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灭亡后,那些“封疆大吏”都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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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7 16:38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清代薛福成所著的《庸盦笔记》第二卷《劳文毅公善居危城》一文写道:“善化劳文毅公为封疆大吏二十年。”劳文毅公,指曾在咸丰和同治年间当过两广和云贵总督的劳崇光,说其是“封疆大吏”倒也名副其实。
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像劳崇光这样级别的“封疆大吏”,总共设了9位,分别是云贵、两广、湖广、四川、陕甘、闽浙、两江、直隶和东三省。那么,清朝灭亡后,这些人都去哪儿了呢?
根据他们在辛亥之后的行为和遭遇,大体有主要有6种结局。
辛亥革命中,第一个为清殉国的封疆大吏是闽浙总督松寿。
松寿,字鹤龄,满洲正白旗人,1907年授闽浙总督。《清史稿》评价他“不务赫赫名,然律己以廉,临下为宽,为时论所美”,说明他不管是做人还是为官,口碑都还不错。
武昌起义爆发后,福建的新军也积极响应,推举第十镇统制孙道仁为都督。革命军要求松寿及其手下的八旗军缴械投降,被松寿拒绝,双方展开激战。兵败,松寿在他的总督署后面高开榜画像店吞叶子金自杀。
赵尔丰,字季和,汉军正蓝旗人。他长期在川藏任职,担任过川滇边务大臣、驻藏大臣,在边境治理上颇有建树。其上级领导锡良赞赏他“果毅廉明,公而忘私”。1911年3月,赵尔丰接替兄长赵尔巽任四川总督。
他的运气并不好,此时因清廷打算将铁路收归国有,四川正兴起保路运动并渐成燎原之势。赵尔丰本人对清廷这一决策也是颇有微词,他同情川人的保路行为,认为他们“争路争款理正当”,并与下属官员联名向朝廷建言,请求变更收路办法,准予暂归商办。
对于这一合理化建议,清廷不仅没有采纳,反而电令其解散群众,切实弹压。于是,赵将咨议局局长蒲殿俊等人拘捕入狱,并令卫兵射杀前来请愿的民众。此举遭到当时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的弹劾,认为其“操切激变”。朝廷罢黜了赵尔丰的四川总督职务,并任命端方为新总督,率兵入川。
恰在此时,武昌起义爆发。赵尔丰担心端方入川后对己不利,就释放了蒲殿俊等人,四川随即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不过,独立后的四川政局并不稳定,军政府成立不久,就发生了巡防营兵变,蒲殿俊、朱庆澜两位正副都督逃匿。军政部长尹昌衡出任都督。在他授意下,11月22,赵尔丰在贡院门口被处决。据说,临刑前他“骂不绝口”。
端方,字午桥,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清史稿》说其“性通侻,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与尔丰起步于县衙文书小吏不同,端方是科班出身,经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在出任四川总督前,他先后担任湖广、两江、直隶三地的总督,还作为清廷委任的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宪政,可以说,能力和见识兼而有之。
端方与两江学堂学生。来源/《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
但其不拘小节的性格也给他的政治生涯埋下隐患。因在慈禧太后的葬礼上拍照,他被言官弹劾,说其“不治崖检”,也就是不注重自己的言行,被当时的摄政王载沣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革职。1911年5月,赋闲在家的端方重新被起用,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相当于清廷落实“铁路国有”一事的急先锋。
端方本人对“铁路国有”并不赞成。他授命离京赴鄂之前,上书朝廷,以“路工重要川粤汉民情固结恐酿剧变”为由,希望清廷改变铁路国有政策,被朝廷否决。期间,因赵尔丰在四川弹压民众导致事态升级,清廷令端方率军入川,同时代替赵尔丰署理四川总督一职。
9月初,端方带领湖北新军第八镇两标士兵离开武汉,前往四川。此举导致清廷在武汉兵力空虚,为起义提供了绝佳机会。武昌起义消息传来,端方已经感到军心不稳,每人发给一枚银质奖章、五品军功札子一件,以笼络抚慰人心。不过,此举收效甚微,到达资州时,部下哗变,端方及其胞弟端锦均被乱刀砍死。
上面以身殉国的3位总督,死后都得到朝廷加封,并拥有了谥号。而有一位总督在革命危机面前,不光跑得快,还成为人人唾弃的汉奸。
两广总督张鸣歧,是9个地方总督中唯一一位当汉奸的。
张鸣岐,字坚白,山东无棣人。他虽是举人,但早年仕途并不顺利,加入晚清官场大佬岑春煊的幕僚队伍后开始崭露头角,并成为晚清最后一任两广总督。
武昌起义爆发后,张鸣岐在广东持观望态度。一方面,他电请朝廷罢免亲贵、改组内阁;另一方面,当革命党人在文澜书院门口树起“广州独立”的旗帜时,他对两万余名请愿独立的民众,却避而不见。当他获悉袁世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清军在汉口、汉阳两败革命军时,态度转而强硬,命令手下上街扯去革命的灯旗标语,巡街捕人。
广州独立后,民众推选张鸣歧担任都督并代表前往总督署送印,却发现张鸣岐不见踪影。原来他早于当天上午逃亡沙面租界,后乘英国军舰逃往香港,再逃日本。
民国成立后,张鸣歧回到北京,在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手下当一名高级顾问。袁准备称帝时,张鸣岐与杨度、孙毓筠等人,积极附从,同时,他还与一直主张“复辟”的张勋暗中联系,以期清朝复辟后能给自己安排个职位。事败后,他隐居到上海法租界,常年吃斋念佛,看起来好像是不问世事,实际上是在等待一个新的机会。
卢沟桥事变后,张鸣岐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加入大汉奸王揖唐等人发起的“中华佛学会”,后又与王克敏、靳云鹏等汉奸一起,到日伪政权中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任职。甚至在抗战即将结束时,与王揖唐、殷汝耕等发起“乙酉法会”,为行将灭亡的日本法西斯摇旗呐喊,祈祷“大东亚圣战之必胜”。
也许是抗战胜利后不堪“汉奸”之名的压力,或是想追随日本法西斯的阴魂,1945年9月15日,张鸣岐在天津病逝。
与张鸣歧相比,两江总督张人骏在气节方面则更显可贵。
张人骏,字千里,直隶丰润人,同治朝戊辰科进士。他最为人称道的是在担任两广总督时,乘坐军舰赴西沙群岛巡航,在永兴岛上升旗鸣炮,宣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武昌起义刚爆发时,他正处在长江下游的南京城内,从他给内阁的电文中,能够看出其内心的焦虑和恐慌:“下游江防紧要,伏莽素多,乘机窃发,在在堪虞……请海军部饬即多派兵船……兼程来宁,分布各埠,保华洋商务。”
然而,革命形势的发展大大超出他的想象。11月初,上海、浙江等地先后宣布独立,不过,南京城还控制在张人骏的手里。12月初,面对攻城的革命军,张人骏先是派和自己私交甚笃的美国传教士、鼓楼医院院长马林与新军接洽,表示愿意投降。趁着马林出面周旋的空隙,张人骏让手下准备好一个箩筐,趁着天黑,将箩筐一头用绳索固定在城楼上,他坐在里头缒下城墙,出了城,直奔停泊在下关江面的日本兵舰。他也因此被人戏称为“箩筐总督”。此后,由南京到上海,再到青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青岛被德国占领,张人骏一家北上天津避难,之后就一直待在天津。
虽然当过几任“封疆大吏”,张人骏因为官清廉,并没有攒下多少家底。他在青岛和天津的晚年生活过得比较拮据。《胶澳志》说他“然清廉自持,家无余财”。张人骏的曾孙、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张守中研究员说起曾祖父时,也是一声叹息:“他的晚年,和那些曾经与他同样地位的清朝大臣比起来,的确比较潦倒。”尽管如此,面对袁世凯称帝前后向他发来的请柬,他一概拒绝,至少在骨气上比张鸣歧要硬实很多。
1927年初,张人骏在天津寓所去世,享年82岁。他死后,末代皇帝溥仪亲自到他家吊唁,也算是对这位晚清老臣的怀念。
同样是面对革命军的进攻时选择出逃,湖广总督瑞澂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瑞澂,字莘儒,满洲正黄旗人,武昌起义爆发时,他正在武昌城内。城内清军无论是数量还是武器质量,其实都要优于起义军。但瑞澂听了老婆廖克玉的话,在后花园挖了洞跑了出来逃上停在长江的楚豫舰,最后一路逃到上海。
清廷对他这种逃跑行为异常愤怒,一开始只是下旨革职,仍让其署湖广总督一职,希望他戴罪立功。后听说他逃到上海,直接下旨逮捕,于是瑞澂又逃往日本。
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将瑞澂存在山西钱庄的百万财产没收。没多久,这位逃往总督就在上海一命呜呼。
与这两位总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一位总督选择“逆流而上”。
张勋,字少轩、绍轩,江西奉新人。因祖父被太平军所杀,他为报仇,成年后投军,从一个小兵,逐渐成长为江南提督这样的朝廷高级军事干部。
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刚被提拔为江南提督,驻防在浦口。作为清朝“死忠”,他在南京与革命军打了一个多月,不得不带着几千辫子军败退徐州。末代王朝也很看重他,授予他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和南洋大臣的头衔。可以说,张勋仕途上至此达到顶峰。
张勋。来源/图片中国百年史1894-1949(上)
他在徐州一边扩充军力,一边找机会“复辟”大清王朝,并分别在1913年、1917年先后搞过两次“复辟”。
1913年夏,前清遗老、恭亲王溥伟在青岛纠集一帮人,打算“联结张勋癸丑之春举兵济南”。张勋在徐州积极响应,与康有为等拟定癸丑三月初三在“济南起兵”。此事被袁世凯获悉,这次复辟最后无果而终。
1917年夏,张勋借北洋政府内的“府院之争”,带兵北上入京后,密电康有为、刘廷琛等复辟骨干前来共同策划。6月30日,他入宫参加“御前会议”,决定当晚复辟。晚上12点,张勋带人入宫朝拜溥仪,“高呼万岁”。张勋因拥戴有功,被任为内阁议政大臣,兼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不过,这出“复辟”闹剧仅仅维持了10天左右就宣告失败。张勋逃亡荷兰使馆避难。
自感“复辟”无望的张勋,此后转战商场。他利用多年搜刮来的资金在他老家九江兴建纱厂,成为江西最早、最大的近代工业企业;在北京兴建江西会馆、南昌府会馆、奉新会馆等,为来京办事的江西人免费提供食宿;此外还有修桥筑路,开办当铺等等,赚的是盆满钵满。
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是袁世凯的表弟,所以,他的宦海生涯,与袁世凯紧紧联系在一起。张镇芳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后没过几天,大清就亡了。不过,他的表兄袁世凯做了民国大总统,张镇芳的仕途之路没有中断。
民国时期,张镇芳被袁世凯任命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长。他在袁世凯称帝一事中鞍前马后,与当时的财政总长梁士诒合谋成立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的民意机构,他出任副会长。这个机构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发动那些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人,请愿变更国体。被列入名单的人,由他们组织请去吃饭、看戏,还有直接送钱。张镇芳因此和赵秉钧一起被称作是袁世凯的“哼哈二将”。不过,在张的内心深处,还是对清室复辟更认同一些,因为如果袁世凯称帝,他就在历史上被列为“二臣”,这是他们很忌讳的一点。
所以,袁死后,张镇芳又把目光瞄向主张复辟清室的张勋。1917年5月11日,他与直隶省长朱家宝等人联合致函张勋,认为目前是复辟大好时机。宣统复辟后,他如愿再次当上高官,被任命为度支部尚书。复辟失败后,他没有张勋跑得快,被捕入狱。后经过疏通,以保外就医的方式重获自由,住到天津,直到1933年去世。
民国时期的张镇芳,在执着于“复辟”的同时,还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创办了盐业银行,他出任总经理。张本人担任过晚清的盐官,与全国各地的盐官、盐商都很熟悉,盐又是历朝历代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所以盐业银行自创办后,获利巨大,在北平、天津、上海、汉口相继开了四家分行。张家也借此攒下了巨额财富,这才使得张镇芳的继子张伯驹得以有财力收藏古玩字画。
陈夔龙,字筱石,贵州贵阳人,曾先后做过四川和湖广两地总督,1909年,接替被免职的端方,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对于他在任期内的表现,同时代的陈三立评价其“类皆切挚,戆直孤忠,謇謇有可揭日月而泣鬼神者!”
武昌起义消息传来时,陈夔龙的反应与大多数官员一样,密电内阁,建议将富有镇抚经验的岑春煊调任湖广总督,责令其收复武昌,并认为武汉新军仅有一小部分参与了兵变,建议清廷用快车速将士兵运往汉口。不过,清廷并未采纳这一建议。
在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时,陈夔龙治下的直隶保持静默。他拒绝了立宪派士绅的独立请求,同时采取措施努力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使得天津没有出现严重混乱。《大公报》评价他“无愧为今日救时之贤长官,则人民亦必依赖而信任之”。而陈夔龙自己也颇为自得,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直隶一省于全国分崩离析之秋,卒能烽火不惊,诚属徼天之幸。”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眼见清亡已无可挽回,1912年2月3日,陈夔龙以生病为由,辞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迁居德国租界。不久,宣统帝下诏退位,陈夔龙移居上海。
袁世凯上台后,曾请他出山,被他拒绝。张勋复辟的“闹剧”中,他应邀出任弼德院顾问大臣,虽未及上任,但一颗心始终系在清室之上。当溥仪被冯玉祥带兵驱逐出故宫时,上海的陈夔龙义愤填膺。段祺瑞上台后,他邀请一帮遗老遗少致电要求恢复对清室的优待。直到溥仪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之后,他才对清廷复辟彻底死心,真正过起了隐居生活。
1948年8月17日,陈夔龙在上海寓所去世。他也是前清“封疆大吏”中唯一一位活着看到抗战胜利的人。
相较于陈夔龙,赵尔巽和李经羲两位总督似乎更喜欢发挥余热。
赵尔巽,字公镶,汉军正蓝旗人,是前面被杀的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哥哥。1911年4月,从四川总督调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钦差大臣。关外是清廷的发家之地,能把赵尔巽放在这个位置,足以说明朝廷对他有多信任。
武昌起义之后,他面对关内大部分省份独立的紧迫形势,决定召开军、绅、商、学各界代表会议,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会上,有人要求赵尔巽宣布东三省独立,此时张作霖突然跳上讲台,把手枪放在桌子上大声说:“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补交朋友的。”就这样,虽然关内形势波涛汹涌,但东三省的革命之火并未燃起。
清廷退位后,他同大多数清廷遗老一样逃往青岛。1914年,北洋政府打算编撰《清史》。按袁世凯的意思,让赵尔巽当馆长,于式枚、刘廷琛当副馆长。结果刘廷琛把袁世凯派过去的使者骂了一顿,赵尔巽则欣然答应。面对别人说他“二臣”的指责,他辩解道:“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并非‘二臣’”。袁世凯死后,他一边继续编书,还在段祺瑞执政时担任参政院议长等职。
1928年5月,536卷、800余万字的《清史稿》全部出版。尽管时人认为史稿错误疏漏太多,这部鸿篇巨制的确是耗费了赵尔巽的全部精力,他也在《清史稿》全部出版的前一年9月病逝。
李经羲,字仲仙,安徽合肥人,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侄子。1910年,担任云贵总督。与之前大多数“封疆大吏”不同,李经羲对革命持相对宽容的态度。比如,他任总督时,有人举报蔡锷是革命党,即使明知道蔡锷在进行革命活动,他对此睁一眼闭一眼,甚至还偷偷拿出银元资助蔡锷。
辛亥之后,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建立军政府。他首先是劝李经羲主持云南政局,被李拒绝。有人提议将李经羲枪毙,被蔡锷否决,转而采用礼送出境的方式将李送出云南。
离开云南后,李经羲回到北京,在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内谋了政治会议议长的闲职。袁死后,北洋政府内发生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李经羲被黎元洪请来当内阁总理。结果,他在这个位置上只呆了一周,就被谋求“复辟”的张勋给赶下台。此后,李经羲心灰意冷,再未过问政治,1925年9月,在上海病逝。
末代总督中还有一个是陕甘总督长庚。长庚,字少白,满洲正黄旗人。辛亥后他的结局,《清史稿》只有简单一句话:“逊位旨下,长庚乃将总督印交布政使赵惟熙而去,越四年卒,谥恭厚。”关于他的史料甚少,存在感相对较弱,不过结局上也算善终。
站在今人视角看,这12位“末代总督”,本有机会也有条件比普通人看得更远、做得更多,但面对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和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他们大多数人固执的继续充当旧制度的坚定维护者,不是一起沉沦,就是试图螳臂当车而闹出历史笑话;还有一些知难而退的,也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中度过余生。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大概有二:其一,“末代总督”们几十年的宦海生涯塑造了对“皇权”的强烈执念和“食君俸禄忠君之事”的固化思维;其二,正是常年身居高位,才知道个人荣辱以及家族命运早已与封建王朝紧紧地绑在一起,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人,如赵尔巽、李经羲,面对“忠和义”“名与利”也做出了相对体面的抉择,这或许也是他们为自己找到的最好的归宿了吧。
参考资料:
1.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85年版;
2.冯天瑜、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3.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辽海出版社2011年;
4.枕荞:《被遗忘了的“箩筐总督”张人骏》,《炎黄春秋》2016年12月;
5.刘望龄:《张勋与“丁巳复辟”》,《历史教学》1964年6月;
6.李景恩:《晚年的张勋》,《民国春秋》1998年12月;
7.马秀娟:《末代直隶总督》,《贵州文史天地》1999年4月;
8.李庆南:《清末最后三任湖广总督》,《武汉文史资料》201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