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滇文化青铜贮贝器映射的社会信息

滇文化青铜贮贝器中，牛形象出现频率较高。比如，呈贡天子庙滇墓M41、江川李家山古墓群M17、M18、M21、M22，晋宁石寨山古墓群M6、M11、M14、M15、M16、M18中出土的贮贝器器盖上均有牛的形象。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贮贝器上的牛形象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几点信息。

1.牛的外部形象映射出滇文化农业生产的原始性。对于滇文化是否存在农业，争议不大。1975年，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昆明黑林铺的大团山，清理发掘了6座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墓葬，M3出土了一件陶盘，其泥胎中夹有少量谷壳，说明当时滇人已经开始种植稻谷。之所以说其农业具有原始性，是因为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并未发现与牛耕相配套的工具，也就是说，当时滇国的农业还是处于原始的锄耕阶段。众所周知，在农业的发展史上，畜力的应用无疑是里程碑式的，不仅提升了耕作效率，还解放了人力，细化了社会分工。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中原地区的牛耕在商代应该已经存在。由此可以看出，滇人在农业发展上存在较大的滞后性。

2.贮贝器中牛数量庞大，说明畜牧业在滇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跳出滇文化的视野，其实畜牧业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早期限于农业生产水平，畜牧业作为重要的食物来源，对人类的定居是一种条件补充；另一方面，肉类含有大量蛋白质，为人体所必须，肉食的摄入，使人类的体质和大脑发育都得到了质的提升，为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助力。我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牛骨见之于南北各地，至少在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和中下游的河南龙山文化中就发现了驯化的黄牛。同理推之，滇文化由于农业发展水平有限，所以畜牧业就显得尤为重要。

3.滇人对牛有比较明显的崇拜情节。横观诸多文化体系，牛崇拜现象不是滇人所独有。不过，若仅仅从牛的数量来论，恐怕不能将其盲目定义为崇拜，我们不妨从一些细节入手，阐述其牛崇拜思想的合理性。

其一，从牛在贮贝器上所处方位来论。出土的含牛青铜贮贝器中，牛的方位有一定的规律性。不管是五牛贮贝器、七牛贮贝器，还是八牛贮贝器，一般贮贝器的器盖钮上都会装饰一牛，

图1 八牛贮贝器 上海博物馆藏

处于群牛的核心，其他牛则环其周围，这绝不是巧合，应与某种仪式有关，而牛是通天之神的形象。除此之外，那件鎏金骑士贮贝器也应引起重视，

图2 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 云南省博物馆藏

其上四牛环绕，骑士处于中间，他满身鎏金，衣着华丽，坐骑翘尾嘶鸣，显得尤其尊贵。恰恰说明，这么一个阵型应该是某种仪式，牛充当了一种特殊的角色。

其二，从牛的形态上来论。牛往往以一种强壮的形态出现，最典型的当属虎牛搏斗场面的贮贝器。牛身体前曲，微微低头，牛角上扬，作搏斗状；而虎则卧于地上，眼睛圆睁，显得吃力、痛苦，似乎马上要被牛角高高挑起，猴子被此景惊吓，作迅速攀爬状。

图3 虎牛搏斗铜贮贝器，图片采自《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五次抢救性清理发掘简报》

整个雕塑都在突出牛的主体地位，而虎则是反衬作用，有褒牛贬虎之意，对牛的崇拜之意不言而喻。另外，石寨山还出土了一件扣饰，也是表现牛虎互搏，虎被牛撞倒在地，腹部被牛角戳穿，这种表现手法，也佐证了我们以上的推断。

4.牛的品种可以为文化交流研究提供新思路。文化从来都不是静态存在的，是不断交流融合的，滇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关于文化交流的研究，需通过一定的载体进行，而滇文化的牛形象其实恰恰是一种有效的研究载体。牛的驯化较早，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衍生出较多的品种，通过对滇文化青铜器中牛形象的研究，可以推测动物品种的传播路线，进而对文化传播的路线研究产生助推力。滇人留下的青铜器牛形象应该接近写实，为牛品种的判定提供了可信度较高的实物资料。有学者认为，滇文化的牛与瘤牛形象接近，而最早的瘤牛形象出现于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的梅尔伽赫三期，距今约7500年。因此，根据这些资料，我们不妨大胆假设，瘤牛从巴基斯坦传入印度、缅甸，后入云南，并逐渐在内地扩散开来。这种结论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我们姑且将晋宁等地出土青铜器上表现的主体民族称之为“滇族”，因其年代久远，又无本土文字记载，已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民族称呼。不过，讨论此问题需有一个前提，就是青铜器上描绘的形象，至少在这些出土青铜器产生的历史维度中，其民族主体并未发生大的变迁。那么，在此前提下，我们可以对滇人青铜器中的妇女形象做出以下几点猜想。

其一，发饰与从事的职业属性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整体上看，青铜贮备器上的妇女形象多样，但基本可以肯定，雕塑中描述的贵族妇女应该来自滇族，因其出土单位都来自滇国范畴，有滇王金印为证。细观之，不管是何种场面，处于被服侍地位的人，发饰均是“椎髻”，前额中分为二，向后梳掠，至颈部又合为一股，髻的中部系带，垂于背上，这个形象应是“滇族”贵族妇女形象。

图4 妇女形象图，图片采自《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

而奴仆和体力劳动者发饰则多样，有辫发者，有螺髻者，有盘髻者，亦有侧髻者等等。总体而言，地位较低的人，发髻普遍便于从事劳动，以束起者居多。这些奴仆我们也可以根据其形象做一些分析。如辫发者，《史记》如此描述：“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叟、昆明。皆辫发，随畜迁徙，毋长住，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而且，昆明族与滇国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从辫发者出现的场合来看，要么被杀戮、掳掠；要么就是被迫从事劳动，且处于监视之下。二者结合论之，辫发者来源于昆明族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再如，盘髻、侧髻者，其保留的形象以妇女、儿童为主，不见成年男性，他们极有可能是被掳掠而来或者通过奴隶交易而来，应是因擅长纺织而受到相对的优待，不像昆明族那样被随意杀戮，但究竟是哪个民族，难有结论。

其二，妇女出现于杀人祭祀场合，说明妇女地位突出。晋宁石寨山1号墓出土的铜鼓形贮贝器，器盖上铸有人物多达51人；动物有猪、犬各1只；中央立圆柱，上盘两蛇，柱顶立有一虎，两侧各有一鼓，柱的右方有一裸体人，双臂反绑于牌上；柱的前方有一人，左足锁枷，另一人跪地，双手被反绑，均裸体；柱的右方有一人，乘坐四人所抬肩舆，为女性。

很明显，这是祭祀场面再现，

图5 杀人祭柱场面铜贮贝器 云南省博物馆藏

中间圆柱用于通天；环绕之两蛇，应为通天使者；两侧有鼓，为祭祀场面常见道具。这种以人为祭品的血腥祭祀场面，虽然也屡见于其他文明，但祭祀仪式由女性来主持者，则颇为罕见。像滇文化这种缺乏系统文字的文明类型，青铜雕刻成为记载国之大事的重要手段，三星堆文明也有类似的现象。由于青铜本身是贵族掌握的战略资源，加上雕刻难度较大，若非某个重大事件或仪式，应不会花费如此精力和财力去记录。那么，由此可以推测，滇文化中的妇女地位应该比较突出，甚至有参与国家大事决策，掌握某种宗教特权的可能性。

总之，对于一个文字记载资料稀少的民族群体，要想研究其文化属性和文化脉络，考古资料显得尤为重要。滇国发达的青铜遗物给了我们非常珍贵的研究素材，我们当尤为珍视。无论是其雕塑还是纹饰，小小细节可能都会折射出一些有用的信息，以窥探滇人社会形态和文化属性。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丰富，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古滇人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