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甍 | 展筩与金蝉：唐代进贤冠样式的演变
进贤冠是中国服装史上颇为重要的冠式，影响深远。自汉以来，其在法服中始终居于重要地位。对于进贤冠的研究，大多是在冠帽发展史或断代服饰史中论述一二，专题性论文较少。现有成果中，以孙机先生的研究最为细致和深入。他在《进贤冠与武弁大冠》一文中指出，至唐开元（713—741）、天宝（742—755）年间，进贤冠上的展筩消失。此后，冠梁遂装在冠顶之上。[1]然而，唐代进贤冠的重要变化不仅于此。唐代是进贤冠发展的转折期，这个时期进贤冠样式的转变对后世影响颇深，但对此转变的具体过程，学界鲜有探讨。唐代考古资料丰富，本文通过分析其中所见进贤冠，尝试厘清其样式在唐代的变化发展。这些资料均出自墓葬，基本为出土俑像和陵墓石像生,其三维特征有助于进贤冠样式的全方位观察，另有少数为墓室壁画和线刻。相关墓葬主要分布在唐代两京及其周边地区。
一、唐以前的进贤冠
进贤冠至迟在汉代被纳入冠服制度，为文者之冠，其基本构成可分为两大部分——介帻和展筩。介帻属于帻的一种，初似包头的巾子，后转化为冠的衬垫物。《后汉书·志·舆服下》载：“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首饰为绛袙，以表贵贱，其后稍稍作颜题。汉兴，续其颜，却摞之，施巾连题，却覆之，今丧帻是其制也。名之曰帻。帻者，赜也，头首严赜也。至孝文乃高颜题，续之为耳,崇其巾为屋，合后施收，上下群臣贵贱皆服之。文者长耳，武者短耳，称其冠也。”[2]又《晋书·志·第十五》载：“《汉注》曰，冠进贤者宜长耳，今介帻也。”[3]由此可知，介帻顶呈屋状，有颜题和耳，耳长，与进贤冠体配合使用。展筩跨于介帻之上。汉代进贤冠的展筩为冠之实体，呈倾斜的“人”字形。冠梁是身份等级的标志，汉代的冠梁不是非常明显，可能是穿在展筩之中。沂南画像石中人物所戴的应该就是进贤冠，顶部向上突起、像屋顶状的硬帽应该就是介帻，从中可以清楚地辨认出各组成部件（图1），颜题、帻屋、耳组成介帻，加上展筩合为一体成冠。
图 1ˉ 汉代进贤冠的基本构成
与汉相比，晋代的介帻和展筩在细部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介帻的冠耳变高、变阔，其高度几乎与展筩的最高点齐平，两耳间距变小。帻屋变成近乎平顶的方体。冠体“人”字形展筩的夹角变小。这些变化可以从湖南长沙金盆岭西晋墓出土的对书青瓷俑（图2）和文吏俑上看出。对书俑头戴进贤冠，帻屋中间横插一固发簪导。文吏俑则戴平顶方体介帻。南京象山7号东晋墓中男俑所戴介帻之外形与西晋相比，变化不大。由此推测，东晋的进贤冠应该沿袭了西晋的样式。
图 2ˉ 西晋对书青瓷俑之进贤冠
南北朝时期进贤冠的考古资料鲜有发现。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启母涂山》部分“启”中官员所戴进贤冠下不加帻，有学者认为这或是为了附和当时审美而减小冠体，可能是文献记载的“小冠”。[4]而云冈石窟第35窟供养人之进贤冠的样式（图3）则接近晋代，题铭龛时间为延昌四年（515），属于北魏晚期。此后，进贤冠虽在服制之列，但其图像近乎消失，这应该与当时平巾帻和笼冠的盛行有关。
图 3ˉ 云冈石窟第 35 窟供养人之进贤冠
平巾帻乃由平上帻演变而来，平上帻为衬在武弁之下的帻，檐宽，覆住头部，顶部低平。东汉晚期至晋，其后部逐渐加高，演变成平巾帻。升起的斜面上开两纵裂，横贯一笄导，用于固发。平巾帻上加网巾状的弁则组成笼冠，亦称武冠，原本是武官之冠，诸将军武官通服之。戴平巾帻及笼冠的人物形象出现在北朝各类图像中，包括陶俑、墓室壁画、线刻、洞窟壁画和浮雕，例如宁懋墓石刻、娄睿墓壁画等。巩县石窟和龙门石窟“帝王礼佛图”中，皇帝身后的近侍以及多个官员均服笼冠。
二、唐代考古资料中进贤冠样式的分类及分布
按照前述进贤冠的基本构成，可将唐代考古资料中所见进贤冠的样式分为A、B、C三种类型，A型和B型仅有介帻，并无展筩，C型介帻和展筩并存。
（一）进贤冠样式的分类
1.A型
仅有介帻，并无展筩。帻屋为方体状，中间横贯固发簪导，但簪导体积较小，并不明显。两个冠耳连成一体，高且圆。冠梁以平行竖线的形式表现于帻屋上（图4）。
图4ˉA 型
河南偃师柳凯夫妇墓、2000年发现的洛阳市东北郊唐墓、洛阳关林唐墓C7M1305和C7M6019中出土陶俑之冠为此型。柳凯夫妇墓和C7M1305中出土的两套文官俑，外形上有大、小之分，均戴A型进贤冠，但形式稍有差异，可分为两式。
A1式：方体帻屋较高，两个冠耳的圆弧度明显，虽连为一体，但仍可看出两耳之形。
A2式：方体帻屋稍低，两个冠耳的圆弧度不明显，有的甚至变成一条弧线。
2.B型
仅有介帻，并无展筩。帻屋有斜上坡面，中间横贯固发簪导。两个冠耳连成一体，高且圆。冠梁以平行竖线的形式表现于帻屋上（图5）。陕西礼泉的张士贵墓、郑仁泰墓，河南偃师北窑村M2杨堂墓、巩义新兴家园M15墓和河南孟津屈突季札墓等墓中均为此型。其中有三种主要样式，虽稍有出入,但其共同的特征不变，即介帻有一个斜着向上的趋势。
图5ˉB 型
B1式：帻屋的形状近似一个向上倾斜的扁平长方体，贴近冠耳。例如杨堂墓和巩义新兴家园M15出土俑像之冠。
B2式：帻屋的斜坡面呈“人”字形夹角。见于张士贵墓、郑仁泰墓和高力士墓等。
B3式：帻屋的斜坡面呈卷棚式。见于屈突季札墓、康文通墓和新天地M6墓等。李墓出土的三梁进贤冠也属此式。
B4式：帻屋近B3式，帻前有一圭形立牌，上雕蝉饰。见于泰陵、崇陵等文官石像生。
3.C型
延续了进贤冠原有的结构部件，介帻和展筩并存（图6）。此冠型在西安独孤思贞墓、洛阳安菩墓和巩义南河渡墓中可以见到。可分为两种样式。
图6ˉC 型
C1式：介帻体积虽小，但明显可见。展筩横跨于介帻之上，呈卷棚式。展筩高大，有些甚至高过冠耳。安菩墓和南河渡墓中的文官俑之冠属于此式。
C2式：介帻与展筩的界限并不清晰，整体呈长条块状斜立，高过冠耳。此式见于河南巩义新兴家园M599墓，河南偃师北窑村M5墓文官俑之冠应该也属此式，只是展筩断裂残缺。
（二）在考古资料中的分布
按照时间顺序，将唐代墓葬及其中出现的进贤冠样式对应，分列两表。表1为确切纪年之墓，为我们了解进贤冠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表2为无纪年之墓，其年代是考古学者根据墓葬形制及其他出土器物等推断出的相对年代，对应表1，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注：墓葬纪年以入葬时间为准，陵墓纪年为修陵时间。
从统计表格看，A型不常见，出土墓葬限河南地区，年代基本被定为初唐。其中有明确纪年的墓葬是柳凯夫妇墓，无纪年墓葬共3座。
B型的出现频率最高，且起讫时间分两段。第一个时间段在高宗显庆（656—660）至武周圣历（698—700）之间，第二个时间段从玄宗开元初年至唐末。相较于其他两式，B1式较少，只出现在第一个时间段，高宗晚期以后不再出现。B2和B3式贯穿两个时间段，但B2出现得早，目前已知最早出现B2的纪年墓是张士贵墓（658），而B3的首现为屈突季札墓（691），已到第一时间段的末期。B4式出现时间较晚，见于第二时间段，从广德元年（763）玄宗泰陵开始，基本只见于唐帝陵神道两边的文官石像生，崇陵、景陵、庄陵中均有。唐安公主墓（784）墓门石刻文官像所戴进贤冠也有圭形立牌，但未见蝉纹。
C型存在的时间段不长，从武周神功至玄宗开元中期。
根据以上分析，各型进贤冠起讫年代已大致明确，根据汇总次序图（图7），再结合相关资料，可以大致厘清唐代进贤冠样式的发展脉络。
图7ˉ 唐代进贤冠类型汇总次序图
三、展筩与介帻合体的反复
（一）进贤冠之初现
唐武德、贞观年间墓葬出土官吏俑的头冠仍以平巾帻居多，这大概是北朝之余热。昭陵杨温墓（640）官吏俑着平巾帻、裆和裤褶，郑乾意夫妇墓（640）中出土3件平巾帻俑和笼冠俑。辽宁朝阳91CGJM1墓（蔡须达墓）（643）出土官吏俑8件，均头戴平巾帻，着宽袖衣裳。这种情况直到永徽年间仍然存在，例如陕西礼泉昭陵段蕳璧墓（651）中出土II式男立俑，头戴平巾帻。
据目前所见的考古报告，唐代最早出现进贤冠且有明确纪年的墓葬是河南偃师柳凯夫妇墓。墓中出土2套A型进贤冠文官俑，其中大文官俑2件，小文官俑6件。柳凯夫妇麟德元年（664）奉迁合葬，柳凯和夫人裴氏先后亡于武德九年（626）和贞观二十三年（649），墓中随葬俑类可分出两套，且都具有典型的唐早期特点，说明柳凯和裴氏入葬时分别都有随葬品。[5]据此，墓中的文官俑可能分属柳凯和裴氏，其年份至迟可推到649年。除了出现的时间，柳凯夫妇墓中进贤冠的外观或许也可说明这是唐代最早的样式。A型冠的特征在于方体状介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与前代的承接关系。两晋进贤冠的介帻即为方体状。此外，除了没有展筩，A型冠与云冈石窟第35窟北魏晚期的进贤冠样式也非常接近。
A型冠俑在河南地区其他墓葬中也有少量发现。2003年发掘的洛阳关林唐墓C7M1305与柳凯夫妇墓情况更为近似，共发现4件文官俑，2大2小（M1305：32），考古报告推断墓葬年代为初唐晚期或盛唐早期。[6]2000年洛阳市东北郊出土的初唐彩绘文官俑，冠形与柳凯夫妇墓大文官俑一致，介帻上用红色画出了三道冠梁。[7]河南地区这个时期的墓葬中，平巾帻俑仍然存在，例如河南偃师崔大义夫妇墓（647）、河南洛阳贾敦颐墓（656）等。
（二）展筩意识的开始：斜坡状介帻
从高宗显庆年间开始，B型进贤冠开始大量出现。将介帻制成斜坡面状，并在上面刻画出梁数，这大概是唐代出现进贤冠展筩意识的开始。B型的四种亚型中，B2式和B3式介帻的坡面斜度更大，更接近展筩的形状，尤其是B2式，其“人”字形夹角和两晋、北魏进贤冠的展筩几乎一样。但唐代将展筩与介帻合为一体的转变过程在B1式上体现得更加明显。与其他两式相比，B1式存在的时间短，地理范围小，应该属于过渡性样式。
陕西华阴市宋素夫妇墓中出土文官俑两件（M1:21），形制大小相同，头戴B1式进贤冠（原报告称“小冠”）。帻屋是扁平的方体，但其有一个稍稍向上贴近冠耳的斜度，可视作方体状介帻向斜坡状介帻过渡的实例（图8）。墓主宋素卒于显庆四年（659），咸亨元年（670）与夫人王氏合葬于华州华阴县龙腹原。出现B1式的墓葬基本在河南，A型进贤冠也集中在河南。宋素墓虽地处陕西，但墓葬形制和出土陶俑风格异于关中地区，而更类似于洛阳地区，这或许与该墓所处地区有关。[8]此后，河南地区墓葬中的B型冠都为B2式和B3式了。
图8ˉ 宋素夫妇墓文官俑之进贤冠
（三）展筩的突出
大约从武周神功时期开始，进贤冠的样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消失许久的展筩独立出现了，横跨于介帻之上，并且在造型上有所强调。例如安菩墓中的文官俑，展筩弯曲弧度大，高出冠耳许多，上有表示官员等级的冠梁，而介帻的体积则相对较小。出土俑像的墓葬主要集中在陕西和河南地区，目前看到最早的纪年墓是西安神功元年（697）独孤思贞墓，但其持续时间并不长，至玄宗开元八年（720）前后，有着高大展筩的C型冠就基本不见了。咸阳底张湾天宝三年（744）豆卢建墓中的文官俑，有展筩折断余留的痕迹，断痕在该俑随葬前曾用白粉涂饰过，似乎这时展筩已可有可无。[9]
（四）展筩与介帻合体的定型
开元初年，B型的B2、B3式复又出现，例如昭陵开元六年（718）李贞墓中的文官俑之冠，展筩再次与介帻合而为一。720年以后，河南唐墓中的文、武官俑急剧减少，西安地区则一直到750年开始才有所减少[10]，文、武官的形象更多地出现在石墓门线刻上，例如高力士墓（763）和唐安公主墓（784）等。此外，从玄宗泰陵开始，文、武官石像生分班列置，这种格局延续至唐末。石墓门和石像生所见文官头戴进贤冠，冠上的展筩与介帻均合而为一，展筩不再单独出现。此后，五代、宋之进贤冠，至明代易名的梁冠，虽样式各具时代特征，但展筩和介帻合为一体的组合方式一直未变。
四、武冠元素的融入：金珰附蝉
B型的B4式在唐代进贤冠样式中是最为特殊的，其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比较集中，从广德元年开始至唐末，除唐安公主墓外，其余均见于帝陵神道东侧的文官石像生。B4式的特殊之处在于冠前的圭形立牌及上雕蝉纹，其并非进贤冠的固有部件，而是东汉至隋唐时期皇帝侍臣所戴武冠上的装饰。《后汉书》曰：“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11]武冠最初作为武官朝服首服列入服饰制度，与进贤冠对应，体现了文、武的职事差异。“金珰附蝉”在两晋、北朝至唐的考古图像和实物中均有发现，证实了唐帝陵文官石像生进贤冠前的圭形立牌即为此物。例如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金珰，其外轮廓近似圭形，上镂蝉纹（图9）。陕西蒲城惠庄太子墓墓道壁画上所绘侍臣，其头戴武冠，冠前饰圭形珰，珰上有蝉纹。
图9ˉ 北燕冯素弗墓出土金珰附蝉
关于唐代进贤冠上饰金珰附蝉的记载，可见于《新唐书·车服志》：“进贤冠者，文官朝参、三老五更之服也……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两梁，九品以上及国官一梁，六品以下私祭皆服之。侍中、中书令、左右散骑常侍有黄金珰，附蝉，貂尾。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12]但《旧唐书·舆服志》中并无相关内容。对此，孙机先生认为，《新唐书》所记并不符合实际，因宋有貂蝉冠，其构成为进贤冠加笼巾貂蝉，故这段记载反映出的是修《新唐书》时之宋人的观念。[13]而叶炜先生则认为这有可能反映了唐后期制度，但无法断定其确切时间，并指出这与中古侍臣群体构成之变化及侍臣从武职到文职的演变有关。[14]
从考古资料来看，唐代中期就出现了饰有金珰附蝉的进贤冠，且有较为确切的时间，应不晚于广德元年（763年）泰陵建陵。由于唐代进贤冠上同时饰有貂、蝉的图像目前尚未见到，因此《新唐书》中的这段记载是否属实还有待更多的证据证明。但不可否认的是，宋代貂蝉冠的形成应该多少受到了唐代的影响。纵观唐代中期至五代宋初的考古资料，从进贤冠加饰金珰附蝉到貂蝉冠的出现，其发展脉络还是较为清晰的。成都双流籍田竹林村后蜀合葬墓（图10）、四川彭山后蜀宋琳墓、后蜀孙汉韶墓等墓葬出土文官俑以及宋初永昌陵、永熙陵、永定陵文官石像生的进贤冠上均可见圭形金珰。至宋初，金珰附蝉与进贤冠的结合已成常态，再加上貂尾及笼巾（武冠上的纱弁），就形成了宋制中的貂蝉冠。
图10ˉ 双流籍田竹林村M2生肖文官俑之进贤冠
按《宋史》记载，宋初的貂蝉冠专用于中书、门下官员，以区别于其他文官，宋仁宗康定二年（1041），貂蝉笼巾成为最高级文官的标志。[15]因此，金珰附蝉不再适合作为普通进贤冠前的装饰。对照图像来看，宋永昭陵（1063）中的文官石像生进贤冠前的金珰附蝉已经消失，改为四瓣额花装饰，基本与文献所载相符。
结语
综上所述，进贤冠的样式在唐代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展筩和介帻的合体，二是金珰附蝉的出现。前者的发展共经历了四个阶段，展筩和介帻的合而为一并不是一个单向前进的发展行径，而是有一个反复过程。在第一个阶段的进贤冠，介帻为方体状，继承了两晋北魏的样式，但并无展筩，在介帻上画线表示冠梁。这种做法可能与北朝至唐之间进贤冠的甚少使用有关，具体的可能性有二：一是长时间的疏远使得俑像的制作者不太熟悉进贤冠的形制；二是唐初承接北朝，尚武风气仍盛，巾帻的继续流行使得进贤冠的复用并不受重视，作为陪葬品的俑人之进贤冠的制作也就比较草率。在第二个阶段，展筩意识开始出现，介帻的斜上坡面近似展筩的形状，展筩和介帻合而为一。B1式可以视作第一向第二阶段发展的过渡样式。第三个阶段大约从武周神功时期开始，唐代进贤冠的展筩正式出现,并且得到了强调，但是持续时间很短，流行时间仅二十余载。最后一个阶段，展筩和介帻再一次合而为一，并且持续到晚唐时期。在这之后，展筩不再单独出现，冠梁遂装在冠顶之上。金珰附蝉原为汉唐最高等级武官之冠上的装饰。考古资料显示，唐代中期开始出现饰有金珰附蝉的进贤冠，并延续至五代宋初，其与宋代貂蝉冠的形成不无关系。随着貂蝉冠使用人群的变化，普通进贤冠前的金珰附蝉消失。唐代是进贤冠样式发展历史进程中的转折点，这些变化规律，可为今后唐代墓葬年代的判定和俑像的分期提供一定的依据。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编号：2232023G-0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孙机：《进贤冠与武弁大冠》，载《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第165页。
[2]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第3670—3671页。
[3]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第769页。
[4]张珊、吴昊：《东晋帝王百官朝服式样的考证与推定》，《艺术设计研究》2018年第4期，第32页。
[5]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等：《河南偃师唐柳凯墓》，《文物》1992年第12期，第33页。
[6]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市关林1305号唐墓的清理》，《考古》2006年第2期，第55页。
[7]洛阳市文物管理局编《洛阳陶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211页。
[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华阴市文物旅游局：《陕西华阴市唐宋素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8年第3期，第41页。
[9]孙机：《进贤冠与武弁大冠》，载《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165页。
[10]何娟、郝红星：《唐代文、武官俑的演变》，《大众考古》2017年第11期，第44页。
[11]范晔：《后汉书》，第3668页。
[12]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第521页。
[13]孙机：《进贤冠与武弁大冠》，载《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420—421页。
[14]叶炜：《从武冠、貂蝉略论中古侍臣之演变》，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73—174页。
[15]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第3550—3552页。
