好家伙，大名鼎鼎的西泠印社的创始人竟然就在苏州河福建路桥北岸的归仁里开设了上海西泠印社的前身——“中国印学社”。这个吴隐是何许人也？他跟吴昌硕有什么关系吗？
在《吴隐在西泠印社创立时期的重大贡献》（文/沈慧兴）这篇文章中写道：
“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吴隐（1867—1922），不仅在书法、篆刻、绘画、诗词等方面均有建树，在西泠印社创立时期的物质准备、建章立制及扩大社团影响等方面，更是领衔社务、热心公益、无私奉献，取得了同时代印人难以企及的历史功绩。吴隐对西泠印社的学术贡献，主要是辑拓出版了大量印谱和印学著作，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传播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印学史上十分罕见，充分体现了西泠印社“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的立社宗旨。”
“1904年夏，钱塘丁仁，仁和王褆、叶铭，山阴吴潮等人，聚集西湖孤山蒋果敏祠的人倚楼，集拓印谱，商议成立西泠印社，并驰书告知在上海的吴隐。吴隐即在上海“遥通声闻，以张其事”，并在此后积极参与了印社的创建活动，成为印社中坚人物，故后人论“创社四英”，则多推丁仁、王褆、叶铭、吴隐四人。”
1912年7月，西泠印社呈杭县知事的呈文中，吴隐名列第一位，所以杭县知事的批复，也有“据西泠印社社员吴隐等呈称”的表述。1913年4月西泠印社呈民政科长的呈文，6月呈杭县知事的呈文，也是吴隐名列第一（下图），可见在民国以后，吴隐西泠印社创社领衔人的身份更加明确，他在处理西泠印社有关事务中的中坚地位也更加显著。”
在另一篇文章《上海西泠印社特色出版与多样化经营考察》 （文/汪涤 吴昉）中作者写道：“吴隐少时家庭贫困，以石工谋生，后到杭州学习刻碑，并于1898 年坐馆于宁波籍上海实业家严信厚的小长芦馆，将其藏品刻为《小长芦馆集字帖》《小长芦馆丛帖》等。1900 年，吴隐钩摹前人真迹，出版了《古今楹联汇刻》，该书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确立了其在出版界的地位。正是因为这些基础，吴隐在杭州参加西泠印社筹备活动后，即于同年在上海创办了同名出版机构。”
关于上海西泠印社的属性，作者明确指出：“上海西泠印社虽然与杭州西泠印社在名称上完全一致，但是性质是不同的。西泠印社发起人之一的叶铭在《〈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后记》中说 ：“惟上海亦有西泠印社，为竹松堂吴氏独资营业之书肆，名虽同而性质实异。”可见上海的西泠印社是一家独资的出版企业，与作为社团的杭州西泠印社性质是不同的。《西泠印社廿年纪念》广告说上海西泠印社，“为社员吴君石潜个人所创办，发售善本书籍及印泥等。”上海的西泠印社是以出版为主的文化企业，是吴隐独资的经济实体。大约从1908 年开始，《时报》《神州日报》《申报》等报纸都连续刊登“西泠印社出版”广告，总发行所地址均为上海老闸桥北首的东归仁里五弄。”
《时事新报》1914年11月29日刊发的西冷印社广告，其中地址标注“老闸桥北东归仁里”
关于上海西泠印社的变迁，作者告诉我们：“1922年，吴隐去世，上海西泠印社产业由其子吴熊、吴珑继承，次年8月西泠印社迁往宁波路、浙江路口的渭水坊二号，更靠近了福州路出版一条街。”
以上这些摘录的内容一方面说清楚了吴隐先生作为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地位，也说清楚了他在上海创办的西泠印社与杭州的西泠印社的关系与区别。当然史料之间也有抵触。最重要的是上海西泠印社的迁离时间。
按照上海西泠印社网页的资料：1894年，儒商吴隐于上海老闸桥北东归仁里5弄开设“中国印学社”，开始尝试印谱的出版发行。1903年，晚清四君子吴隐、叶为铭、丁仁、王褆共同发起倡议筹建了西泠印社。同年，吴隐迁址上海宁波路渭水坊2号，并将原社名更名为“西泠印社”。
而根据《上海西泠印社特色出版与多样化经营考察 》（文/汪涤 吴昉 ）中作者提供的史料“大约从1908 年开始，《时报》《神州日报》《申报》等报纸都连续刊登“西泠印社出版”广告，总发行所地址均为上海老闸桥北首的东归仁里五弄”。“1922年，吴隐去世，上海西泠印社产业由其子吴熊、吴珑继承，次年8月西泠印社迁往宁波路、浙江路口的渭水坊二号，更靠近了福州路出版一条街。”
这两种说法中关于上海西泠印社在老闸桥（福建路桥）北首的东归仁里五弄的存续时间，相差的时间至少了5年（1908—1903）到20年（1923—1903）。这个时间差确实有点大。同时，按照上海西泠印社网页的资料：1894年，吴隐于上海老闸桥北东归仁里5弄开设的是“中国印学社”。1903年，吴隐迁址上海宁波路渭水坊2号，并将原社名更名为“西泠印社”。
10月5日晚上，我请博士后徐迟女士帮我查了《申报》上有关上海西泠印社的地址是老闸桥东归仁里的资料，最晚出现在那一年。根据她的检索，上海西泠印社广告地址仍然是：老闸桥北东归仁里西泠印社启的广告截止时间是1922年10月16日。而最早出现西泠印社地址是宁波路渭水坊的广告时间是1926年2月16日。这份史料可以证明上海西泠印社最晚要到1922年的10月中旬一直在苏州河北岸老闸桥（福建路桥）北东归仁里经营。
由此推论，上海西泠印社网页上的资料是错误的。而《上海西泠印社特色出版与多样化经营考察 》（文/汪涤 吴昉）中作者可能也把上海西泠印社的迁址时间也搞错了，至少提前了2个月左右。
《申报》1923年8月14日刊发的西冷印社迁址消息
考证到此，第二个归仁里的故事也获得确证。只不过，第二个归仁里跟吴昌硕先生的居住没有关系，但是确实是与吴昌硕先生的艺术创作和商业运作有关。更重要的是，通过考证，我发现上海西泠印社（包括前身中国印学社）竟然曾经在苏州河北岸存续了27、8年以上（以上海西泠印社名义的时间更短一些，但也要有18、9年的时间）。期间出版了大量的印谱，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发扬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其创始人吴隐同时也是杭州西泠印社的“创社四君子”之一。
由于吴隐先生的个性淡泊名利，可能除了少数篆刻业内人士以外大多数人对他的名字十分生疏。这次考证也许可以让更多的后人知道吴隐先生的事迹，并了解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发扬做出的重要贡献。
至于吴隐先生与吴昌硕先生的关系，在《艺境——纪念吴隐诞辰150周年专号》（总第九期）这本小册子中，有一篇谢权熠先生撰写的《吴隐先生》一文中写到：
吴昌硕比吴隐大二十余岁，两者的交往大约开始于吴隐二十多岁往来杭州、上海之间的时候，当时他结识不少海上书画名家，开阔了眼界，拓展了交际，这都为以后的事业发展打下了基础。因为都姓吴，吴昌硕将这个后学引为宗亲，提携褒奖有加。两人的关系一直相处的极为融洽。二十多年前，我曾在吴氏后人处看到吴昌硕题写的吴氏家谱的谱名，并声明是应吴隐这位“宗兄”的要求所题。如此注明，一方面可以拉近与州山吴氏之间的距离，同时也明确表述了吴隐请题的功劳和面子。我虽年少， 吴昌硕的大名还是早早就闻知道的。看到他为隔壁村写的字，生出有一种激动和喜悦，尤其是和自己所住不远的地方居然还与大师有如此一种关系，感到世界的奇妙，真是不可言说。事情虽然过去很久，那时候的心情却一直不曾忘却。
而且，谢权熠先生认为：吴隐与吴昌硕的交往实际上是很值得印学史专家做一番考证的，但是不要仅限于艺术的讨论。从吴隐几十年间编次的吴昌硕图书来看，就不难发现他对于其艺术宣传始终不遗余力。在我看来，两人之间的关系堪为近代文人相互扶持的知己。晚清民国初期，吴昌硕盛名于世， 纵然是他艺术高度所决定的，但也有作为知己与粉丝的吴隐在背后推波助澜的因素，洵不可不察也。
我也很认同谢权熠先生的观点。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课题了，暂且不表。不过我相信，因为吴隐先生开设的上海西泠印社的地址正好也是归仁里，所以，吴昌硕先生每次去那里的心情一定都是不错的。一方面每次与同道交流，一定是那种“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愉悦感觉，另一方面，每次看到弄堂口的“归仁里”三个字，也都会让他那颗远离家乡的游子之心得到些许安慰吧！毕竟，在40岁那年刻下的“归仁里民”印章早已经让吴昌硕先生的思乡之情表露无遗了。
《吴昌硕先生档案》中的吴昌硕手迹，有老闸桥北东归仁里西冷印社章
根据来楚生先生的学生张运博的考证：抗战爆发后，来先生举家迁来上海，定居于康定东路3弄8号，那条弄堂名为归仁里。有趣的是，吴昌硕先生在沪时亦居于归仁里，刻有“归仁里民”一印。但那个归仁里在原闸北区，与康定东路的归仁里隔苏州河而遥遥相望。来先生曾说：“我和吴昌硕，隔了苏州河，一前一后住在归仁里。”遂自称“后归仁里民”。
1947年《老上海百业指南行号地图》中标注的淮安路归仁里，淮安路后改名康定东路
可以确定的是，张运博先生的考证中，关于吴昌硕先生曾经居住于苏州河北归仁里的认识是错误的，而这个错误，其实是受了来先生的误导。来先生把吴昌硕先生经常出现的归仁里误以为是他居住的地方。
当然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这个误会，引发了我的好奇，然后追根溯源，竟然发现了三个归仁里，以及背后的故事。
我感觉来楚生先生可能因为一些信息上的误读，误以为吴昌硕先生曾经居住于苏州河北的归仁里而大生感慨，仰慕前辈先贤的高士大德，又因为自己居住在苏州河南与之同名的归仁里，而创作了“后归仁里民”这枚印章，以示崇敬和缘分。这样就构成了，第三个“归仁里”的故事。
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苏州河北的归仁里竟然是上海西泠印社的发源地，而且这个归仁里还隐藏了一位创建杭州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吴隐先生的故事。这位吴隐先生因为推崇吴昌硕先生而隐身在后，把吴昌硕先生推举为了杭州西泠印社的第一任社长，为吴昌硕先生出版《缶庐印存》初集四册（下图），辑集吴昌硕刻印63方。因为在苏州河北的归仁里经常与吴昌硕先生交往合作，无意中让多年以后的来楚生先生留下了一个“美丽的误会”。
《辑拓之功不下于著述——吴隐对近代印谱出版与传承的主要贡献》（文/泠君）一文开头就写到：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吴隐（1867—1922），在一段时期内，似平被人们淡化为一个精制印泥的商人。但系统地对吴隐的印学活动进行研究后发现，他不仅在书法、篆刻等方面均有建树，更在印学研究特别是对西泠印社的贡献方面，取得了令同时代许多印人难以企及的历史功绩。吴隐对西泠印社特别是对近代印学研究的主要贡献，莫过于他辑拓的大量印谱。吴隐辑拓出版的印谱，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传播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印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充分体现了西泠印社“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的宗旨。由于印谱和印学书籍的出版，一方面保存了明清以来印学研究和篆刻创作的成果，给后人的印学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也有力地促进了西泠印社的社会知名度，使西泠印社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得以不断提升。
三个归仁里的故事，让我们发现了一位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保存和发扬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文化人吴隐先生，也发现了他与一代宗师吴昌硕先生的真挚友谊和长期合作的动人故事。而正因为他在苏州河北的归仁里留下的与吴昌硕先生的交往足迹，才产生了来楚生先生的“美丽误会”，从而留下了我们今天知道的“三个归仁里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