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41年（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金熙宗皇统元年）十一月，宋金议和，“自淮泗之北，燕赵以南，幅员万里”，都被大宋卖给女真人。
1142年（金皇统二年，南宋绍兴十二年）金在华北地区势力分布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仅仅过去73年，公元1214年（南宋宁宗嘉定七年，金宣宗贞祐二年，元太祖九年）四月，金蒙议和，随即在五月，金宣宗从中都逃至南京，并于七月召留守中都的皇太子完颜守忠南下，河朔、山东以及辽东地区，被金国抛弃，彻底沦为蒙古人的跑马场。
被不同的朝廷卖（弃）了一次又一次的华北子民，处在“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畜皆席卷而去，房庐焚毁，城廓丘墟”的恶劣环境下，该何去何从呢？
公元1211年（南宋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元太祖六年），成吉思汗铁木真率军侵金，拉开蒙金战争的序幕。
最初，成吉思汗还没有征服领地的观念，他只是遵循游牧民族的传统，对敌人进行歼灭、劫掠，因此，在他的率领下，蒙军像飓风一样，一路杀戮抢掠，肆意扫荡金国北境，让还处于明昌盛世余晖中的金瞬间变得支离破碎，胆战心惊的金宣宗于贞祐二年（1214）迁都南京，以避蒙军锋芒。
元太祖成吉思汗半身像。作者/[元]佚名，来源/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由于蒙军在侵略过程中实施野蛮的屠城政策，“国制，凡敌人拒命，矢石一发，则杀无赦”。因此，蒙军所过之处金帛财物、牛马羊畜被席卷一空，农田水利被摧毁，房舍城池沦为废墟，“汾、石、岚、管，无不屠灭”“燕、赵、齐、魏，荡无完城”，怎一个惨字了得。
而遭受灭顶之灾的华北士民不仅要面对凶残的蒙军，还要面对“剽掠成俗”的金国溃军，以及趁乱而起的盗贼。
在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的情况下，河朔、山东豪杰蜂拥而起，纷纷聚众结寨自保，这些武装力量的数目“多如牛毛”，占地规模大小不一，聚众称强的目的也各不相同，“于是拥兵者万焉。建侯者万焉。甲者、戈者、骑者、徒者各万焉。鸠民者、保家者、聚而为盗贼者又各万焉。积粟帛金具子女以为已有者，断阡陌、占屋宅、跨连州郡以为已业者又各万焉”。后来被统称为“汉人世侯”的群体，就是在这些豪强中发展起来的。豪强的来源大致分为三种：
其一是金国官吏或官吏子弟，比如刘伯林是威宁防城千户，王玉是赵州万户，何实是北京留守何道忠的儿子，张晋亨是同知安武军节度使事、领枣强令张颢的弟弟；
其二是地主或富农，最知名的真定史氏，是河北永清豪富，张荣则是济南富农，杜泉家也是“以财雄乡里”；
山西省繁峙县岩山寺的金朝壁画。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其三是普通农家或普通儒生，张柔、严实、董俊、李全等出身农家，石珪以读书力田为业，史千、谢天吉等是一般儒士家庭；所以说，不能把豪强武装单一称为地主武装。
在相同的环境下，豪强们的政治选择也各不相同，大致可分为四种：
有忠心耿耿报效金国，为之抗击蒙古入侵、镇压其他义军的，比如沙场不倒翁武仙，即便曾被迫降蒙，又倒戈归金，仍为大金征战到最后一刻；还有花帽军郭仲元，为金廷抵御蒙古、剿灭义军，忠贞不贰。
有死心塌地投靠蒙古，为其冲锋陷阵、开疆拓土的，比如史天泽、张柔、董俊、刘伯林等家族。
也有游弋于宋、金、蒙之间企图割据称霸的投机者，最知名的莫过于李全，他先起兵抗蒙反金，又降宋攻金，再抗宋企图割据，最后降蒙攻宋，被宋军击毙。
还有心向南宋、梦想为汉人政权收复旧疆的忠义之士，比如季先、彭义斌，前者招纳北方豪杰归附南宋，为南宋收编红袄军，对宋廷高度忠诚，却被猜忌的南宋设计害死；后者（彭义斌）也非常忠诚，因不耻李全袭击南宋官军、逐杀长官的行为，自愿为朝廷分忧，提出消灭李全、北上抗击蒙金收复国土的大计，但宋廷却怕他成为另一个李全，故而不予理会，在北上抗蒙时兵败拒降遇害。
可见，尽管豪强们所处的环境相同，但他们的选择却不一样，而他们的抉择，同时还受时间与地域的影响，从时间上也分三个节点：
第一个时间节点在蒙金战争初期，当时虽有投降蒙军的豪强地主，但多为仇恨金国的契丹遗民，比如移剌捏儿、石抹也先等等；而更多的豪强内心中还是偏向金的，他们在防御金溃军以及盗贼劫掠之余，还是以抵抗蒙军为主，并希望接受金的收编。
野狐岭之战前，宣平县的土豪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财产不被蒙军掠夺，纷纷主动请缨，愿意充当先锋迎击蒙军，只需要官兵在后方支援即可，但金军统帅完颜承裕却“畏怯不敢用”，反而私下打听去宣德州的近路，豪强们很失望，嘲讽完颜承裕：“溪涧曲折，我辈谙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战，但谋走耳，今败矣。”果不其然，金军在野狐岭大败，“识者谓金之亡，决于是役”。
第二个时间节点就在野狐岭之战后，河北地区的民间豪强对腐朽的金朝心生失望，投降蒙古的逐渐增多，像屯军在定州的郭宝玉，通过童谣和天象，认为这是上天预示要改朝换代，不愿意再为金朝卖命，遂带着军队投降蒙古。担任抚州威宁千户的刘伯林，与同僚女真人夹谷常哥、契丹人石抹高奴，也在蒙军围城之下请降。还有史秉直、王义、邸顺、赵迪等豪强，为了保全家族先后降蒙。
第三个时间节点在金宣宗不听大臣劝阻执意迁都南京、又召太子南下后，无能金廷的南迁，标志着黄河以北地区被彻底抛弃，原本就惶惶不安的华北地区更是乱成一团。再加上蒙古开始萌生占据更多金国领土想法，经略华北的太师国王木华黎一改往日大肆杀戮的作风，开始怀柔招降，越来越多的武装豪强或不战而降或战败投降，像张柔、董俊、王珣、王善、赵柔、贾德等等，都在蒙古的武力招抚下趋利避害，改变政治意向，叛金降蒙。
再从地域角度来讲，两河地区的豪强归降蒙古时间早、数量多，与蒙古的关系也最密切，最典型的就是史、董家族。而山东地区的豪强，则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也投降较晚，自然与蒙古的关系相对疏远，因为山东距离漠北遥远，且邻近南宋，是宋、金、蒙三国反复角逐的地区，局势不明朗，观望的豪强们对前路更难抉择。
正是因此，出身山东的汉人世侯东平严氏、益都李氏，后来就成为蒙元统治者严加防范以及重点打击的对象。
不管怎么说，豪强们好歹还有选择的余地，数量更多的普通百姓，在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中没有什么选择权，他们只能随波逐流，或四处躲避被“人相食”，或被豪强们裹挟前行，成为“尸积数十万，磔首于城，殆于城等”中的一员。应了那句“宁为太平狗，莫作离乱人”。
1208年（金泰和八年，南宋嘉定元年）金、蒙、西夏疆域范围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那么，在金、宋、蒙交替之际，汉人占多数的北方豪强，在相同的环境下，为何选择不同呢？
宋的软弱与“城头变换大王旗”，随着时间推移，北方汉人的“夷夏观”已经淡薄了。
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逐鹿中原，你方唱罢我登场，鲜卑建立的北魏甚至一统中国北部，成为中原之主，一直到隋朝取代北周，近三百年里，北方士民被迫生活在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之下，无所逃避。到唐末五代，中原受沙陀统治，燕云则被沙陀卖给契丹。及北宋末年，整个中原又陷入女真之手，至金末又是三百余年。
长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为命运所迫的北方士民不得不适应不断变换的生活环境，民族交往融合进程加快，胡汉之别、夷夏观念日渐淡薄，与南宋灭亡前的南方大不相同。
孔子作《春秋》时曾提出华夷之别的标准——是否奉行、恪守中华文明，“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隋代大儒王通也认为：只要能居中国、行中国礼、庇护天下百姓，就有资格成为中国之主，“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
正因受时代风气（夷夏观淡薄）的影响，唐太宗才能自豪地说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话，作为第一个提出胡汉一家统治理念的皇帝，能够摒弃传统的贵中华、贱夷狄的成见，让各族绥服，足见“天可汗”的宽广胸襟及兼容并蓄。
昭陵博物馆中少数民族官俑形象。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在这种情况下，胡汉融合已是北方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北方汉人更容易以文化论华夷，而不是以民族论夷夏。北宋人也承认三代圣王有肇基于东夷、西羌的历史事实，只要蛮夷之人能行王道，就能受天命成为中国之主，这种观念显然是促进民族融合的一大进步。
所以，一旦遇到北方游牧民族统治，出于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贪恋，北方汉人更容易以现实利益为考量，优先考虑如何保全身家性命、财产，以及安定的生活，避免乡党族人的生灵涂炭，对于统治者的兴亡更替并不是多在意，决定立场的，是生存和利益。
北方汉人的实用主义自然不符合统治者的要求，金世宗曾多次批评燕人诡随：“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汉人（燕人）是因为“屡经迁变”为了避免战端、免受屠戮才“诡随”的。他自己在虐杀的暴君面前尚且十分温顺，怎么好意思指责燕人在暴权面前软骨头呢？
其实，金世宗不是第一个如此评价燕人的，早在辽亡金兴之际，宋人马扩就说过，燕云屡经蹂躏，“烧掠殆尽，富豪散亡，苟延残喘，契丹至则顺契丹，金人至则顺金人，王师至则顺王师。但营免杀戮而已”。
燕人所受到的评价，可以折射出整个华北士民面临的窘迫和艰难，当落入北方游牧民族统治后，初期即便有不愿归附之心，但经过无果的反抗以及时间的推移，新的一代人故国之思、华夷之防逐渐淡化，渐渐认同现实统治，如此，也是对生存环境无可奈何的适应。
所以金世宗在即位后，努力矫正官僚们能屈能伸的“诡随”习性，去培养臣僚的忠君爱国意识，并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金亡之后，就有很多士大夫慷慨殉国，“士大夫死以千百数，自古国亡，慷慨杀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还有很多遗民通过诗作来表达故国之思，比如元好问、杜仁杰等。可见，经过女真人的百年统治，确实也赢得了不少人的忠心。
当然，这些向金尽忠的士民并不能代表所有北方汉人，还有不少仇恨金廷暴政——签军、括地——的各族人民，从不间断地抗金，比如汉人侍旺起义，契丹人耶律撒八、移剌窝斡大起义等等。在蒙金战争初期，又有辽东契丹人耶律留哥起兵反金，山东也爆发由汉人杨安儿、刘二祖领导的红袄军起义。
金人统治的确残暴，初入中原时甚至“尝欲尽诛南人”，还“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推行高压恐怖政策逼迫北方汉人臣服。但经过几代皇帝努力推行汉法后，差不多得到了民心认可。所以，蒙古初入侵时，把女真统治者和更凶残暴虐的蒙古统治者相比，北方汉人反而对金更有认同感，因此，在战争初期，北方士民多数都心向金国。
直到金宣宗迁都抛弃华北地区，金在河朔、山东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随着秩序的崩溃，以及生存的艰难，加重了民众对金廷的绝望以及愤恨，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下，豪强们唯利是图、趋利避害的个性迅猛出笼，为了自己的利害得失，奔波在金蒙之间叛降不定，自然不会为金国殉死。
金宣宗承认的北方割据势力，史称“九公封建“。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再者，华北一带多以平原为主，基本无险可守，却很利于骑兵驰骋，面对凶残的入侵者，即便豪强武装们奋起抵抗，在没有朝廷强有力支援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支撑太久。
北方汉人要直面尴尬、窘迫的痛苦处境，不管他们反抗与否，都既无法真正融入征服者族群中，又不能被故国故人所接受。不管同族还是北方游牧民族，都对他们心存猜忌，把他们当作民族边缘人，此等处境，又是何等无奈？
在宋、金、蒙三国纵横捭阖之际，他们对待北方士民又是怎样的态度？
先说金，金宣宗最初对各路义军是怀疑和警惕的，苗道润向金廷求编制时，朝廷还问他“肯终为我尽力乎？”随着战事紧迫，金廷不得不转变思维，招抚义军，希望他们尽心竭力对抗蒙军、收复失地，比如提拔郭仲元、郭阿邻、苗道润，以及封建九公等，为遏制蒙军的进攻起到一定作用，还相应解决金廷兵力不足的问题。
但是，河还没过去，担心义军会尾大不掉的金宣宗君臣就想拆桥了。在金廷眼中，义军“皆从来背本趋末，勇猛凶悍、盗窃亡命之徒”，应该把他们拆分，“分处其众，以备不测之变”。对金廷忠心的花帽军、黄鹤袖军和其他义军一样都被拆分，不满的义军哭诉请求朝廷把他们分驻在大河附近，“我曹以国家多难，奋义相从，捐田宅，离亲戚，转战至此，誓同立功，偕还乡里。今将分配他军，心实艰苦。乞以全军分驻怀、卫、辉州之间，捍蔽大河，惟受阿邻节制”，却被金宣宗无视。
金宣宗不仅拆分打散义军，还在将领之间制造矛盾，离间将领们的战友情，最典型的就是郭仲元、郭阿邻、李霆三人，在金宣宗的各种骚操作下三人几乎形同陌路，再没有同时出战过。
南迁之际，金宣宗大概就考虑要放弃河朔了，他继召太子南下后，又迁徙河北的猛安谋克屯田军家属到河南，宰相高汝砺劝谏他：“百姓见军户尽迁，必将惊疑，谓国家分别彼此，其心安得不摇？”宣宗不听，迁户果然加剧中都的恐慌，在留守中都的完颜承晖的强烈请求下，宣宗不得不应付了事的派人救援中都，其救援结果可想而知，中都旋即沦陷。
金廷在南迁后就视蒙占区如弃履，把一家之民分为南北，坐视蒙占区军民忍着饥饿效死御敌而不救，南宋在对待金占区士民问题上同样不遑多让。
早在北宋末年，宋廷君臣提到燕云汉人时，就不把他们视为同胞族人了，认为燕云人“自唐末至于今，数百年间，子孙无虑，已易数世，今则尽为蕃种，岂复九州中国旧民哉”。南宋君臣则把这种歧视扩大到整个中原和北方故土。
宋金初对峙时，金占区的汉人民心其实甚为可用，岳飞绍兴十年的北伐，就有两河豪杰纷纷响应，意气风发的岳飞本以为渡河指日可待，却被高宗的十二金字牌召回，当“愤惋泣下”的岳飞奉命还军时，中原的父老乡亲们拦马痛哭：“我等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为了避免支持宋军的士民遭受金人屠戮，岳飞只能带着他们南迁，“从而南者如市”。
尽管秦桧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绍兴和议中也有“今后上国捕亡之人，无敢容隐。寸土匹夫，无敢侵掠”的条款，但仍有大批或有感于民族道义，或出于生存目的，先后逃到南宋境内，被南宋人冠上含有歧视意义的“归正人”称号，甚至为了是否接纳他们在朝廷发生无休止的争执。
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即位不久的孝宗就该不该接纳归正人的问题让大臣展开讨论，张浚在《论招纳归正人利害疏》中，从天理人情、民心、情报受阻以及兵源等各方面分析，提出应该接纳归正人，以免北方故土的士民寒心。
孝宗的老师史浩，则在《论归正人劄子·第二劄子》中，从防微杜渐入手，认为招纳归正人会导致冗官冗费、空耗财用，还指出归正人贪得无厌，轻易招纳反而容易滋生奸细，所以，为了南方的稳定，陷没已久的北方汉人应该各安本土，不要动不动就跑到南边来，“他日得我故地。汝皆吾民。又何舍坟墓弃亲戚而来？”
张浚、史浩争执不下，又在孝宗面前辩论，张浚说：“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起而收之”。史浩则嗤之以鼻：“中原决无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张浚反驳：“彼民间无寸铁，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为内应。”史浩轻蔑地反击：“胜、广能以锄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杰矣！”
幸而孝宗正锐意北伐收复失地，并没有听史老师的昏话，而是采纳张浚的建议，接纳北人，并兴兵北伐，即便遭遇符离之败，在隆兴和议中也特别提出“归被俘人，惟叛亡者不与”。就是只归还被宋军俘虏的北人，但不归还主动投南的北人。
遗憾的是，虽然隆兴和议有不还归正人的条款，从崔敦礼《代陈丞相论淮岸跳河及彼界来归人劄子》内容可知，南宋迫于金人的压力，还是有遣还归正人的行为，“臣窃见乾道四五年间，敌取归正人，朝廷不得已发遣，被遣之人号哭呼天，大出怨言，怒骂而去”。可知南宋对归正人终究是失信了。
宋开禧三年（1207）六月，北伐失利的权臣韩侂胄在与金议和的国书中，又提及归正人的问题，称归正人“皆雀鼠偷生，一时窜匿”，大宋并没有重用过他们，并不以归正人为意。从“雀鼠”这个蔑称，可见南宋对归正人的歧视。
金元更迭时，面对归正人的不断投诚，南宋依旧不敢放手接纳，对比成吉思汗放手木华黎招抚华北豪强，南宋却仅仅让楚州知州应纯之去同归正人联络，同时还“沿江增戍”防备义军过江。即便红袄军在淮河以北屡屡取得胜利，应纯之都奏报朝廷说“中原可复”，权臣史弥远仍然不敢大力支持山东忠义军，坐视义军被蒙军和金军围攻，以至于断粮溃败。
应纯之的继任者贾涉为了避免忠义军出现强者，还诱杀对南宋最忠诚的季先，使野心家李全坐大，又针对石珪，迫使石珪抛家弃子投降蒙古。此后几任楚州官僚都没有出兵援助义军抗金、抗蒙，反而挑拨义军自相残杀，企图以此控制义军，又迫使从金归附过来的花帽军张惠转头复降金，受封临淄郡王，为大金奋战到力竭而亡······
其实，北方汉人不管是为女真人还是蒙古人卖命，造成这个结果的诸多推手中，就有怯懦和退缩的南宋。
以偏师侵金的木华黎为了扩大战果，就采纳降将建议，颁布止杀令，招抚豪杰，根据其人口、兵力、地盘封以相应官职，并允许世袭，或附金或观望的豪强们，遂纷纷识时务地归降蒙古，为蒙古冲锋陷阵开疆拓土。
蒙古人在全力拉拢武装豪强的同时，还对豪强多有防范，像割据势力张鲸降蒙后，木华黎就命早期归降的契丹人石抹也先去做他的监军，张鲸图谋叛蒙，就被石抹也先斩杀。而降将武仙前脚反蒙归金，他当质子的兄弟后脚就被杀了。
豪强们不管是主动投降还是抵抗失败后被迫投降，在成为蒙古世侯后，不仅要纳质，还有助军、献户口、纳贡赋、入觐、设驿、接受达鲁花赤监临等各项义务，在蒙古的高压政策面前，世侯们即便是身负重伤也不能下战场，因为怕蒙古人怀疑其诈伤；还得忍受蒙古同僚的嚣张跋扈，终生都要谨小慎微、如履薄冰。
像战败后归降的张柔，即便身先士卒，仍不被蒙古同僚信任，燕帅孱赤台为了杀张柔的刚直之气还多次凌辱他，甚至想杀掉他，因突然暴死才让张柔躲过死劫。从孱赤台的行为，就能窥见蒙古统治者对中原豪杰既想利用又怕失去控制的矛盾心理，更不要说后来蒙古统治者对世侯们的各种拆分、打压、削弱了。
徒单公履曾在《书张侯言行录后》中，描写过世侯们在蒙古权贵面前的痛苦窘迫，只能不争不抢、不怨不怒，才能与“强悍勃恶、刚犷暴露”的蒙古权贵和睦相处，如果不愿意忍耐，“甘心以求逞，则决裂之祸至矣，其于国计何如耶？”徒单公履还调侃与蒙古人相安无事的这位张姓世侯的处事行为，并奉劝世人，如果不能做伯夷、叔齐，“当以张侯行事为处身之法”。
从徒单氏的话可知，汉人世侯即便你身处统治阶层，也摆脱不掉某些痛苦而难堪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