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的统一方略为什么是先南后北？
宋太祖通过缜密策划的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但登上天子大位的宋太祖所承袭的后周统治疆域，不出中原黄河、淮河流域以及关中等地，举目四望，皆为他人邦国，而能否结束自晚唐以来的天下四分五裂之乱局，极大地关系着新生的赵家王朝之前途与长治久安。
经“杯酒释兵权”以消弭“内患”、强化皇权之后，宋内部政局已基本稳定，宋太祖随即将目光转向阃外，着手统一战争的准备。史载当时就“一天下之策”，宋太祖与心腹大臣赵普之间尝有一段著名的对话：
太祖尝夜幸（赵）普第，立风雪中，普皇恐出迎。太祖与普饮于堂中，设重裀地坐，炽炭烧肉，普妻和氏行酒。太祖以嫂呼之。
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
太祖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
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矣。愿闻成算所向。”
太祖曰：“吾欲取太原。”
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
太祖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则太原弹丸黑志之地，将无所逃矣。”
太祖笑曰：“吾意正如此，特以试卿尔。”
并称此后宋太祖甚恨“王全斌平蜀多杀人”，于是赵普“荐曹彬、潘美可用。其后太祖征岭南用潘美，伐江南任曹彬，而二国悉平”。此即历史上著名的“雪夜定策”故事。两宋之际的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也载录此事，并称晋王赵光义也与此会，“遂定下江南之议”。李焘《长编》载此事，称与此会的赵光义为开封尹，然记载此番定策以后，“于是用师荆湖，继取西川”。并注云：“按太祖云‘一榻之外，皆他人家’，则此时犹未平荆、湖也。太宗以建隆二年秋尹开封，开宝六年乃封晋王，邵伯温《见闻录》云‘已约晋王’者，盖误。今改曰‘吾弟’，庶得其实。又云‘始定下江南之议’，此尤误。若谓荆、湖、西川则可耳。”考定此“雪夜定策”当发生在建隆三年（962）中。
《雪夜访普图》轴。作者/（明）刘俊，来源/故宫博物院
对于宋太祖君臣决定采用如此统一战略的原因及其具体步骤，上述对话并未明示，但北宋魏泰《东轩笔录》所载宋太祖对赵光义说的一段话，正好回答了这一问题：
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党，取李筠，征维扬，诛李重进，皆一举荡灭，知兵力可用，僭伪可平矣。尝语太宗曰：“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廪虚竭，必先取西川（指后蜀），次及荆（指荆南高保勖、湖南周行逢）、广（指南汉）、江南（指南唐），则国用富饶矣。今之勍敌，正在契丹，自开运以后，益轻中国（中原王朝）。河东（指北汉）正扼两蕃，若遽取河东，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河东刘）继元，为我屏翰，俟我完实，取之未晩。”故太祖末年始征河东。
称宋太祖“末年始征河东”并不正确。宋太祖所预想的兵取诸国之次序，《东都事略》也有记载，然文字却略有异同：
昔太祖既平湖湘，尝谓太宗曰：“中国自五代已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西川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姑存之，以为我屏翰，俟我富实则取之。”
结合后周王朴与周世宗商议确定的统一方略，加上宋太祖先取荆湖实是事出预想之举，则知宋太祖攻取诸国的次序当以《东轩笔录》“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方略为准。虽说宋太祖这一先消灭南方各个割据势力，然后北上消灭北汉的统一策略，大体为王朴一统天下之策的翻版，但宋太祖还是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而对原方略做了修订和完善。因为南方诸割据政权的经济较富庶，但吏治腐败，军事不振，而且相互间还多有矛盾冲突，如吴越与南唐为死敌，湖南周行逢也曾与南唐屡次交战，其余诸国只图自保，故后周、宋初君臣皆决定先分化南方诸割据势力，再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而南方诸国中以南唐的国力最强，故放在最后攻取，然后移师北征。不过，王朴的方略是先取江南，次下广南、西川，既定南方，再移师攻取契丹燕云地区，最后以强大的兵力制服北汉；而宋太祖和赵普的方略却是先取西川，然后东下攻灭荆湖、广南、江南诸国，然后再调兵北上攻击北汉。其中与周世宗北上先收复燕云失地，然后攻灭北汉的做法颇为不同，在宋太祖与赵普、赵光义的对话中，都未提及如何对付契丹。为此，有学者认为“宋初的统一方针不包括燕云”。其实这并不是宋太祖君臣有意不提契丹，更非已放弃收复燕云十六州失地的打算，而是在仔细分析了宋、辽两国政治、经济情况以及双方军事实力对比后，做出的一个重大变动。
自唐末五代以来，经过百余年的分裂战乱，深受长期战祸之害的百姓们大都强烈要求结束割据局面，而各割据小国也深感这种诸侯纷争的局势已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据史书记载，当时诸国皆有臣僚曾预见到统一之趋势。如荆南之臣孙光宪先尝劝谏其主高保勖施行仁政：“宋有天下，四方诸侯屈服面内，凡下诏书皆合仁义，此汤、武之君也。公宜克勤克俭，勿奢勿僭，上以奉朝廷，中以嗣祖宗，下以安百姓，若纵佚乐，非福也。”保勖不从。待宋军兵临城下，孙光宪又谏劝高继冲道：“中国自周世宗时，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圣宋受命，凡所措置，规模益宏远。”劝说其主“不若早以疆土归朝廷，去斥堠，封府库以待，则荆楚可免祸，而公亦不失富贵”。高继冲深以为然。而后蜀宰相李昊也尝对后蜀主孟昶云：“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其在此乎？若通职贡，亦保安三蜀之长策也。”又南汉也有大臣告诉南汉主刘道：“夫天下乱久矣。乱久必治，今闻真主已出，将尽有海内，其势非一天下不能已。”此类记载颇多，其中不无宋人自吹自擂的成分，但从中也颇可反映出统一已是当时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当时诸国，除宋外，皆无统一天下之志或统一天下之实力，故一统海内的历史重任也由此落在了赵宋王朝身上。
不过，与南方诸割据势力相比，以渔猎游牧为主业的契丹虽说是地广人稀，经济实力难与中原地区相比拟，但兵民合一的特点，使其作战能力凌驾于四邻之上，又“自燕入于契丹，势日炽大”，即契丹自五代后晋间占据燕云十六州以后，实力大增，而且契丹“兼用燕人治国”，因其俗而治，大体稳定了其在燕云地区的统治。而宋内部尚存不安定因素，又南方诸国未附，其军力、财力皆无力支持与辽决一死战。可以说，综合而论，辽此时军力实在宋之上。当初周世宗于收复三关之后，本来欲乘势北征幽州，但随驾诸将皆以为未可，认为“今虏骑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赵匡胤作为周世宗的御前大将，应该也为当时诸将之一，而此当也是宋太祖确定统一天下的步骤时，决意“先南后北”，然后平太原，最终取幽州的原因所在。史载宋太祖逝世那一年，即开宝“九年正月二十六日，皇弟晋王率群臣上表，请加尊号曰‘应天广运一统太平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以汾、晋未平，燕、蓟未复，不欲称‘一统太平’，诏答不允”。即宋太祖认为太原未荡平，燕云未收复，羞称“一统太平”，故未接受臣下所上的皇帝尊号。可见宋太祖始终念兹在兹，欲在平定北汉以后再全力收复燕云失地，故此时只是限于形势而暂时未提而已。
宋太祖坐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外，北宋人张师正《括异志》载宋太祖尝于驾崩前召道士张守真至京师，“设醮于宫廷。（神）降语曰：‘天上宫阙成，玉锁开，十月二十日陛下当归天。’艺祖（太祖）恳祈曰：‘死固不惮，所恨者幽、并未并，延三数年，俟克复二州，去亦未晚。’”虽说张师正所记的神仙之言实属荒诞，但由此可知宋人仍认为宋太祖从未曾忘怀收复燕云失地。
对于宋太祖这一“先南后北”“先易后难”而最后用兵幽燕的一统天下方略，后世不少学者认为是宋代最终不能从契丹手中收复燕云地区的主要原因，从而大加批评：因为当宋军按原定计划先后消灭了南方诸国，再欲用武力收复燕云失地之时，辽昏君辽穆宗已死，继位的辽景宗政治较为清明，内部统治渐趋稳定，并经过十数年休养生息，经济实力有所增强，从而扭转了衰微的国势。也就是说，宋太祖未能延续周世宗快收三关的势头，反而先去经营南方，终于失去了收复燕云失地的最佳时机。因今日持其说者仍颇有影响，故于此稍加辨析。
据现见史料，最初对宋太祖这一方略提出非议的是宋真宗。此前，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979）、雍熙中两次大举进攻辽，但都在幽州城下铩羽而归，宋太宗本人甚至在高梁河大战时腿中箭伤，最终伤发而死，而宋真宗也被迫与“夷狄”订立了城下之盟——“澶渊之盟”，由此正式向天下宣布放弃收复燕云失土的策略。为此，心中颇感尴尬的宋真宗曾对侍臣云：“（周世宗）智算雄武，当时亲征下瀛、莫，非遇疾班师，则克复幽、蓟矣。”稍后陶岳于《五代史补》中也说“世宗末年大举以取幽州，契丹闻其亲征君臣恐惧，沿边城垒皆望风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连宵遁去”。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同样评论道：
夫兵法，决机因势，有不可失之时。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胜威，击其昏殆，世徒见周师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辽穆宗）有可取之机也。是时，述律以谓周之所取，皆汉故地，不足顾也。然则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莫、三关，遂得复为中国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于夷狄。彼其为志岂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壮哉！
不过他们尚不敢明言指斥开国圣主宋太祖，只能借周世宗之事来浇胸中块垒，以暗示“先南后北”统一方略的失误。此后女真人以其所占据的燕云地区为基地发兵南下，一举攻破东京开封，北宋王朝覆亡，故而南宋人遂明言宋太祖施行的统一方略之非，其中以南宋初大诗人陆游的说法为典型：
然世宗之谋，则诚奇谋也。盖先取淮南，去腹心之患；不乘胜取吴、蜀、楚、粤，而举胜兵以取幽州，使幽州遂平，四方何足定哉！甫得三关而以疾归，则天也。其后中国（指宋）先取蜀、南粤、江南、吴越、太原，最后取幽州，则兵已弊于四方，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故虽得诸国，而中国之势终弱，然后知世宗之本谋为善也。
此后至明代末年，满洲八旗兵再次自山海关攻占燕云地区，然后席卷天下，故当时学者如王夫之诸人痛定思痛，对宋太祖、赵普君臣商议决定的“先南后北”统一方略大加攻讦。清代诗人查慎行尝撰《甲马营》诗指斥道：
枥马惊嘶嘶不止，红光夜半熊熊起。
男儿堕地称英雄，检校还朝作天子。
陈桥草草被冕旒，版籍不登十六州。
却将玉斧画大渡，肯遣金戈逾白沟？
隔河便是辽家地，乡社枌榆委边鄙。
当时已少廓清功，莫怪孱孙主和议。
君不见蛇分鹿死辟西京，丰沛归来燕代平。
至今芒砀连云气，不似萧萧夹马营。
诗中“河”指界河，即白沟；“枌榆”为汉高祖故乡里社之名，此指宋太祖故乡涿州；“孱孙”指与辽人订立“澶渊之盟”的宋真宗；“蛇分”指汉高祖斩蛇起义，“鹿死”指秦灭亡，“辟西京”指汉代建立；“芒砀”即汉高祖斩蛇起兵之地。查慎行以汉高祖刘邦作对比，严厉批评宋太祖不思进取，无意开拓疆土，以致燕云失地终于未能收复。此类说法虽说传布甚广，世人津津乐道，但究其实，仍属不谙史事的书生之见，或是在如此苛求于古人之议论的背后，依然只是借古讽今，以此浇胸中块垒而已。因为他们只看到周世宗收复三关之地势如破竹，辽穆宗荒淫无道，契丹国力有所下降，却昧于对宋方实力的深刻了解。
就经济而言，中原地区自中唐以来长时期处于战争状况之下，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凋敝，虽然后周政府为恢复中原经济做出了很大努力，但周世宗在位五六年间，五次发兵亲征，其他小规模的战事不绝，国家财政的压力甚重，并未给篡周的宋留下多少财富，根本不足以支持宋太祖为收复燕云而与北方强敌契丹打一场旷日持久的生死大战。而南方诸国实力相对较弱，其中国力较强的南唐、后蜀等政权因政治腐败，加上在后周时期皆遭到后周军队沉重打击，军力大损，此时只图自保，遂被宋廷分而治之。同时江南、四川、吴越等多年未遭兵燹，远较中原富庶，所以宋如若能首先集中优势兵力占领经济富庶的南方诸国，即可大大增强自己国力，再发兵征服北汉，然后自河北、河东兵分东、西两路北攻辽，则收复燕云地区的把握大为增加。历史进程也正如此，宋太宗待削平诸割据政权以后，随即发动了两次北伐契丹以收复燕云诸州的大战，虽然皆未成功，但其失败原因在于军事，而非经济。
就军事而言，周世宗能一举收复三关要地，虽说与后周军队在整军之后战斗力有所提高关系甚大，但辽在当地未布置重兵驻守，结果守军不战自败，望风而降，恐怕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如若由此认为中原军队也能如此容易攻夺城高壕深、易守难攻且有重兵把守的燕京城，就显属知己不知彼了。因此，当周世宗欲乘胜进攻燕京时，随征诸将纷纷提出异议。这并非如周世宗所恼怒的是诸将“怯战”心理作怪，而实是这些老于战阵的宿将未见有可胜之机。入宋以后，经宋太祖大加整顿，宋军实力确实有所提高，但与周世宗时期相比，当无本质的跃升。当时，在与国贫兵弱的北汉军交战中，宋军虽胜多负少，但数次举兵灭北汉之战，却因辽军的增援而失败。辽穆宗时期契丹军力虽然有所下降，却强于北汉颇多。因此，在军力等方面，宋军与辽军相比并无优势可言，更无必胜之把握。有鉴于此，宋太祖决定在统一南方诸国以后，再引军北上收复燕云地区，应该说是一个知己知彼的明智决策。
至建隆三年（962）六月，吴廷祚罢枢密使。十月，枢密副使赵普升任枢密使，宋太祖的另一位幕僚李处耘升补枢密副使，又恰逢难得易驰之良机，“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遂得以渐次展开。
赵普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