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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2 11:52 来源:大众考古

亚历山大东征与古希腊美术东传

文 图/周墨兰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18年09月刊

亚历山大大帝历时十年,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东征促进了古希腊美术的东传,为其进一步发展开辟出更为广阔的空间。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方面来看,古希腊美术都以亚历山大东征为契机实现了由区域性向世界性的发展,从而在人类艺术史上具有持久深远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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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萨遗址出土泥塑残件
在各种文化传播方式中,除了政治、经济联系造就的之外,军事活动,特别是战争这一因素也不容忽视。战争在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将文化沿战线推进、传播到本土以外的地区,甚至可以在短时间内使历史上未曾发生过紧密联系的几个地区迅速建立起文化联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每一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大规模战争如疾风骤雨般地将文化传播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战争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并非只扮演着死亡或是灾难的角色,理性思考战争活动导致的文化传播现象对于理解文化的跨地域播衍具有重要意义。

古希腊美术东传的历史契机

亚历山大东征开始于公元前334年,范围波及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中亚、印度等地区。经过十年的大规模征战,亚历山大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版图西起希腊,东到印度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至药杀水(今中亚锡尔河)一带。
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古希腊美术开始了东传的进程。其中亚历山大大帝的个人品质及其征战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措施,迅速而有力地推动了古希腊美术东传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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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东征路线

亚历山大13岁起就师从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因而吸取了希腊文化中的精华。他不但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到了政权的形态和应用,而且还掌握了科学研究的方法以及诗歌、哲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知识,极为重视文化的传播,因此在东征的随行人员中不乏建筑师、艺术家,还有工程师、科学家、法庭官员和史学家等。正是他们有意无意地将古希腊文化的元素带到了东方,一点一滴地传播着古希腊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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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给亚历山大讲课

东征期间,亚历山大在北非至南亚次大陆建立起几十座希腊文明城市,并用自己的名字将城市统一命名为亚历山大里亚。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尼罗河三角洲建立的一座“亚历山大里亚”(现在亚历山大城所在地)。在征服中亚以后,又建立中亚阿里安那亚历山大(今赫拉特)、高加索亚历山大(兴都库什山南麓)和边区亚历山大(今列纳巴德)等。同时亚历山大帝国在东方的广大地区实行大规模移民,在东方,但凡有新城市建立,就会有希腊、马其顿人居留下来,就会有古希腊建筑、雕塑出现,这些城市甚至远及阿富汗北部的喀土穆。
此外,每一场战争结束后亚历山大便会照例在当地举行祭祀、体育比赛和文艺活动。阿里安在《亚历山大远征记》中记载:“在孟菲斯,他特地向阿皮斯献祭,也祭了其他一些神,还举行了体育和文艺竞赛。希腊这些方面最著名的艺术家也赶来参加。”“在埃克巴塔那,亚历山大也像往常在一件事情成功之后祭神那样,进行了祭祀,又举行了体育和文艺竞赛。”虽然阿里安并未在书中对这些仪式、活动的具体内容作叙述,但我们可以合理想象:古希腊美术恰好可以凭借上述各种形式,生动、直观地逐步在广大的东方地区传播开来。

古希腊美术由区域性向世界性发展

公元前334年春,马其顿军渡过赫勒斯湾海峡进入小亚细亚,波斯军迎击失败。在占领小亚细亚后,亚历山大又向叙利亚推进,并于公元前333年秋与波斯大战伊苏斯。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弃阵而逃,于是亚历山大向南进攻腓尼基,在公元前332年攻陷推罗后,进军埃及。随着亚利山大在小亚细亚、叙利亚以及埃及的扩张,希腊化建筑师的技术也被推广到了上述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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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大帝与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战斗

在埃及

在埃及,根据罗斯岛建筑师狄诺克拉提的全面规划,亚历山大建成了亚历山大里亚。在《希腊罗马美术》中,古代地理学家斯特累波对亚历山大里亚作了如下描写:
“整个城市,街道纵横交错,非常便于骑马和驾车;两条阔达100英尺(30米左右)的最宽敞的街道,彼此成直角互相横断。在这一座城市里有最漂亮的圣堂以及王宫,这些圣堂与王宫占有的面积,达到整个城市空间的四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一……在这一座城市里布满了豪华的公共建筑物与神殿;其中最出色的,是中央有柱廊的体育场,柱廊比赛马场宽大。城市中央是法院与小丛林。这里还有人工造的……一处高地……近似岩石重叠的丘岗。迂回曲折的道路通向这一块高地;从这一块高地的顶上,可以看到整个呈圆形伸展开来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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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里亚(想象图)

德公公招集义子及得力部下,分派护卫任务。德公公虽说一向阴险,但终究是个俗人,私心难除。鉴于老四死得不明不白,他让老五、老六、老八担任灯节禁区护卫头领,其他爪牙则在内城巡视。

在西亚、中亚

公元前331年春,亚历山大从埃及出发,经巴勒斯坦、腓尼基进至两河流域。9月在高加美拉与波斯决战,波斯大败,大流士三世向东逃跑。亚历山大率军长驱直入两河流域和波斯本土,并从公元前330年开始,向东往帕提亚(安息)和巴克特里亚(大夏)追击大流士三世,因此在以后帕提亚王朝统治地区,发现有不少古希腊美术存留的痕迹。
斯坦因于1934年在伊朗南部马拉米尔城附近的莎米神庙发现一尊公元2世纪的帕提亚贵族青铜塑像,其服饰雕刻手法明显承袭希腊风范:人像胸前交叉两条上衣的宽襟,下着短裤,外罩革制皮套裤,皮套裤以左右平等对称的形式处理衣褶。此外,神庙内还发现有希腊风格的青铜男子像头部片段和女子像头像残部。帕提亚王朝的一些石雕和青铜圆雕作品,在题材主题和雕刻技法方面,糅合了较多的希腊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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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提亚贵族青铜塑像

尼萨古城位于今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市西北18公里处,是帕提亚王国最早和最重要的一处城市遗址。20世纪,考古学家从尼萨古城发掘出神殿、陵墓、宫殿等建筑物遗迹,以及来通杯(角状酒杯)、大理石雕像、银制品和石制品等大量工艺品,无不体现出希腊风格与东方艺术的相互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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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萨古城遗址

尼萨古城出土的银质镀金赫瓦宁达女神浮雕像被认为是在吸纳希腊艺术表现形式的基础上结合本地文化而创制的一件杰出精品。这个面部表情和煦、恬淡的帕提亚女神拥有一对希腊神祗特有的翅膀,头上带有古希腊式的头冠,有学者认为这是古希腊胜利女神尼凯的东方化形象。将希腊神祗东方化,这种艺术创作手法在希腊化时期的中亚地区是较为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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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瓦宁达女神浮雕像

尼萨古城还出土有一些希腊化人物雕塑,其中年代最早的一件被称为“尼萨女神”。此雕像为一穿希腊式肩披无袖长衫的站立少女,面部神情庄严微带笑意,一条围巾穿过右边肩膀作为整个雕像的支撑点,非常典雅优美。另一件典型的希腊风格雕塑为罗多古娜雕像,雕塑了一位半裸的年轻女子,其上身衣物褪至臀部,头部向前倾,全神贯注地凝望左侧。该雕像属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流派,模仿了希腊雕刻家普拉克希特列斯的优美风格,好似“米洛斯的维纳斯”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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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萨女神雕像&罗多古娜雕像

尼萨出土的雕像大多来自于王宫遗址,统治者让工匠根据其趣味和喜好定制希腊风格的艺术品以作为其室内陈设,这在希腊化时期是很常见的现象。在尼萨,还出土了一些泥塑遗物。这些泥塑代表了中亚风格,又受到希腊化艺术的影响,多为神像或被神化的帕提亚王朝先王的塑像。
1948年,苏联考古学家在尼萨米特里达特一世的“方房子”宝库中,发现了大量的尼萨来通杯(Rhyton),即象牙角杯,数量多达60余只。这些角杯由象骨雕成,杯体垂直,杯口为“飞檐形”。角杯的前端雕刻有兽形装饰,杯口周围雕刻极为精细的人物故事高浮雕。人物故事除希腊神祗传说外,还有现实的农牧生活题材。其生动的人物、动物姿态以及准确写实的希腊风格,展示了作者的高超技艺,堪称尼萨古城东西方文明融合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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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萨出土的泥塑残件&尼萨来通杯

亚历山大在乘胜东进直抵中亚绿洲地带的同时,还派重兵镇守各要塞,自此希腊文化在该地区迅速播衍。亚历山大建造了许多希腊化城市,希腊化建筑、雕刻在这一地区盛行。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先后发掘了阿姆河左岸的阿伊哈努姆、蒂拉丘地和阿姆河右岸的塔赫特·伊·桑金3处重要遗址,城市遗迹与出土文物表现出鲜明的希腊化特征。
阿伊哈努姆遗址(City Site at Ai-Khanum)是巴克特里亚王国统治区域内典型的希腊式城市,它不仅是希腊—马其顿人在中亚长期立足的见证,还是希腊与东方文明因素的汇合之地。在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城市中心部分,有由许多列柱围绕的圣域,圣域的深处有神殿。神殿是在三层基坛上建起的长宽19米的正方形殿堂。房顶为平顶,由饰以齿状、蛇腹纹状的砖材建成。神殿里有垒石台座,台座上曾置以大型大理石神像,现仅存有希腊风凉鞋的鞋绊及左足足趾的雕像残部。鞋绊的雕花装饰及足趾的关节肌肉等写实作风生气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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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伊哈努姆的列柱广场

被认为是阿伊哈努姆遗址工房制作的另一引人注目的铜像是赫列克拉斯像,该像为左手持棒、右手戴叶冠的裸体立像,是稍简约的希腊风。阿伊哈努姆古城最珍贵的宝物,是一件制作于公元前300年的描绘希腊自然女神西布莉的镀金银盘。上面画着头戴金冠的西布莉乘坐着一辆狮子战车,去向一个祭坛,驾驶者是背生双翼的胜利女神尼凯,天上是金色的太阳神和星月。这样的纯希腊风格的精致银盘,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通过这件珍贵的镀金银盘,可以看出希腊神灵信仰不远万里来到阿富汗,并在中亚地区延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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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石雕像残部 西布莉镀金银盘

1978年,希腊裔苏联考古学家维克托·萨瑞阿尼迪在阿富汗北部的蒂拉丘地(Tillya Tepe)发现数座古代游牧民族的墓葬和遗址,发掘出土古代黄金制品21618件,被视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其年代可以远溯到公元前327年建立的中亚古国——巴克特里亚王朝。蒂拉丘地巴克特里亚宝藏里有古希腊的硬币、中国汉代的铜镜、印度的象牙梳子等。其中阿佛洛狄忒金像,整体造型呈现出明显的希腊风格,但眉心白毫、眼部特征与丰满圆润的面容、体态则又具有印度风格。金腰带由9个造型相似的徽章状金饰组成,一般认为徽章上的人物形象为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此外还有丘比特耳夹、雅典娜图案吊坠、戒指等富有明显希腊化元素的制品,可见古希腊美术的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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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赫特·伊·桑金遗址位于阿姆河与瓦库秀河合流之处。遗址发现有爱奥尼亚式柱头、希腊语铭文、阿姆河河神马尔绪阿斯的青铜雕像以及太阳神阿波罗等石雕。还有“塞琉古式”希腊统治者的泥塑头像以及象牙雕刻的剑鞘、柄头。雕刻的纹样多半是人物与动物合成的纹样,有人鱼、马鱼、鸟翼女神尼凯,赫拉克列斯与西列诺斯相斗等各种形态。上述雕刻与纹样的风格表明这一遗址是希腊风逐步溶入东方色彩、逐步亚洲化的产物。

在南亚

公元前327年春,亚历山大从巴克特里亚向南亚次大陆进发,侵入印度河上游地区,给当地带来了古希腊美术的影响。在他到达“犍陀罗”(巴基斯坦白沙瓦谷地、阿富汗东部一带)的时候,当地并没有任何与佛教信仰有关的塑像。那些随着亚历山大东征的工匠们在阿伊哈努姆的奥科苏斯河畔定居下来,从此佛祖和他的信徒们的肖像(画像和雕像)便应运而生。英国作家拉迪亚德·基普林曾经如是描述在犍陀罗的那些被遗忘的工匠们:“他们的双手巧妙地传达了具有神秘色彩的古希腊风格。”
在以后的数世纪里,这里佛教艺术发展很快。贵霜王朝开国之后,继承前朝兴希腊文化之风,文字亦使用希腊文字。特别是到国王伽腻色迦时,犍陀罗的匠师们吸取了古希腊、古罗马艺术精华,创造出释迦牟尼的各种形象,从而形成了一种带有古希腊罗马风的佛教艺术——犍陀罗艺术。这些石雕作品姿态生动、线条简练,衣纹处理和面庞表情明显带有古希腊罗马雕刻的处理手法。
塔克西拉古城(Taxila)遗址位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西北约50公里处,是世界著名的考古遗址,举世闻名的犍陀罗艺术的中心。20世纪上半叶,英国考古学家两次对犍陀罗地区的古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现了大量犍陀罗佛教艺术品和其他文物。典型的犍陀罗雕刻以玛尔丹出土的佛像,萨利·巴洛尔出土的菩萨立像、观音立像以及出土于锡库里的苦行释迦像等为代表,佛立像重心落于左脚,右脚放松取平衡式,保持着希腊雕像传统的特征。此外,几乎纯希腊风的佛传故事及本生故事也不少,比如由玛尔丹传来的《祗园布施图》、锡库里窣堵婆的《燃灯佛授记本生》等浮雕的造型手法正与希腊神庙破风处的神像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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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西拉古城遗址

关于文化传播的思考

公元前326年马其顿军沿印度河南下,航至于海口,兵分两路于公元前325年回到了巴比伦城,十年东征至此结束。亚历山大东征带来的古希腊美术的东传,可以被理解为是非常态下的文化传播现象,因此也就具有一些与常态下文化传播相区别的特点。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传播速度之快与传播范围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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犍陀罗佛像
早在古希腊文明兴起之时,古希腊美术便以雅典城邦为中心开始了向周围爱琴海地区的传播,进而逐步播及地中海东岸地区,这时的文化传播无疑是缓慢的、局部的。而到了亚历山大时代,这一状态被彻底打破。随着帝国的扩张,古希腊美术也传播到了更远的叙利亚、埃及一带,影响到以前从未到达的印度和中亚地区。而亚历山大以前的古希腊文化仅以缓慢的速度传入这些地区。东征仅用十年,便完成了常态下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达到的传播程度。
同时东征也使古希腊美术突破地域的局限,走出爱琴世界,走向更为宽广的世界。随亚历山大东征而建立起的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使古希腊美术找到了根植于城邦外部的土壤和条件,这便使得古希腊美术并未因本土城邦衰落而失去生命力,相反,获得了长久性世界性的影响。因此亚历山大东征不仅开辟了古希腊美术东传的空间,还为古希腊美术在本土以外的地方发展找到了适宜的土壤,使得古希腊美术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具有持久深远的影响力。
古希腊美术在其东传的过程中为所到之地的文化带来了新的元素,注入了新的活力,进而使希腊文化在希腊化世界十分广泛地流布,这就使这些定居在希腊化世界的几大部分地区的民族与部落吸收了古典时期希腊在科学、文学与造型艺术方面的优秀成就。同时也使希腊文化因素和当地的,主要是东方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成为“希腊化各国成员的许多民族,在改造希腊化文化因素与古代的当地的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创造了把这些因素熔铸成为具有独创的新品质的自成一家的文化”。
另一方面古希腊美术的东传并非仅意味着单向的传播或是渗透,它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完善着自身的文化内涵。在影响当地文化的同时,古希腊美术也或多或少会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进而吸收一些东方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使东方文化的痕迹能够体现在这一时期的美术当中。古希腊美术的这种包容性正是它能够在人类艺术史上达到经久不衰、影响深远的不可或缺的又一重要因素。
亚历山大东征和古希腊美术东传为文化艺术的传播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考,广阔的思路。在此背景之下的东西方文化艺术取长补短,吸收借鉴,总体上达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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