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铸钱研究的新进展及陈直先生的贡献
摘要：本文回顾了陈直在西汉铸钱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概括了目前学界在该领域研究取得的最新进展。从20世纪50年代陈直进行汉代铸钱研究至今，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已经走过了70年的历程。学术上的每一次进步，都得益于新材料的出现和新方法的运用，得益于研究者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深厚的文献功底。陈直利用搜集到的文物资料，把“二重证据法”引入秦汉手工业及铸钱研究中，“使文献和考古合为一家”，拓宽了秦汉史的研究领域，为其后手工业考古研究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陈直先生就把铸钱列为汉代三大手工业之一，并在具体的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陈直是把西汉铸钱纳入学术视野的第一人。此后的研究者继续在陈直开拓的领域不断进取，尤其是随着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在一些众说纷纭的问题上取得了新的进展。近几年，笔者不揣浅陋，亦忝居西汉铸钱研究行列，发表了几篇相关的学习心得，每每受益于陈直的研究方法及成果，深感在当时文物资料极其贫乏的情况下，先生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把“片砖残瓦、散金碎玉”“汇集萃聚”，融入到他的研究中去［1］，既令人感佩，又难能可贵。2021年是
一 陈直对汉代铸钱的学术贡献
正如《摹庐丛著》整理说明中所言：陈直把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引入秦汉史的研究中，以文物资料证史纠史，开掘了一条治学研究的新途径。陈直以其深厚的文献功底，以及对文物资料的广泛搜集，以史为纲，以物为目，以史挈物，以物补史证史纠史，“使文献和考古合为一家”，在秦汉史研究方面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前人未有的成就。陈直学术成就的取得，除了他具有深厚的文献功底，还得益于新材料和新方法的运用，得益于他敏锐的学术洞察力。
陈直关于秦汉铸钱的研究论著集中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1953年，在《关中秦汉陶录》中专设《钱范类》一集，收录钱范71件，“左作货泉”陶片49块。1954年，在《补编》中又补录王莽时期的陶钱范10块［2］。1955年，他发表了《从秦汉史料中看屯田采矿铸钱三种制度》一文，其中《秦汉官府铸钱的手工业》是主要内容之一。文章在正史记载的基础上，讨论了西汉初期郡国的铸钱，石、铜、陶范的使用和铸钱技术，上林三官的名称，西汉及王莽铸钱遗址的发现等问题［3］。1954年3月，陈直带领西北大学师生到汉长安城实习，在石渠阁附近发现32块钱范背范，3块五铢钱文瓦片。陈直据此认为，钱范为王莽大泉五十背范，王莽时期石渠阁除了藏书外还兼作刻范之所，相家巷为锺官遗址。1955年，就该田野调查情况发表了《石渠阁王莽钱的背面范》一文。文中还透露，白祚处收藏一块王莽“始建国”残钱范，发现于好汉庙遗址［4］。1957年，在《汉代盐铁铸钱三大手工业》一文中，铸钱被列为汉代三大手工业之一［5］。1957年，发表了《西汉铸钱铜材和钱范的发现》一文，报道了汉长安城青门外发现10块铜块，认为它们是铸钱的原料。文中还报道了石渠阁发现的王莽钱背面范，好汉庙发现的“左作货泉”“左作”陶片百余枚，认为“左作货泉”是铸造货泉时各作坊之标志。（图一）文中还附录《西汉陶钱范纪年著录表》，列表以钱范铭文纪年为序进行排列［6］。1958年，陈直把有关经济方面的五篇文章集为一册，定名《两汉经济史料论丛》，其中《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一章专列《铸钱业》一节［7］。在上述论著中，
图一 王莽时期的“左作货泉”陶片拓片（陈直：《关中秦汉陶录》667页）
（一）最早系统整理和考释陕西出土的秦汉钱范
陈直在广泛搜集陶钱范的基础上，对陶范进行了整理考证，并按年号作了排列，年号最早的是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最晚的是成帝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其收录广泛全面，不仅收录了五铢范、王莽钱范，还收录了不被注意的小五铢范，以及好汉庙出土的王莽时期“左作货泉”陶片。因时代所限，陈直把没有年号的官署铭文钱范，如巧一、巧二、官一、官二、官三、工一、工二、工三、第一、第二等，放在其他年号铭文钱范之后，没有认识到官署铭文钱范多数是汉武帝时期的，提出了“或上至武帝时下至哀平时陶五铢范尚未发现欤”的疑问［8］。（图二）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这些官署铭文钱范应是汉武帝设立上林三官以后的钱范。汉武帝销毁郡国五铢，专门设立上林三官负责铸钱，此时的铸钱数量及其所用的钱范数量必然是巨大的。另外，关于小五铢范，陈直认为是王莽居摄初年所铸，现在所知，应是西汉时期为了随葬而专门铸造的冥币，汉景帝阳陵出土了大量的此类五铢。
图二 “第二遂”钱范铭文拓片（陈直：《关中秦汉陶录》603页）
（二）将铸钱列为汉代三大手工业之一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考古刚刚起步，遗址发掘不多，正处于“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阶段。纯粹文献资料研究几乎穷尽，在此情况下，陈直另辟蹊径，利用发现的封泥、印章等文字资料，尤其是不被大家关注的砖瓦铭文资料，对西汉盐铁、铸钱手工业进行了文献与遗物的考察，并把铸钱列为汉代三大重要的手工业门类之一。他梳理了汉代铸钱的管理机构、铸钱技术、西汉年号钱范的顺序，提出了上林三官为锺官、技巧、辨铜的认识。现在随着城市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宫殿官署、道路系统、城市防御等研究的不断深入，手工业考古也成为城市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没有经过正规的考古训练，但陈直的研究方法已经接近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如注重利用实物资料，关注它们的发现地信息，经常进行田野调查等。陈直可谓是城市手工业考古研究的开创者。
（三）对上林三官名称的考证
关于上林三官铸钱，《史记》《汉书》记载大致相同：“其后二年（即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入其铜三官。而民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9］但对于三官名称，并未作明确交待。根据《百官公卿表》水衡都尉属官的记载，历代注家均有推测，但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南朝宋裴骃认为，上林三官可能是均输、锺官、辨铜，虽是推测之语，却一直被史界所引用［10］。陈直根据发现的锺官钱丞、技巧令丞和辨铜令丞封泥等资料，认为上林三官为锺官、技巧、辨铜。认为三官分工明确，锺官主鼓铸，技巧主刻范，辨铜主原料［11］。这一认识较以往有很大进步，并为以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1997年，西安又发现了数枚汉代封泥，除“技巧火丞”外，还有“六厩钱丞”“六厩火丞”。这一发现对解决何为上林三官具有决定性意义。
（四）关于上林三官的地望
当社会上发现“锺官钱丞”封泥时，因没有明确的出土地点，且当时相家巷出土的钱范最多，在未发现其他铸钱遗址之前，
（五）王莽时期的铸钱遗址
关于王莽时期的前、后锺官，文献中未见记载。依据考古发现，王莽时期把锺官分为前、后锺官，前、后锺官既铸钱，又为全国郡国铸钱提供技术支持。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兆伦铸钱遗址为王莽时期的前锺官遗址，不知道后锺官在何处。陈直较早注意到好汉庙遗址，并指出：“王莽铸钱的作所，一在西安未央乡石渠阁遗址，所造的是大泉五十背面范；二在西安三桥镇直北五里好汉庙，所造的是大泉五十、小泉直一、栔刀、一刀平五千、次布、第布、壮布、大布黄千等正面范，数量亦最多。”［17］陈直在认真考证的基础上，指出好汉庙是王莽铸钱遗址，这一点十分重要，很多钱币研究者把好汉庙与高低堡混为一谈，由此影响了对二者性质的判断。虽然1977年辽宁宁城黑城古城就已经发现了王莽时期前、后锺官铭文钱范，但学界仍不明就里，并不知道王莽时期的前、后锺官在哪里。陈直虽未意识到好汉庙遗址为后锺官所在地，但是他最早注意到该遗址不同于其他王莽铸钱遗址，他收录的大量王莽钱范、一件“始建国”铭文钱范（白祚藏）及百余件“左作”及“左作货泉”铭文陶片，均发现于此，为后来认证好汉庙为王莽时期的后锺官遗址奠定了基础。
总之，
二 秦汉铸钱研究的最新进展
（一）上林三官名称问题
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专令上林三官负责全国铸钱，因文献记载不明，由此引起史家不少猜测及探讨。陈直根据当时发现的封泥，认为上林三官应为锺官、技巧、辨铜。此后，汉长安城及户县兆伦遗址分别发现了“技巧火丞”［18］“锺官钱丞”封泥［19］，似乎也支持了陈直的观点，因此，得到钱币学界的赞同［20］。古史学家和当代彭信威、千家驹、郭彦岗等先生均主张锺官、辨铜、均输为上林三官，认为“锺官直接掌管铸钱的事，辨铜负责辨别铜色，均输管铜锡的运输工作”［21］。但丁之方提出异议，认为成帝建始二年之前，确如陈直所言，上林三官为锺官、辨铜、技巧，之后省技巧而由锺官总揽铸钱之事，将负责运送铜料与铜钱的均输与锺官、辨铜，合称上林三官［22］。虽然《汉书》记载，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罢六厩、技巧官”［23］，但学者们并未意识到所罢的均为铸钱之官。直到1997年，西安又发现了数枚汉代封泥，除“技巧火丞”外，尚有“六厩钱丞”“六厩火丞”。这一发现对解决上林三官名称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党顺民、吴镇烽据此认为，上林三官就是锺官、技巧、六厩，三官各有其火丞与钱丞。三官都是管理铸钱的官署，它们既是铸钱的行政管理机构，又是官办的铸钱工场。各官署既管鼓铸，又管刻范，另外还设有其他的丞，主管其他的事［24］。至此，锺官、技巧、六厩为上林三官之说广为学界接受。（图三）
（二）上林三官地点问题
关于上林三官所在地，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只确定了锺官一处。1962年，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就发现了窝头寨铸钱遗址，但仅知其为上林三官的一处铸钱作坊，而不知其为何官所属。1997年，因封泥资料的发现搞清了上林三官名称，但并不清楚技巧、六厩官工场在哪里。“可以推断，高低堡、相家巷、窝头寨几处铸钱遗址当为技巧和六厩的铸钱工场。高低堡铸钱工场在修建建章宫时停铸，很可能与窝头寨铸钱工场合并”［25］。1999年，学者认为高低堡或许就是西汉技巧铸钱遗址，相家巷遗址可能是六厩，但把高低堡、东柏梁、孟家村、北沙口等遗址混为一谈［26］。2004年，随着锺官遗址的进一步确定，高低堡也被确认为技巧官所在地［27］。发现的铸钱遗址，除兆伦村、窝头寨、高低堡3处外，汉长安城内还有相家巷、石渠阁等几处。因遗址范围比较大，一处遗址包括了几个现代自然村庄，所以学者们并不清楚上林三官到底如何分布，具体在哪里。我们对石渠阁附近的直城门大街进行试掘时也发现较多钱范，它们是被人从相距不远的相家巷搬过来另作他用的［28］。（图四）
图四 西汉上林三官及王莽铸钱遗址分布图（徐龙国：《考古》2020年第10期）
文献没有记何为上林三官，也没有记上林三官在何处。按字面理解，上林三官应在西汉上林苑内。目前我们已知，锺官在户县兆伦村、六厩在长安窝头寨，技巧有两处，先在高低堡，后迁相家巷［29］。之所以上林三官的技巧官在汉长安城内的相家巷，是因为原来的技巧官在上林苑内的高低堡，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建设建章宫，才把技巧官迁至城内的相家巷。在相家巷遗址发现了带“巧”字的铭文钱范及带“巧”字的子母砖，是以为证。在建设建章宫前，建章宫区域在上林苑范围内。三官五铢铸造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在建设建章宫时，技巧官在此铸钱已达9年之久。太初元年之前，锺官、技巧、六厩均在上林苑内，且都归上林苑主管水衡都尉管辖，因此有上林三官之称。
（三）上林三官铭文钱范研究
上林三官发现的陶钱范，均呈长方形，根据铸钱时的作用可分为背范和面范。面范是铸造金属铸范的范模，背范是与金属范一起合范铸钱的铸范。在范模的上部，有的带阳文铭文，铭文有官署、纪年等。有纪年的钱范铭文，为上林三官五铢分期研究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带官署及编号的钱范铭文，有的学者认为属于汉武帝时期，也有学者把它们列于纪年钱范铭文之后。蒋若是认为，三官范模纪铭，在武帝时多以官署名之，昭帝以后多以年号纪铭［30］。党顺民、吴镇烽认为，巧、工等范模上五铢的“五”字交笔较直而微曲，而宣帝纪年范模上五铢的“五”字交笔弯曲，呈炮弹形。巧、工等铭文范模应早于宣帝时期［31］。姜宝莲、秦建明亦把官一、官二、官三、巧一、巧二铭文范模划归为汉武帝时期［32］。但仍有学者并不认同以上看法，而把工、巧、官等一部分范模铭文列在宣帝地节年内，把工一、工二、大、甲等一部分铭文列在成帝永始三年之后［33］。笔者通过钱范类型的划分及其反映的技术进步，把带官署及编号铭文钱范的时代断定为汉武帝元狩五年初铸五铢至汉昭帝元凤元年铭文钱范之前（公元前118年——前80年）［34］。
（四）西汉铸钱技术的研究
钱范为研究铸钱技术提供了直接的资料。目前发现的西汉钱范，从材质上可分为石、陶、铜、铁、铅五种。从铸造过程所起的作用上可分为母范、范模和铸范。同一材质的钱范，在不同浇铸工艺中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如石范，多数为直接铸钱的铸范，个别是刻制的母范；铜范，在直流浇铸工艺中为铸范，而在叠铸工艺中为范模；陶范，在直流浇铸工艺中为范模，在叠铸工艺中为铸范或母范。
根据发现的钱范，大致可以把西汉铸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平背叠铸与平背直流浇铸并行时期，第二阶段为面背带郭直流浇铸时期，第三阶段为面背带郭叠铸时期。平背叠铸是叠铸的初级阶段，用金属范盒模印出泥范片，再用范片铸出半两钱，钱文凸起，钱背平整。平背直流浇铸是直接用石范或金属范铸出半两钱，钱文及钱币特征同上。平背直流浇铸与平背叠铸并行，但因各地传统差异而流行区域不同，如陕西常见平背叠铸的陶范，山东则常见直流浇铸的石范。五铢钱绝大部分为面背带郭的钱币，是用金属面范与陶质背范合范直流浇铸的，在铸造金属范之前还有刻制母范、翻制陶范模的工序，铸出的五铢钱面背均带郭，有的正面还带有半星或穿上一横等记号。王莽在铸钱方面进行了四次改制，第一、第二次沿用了上林三官五铢直流浇铸技术，第三次开始出现面背带郭的叠铸技术，这种技术也需要刻制母范，用母范模印陶范模，再用陶范模铸造金属范模，以金属范模模印泥范片，泥范片经凉干、烘烤，制成层层相叠的范包，然后浇铸钱币。这种技术的关键在于，范面上钱型正背相间成对排列，正背钱型之间原点对称，这样在两片泥范相扣时，钱型正好可以面背合一。以上三个技术阶段，大体上对应了半两、五铢钱、王莽钱与西汉末期五铢钱三个时期。
当然，在前后两个阶段转换之际，也会出现新旧技术的交叉现象。比如第一阶段发现面背带郭的半两钱，是后来上林三官五铢铸造技术的先声。第二阶段的郡国五铢也有平背五铢，是前期平背半两铸造技术的尾声。王莽第三次改制时，既沿用了此前面背带郭直流浇铸的技术，也出现了面背带郭的叠铸技术，二者相互交叠。上林三官时期，可根据范模上的细小变化及铭文进行更细的分期，但直流浇铸技术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五）王莽时期前、后锺官的研究
文献中没有锺官分为前、后两官的记载，但从全国各地发现的前、后锺官钱范铭文看，王莽把锺官一分为二了。除了汉长安城附近的兆伦锺官和好汉庙遗址外，全国其他地方发现有前、后锺官铭文钱范的有：河南南阳汉宛城故城［35］（图五），山西夏县禹王城［36］，内蒙古宁城黑城古城［37］、杭锦旗霍洛柴登古城［38］，甘肃通渭县委大院［39］和环县城子岗［40］，宁夏隆德神林村［41］，青海海晏三角城等［42］。从宁城黑城古城前、后锺官铭文范模并存、且只有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两种币种推测，分设前、后锺官至迟应发生在王莽第二次改制时。从兆伦村和好汉庙遗址均发现王莽第一次改制时的钱范推测，可能在第一次改制时就分设前、后锺官了。前锺官因兆伦锺官遗址发现“锺官前官始建国元年三月”“锺官前官始建国元年三月工常造”等钱范铭文得到确认，而后锺官在何处尚未可知。
图五 南阳汉宛城府衙后锺官钱范铭文（徐龙国：《考古》2022年第12期）
除汉长安城遗址以外，全国其他地方虽然也出土前、后锺官铭文钱范，但它们并非前、后锺官所在地，而是王莽设在各郡国的官方铸钱作坊。据记载，王莽先后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并“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43］。谏大夫带去了官方的正版钱范，这些正版钱范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一至三次改制）为铲形直流浇铸的母范，第二阶段（三、四次改制）为叠铸的金属范模。地方所用的母范及金属范模都是在都城附近的前、后锺官刻制和铸造的。已知前锺官为兆伦村遗址，笔者认为后锺官就在好汉庙遗址［44］。历年来，好汉庙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王莽钱范，种类齐全，几乎涵盖了王莽金属铸币的全部品种，这里《新莽钱范》中有全面体现［45］。好汉庙遗址出土了一种制造金属范盒的陶范模，而这种陶范模只见于兆伦锺官和好汉庙两个遗址，不见于其他地方铸钱遗址。收藏者在好汉庙发现一件带“始建国”铭文的钱范［46］，可惜文字残缺不全，但这种铭文形式与兆伦锺官遗址一致。
三 小结
从陈直在秦汉铸钱领域所做出的贡献及目前学界所取得的进展看，秦汉铸钱研究一直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